郭润苗：当前公益慈善领域，最缺试错的空间

郭润苗：

我是做技术工具的，更关注公益机构在日常活动中使用线上工具的活跃度，这从侧面反映了行业的活力。过去各种活动的组织比较频繁，近几年我观察到活动的数量和参与度有所下降，尤其是多元化的活动减少了，这类活动的频率和报名的积极性都明显下降。这种变化反映了公益慈善行业某种程度上的冷却。在公众筹款方面，大家感知到明显的变化，这与近年来一些政策调整有关，比如募捐监管的变化，导致大型筹款活动减少。

但积极的一面是，行业内越来越重视高质量发展和合规性。从筹款到项目流程管理，再到审计，整个流程变得更加规范。虽然这个过程对很多组织来说是痛苦的，增加了成本，但从长远来看是必要的。过去很多依赖手工操作的管理模式正在逐渐被淘汰，合规化是必然的趋势。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积极变化是筹款的理性化。公益机构更加注重建立和深耕捐赠人社群，而不是单纯依赖互联网流量。头部机构在筹款上的投入产出比不再像从前那么高。与此同时，中小机构找到了更加可持续的筹款方式，比如月捐。这种模式让机构与捐赠人建立了长期、稳固的联系。像蓝信封、猫盟这样的机构，几乎能够完全依靠月捐保持可持续发展。

健康的筹款模式通常与项目深度绑定。相比过去，今天的捐赠人更加关注反馈，机构必须更加重视与捐赠人的互动，不论是通过定期项目反馈、生日祝福、小礼物寄送等，还是更为精细的捐赠人生命周期管理。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筹款方式的变化，也反映出筹款回归理性之后，对人的关注变多了。

总体来看，行业正在从粗放式发展逐渐转向精细化发展。过去粗放式的发展不需要复杂工具，但现在，没有工具和技术的支持已经很难实现有效管理。

CFF：在你看来，目前公益慈善领域最缺少什么？

郭润苗：

我们首先要明确这个行业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社会组织的存在？它们存在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只有明确了目标，才能知道需要什么资源来实现它。如果我们认定某个要素缺失是主要矛盾，那将其补充进来后，才能看清这个要素对结果的影响。

至于最缺什么，我认为是“试错”的空间。比如说，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即使他犯错了，我相信他不是出于恶意，他可以继续尝试。不管是资助方还是政策管理方，不要一上来就“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错”。我们需要一个鼓励创新、允许犯错的氛围。就像软件开发，产品不可能一开始就完美，必须先推出一个初始版本，通过不断迭代优化，最终实现更好的效果。

如果没有试错空间，行业发展会比较缓慢。反之，有了更多的成本可控的试错空间，可能会涌现更多的资助型基金会，行业各种活动也会变多，气氛还是要搞起来。资助方和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应该是帮助机构不断改进，而不是一步到位追求完美。如果每次失败都被看作不能容忍的错误，创新就无从谈起。

所以，我认为目前公益慈善领域最缺的不是资金或人才，而是给公益机构“试错”的空间和创新的氛围。

CFF：捐赠和投资，虽然形式有很大不同，但本质上都是资源的调配，是民间资金的不同流向选择。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民间投资和民间捐赠都被当作是反映民间资本活跃度的指标。你如何看待捐赠和投资的动机？

郭润苗: 

这两者虽然在目标上有所不同，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都是一种价值交换的形式。捐赠人或投资者都是在根据自己的需求做出选择。捐赠和投资的本质差异在于它们的价值诉求不同。投资者通常希望通过财务回报来衡量成功，而捐赠者可能更关注心理上的满足感或社会影响力。

当然，捐赠也有不同的动机。比如我捐赠30元，因为我认同他们做的动物保护项目，动物保护好了我能获得某种成就感，而且我每个月能拿到一张漂亮的野生动物壁纸，我就很满意。这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投资——看到自己支持的事物蓬勃发展，感到自豪和满足。还有一些人捐赠是因为他们与负责这个项目的人有关系，或者他们希望通过参与某个公益活动增加社交资本。无论是哪种动机，捐赠背后都是一种交换的行为，虽然这种交换不一定是物质层面的。

捐赠和投资都是基于个人诉求和选择的市场行为。市场的本质就是交换，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的交换。在捐赠尤其是长期捐赠中，这个过程本身是在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也是一种“筛选”的过程——通过捐赠找到与自己价值观一致的人或组织。

捐赠和投资两者的背后，有一种共同的逻辑：通过投入资源，获得某种形式的回报或满足。这种回报可能是财务上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但无论如何，都是个人或者组织选择的一种表达。

CFF：你如何看待公益慈善领域的合作或交易成本？

郭润苗: 

简单来说，公益领域的交易成本要比商业领域高很多。相比在电商平台上上买东西，公益领域的交易过程要复杂得多，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首先，选择一个可靠的供应商本身就是一大挑战，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供应商，他们是否能提供可靠的服务也是个未知数。即使供应商看起来很靠谱，实际操作中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中途出问题，导致合作无法继续。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益机构在选择供应商时，要求必须严格遵循招投标程序，并按照标准化的SOP流程操作。看似是为了保证合规，但实际结果是进一步提高了交易成本。比如，假设我们签订一个信息化系统建设的合同，对于软件系统来说，通过招投标和竞价来确定好的项目方案，是违背软件开发逻辑的，这个过程本可以更高效，但现在有的合同需要花费大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沟通和确认，交易成本极高。而神奇的是，其实双方的对接人以及机构之间是特别信任的，但往往由于过度追求合规和避免责任，导致成本被进一步推高。

这种交易成本的提升，部分原因是因为甲方对试错的恐惧。害怕承担“可能”选错的责任，所以宁愿采取更保守的做法，拖延决策或者增加复杂的公认的流程。很多情况下，项目只有在最后关头才被迫启动，前期的沟通和准备避免不了各种拖延。

为了避免试错，就会增加别的成本，甚至是更高的成本，让整个做事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和昂贵。试错的空间几乎被完全压缩。这种现象在公益领域这两年比较明显，合作和交易变得更加困难。如何减少或降低这些成本，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CFF：目前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如何？这些数字基础设施在发挥怎样的作用？

郭润苗: 

在公益慈善领域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这个过程很难，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不断的优化。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与业务发展需求结合，还要沉淀数据并形成服务，不能为了建设而建设，而是要有市场需求，只有在市场中发挥作用，它才能持续发展。

举个例子，美国基金会中心之所以能成功，不仅因为它有强大的数据系统，还因为它能够将这些数据转化为商业价值，通过出售数据报告等，形成了可持续的收入模式。只有当别人愿意为其付费时，这个基础设施才能继续发展下去。

像中国的“基金会中心网”，如果能够提供准确且实时的行业数据，它的价值就会逐渐显现。即使暂时没有直接的变现，重要的是它吸引了大量用户，并且用户使用频繁积累了大量数据，长期来看，它的价值是不可忽视的。中心网本身不是基础设施，能够发挥价值的数据才是真正的基础设施。

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长期投资，肯定不是一个短期内就能看到回报的项目。以技术工具为例，某些工具或系统在早期阶段可能并不赚钱，但它们在后期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和分析功能，能帮助行业整体提高效率。就像修一条路，最初的投资很高，但只要有需求，修好的路就能发挥作用，带来经济效益。

目前来看，公益慈善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面临许多挑战。业内对技术应用的速度，难以跟上行业的需求，特别是在数据获取、信息整合和系统互通方面，还存在很多障碍。很多数据本应是公开透明的，然而由于技术和政策的制约，这些数据并未完全开放或对接，这造成了大量信息无法及时共享，影响了信息公开的效率和透明度。

举个例子，慈善中国平台拥有绝对的信息获取优势，也是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主要窗口，公募平台上的数据查询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且安全的接口直接从慈善中国自动获取，但目前还需要手动一个一个搜索或者暴力爬取的方式获取。即使数据在技术上可用，但由于各个公募平台之间的协调和沟通不畅，很多数据无法有效整合。这种状况导致了本来就有限的数据资源不能被高效的使用，不过目前当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需要政策和技术的支持，还需要有专业的数字化人才来进行架构设计和系统开发。尤其是在合规和安全方面，技术公司有能力确保所有数据的处理和使用都符合相关法规要求下保持尽量的开放。只有这样，数字基础设施才能真正为公益慈善领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促进数据的流通和透明，最终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

CFF：为了更好地促进行业信任与合作，你观察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郭润苗: 

回顾过去十年，我们谈论的信息化或数字化，大部分都集中在筹款上。筹款是一项刚需的、显性的工作，也相对容易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对技术公司而言，筹款的数字化也是最容易做的、容易推广的产品。

然而，随着行业发展，尤其是疫情这三年，我们开始思考如何打通整个收支闭环，不仅仅是筹款（收入），还包括项目的执行和支出的数字化。现在，我们不仅要处理捐赠资金的流入，还要关注如何将这笔资金用于项目，最后惠及受益人或目标对象。这种闭环理论上很清晰，但项目执行环节却没有像筹款那样标准化。尤其当机构规模比较大，执行流程严谨，项目执行过程需要更加个性化、精细化，这对系统的数字化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来了不少挑战。

其次，改变工作模式也是关键问题。筹款属于内部部门之间沟通链条比较短，且是收入增量工作，相对容易推动，而项目执行和资金支出则涉及到更复杂的流程，不是收入增量且需要投入大量成本。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机构对后端的系统建设缺乏积极性，主观意愿较弱。做完系统建设后，机构业务的改变是否真的能带来效果，往往还不明确，因此很多时候这种系统建设仍然是被迫推进的。

但实际上，疫情期间，客观因素加速了机构内部的数字化转型。除了收入部分基本上都已实现数字化，在支出方面，大部分机构都将内部审批流程线上化，钉钉、企微和飞书等OA工具的普及，使得机构的收支环节都有了数字化的“闭口”。这为后续的内部综合收支过程数字化打下了基础。

目前，我们正在通过两种方式推动数字化闭环建设：第一是通过标准化的收入流程，让机构的互联网筹款认账分账自动化，第二是确保支出环节与收入相关联，且集成机构的OA系统。这样通过收和支将核心流程数字化，再逐步推动更完善的内部数字化建设。这个过程的标准化比较难，但至少这个过程已经启动，未来会逐步拓宽，变得更加普惠。

随着当下主管部门、筹款平台以及机构自身的审计和合规要求越来越高，工具和技术也会伴随着不断成熟。现在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去推广切入，我们预计整个行业的闭环系统可能会在未来三四年的时间里逐步实现。

很多系统建设是在增加成本的，但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未来这些成本可能会大幅降低。合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捐赠人和受益人，让他们的捐赠行为变得更加透明和有保障。通过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合规性和服务质量能够自然而然地提高，从而促进公众对行业的信任。

整理、排版：徐文力

访谈、审核：史成斌

说明：本文经嘉宾审定发布，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其所在机构或本平台立场。转载或引用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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