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劢：让公益项目产生实质性效果，是高质量慈善的核心

CFF：你如何看待慈善和公益的概念或关系？

游劢：

刚入行时，我并没有特别在意“慈善”和“公益”这两个词的区别，后来我发现有些基金会叫慈善基金会，有些叫公益基金会，这确实引起了我的好奇。我起初觉得慈善是富有同情心，对他人的关怀，更强调人性本源。而公益则更强调其公共的属性，追求社会福祉和公平正义。今年为了得到答案，我特别参加了广州公益慈善书院的MPS项目的学习，探究这两者的区别。

当然我知道业内有些人士非常在意这两个词的用法，认为公益就是公益，慈善就是慈善，但大部分人其实是混用的，像“公益慈善行业”或“公益慈善组织”这样的说法很常见。

从国家层面来看，慈善法这部法律的名称及其对于慈善活动的相关解释，实际上已经把许多公益属性的活动都纳入慈善的范畴，是大慈善的概念了。

从历史上看，西方的慈善文化源自宗教倡导的“爱”，而在中国，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慈善”一词出自佛教经典，与慈悲精神相呼应。古人通过慈善行为表达了对他人的怜悯和利他精神，例如范式义庄以及义仓等。这种慈善文化从古至今在中国社会延续。

相比之下，“公益”一词在我国出现的历史较短。特别在清中期“公益”一词还具有经济受益、地方公事等用法，直到清末戊戌维新时期，它的语义开始趋向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两个方向，后来随着社会各阶层人士基于公民意识而开展的非营利实践，才使“公益”一词的解释慢慢趋向于今天大家所理解和认同的“公共利益”。

所以，从历史发展来看，慈善概念在中国的根基更深，内在涵义从古至今一以贯之。而公益概念则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演进的过程。我个人现在不太纠结这两个词的区别和用法，寻根问源之后，我觉得混用也无妨。

CFF：在你看来，目前公益慈善领域紧缺的是什么？

游劢：

现在行业内的人还是有点浮躁。公益慈善工作是关注人的发展、服务于人的工作，需要坚定的决心、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大量的时间投入。我觉得这背后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下的公益慈善。

现代公益慈善在中国的发展比西方晚了很多年，所以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借鉴了很多西方的工作方法和价值观。但当这些方法应用到中国的社会环境时，难免会遇到“水土不服”的情况。这时我们就需要去学习和理解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里公益慈善发展的脉络，尤其是古代和近代中国慈善家的思想和做法，这些思想能够为我们提供适宜的养分，这对当下的从业者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然我们也要深刻认识到，公益慈善行业是非常讲究专业性的，是需要从业者具备跨学科视角的，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不同学科是如何看待公益慈善的，这样能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个行业。虽然西方的方法和理论有很多先进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但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如果不进行适当的改良或本土化调整，大概率会遇到价值观冲突或职业困境等问题。

CFF：公益慈善领域有哪些值得讨论的议题？

游劢：

刚才我提到的对于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在行业内讨论的议题。它能够为我们凝聚行业共识，为从业者树立“接地气”的价值观。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是行业的自律问题。我记得几年前行业有一家第三方咨询机构做调研问卷，其中有调研公众如何看待公益职业，结果显示大约七成的人认为公益职业是道德高尚的职业。朱健刚老师也提到，公益行业常被认为是“站在道德高地”的行业。正因为公众有这种高道德期待，公益行业从业者的一言一行都备受关注。这个行业之前发生的“性骚扰”“骗捐”等违反伦理和道德行为的事件就会在社会上被无限放大，对行业的破坏性也比其他行业大得多。所以我希望有行业视角和担当的基金会、行业协会应该起到推动行业自律的作用。

CFF：你如何看待公益慈善领域的合作成本？如何降低这些合作成本？

游劢：

我认为公益慈善领域开展合作，其本质上就是由公益组织牵头，推动围绕在服务对象四周的各类利益相关方在不同层面产生协同，以有效回应服务对象的需求，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只要形成合作，肯定会产生各种成本——时间、资源、人力等。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我觉得核心在于构建“信任”关系。信任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所谓的交易成本。我们从事的公益慈善工作就是在关注人的发展，而这类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沟通。积极而有效的沟通，是建立信任的前提。信任的积累，虽然付出了很多沟通成本和试错成本，但反过来能够减少大量其他成本的产生。

举个例子，当我们的项目需要寻找县域公益机构合作时，最初双方彼此不熟悉，需要他人推荐并通过电话访谈、实地考察、尽职调查等方式尽可能获取全面客观的信息，就是在初步构建双方的信任关系，这必然会产生很多合作成本。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双方在项目开展并做出成效的基础上逐步加深了信任关系，后续的合作就变得更加顺畅。不需要做那么多重复性的工作，也不需要再频繁叮嘱相关事项，自然也就降低了很多合作成本，这就是信任的作用。

所以，我认为要减少合作成本，关键是建立和维护好信任关系。公益慈善的核心其实就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捐赠者之所以愿意捐钱给你，是因为他们信任你、信任你的机构或者你提出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而行业中的危机，往往是源于信任的破裂。

CFF：恒申基金会在促进信任和合作方面有哪些行动和思考？能否举几个例子？

游劢：

作为一家有做资助的基金会，我们需要相信我们所资助的伙伴。这种相信背后的信任，我通常称之为“信任假设”。这种信任不是在合作后逐步建立的，而是我们的捐赠人的格局和我作为秘书长的视野和专业性所带来的。我们相信这些组织具备回应社会问题的专业能力，很多事情是他们想做、能做而我们做不到的。这种“信任假设”对于基金会，是非常重要的。

以恒申基金会“恒爱妈妈”项目为例，这个项目从2015年启动时就通过跟县域公益组织合作，依靠他们机构的核心志愿者来服务乡村中的困境妇女群体。我们观察到这些县域公益组织拥有在地影响力和志愿者网络，我们一开始就认为只有通过他们在地的支持才能将项目落地，把服务做好。这种在双方还没有构建信任基础前的视角和认知，虽然会产生沟通和试错的成本，但这本身就是作为一家基金会需要去承担的。

而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为了帮助合作伙伴克服这些困难，我们投入资源，为他们提供运营层面的能力建设，并为项目负责人及核心志愿者教授专业服务方法，甚至组织她们外出游学参访，开拓视野，接触先进的理念。通过这些方式，双方一步步使信任关系更加稳固。

在这个项目中跟我们基金会合作最久的是一家县级红十字会，从2015年一直合作到现在。尽管机构负责人早已更换，但我们的合作关系更加密切。这背后正是信任关系的积累——我们投入各类资源帮助她们成长，而她们也通过接地气的服务成效证明了我们的信任是对的。

在恒申的项目体系中，我们始终遵循一个原则：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必须从一开始就建立。这样的信任可以通过其他机构的成功案例借鉴，但最关键的还是在具体合作中逐步验证和深化。

CFF：你提到“信任假设”，即假设对方是好人，愿意以开放的心态去合作，哪怕第一次被坑了，也能接受试错成本。在你看来，谁愿意为试错成本买单？

游劢：

我始终认为，除了基金会，估计没有其他利益相关方愿意承担这个成本。

政府部门很难承担这样的风险，因为他们的考核、晋升、仕途都与风险直接挂钩，所以他们会非常谨慎。小规模的公益组织也承受不起试错成本，因为他们的资源有限，风险太大。基金会本身大多数是有资金和资源基础的，从公益生态视角来看，基金会在合作中往往会不自知地享有部分权力和话语权，那也就理应承担一定的试错成本。反过来说，如果基金会连这点风险都不敢承担，那怎么去建立与其他公益组织的信任关系呢？

CFF：今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的主题是“投资于妇女：加速进步”。恒申基金会在“投资于妇女”方面有哪些行动和思考？

游劢：

投资于妇女其实就是将更多的社会资源向妇女倾斜。首先，我们的底层逻辑是，女性和男性除了生理差异外，在社会生活、权利义务等层面并没有本质区别。然而在现实中，女性在许多方面依旧无法享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我们在项目设计和服务过程中，主要就是在构建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链接各类资源帮助她们应对社会生活中的困难。与此同时，因为人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妇女发展类项目需要大量时间、资源的投入，所以我们团队坚信并坚定这是我们基金会长期关注的议题。

举一个我们支持的案例，在福建武夷山有一位80后的妈妈，我们称呼她“莲子妈妈”。她丈夫因车祸去世，没有获得赔偿，家庭陷入困境。她既要抚养两个孩子，还要照顾公公婆婆，精神和经济压力都非常大。我们的合作伙伴是一家当地的公益机构，机构负责人和核心志愿者们都很认同我们的项目，愿意帮助莲子妈妈改变困境。

最开始，莲子妈妈对志愿者有些陌生和警惕。我们通过个案服务，让志愿者一步一步与其建立了信任关系。后来，她开始敞开心扉，与志愿者分享她的困境和经历。我们发现，尽管她文化水平不高，但她身上有很多优点，谦虚好学、年轻，手机使用熟练。通过志愿者的鼓励和引导，她鼓起勇气尝试了原来没有做过的珠宝销售工作。渐渐适应和建立信心后，她不仅增加了家庭收入，还继续通过志愿者的支持，报了茶艺培训课程，成为了茶艺师。

合作机构和志愿者们的陪伴支持，让莲子妈妈感受到温暖，有了情感上的依托。在整个过程中，她从精神状态到经济收入，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她重新认识到了自己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

CFF：你如何看待慈善领域的“质量”问题？如何理解“高质量的慈善”？

游劢：

公益项目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慈善的质量。正如国家强调高质量发展，要从粗放型发展转向精细化、高效化一样，公益慈善领域也应关注项目的实际效果，而不仅仅是数量。

关注捐赠资金的增长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少量资金也能带来实际成效，而不是仅仅看捐赠的数字。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不论资金多少，能否对人带来真实的福祉和改变。

不论是通过数字化工具或是企业管理方式，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公益项目产生实实在在的成效。无论专家如何夸夸其谈，论坛多么丰富多彩，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最核心的目标：让公益项目产生实质性的效果。我认为，这是高质量慈善的核心。

有效回应社会问题，既是做公益的初心，也是做公益的目的。这个初心不能改变，不能让各种现象掩盖了这个目标，甚至让它变了形。底层逻辑是以钱为工具、以人为目的，而不是相反。

CFF：公益慈善领域需要更多的争鸣吗？

游劢：

争鸣有助于推动真正的讨论，我们需要更多不同的声音，推动更多思考。我们可以围绕慈善文化、自律、成效等方面展开讨论乃至争论。所有的争鸣最终都会带来行动的改变，推动行业的进步。

整个慈善行业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或者说复杂的产业链，链条上的每个节点都有值得倾听的声音。我觉得，像争鸣专栏这样的形式必须坚持下去。只要它持续下去，就能采访到各行各业、与慈善有关联的人，而不仅仅是听到行业“大咖”的声音。通过这些不同的声音和视角，我们可以更为客观全面地看待公益慈善领域的问题。

整理、排版：徐文力

访谈、审核：史成斌

说明：本文经嘉宾审定发布，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其所在机构或本平台立场。转载或引用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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