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雁：一个公益原教旨主义者的告别

2021年7月下旬，在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惠泽人”）每周一的例会上，62岁的创始人翟雁宣布将于3年后退出一线。

这令在场的10多名员工难以置信，有人窃窃私语道，“不可能，翟雁离不开惠泽人。她若离开了，惠泽人也难以为继了。”

2003年初，翟雁创办了惠泽人，以人人乐于专业志愿为使命，开展志愿服务教育，为公益机构提供专业志愿服务的能力建设，引领中国志愿服务专业化的发展与创新。

早在50岁时，翟雁就着手准备交接。期间，她找过三位有企业工作背景的高管空降惠泽人担任负责人。尽管翟雁认为他们具备出色的管理能力和志愿精神，却始终难与团队融合，也没能通过理事会的考核。这次，翟雁决定着重培养机构中层骨干，并从中选拔机构领导人。

交接的三年间，团队在走向独当一面的过程中跌过了不少跟头。业务能力与创新力不足，筹资困局难以突破，团队流失率较高。三年间，有10多名员工陆续离开。虽然对一手创办了20多年的机构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但翟雁下定决心，无论惠泽人的未来如何，她都会彻底放手。

接受《社会创新家》采访，翟雁表示：“我把组织和行业拎得很清。我做惠泽人绝不是为了一家独大，而是志愿行业能发展壮大。组织该死就得死。我相信，若志愿行业真的有社会价值，那么自有后来人。”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原院长王振耀称翟雁为“中国志愿第一人”，草根机构称其为“志愿者教母”。翟雁与志愿服务的故事从上个世纪就开始了。

1995年，翟雁还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儿科医生。当时，她报名加入了北京红枫妇女热线志愿者。那一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首次承办联合国会议，女性权益、志愿精神受到空前关注，启蒙了民智。翟雁有机会听到关于“人权与性别、全球公民社会”等主题演讲，人生第一次得知NGO、公民社会、社会变革理论等，顿时热血沸腾。

之后，她辞掉医生工作，毅然全职加入“红枫妇女热线”，成为一名公益人。2003年初，她创办了惠泽人，专注于为志愿者赋能，让志愿者充满行动的力量，由此扛起中国志愿服务的大旗。

早期做志愿服务时，翟雁凭着一腔热血，闷头做事。她身材瘦小，架着一副圆框眼镜，看着斯斯文文，书卷气十足，但实则有着惊人的活力。翟雁积极争取国际资助和专业支持，使得惠泽人成为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的民间合作伙伴。此外，她每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奔波于扎根在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域农村的草根NGO，为其提供志愿服务能力建设，并培育大量志愿者负责人。直至2008年，中国志愿者元年开启，她看到了志愿者高涨的热情但现实存在很大问题，并决定带领惠泽人推动中国志愿服务专业化建设。

那年，翟雁受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支持，前往汶川灾区调研应急救援志愿服务情况。她目睹大量志愿者徒有一腔热血，却缺乏专业知识和规范管理。在灾区，她常看到处找活儿的志愿者，还听到这么一句话，“防灾防火防心理志愿者”。上午，灾民接受的心理咨询师说，“你要坚强，不能哭。”下午，另一拨志愿者说，“哭吧，你要舒缓自己。”

“这样的志愿服务，会毁了志愿者的名誉！”回到北京，翟雁找到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董强和北京市社科院王凤仙等专家学者，在南都基金会资助下启动了汶川地震救灾志愿服务调研课题，开发了救灾志愿服务培训课程，为参与救灾的一线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提供能力培训。2011年，她又将全球“专业志愿（Pro Bono）”的概念首次引入国内。

要在行业打响一个全新的理念，难度可想而知。翟雁要重塑行业对志愿服务的认知，“志愿服务不是到养老院洗个脚这么简单，而是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智慧去改变社会”。她一场又一场地举办宣传培训，倡导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发挥所长，深度参与志愿服务，Pro Bono的概念就是她用嘴巴打响的。最终，她促进了志愿行业与企业、与政府的跨界合作，为其开发专业志愿服务项目。至今，惠泽人与英特尔、IBM、惠普、百度、爱立信、阿里巴巴公益、腾讯公益、字节跳动等多家公司开展专业志愿服务合作。

翟雁曾尝试做过许多工作：美容师、经济师、化妆品直销、电台主持人、商业培训师、会计等，她最终能在改变人与社会的行业坚定下来，这都是冥冥中的注定。

翟雁的父母在部委机关工作，她从小在部委机关大院长大，家境优渥，即便经历过自然灾害、“文革”，她也未挨过一天饿，过上一天苦日子。20世纪60、70年代，她就能接触到一些寻常百姓难以得到的限购新潮货：收音机、电视机、录音机等。翟雁记得每天晚上，父亲都准时收看新闻节目，望着电视屏幕上只会讲话的人，她会觉得好无聊。而仅有的几个频道每天播放着革命样板戏，她最喜欢《沙家浜》“智斗”那场戏，至今还能高唱如流。

从大时代走出来的人似乎都难逃命运的捉弄。翟雁高中毕业时，恰逢1976年，高考制度恢复的前一年，时代的洪流将她推向了军队生涯。最终，她成为一名军医。在部队从戎期间，她因吃不惯粗粮而饥饿难耐，偷吃过老乡家的鸡蛋。人生第一次到边疆地区，她为当地的军民巡诊送医，并目睹了底层人民的艰苦生活。一位母亲带着三个满脸冻疮的年幼孩子住在家徒四壁的黑暗房子里，翟雁将身上仅有的十几元钱都留给了这位母亲。从小优渥的家境与社会底层的艰辛形成巨大反差，参与社会变革的种子，在二十岁的翟雁心中生根，将她引向一条“离经叛道”的路。

过往的军旅生涯也练就了她刚毅顽强、愈挫愈勇的性格。做志愿工作近30年，翟雁历经过数不清的磨难，“有好几次就撑不下去了”。

2003年，翟雁带领惠泽人与政府部门合作，参与国家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为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心理矫正志愿服务。整整三年，她日夜奔波在各个社区街道，最终研发出了社区心理矫正工作制度体系、心理矫正流程等，并积累了上百个案例和百万字的研发资料，这为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填补了一项专业志愿服务的空白。然而，试点成功后，地方司法局想全盘“吸纳”，鸠占鹊巢，被翟雁拒绝后，司法局直接架空惠泽人机构。一夜之间，该项目的四名全职员工“集体失联”，三年的服务卷宗、志愿者档案、项目工作手册与培训教材、电脑数据等，全部消失不见。翟雁咬咬牙，从头再来。

“公益创业这么多年，我自愿出钱出力出心去服务志愿者，但也经历了被合伙人起诉赔钱，被人骗钱，被志愿者误解、告发、内斗，被政府监管、寻租罚款、污名化和各种限制，我是赔钱又赔人。”翟雁告诉《社会创新家》。

2016年，《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和《慈善法》出台，中国慈善事业步入了法制化时代。尽管翟雁参与了多个立法征求意见与相关研讨，并多次提出加强对志愿服务组织的保障，但最终颁布的《慈善法》让她心中涌起一股无奈与心酸，“《慈善法》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注册登记、开展服务等方面，并没有降低门槛，也没有提供必要的保障，反而提出了不对等的责任要求，志愿组织要承担志愿者在志愿服务当中的所有风险，这实际上束缚了志愿组织的发展，也限制了更多志愿者参与。”

此时，国内还没有一家专业志愿服务的资助型机构。“没有枪没有炮，我们就自己造。”翟雁再次扛起专业志愿大旗，她联合8名惠泽人专业志愿者领袖，动员了上百名专业志愿者捐赠人，于2016年共同创办了中国首家专业志愿服务的资助型平台机构——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旨在引领社会专业志愿力量，助力社会组织跨界合作，提升服务成效，促进社会创新。

翟雁是AB血型，具有鲜明的两极性格。在外表，她勇于创新，敢为人先；但在内心，她保守执着。做公益近30年，自有一套坚定不移的底层逻辑，而正是这套逻辑让她在行业内遭受了不小的争议。

20世纪末，慈善尚未进入公众视野，民间公益组织寥寥，翟雁常和较早进入公益行业的同行探讨慈善的本源。针对人性中的善恶、志愿精神、志愿服务发展与公益慈善职业化负相关等问题，他们都曾有过激烈的讨论。有人曾评价翟雁是个公益原教旨主义者。

翟雁坚信，慈善的根在人。因此，NGO要激发人性中的善，唤醒更多人参与公益服务，让人与人产生深度链接，并由内而外地发生转变。她坚持社会组织应当小而美，扎根群众之中，她反对社会组织将中心工作放在筹款或规模化，反对以筹款或规模化论英雄的行业风气。公益行业的属性是利他性，必须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组织自身做强做大。

翟雁认准的事，她会坚持到底。

2008年5月，徐永光带领翟雁等公益人一同奔赴汶川灾区，调研救灾志愿者的服务状况。当时，徐永光就预判，中国的志愿行业将迎来重大契机，便鼓励翟雁在四川设立分支机构，南都基金会可以提供资助。而翟雁认为，四川本地的志愿精神已经觉醒，她在调研时发现众多当地居民积极参与家园重建，当地政府也与社团组织打成一片，而公益应当遵守非竞争性原则，资源“蛋糕”就这么大，如果被惠泽人抢占了，当地的支持型社会组织可能因此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翟雁认为，最终解决当地问题的一定是本地人，外来人终究只是个过客。因此，惠泽人只要支持培育当地的支持型组织就好。

对于互联网众筹，翟雁也曾尝试参与并从中反思。惠泽人曾参与“99公益日”，翟雁坦言那时的她煎熬且困惑。为了筹款，有些社会组织开始卖惨，拿服务对象当工具，甚至暴露个人隐私，筹款本是工具却成了目的。她更看不惯杀熟，“公益慈善必须出于自愿，你强迫或裹挟人家捐款，这还是自愿吗？”她切身感到了行业的躁动与异化。

翟雁也曾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康晓光探讨公益与商业的关系。她认为，如果公益组织因为“活命”而走向商业化，筹资可能将成为公益组织的第一驱动力，社会价值会难以保全。公益组织也不能完全职业化，一旦职业化，员工就会为了工资和自身权益而奋斗，为金主强权服务，很难全心全意钻研穷人的问题并为弱者服务。

对外合作上，翟雁坚守的主义也成了她难以撬动的壳。

2018年，惠泽人与阿里巴巴公益合作，为“人人3小时”公益平台和员工公益委员提供志愿服务能力建设培训与咨询服务。在随手公益、捐步答题等线上参与公益活动的标准及其公益时界定上，翟雁因反对“泛志愿化”“泛公益化”，与阿里公益团队产生了激烈的讨论与碰撞。

“其实，无论是腾讯‘99公益’筹资平台，还是阿里‘人人3小时’公益平台，这样的探索、试错和持续改进，对互联网公益创新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我个人难以接受商业公司主导公益规则。”翟雁说。

在与政府和企业合作时，她也会直截了当地拒绝公益之外的任何诉求，“惠泽人卖艺不卖身”，不为企业做宣传，也不做利益交换，有的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经理直言，“翟老师不懂商业和市场，还活在云端。”

惠泽人内部也从不设立筹款、传播等专职岗位。翟雁不想将时间与资金浪费在“王婆卖瓜”式的对外宣传。目前，惠泽人有7名员工，博能基金会有5名员工，所有员工都在为志愿者服务。她直言不讳地表示，“我没有为筹资而请客招待过，惠泽人志愿服务的培训咨询业务应接不暇，我们主要靠口碑传播，不需要品牌宣传，也没有筹资费用。有志愿者在，惠泽人就死不了。”

翟雁不信奉任何宗教，但不止一位教徒认定她有信仰。

早年间，翟雁走访兰州的一处穆斯林社区。社区居民住在简陋的窝棚里，屋外臭水沟横流，因缺乏教育资源，社区里的孩子无法上学，平日里就蹲在墙边吃饭。路边还站着一群男性，他们直勾勾地盯着不戴头巾的女性。初次接触穆斯林文化，翟雁难免对当地男性的目光感到恐惧，无论走到哪儿都要有人陪同。但有一次，翟雁借住在一位穆斯林妇女志愿者家里，看到她摘下头巾，四目相对时，翟雁竟瞬间泪流满面。

当她走进当地清真寺，聆听众人诵读《古兰经》时，陌生的语言与旋律仿佛一连串的鼓点直击心灵深处，她再次热泪盈眶，旁边的教徒对她讲，“您绝对有宗教信仰。”

公益原教旨主义正是她的“信仰”，她的虔诚使得她坚守一个又一个与当下主流相悖的观点，但这些观点让她备受质疑。她时常感叹，上世纪的“公民社会”“参与式发展”“人道主义”“妇女即人权”等公益志愿精神与当代的“社会政治化”“社会企业化”“公益资本化”“公益规模化”等格格不入。

私下里，翟雁听过太多关于她的议论，很多人说她永远站在道德制高点，就知道谈些假大空的理想、主义，实则站着说话不腰疼。也有熟人直接调侃她，“行业都发展成什么样了，你怎么还固步自封呢？”

翟雁对公益原教旨精神有种执拗的坚持，她骨子里仍有军人般说一不二的性格，认准的事情就要死磕到底。从小，高墙和门卫围起的小社会构成了她童年的全部生活。每天早上6点，部队大院里准时响起起床号，接着是出操号、开饭号、上班号、熄灯号……她日复一日地、严格遵循着部队的生活秩序。几十年了，她无论忙到几点睡，都六点起床，睡前阅读或是听书一个小时，并坚持每天记工作笔记，她积攒的工作笔记和资料有十几个大箱子，就放在她卧室的壁橱里。

今年7月，翟雁正式退出管理一线，她终于卸下包袱，为自己的公益事业画上了一个圆。

至今，翟雁为上万家机构提供了专业公益与志愿服务的能力建设，其中，不少机构已从几人团队成长为上百人的庞大机构，年度资金规模也超过千万，甚至过亿元。正是在翟雁的感召、鞭策、重压下，有些志愿者和员工在离开惠泽人后选择继续深耕公益行业，其中，也不乏行业内的领军人物。

可翟雁总觉得这个圆有个缺口，这正是她做志愿公益以来最大的遗憾。

作为完美主义者，翟雁对团队有着极高的要求。她认为，“志愿者牺牲了自己的时间做志愿，员工就是为志愿者服务的，你拿了工资，为什么不能无私奉献呢？”志愿者常在周内晚上或周末参加志愿活动，因此员工也经常加班无休，随叫随到。为了协调志愿者参与，翟雁要求员工具备极强的沟通力、领导力和管理力，可她总觉得团队说话办事没能达到她的期望。

对待细节，翟雁也是出了名地要求严格。员工辛苦撰写的项目方案，交给翟雁，她一眼就能挑出很多毛病，并当面指出错误，主题思想、逻辑关系、词句语法、图片格式、标点错字……她不会关心人，只解决具体问题，常说得员工下不来台。一份方案，员工要修改至少五遍，她才基本满意，员工都叫她“V5”女神。若再改不满意，她干脆放弃沟通，直接自己亲自上手。

翟雁虽对志愿者群体有着充沛的大爱，她可以全年无休，疫情灾情期间，更是24小时为志愿者待命，却始终不会爱具体的人。

翟雁称这是她性格上的一种缺陷，源自从小的成长环境。翟雁上小学时，她的父母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下放到河南农村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她和一帮部队机关大院的孩子们住在留守处，类似“方舱医院”的礼堂里，男女分成两排，彼此用帘子隔开，由生活管理员照护。学校实行的也是半军事化管理，她被要求排放学队，两人成行，三人成队。童年正是情感发育的关键期，她和父母聚少离多，很少体会过家庭的温暖。在私情上，她从未曾获得，又谈何给予。她没有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概念，甚至不近人情。

曾与翟雁联合创办惠泽人的时乐，以及在惠泽人做过多年的心理专业志愿者，他们在离开惠泽人时都提及过，“翟雁这个人不懂得爱，她拼命三郎，不爱自己，不懂生活”“翟雁可敬不可亲，她伤了人心却浑然不知”。翟雁听到后十分震惊，她到现在都搞不清，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她总结经验认为，“坦率地说，我是个完全没有儿女私情的人。无论是早期做心理咨询、志愿服务，还是现在做公益咨询、机构管理。我在理性上可以与对方同理、深入交流，也可以在心理上共情和理解，但我始终是独立的个体，不能与任何人建立依赖与亲密关系。所以，我为志愿者做培训时，常告诫他们，千万不要过度投入情感、投射，不要与服务对象和同事建立私人关系，否则你可能会‘burning out’，心力衰竭，做不长久。”

作为翟雁的老朋友，杨团深知翟雁的软肋，并经常劝她，“你推动的专业志愿服务是非常好的事业，但靠你孤家寡人根本做不成。你必须把自己的那些挑剔、刀子嘴的毛病改掉，赶紧把骨干团队培养起来。”

翟雁也尝试过改变。有段时间，她学着温柔，学着哄人，开始照顾人的情绪，也不再挑剔，不再严厉，一步步地教团队撰写方案、与人沟通，但她觉得温柔时的自己特别假。在她心里，她并不想培养接班人，而是由真正具有志愿精神使命的人自己跳出来。

此外，翟雁也经历过不少“被员工炒鱿鱼”。她认为，“绝大多数员工只是来领一份工资，把工作当成一份生意，到点上班到点下班。稍有不如意就提辞职或者找管理漏洞，去劳动仲裁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很难有志愿精神或者创业者精神。”

翟雁坚守公益的利他属性，在培养行业和自己的机构之间，她果断选择了行业，并放弃内部管理。她倡导“公益无版权”，常花大量时间无偿输出，或将惠泽人多年积攒下的资源和技术对接给全国各地的NGO和志愿者领袖，支持他们根据本土情况创新发展。

曾经，有一家资助方找到翟雁寻求合作，她直接将惠泽人培育的外省同类支持型组织对接给资方，开展在地能力建设项目。

此举引得团队抱怨，自己辛苦多年为机构打拼，可翟雁却把知识产权直接奉献出去了。每周，他们最多只能见到翟雁一两次。其他时间，她都在外地做能力建设支持，自己团队的能力得不到更大提升，也让惠泽人多了同业竞争者。

翟雁拗不过自己的主义，她也觉得对不住员工，这成了她过不去的坎，也是那个残缺的圆。

2020年，就在翟雁决定退出一线的前一年，一名在外企与国际机构做过项目管理咨询的高管，也是惠泽人的专业志愿者思语找到翟雁，与她有过一次在线长谈，“你是个完美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你为组织搭建了完美的框架，为员工设定了完美的职能。但员工一进来，能力匹配不上，你就开始抱怨，看谁都不顺眼。其实，这根本不是员工的问题，而是框架本身没能面对现实的资源困境，没能给到员工必要的赋能和成长空间，员工很难有所成就。其实，我与许多NGO有过合作，你们团队真的很优秀，他们具有相当的专业能力水平，也很努力勤奋。”

翟雁凝视着手机屏幕，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无法回应、辩驳。那个夜晚，她失眠了，脑海中不停闪回着员工们懵圈的表情……她猛然醒悟，找到了让她在内部管理上一直拧巴的那个结点。

“很多人都跟我讲你的团队很优秀了，基金会、专业机构、政府部门都抢着要人，他们出去之后都有很快的成长和进步。如此看来，是我自身的局限性阻碍了团队的成长，是我的主义和经验限制了机构的发展。”那个夜晚，翟雁下定决心退出一线，将惠泽人的旗帜交给团队。

同时觉悟的，还有她对公益原教旨主义的坚守。

2010年，参加完第二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翟雁觉得与基金会们格格不入。在基金会的使命圆桌讨论中，她听到大家热火朝天地聊着基金会之道，而鲜有人关注扎根在一线的草根组织，忽视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志愿精神，而翟雁认为这恰恰是公益慈善的根。她几次呼吁基金会们要多关注志愿者和草根NGO，几次都无人响应。

翟雁逐渐淡出主流公益视野，专注于推动专业志愿服务为一线NGO赋能。十几年间，她埋头深耕志愿服务，抬头一看天，发现公益行业已经大变样了。

这几年，惠泽人向十来家基金会申请过资助，但令翟雁倍感意外，大多数的申请都被拒绝了。她不得不面对现实。有熟人见翟雁申请资助，直言，“翟老师，您都是评委级别的了，怎么还来申请这个项目。您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啊。”翟雁哭笑不得，“我他妈的有羽毛吗？我赤条条做公益，双脚从来都扎在泥土里。公益行业怎么分三六九等了？”

2020年1月，新冠疫情突袭，翟雁联合杨团和其他资深志愿者们共同开展了 “iWill志愿者联合行动”。在三年的抗疫全过程中，博能基金会得到三一基金会和友成基金会的资助，通过搭建“iWill中台”这一在线志愿服务项目管理体系，招募了上千名医师、社工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志愿者，为全国12万名灾区居民提供了线上社会心理、医疗救助和疫情防控等信息咨询志愿服务。

疫情过后，杨团找到翟雁，提议将iWill中台常态化运营。不仅是疫情灾情，很多公益领域都需要专业志愿者的协作。杨团以乡村振兴为例，“如何帮农民打造产品品牌，建设合作社等，都需要专业人才，但农村根本招不进来人，这时就急需专业志愿者提供帮助。iWill聚集了那么多优秀志愿者，我们绝不能让它散了。”

面对iWill中台的后续运营，全职人员和技术维护的资金，翟雁犯了难。如今，博能基金会每年筹款数百万元，都是限定性筹资，能够勉强维持机构现有运营，但难以挤出更多资金投入基础建设和新的项目。更棘手的是，机构缺乏专业筹款人员。

翟雁陷入了自我怀疑，“为什么我们拿不到基金会资助？是不是志愿服务不符合如今的公益环境？是不是我的道德洁癖才是事业最大的阻碍？”

2021年，翟雁与团队进入三年交接倒计时。她反复和团队强调，“你们不要受我的影响，不要受我坚守的那套主义的影响，该职业化就职业化，该设立筹款就设立筹款，行业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最终的现实可能证明我是不合时宜的，哥白尼不是被烧死了吗？因为他和那个时代格格不入。”

2024年7月，在惠泽人第五届理事会上，翟雁完成了交接。惠泽人新任理事长和主任对机构发展战略、筹资计划等进行了系统部署。

在与各互联网大厂的合作中，翟雁主动学习、接纳商业的逻辑。互联网的随手参与虽不能算作志愿服务，但个人行为可以累计积分，积分配捐善款，间接向公益机构捐赠，最终导向的是公益慈善。翟雁看到，“互联网平台通过更多的路径、渠道和方式汇聚众人的微小善意，看到更多的公益信息被大众关注和热议，也更加相信中国公益慈善之未来。”

年过花甲，除了眼角的皱纹，翟雁依然身板挺拔、精力充沛。2023年3月，中央社会工作部正式成立。其后，翟雁受该部门和北京市委社会工作部的委托，为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开展调研和政策建议。如今，她一多半的时间奔波于全国各地，开展志愿服务的社会调研，她不放过任何可能影响公共管理和政策制定者的机会，逮住一个官员就要介绍专业志愿服务和志愿者的故事，探讨社会治理之道。

三年里，翟雁将团队扶上了马，虽然机构困境依然难以突破，但团队成员们正在以他们的激情和创造力，推动核心业务持续发展。翟雁已经退到博能基金会理事长职位，通过法人治理结构护送团队前行。未来五年，她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研究与赋能，做好专业志愿服务和国际志愿服务领域的创新支持者和协作者。“我想让更多走出去的华人，有机会做志愿者；让国内更多的志愿者，也有机会走出去。也许，还会再创办第三个公益机构。”

去年，惠泽人向长青文献图书馆捐赠了20年来志愿服务的研究成果，每年一册，共计20本。今年，翟雁参加了“拾光——公益慈善口述史计划”（点此了解更多>>>），她也在执笔著书，慢慢梳理着中国志愿服务行业走过30年的路。

排版：季拓

审核：史成斌

说明：本文转载自“社会创新家”微信公众号。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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