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梦秋 | 规范：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中介

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都存在规范与规范性问题。人类的实践活动，既受规律的支配，也受规范的调控。主体实践的效果，是主体活动、客观规律和社会规范三者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不研究规范与规范性问题就不可能全面地揭示实践活动的机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实践和唯物主义的研究，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研究重点，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但遗憾的是实践与规范的关系之维，一直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影响了关于实践与唯物主义研究的拓展和深入。

实践与规范的关系，可以从规范的来源与实践、规范对实践的作用、实践对规范合理性的检验等多个视角来研究。本文拟从解释世界向改造世界过渡的角度，即规范对实践的作用的角度，考察和阐发实践与规范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践、劳动、工具是主体与客体的中介，主体是通过实践去认识、解释和改变客体的。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阐述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中介问题，也就是从解释自然到改造自然的中介问题、从解释社会到改造社会的中介问题，即从认识到实践的中介问题，这是与主体和客体的中介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且更加深入的问题。

规范是社会共同体或统治集团通过调控人的行为来调整与人相关的各种关系的指示或指示系统，如，“切勿乱伦”调整的是两性关系、“君义臣忠”调整的是君臣关系、“切勿偷盗”维护的是财产关系、“合理地利用自然”调整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相关的全部社会关系种类繁多、错综复杂，但基本可分为三大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想象中的超自然的关系。相应地，根据规范所调整的关系不同，也可以把规范分为三大类：调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技术规范、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调整人与想象中的超自然存在之间关系的宗教规范。它们在人类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综观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存在着三种中介方式：（1）通过巫术或宗教的程序性规范——以想象和献祭的方式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2）通过技术规范——以指导生产劳动的方式从解释自然到改变自然；（3）通过社会规范——以调整社会关系的方式从解释社会到改变社会。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言简意赅地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通过对人类各种具体形式的实践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从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并不能一蹴而就，必须有中介或桥梁，这就是指导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各种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

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只是描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及其发展变化，解释了其发展变化的原因和条件，回答了是什么、是如何、为什么等问题，而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改造或改变这个世界，即做什么、怎么做。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在语言产生之后，通常是以陈述句的方式来表达的。例如，对农时与植物的关系的认识——“春天是种子生根、发芽、展叶的季节”，就是一个陈述句；人们对世界的解释也是以陈述句来表达的，例如“春季的温度、雨水和阳光最适宜植物的种子生根、发芽、展叶”这个陈述句，解释了为什么植物的种子会在春季生根、发芽、展叶。由于描述和解释世界的陈述句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如种植活动中应该怎么去做，所以它们并不能直接指导、引起行动。那么，对于世界的认识和解释，到底是怎样发挥它们在改造世界活动中的指导作用的呢？经过对实践的要素和步骤的分析，可以发现，关键在于根据实践主体的需要，把作为认识和解释世界成果的陈述语句，转换为能引起和指导行动的规范语句，也就是完成从“是如何”到“应如何”的转变。例如，把“春天是植物的种子生根发芽展叶的季节”和“春季的阳光、温度和雨水最适宜种子生根发芽展叶” 这两个陈述句，结合人们的需要和目的，转变为关于农耕活动应该如何开展的规范语句，如“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春分麦起身，肥水要紧跟”“杨柳梢青杏花开，白菜萝卜一起栽”等。这几个农谚都是规范语句的缩写（目的是好念、好记，可恢复为完整的规范语句）。它们都是祈使句，具有召唤、引起和指导农耕活动的功能。我们的实践活动就是在此类能够引起行为和活动的各种规范（祈使句）的推动和指导下展开的。在此，规范充当了人类从认识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中介与桥梁。

广而言之，人类的全部物质生产劳动过程，都包含着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这三种要素，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展开的；同时，人类的各种生产劳动也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如生产关系中展开的社会性活动，是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互助合作，而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如何才能正确协调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者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如何才能正确协调劳动者之间及劳动者和管理者之间，乃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是一个在各种或长或短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实践和模仿实践中，把人类对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和解释，转变为各种技术性规范和社会性规范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把各种技术规范用于指导、协调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过程，而且还是把社会规范用于调整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各种关系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在当代大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中，表现得特别突出。社会化大生产是成千上万的劳动者，是各种不同的车间或部门，通过密切的分工合作而形成的大规模的协作性劳动或工作。如果没有统一的、严格的技术规范来指导工人的操作与劳动，如果没有统一、明晰的协作性规范来调控劳动者之间、各部门之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如果没有明晰产权的法律规范和公正的劳动法来调整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在井井有条、严密有序的分工与合作中，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低消耗高效益的目的。由此还可推导出：分配关系和分配活动、交换关系和交换活动，直至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等，也需要对应的各种社会性规范来调整和指导的结论。

即使在远古先民比较简单的农业生产中，也存在着指导和协调劳动者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技术规范和调整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协作性规范（社会性规范的一种）。《周颂·载芟》与《周颂·噫嘻》记载了西周时期的农耕状况：“千耦其耘”“十千维耦”。千、十千为概数，言其多；耦即“耦耕”，指二人配对共用耒耜（一种翻土的工具）进行耕作。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农人以两两配对的方式在田野里共同劳动，没有协调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协作性规范的统一指引和调控，是不可能有序、有效地展开的。使用耒耜这种两人共用的翻土农具的技术，也不可能是五花八门的，肯定有某种在农耕活动中总结出来的最省力、最有效的统一的操作方式，如“坚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坚硬的土地要用直柄的耜，柔软的土地要用弯柄的耜）。这种被普遍采用的操作方式就是技术规范。而当时翻地所使用的耒耜，也是按基本统一的形制即技术标准制造出来的。对于这种标准或形制，《考工记》有记载：“车人为耒，庛长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缘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内，六尺有六寸与步相中也。”周代的《诗经》中还记载了劳动者与指挥者、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规定和调整这种关系的规则：“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即田官）发尔私（梠之形误，农具），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描述了周成王号令田官指挥和协调大规模的农耕活动的情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规定了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归属）。

马克思曾指出：“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最蹩脚的建筑师的工作超过最灵巧的蜜蜂的地方，在于他在施工之前，就在头脑里形成了即将开建的建筑的观念化模型（如果以纸为载体，就是建筑的设计图和施工图）。这个模型能够由建筑师随心所欲地想象出来吗？绝对不能，它只能是建筑师根据一整套严格的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并结合需求设计出来的。在建筑师通过劳作“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的过程中，他可以任性地挥洒吗？绝对不行，他必须“中规中矩”地工作。这里的“规矩”既指施工的图纸，也指建筑工人劳作时必须遵守的操作规程。如，“为了防潮、防腐，木柱必须放置于高出地面的石础上”；砌砖时，必须做到“横平竖直、砂浆饱满、错缝搭接、接槎可靠”。不严格遵守技术规范，就只能造出“豆腐渣工程”。

马克思还指出：“诚然，动物也生产。动物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蜜蜂、蜘蛛、蚂蚁、海狸都只能按照它们各自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来建造，动物的尺度是其物种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无意识地形成的最适合其生存和繁衍的行为程式，动物对这个程式的运用，是本能的、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而人这种特殊的动物，能够认识、模仿和把握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并把它们与人的尺度结合起来，改变自然物的性质和形态，使之为自己所用。仿生学，包括动物仿生学、建筑仿生学、设计仿生学的出现，就是明证。枪矛像兽角，潜艇具有鱼的外形，飞机像滑翔的苍鹰，现代航天器内部大量采用蜂窝式的结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各种动物的建造活动所依据的“尺度”，之所以被马克思称为“尺度”，是因为它们是固定的、标准化、程式化的，它们在动物的建造活动中，被本能地、重复地遵守和运用。例如，蜂巢是由许多相等的正六角形房孔组成的。房孔的底是尖的，是由三个完全相同的菱形组成。菱形两个锐角都是70°，两个钝角都是109°。世界上所有的蜂巢都是按照这个统一的形状和角度建造的。而动物的尺度，如蜂巢的格式，被人类所掌握之后，就转化成可为人所利用的尺度——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被广泛运用于改造自然，造福人类 。关于这一点，古人亦有明确的表述。亚里士多德说：技艺是对自然的模仿。这是一些古希腊哲学家的共识，德谟克利特举例论证了这一点：“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这是一个从“人工”模仿“天工”到“巧夺天工”（如“五禽戏”），最终形成融合了“天工”和人之价值追求的技术规范的过程。

由上可见，马克思所强调的“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一定是以人类自己转化或创造的各种尺度即价值尺度和技术尺度（技术规范）为指导和依据的，这是人类的生产实践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根本区别，也是盲目的试错实践和自觉的能动实践的分水岭。从神农尝百草的试错活动，到《神农本草经》这部药学经典的最后成书，是一个漫长的历程。而《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就是华夏先人在漫长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地从试错到自觉的标志。这时，华夏先人已经从摸索和模仿，向自觉地根据一定的规范来用药治病转变（本草经之“经”就有基本原则、基本规范的意义）。例如，开方用药时，须按照《神农本草经》提出的“用药须合君臣佐使”与药味配搭须“七情和合”这两个基本原则，来组方配伍，达到“解疾而不伤正”的目的。

综上所述，人类是在各种规范的指导下改造世界的，规范是人类从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过渡到改造世界的中介和桥梁，而且是盲目的试错实践和自觉的能动实践的分水岭，是前者过渡到后者的标志。忽视了这两个方面，就不能充分说明人类实践过程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及其特征。

以巫术或宗教的程序性规范和各种各样的祭品，借助想象和献祭，去解释世界并力图影响世界，这是初民社会广泛存在至今也仍有遗存的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方式。

在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自然科学尚未出现的远古时期，“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面对各种加害或有益于人类且难以捉摸、预测和抗拒的自然现象，古人只能以想象的、拟人化的方式加以解释，例如，以类比的方式，把风暴、雷电、山火、暴雨、洪水、海啸归因于人格化的风神、雷神、火神、雨神、河神、海神；把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归因于谷神、“送子娘娘”。这种以想象的方式解释世界，鲁迅谓此：“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

出于趋利避害的祈求，古人指望神祇消灾降福。为了打动和利用神祇，他们想象神祇也和人类一样，喜好美食、美女和其他各种供奉，于是就设计出一套程序化的仪式，由巫师或神职人员通过这套仪式把人们祈福消灾的愿望传达给诸神，并提供各种祭品如猪牛羊三牲、果蔬，甚至处女、儿童作为酬谢。对此，《说文解字》有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此处的“礼”，就是敬神的标准化、规范化的程序和祭品。假如在献祭之后自然环境和生存环境发生了人们所祈求的改变，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们就以为自己的这一套程序化的仪式和奉献感动了神祇、说动了神祇，并借助神祇的力量改变了外部世界。在此，程序化的仪式、祭品和实施这一套仪式的巫师或神职人员充当了古人沟通人与神、人与天的媒介，也成为以献祭的方式从想象地解释世界过渡到想象地改变世界的中间桥梁。这种程序化的仪式，是逐渐形成、丰富、修正、完善和定形，并世世代代地传承下来的，最终成为祭祀神灵的活动必须严格遵守的、表达诉求和提供祭品的程序性规范。所以说，在远古时代，程式化、规范化的巫术和宗教仪轨，充当了人们以想象和献祭的方式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中介。关于巫术及其程序在沟通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作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它并不讨好、献媚于神祇，而是力图通过特定的咒语和规仪，控制和支配神化的自然力。如使暴风改变方向，吹向敌人。但无论各种巫术的意图有多大的差别，以想象的方式、利用程序性规范去影响自然界的实质是一样的。

进入文明时代特别是农耕社会以后，虽然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认识不断扩展、深入，合理化的成分也越来越多，但仍远远不足以充分、合理地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原始的巫术和图腾崇拜、自然崇拜也逐渐地演变为各种宗教。此时，人们仍然必须借助想象解释自然界和自身的起源与死亡，并根据这种解释设计一种严守各种戒律和规范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力图通过这种规范化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来沟通人神、人天，以改变自身的处境，直至进入想象中的永恒境界、极乐世界。此时，各种宗教的规范，如摩西十戒、佛门五戒、“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伊斯兰教法等，就成为调整、改变人和超自然的存在之间关系的中介，成为以想象、奉献和修行的方式改变人之境遇和命运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一种文化途径。

在中国古代，农业基本处于看天吃饭的状态。每年的降雨是否及时，降雨量的多少，是决定农业收成的首要因素，因而祈雨仪式是与农业相关的最重要的仪式。祈雨仪式，古代简称“雩”，在甲骨文、金文和历朝历代的各种文献中有大量的记载。《周礼·春官·宗伯下》有云：“司巫（即巫官之长）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说文解字》释“雩”为“夏祭乐于赤帝（即日神）以祈甘雨也。”这种仪式沿袭了几千年，是以巫术或宗教的程序和献祭，力图利用自然现象、自然力的典型。类似的还有每年的春播祭祀、秋收庆典等。在古埃及，尼罗河的周期性的洪水，为两岸谷地带来了肥沃的土壤和丰沛的水量，是当地农业的保障。古埃及人坚信尼罗河的洪水是女神伊西斯的泪水在流淌，因而在尼罗河畔举行各种祭祀和庆典，感谢女神的保佑和恩赐。特别是在每年一度、标志着新的农业季节到来的洪水节，人们会举行盛大的仪式，载歌载舞，向尼罗河神慷慨献祭，祈求丰收和平安。综观世界各民族的历史，类似的习俗五花八门，不胜枚举。

而在各种手工业行业，如木匠业、制鞋业，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小，匠人的收获主要与个人的手艺、努力和社会需求有关，因而与行业相关的各种宗教仪式就比农业、渔业少得多。春秋时期有“百工”之说，到了唐朝出现了“三百六十行”。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祖师，如泥、瓦、木匠业敬拜鲁班，药业敬拜神农，渔业敬拜伏羲，梨园拜唐明皇。各种祭祀仪式大多与对祖师爷的祭拜有关。每逢祖师爷的诞辰、忌日、节假日或开业、开工、收徒、满师的时节，都要按照传统的仪式和程序，备上香烛、猪头三牲、果蔬粮食，隆重地跪拜、祭祀一番，但除了开工、上梁等一些祭祀，一般并不急功近利地追求马上兑现的实质性的恩典，就像大旱之年祭祀龙王爷急盼下雨那样，营造气氛、增进感情、心理慰藉、确定名分、促进行会团结等精神性作用的意义更大。

以巫术或宗教的程序性规范，借助想象和献祭去影响世界，并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有些时候，尽管巫术和宗教的仪式并不是情境变化的真正原因，但由于变化发生在仪式完成之后，例如，感冒发烧等自限性疾病的好转，发生在巫医念咒之后，天地复明发生在百姓敲锣打鼓“吓走吞食日月的天狗”之后，人们便误以为仪式有效。如果无效，便以沾染不洁之物、心不诚、守戒不严等各种托词来解释。这是借助巫术和宗教的程序性规范去影响世界的方式得以延续下来的认知性原因。缓解大众焦虑情绪的效果和统治集团的大力支持，则分别是其延续的心理性原因和政治性原因。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种借助想象去改变情境的方式也势必被更合理与有效的方式所取代。

初民以巫术、图腾崇拜和原始宗教的种种程式化的仪规和招式，用想象的方式，力图控制自然和自然力。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与此同时，初民也以反复试错、模仿的方式，摸索着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正确方式。据说，有巢氏仿鸟雀筑巢，构木为屋；神农氏尝百草，为世人解除病痛；鲁班模仿草叶的齿状边缘造锯子；等等。中华民族的这些集体记忆透露了先民从认识和解释世界走向利用和改变世界的信息。鲁班的手指被齿形的草叶边缘割伤了，这使他意识到齿形的片状物与受割体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模仿齿形草叶造出锯子。有了锯子，就会在反复地改进和使用锯子的过程中，形成使用和制造锯子的成熟的技术，并传播开，成为木匠们和铁匠们都必须掌握的普遍化的操作方式，这就是技术规范。如，造木锯时，“锯齿不可在一直线上，须隔一齿就有一齿外倾”（目的是避免锯条被其两边的木料夹住）；拉大锯开大料时，“锯条不得左右晃动”（晃动会折断锯条）；等等。工匠们熟练地掌握了各种技术规范之后，就能够事半功倍地完成生产任务。在此，我们看到了农耕时代（也是小手工业时代），人们是如何在接触自然的过程中，从感知和解释自然现象，过渡到利用和改变自然物的。这期间，有一个在试错活动中逐渐形成技术和技术规范，并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以技术规范训练学徒成为工匠，再进入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从认知和解释自然现象，通过技术规范的形成和运用，向改造自然物飞跃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盲目试错的实践，通过形成和运用技术规范，向自觉实践转变的过程。技术规范的形成，既是从解释世界过渡到改造世界的标志和中介，也是试错实践与自觉实践的分水岭，还是试错实践过渡到自觉实践的桥梁。

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是我国第一部手工业技术规范的汇集，它对木工、金工、皮革、染色、刮磨、陶瓷等六大类三十个工种的产品的制造工艺和技术规范，做了详尽的说明。例如，它对用于制作不同类型的青铜器的铜与锡的比例，提出了精确的规范性要求——“金（即青铜）有六齐（‘齐’同‘剂’，‘六齐’即六种配方）：六分其金而锡居一（即铜与锡的比例是五比一，以下可类推），谓之钟鼎之齐（鼎的配方）；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叁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是官营手工业的铸匠、铜匠必须严格遵守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的一种）。《考工记》的问世表明，先秦时期的手工业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技术规范系统，它是华夏先人世世代代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丰富经验的总结，也是考核工匠和指导手工业劳动的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的经典。

人类社会经由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进入工业化时代，生产从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进入机器大生产的阶段。这时，由个别劳动者运用体力和简单工具来完成的劳动过程，转变为由工人操控的机器和机器系统完成的大生产过程。机器系统是由动力机、传送系统和工作机构成的，工人对这个系统的操控必须严格按照一系列精确的技术规范来进行，一个动作都不能错；动力机、传送系统和工作机也必须严格地按照精确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的一种）来设计与制造。此时，每个工人（如流水线上的装配工）的操作，已经剔除了任性、多余或个人有创意发挥的成分，变成完全规范化、标准化的动作系列（同时也变成失去了任何乐趣的枯燥无味的异化劳动）。在世界市场形成后，特别是全球化时代，产业链的形成和世界范围的精细分工与紧密合作，推动着技术规范、技术标准从行业规范、行业标准向国家直至国际的规范和标准发展。比如，芯片的设计和制造、用于芯片设计的软件、用于芯片制造的光刻机和蚀刻设备的设计和制造，都要严格遵守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制定的一系列国际性的规范和标准。唯有如此，这个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不同企业制造的不同产品才有质量保证，才能相互匹配和适配，并向全世界提供各种通用的半导体产品。

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规范的形成也逐渐由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转变为科学原理的应用。在农耕社会，生产实践经验中包含着对自然现象的认知和解释，对自然现象的认知和解释同生产者的需要和目的相结合，转化为改造自然物的技术和技术规范。到了工业化时代，自然科学的运用成了技术和技术规范的来源。科学的原理源于科学家对自然界的观察和实验，是对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是如何），这一认识与生产的需要相结合，转化为技术和技术规范（应如何），成为从解释自然到改造自然的桥梁，全程指导劳动过程和生产实践，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韦伯曾经指出，工具理性占统治地位，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所谓工具理性，就是为目的的实现而寻找最佳的工具与运用工具的最佳方式的一种能力和努力。它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工厂管理的泰勒制中，体现为：运用自然科学为实现生产的目的而确立最恰当的制造和运用设备的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管理人员进行动作研究和工时研究，分析生产活动、操作过程，制定标准化的操作规范、操作程序，并以工具设备、作业环境的标准化和差别计件工资制来配套。列宁对之曾作过中肯的评价：“泰勒制——也同资本主义的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统计和监督制度等等。”

时至今日，可以说任何一种产业、任何一个行业，离开了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都不能生存和发展。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的制定和执行也由地域性行业的自发行为提升为国家行为和国际组织的行为。以我国为例，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已公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有2014项、推荐性国家标准有14027项、指导性技术文件有520项。而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目前已经制定了多达1010项、16大类的标准及安全相关准则，并为全球IDM厂、晶圆厂、封装测试厂等广泛采用。可以说，现今各国工业体系之间的竞争已经上升到争夺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的制定权和参与权的竞争。这是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经济活动进入高度组织化、社会化和全球化的产物和标志。

人类改造自然以获得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并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结成集体的协作性活动，恩格斯说：“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由此产生了建立和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需要。换言之，人类与自然互动的过程，是在人与人互动的过程中完成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与协调人际关系的活动是交织纠缠在一起的。在原始人围猎大型野兽或兽群的活动中，使用各种不同武器、从不同角度攻击野兽的战士之间，就已经有分工与合作的需要。而攻击者之间的合作又需要统一的指挥，由此又产生了战士与首领的关系。狩猎的收获需要分配，由此又产生了部落成员之间的分配关系。与这种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并存的还有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由此又产生了各种形式的两性关系和代际关系。在生产力有所发展、劳动产品有所剩余之后，又发生了人们的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私有财产的两极分化又导致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此同时，战俘和饥寒交迫的族人沦为奴隶，出现了剥削关系。为了维护剥削关系，又出现了国家机器，产生了政治关系。如此等等。于是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社会关系也越来越复杂。这里出现了多种类型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劳动者与管理者的关系、生产资料与其所有者的关系、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关系、产品分配关系、私人财产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关系等。其基础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即生产力，生产力之上是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生产关系之上是政治关系。这么复杂的社会关系，如果没有恰当的、合理的、相对稳定的社会规范系统来控制和协调，必定天下大乱。而社会规范系统就是在人类建构和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实践和认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规范的形成意味着社会关系的某种特定状态（如父母子女之间的抚养赡养关系、商品交换中的等价交换关系、公务员和纳税人的关系等），被社会广泛地认同或被权威机构规定为合理的、常态的，从而稳定下来。于是，人们就必须根据这些规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调整彼此之间的关系，达到规范的要求，从而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这就是社会规范在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而新的社会形态的重建，不外是把由于旧规范系统的瓦解而变为一盘散沙的个人，按照新的规范系统整合到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之中，从而构成的新的社会形态。至于应根据何种规范系统或者说何种社会制度来重构新社会，并不能随心所欲，只能以构建者对新社会的性质的理解为基础。例如，资产阶级的政治规范系统即它的政治制度，就是根据其思想家对人的本性与政治的本质的理解和设想（社会契约论）来建构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规范系统即基本制度的构想，也是以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理解和把握为基础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不同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是如何根据他们对社会性质的认识和理解，去构建新的社会规范系统，并运用于改变和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在这个过程中，从理解社会关系的性质过渡到自觉地改变和调整社会关系，建立新的社会形态，是以社会规范系统为桥梁和中介的。以下我们将以周朝的兴衰和秦王朝的建立来说明这一点。 

社会关系是同人与自然关系相互依存的。各种社会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和以之为基础的政治关系，是否同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协调一致，直接影响着人与自然的改造关系、利用关系和保护关系。如果社会关系适应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的状况及其变化，就会推进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人对自然的改造即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这个时候就需要建立适当的社会规范系统，主要是法律规范系统和道德规范系统，以调整和保护同人与自然关系（主要是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生产关系），纠正和惩罚破坏这种关系的行为。例如，西周的井田制允许农人在贵族的公田做完农活之后，在归己耕种的田里劳动，收获也归己。这就在确保贵族利益的前提下，调动了农人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也改善了农户的生活。同时，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分邦建国的政治格局，拱卫京畿，保护了新兴的周王朝。为了巩固这样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即井田制和分封制，西周统治者制定了后人称之为周礼的一整套典章制度即社会规范系统，要求社会各等级都严格遵守，不得违反。例如，周礼对天子、诸侯、大夫所应享有的仪礼和乐舞做了严格的规定——“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用意在于巩固森严的等级差别。

后来，由于周天子的实力和权威下降，便有诸侯、大夫如鲁国的季孙氏，擅用天子规格的乐舞，招致孔子怒斥：“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至于制定礼乐、出兵征伐这类事关江山社稷的大事，更是有严格的规范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来决定和管控。诸侯、大夫擅出礼乐征伐、“陪臣执国命”这些严重的犯上作乱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到了孔子的时代，这些现象已开始蔓延，孔子断定其长不了：“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在此，我们看到了在武王伐纣的乱世过后，周礼——一种新的社会规范系统的建立，对变革殷商旧的经济政治关系和建立、维护周代新的经济政治关系的重大作用。周代统治集团对新社会的建构，就是对新的社会规范系统的构建，而这个规范系统的主要内容就是根据宗法血缘关系来实行的等级分封制（包括井田制），以及为彰显和稳固这个基本制度而设置的各类繁琐的礼仪。社会规范系统的重构，对改变和塑造社会及其关系和结构的关键性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当社会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不适应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之时，就会阻碍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即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由此就产生了调整社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的需要。例如，春秋后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的出现，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户在完成公田和归己耕种的田地之后还有空余时间，于是就出现了私自在井田之外开荒的现象；贵族也自己组织开荒，大量增加封地之外的耕地面积。这就必然地导致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大量新增的耕地成了私田，相应地出现了自耕农、佃农和地主这三个新的社会阶级，出现了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这就动摇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土地所有制和人身依附制。铁器、牛耕、私田和自耕农、佃农、地主的出现，实际上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出现，这就需要调整和变革周代的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新的社会规范系统，以保护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于是就出现了各诸侯国的相继变法和“礼崩乐坏”的局面，最后是秦统一六国。秦王朝沿用秦国原有的法律，并制定各种新的律令，推出一套新的社会规范系统，以保护和调整新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秦国曾于简公七年（前408），颁布 “ 初租禾 ” 的法令，允许私田存在，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到了始皇三十一年（前216），秦王朝颁布在全国推行土地私有制的法令，要求“ 使黔首自实田 ”，即所有农户和地主皆须据实向官府登记自己占有的田地，并缴纳租赋，服徭役，而官府则承认和保护其土地所有权。这个法令的推行，彻底摧毁了井田制即土地天子所有制，巩固了土地私有制，促进了小农经济、地主经济的发展。而由皇帝制、中央官制和郡县制构成的政治规范系统的确立，则彻底废除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和分封制，以官僚政治制度取代了贵族政治制度。从此以后，“百代皆行秦政制”。秦朝所建立的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社会规范大系统，延续了两千多年，其间虽有许多损益，但并未伤筋动骨，其基本构架成为保护和调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经济政治关系的基本规范系统。

“秦政制”这一规范系统是建立在法家对人性与政治的负面理解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法家关于人性和社会的理解和主张，是以集大成的“秦政制”为中介和抓手，去改造社会与规训万民的。法家主张：人的本性“好利恶善”，人际关系是利益关系，是相互利用或损害的关系；由这样的关系所构成的社会也是一个充满争斗、倾轧的社会；因此君王必须通过严刑峻法来控制臣民、治理国家。这也就是说，根据法家对人性与社会的理解或解释，必然导出只能用刚性规范系统即基于强力的法制，来规训百姓（以法为教）、治理社会的结论。与此同步发生的是，标榜礼治和道德教化的周朝的衰亡与变法图强的君主专制国家的兴起。这就是一个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顺应生产力发展和本阶级利益，从认知和解释人性与社会开始，以社会规范系统的制定和实施为中介，走向改变旧社会、建构新社会的过程。

西汉中期，董仲舒顺应时势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武帝所接受。董仲舒将“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用于解释宇宙和社会的运行。在他看来，天地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可分为阴阳，“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 《春秋繁露·同类相动》），阴阳二者相辅相成，其中阳为主，阴为辅；天道和人事会互相感应，这体现在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中，就是君、父、夫属阳，臣、子、妻为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春秋繁露·基义》），所以前者应为主，后者应为辅。由此就必然推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基本规范，“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构建、调整和维护社会伦理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了一种解释世界的世界观，是如何转变为社会伦理规范，并通过这个桥梁，进而在家庭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调整人际关系的作用的。

必须指出，社会性规范和技术性规范在改变、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并不是各自独立地起作用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新的技术性规范的出现，会引起社会协作性规范的相应变化，社会性规范的变化，也会引起相应的技术性规范的变化。秦制的确立、丰满和大成，就包含着社会性规范和技术性规范这两条相辅相成的进路。要在全国广大地区推行中央的法规法令，如果没有“车同轨、书同文、地同域、量同衡、币同形”等一系列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的配合和支撑，就很难贯彻下去、推广开来、一致起来。如果各地域之间交通不便、通讯不易、文字不一、语言不通，又如何能做到“政同制”“行同伦”呢？周代之所以只能实行诸侯各自为政的分封制，缺乏诸多技术条件如交通不便、通讯方式落后，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技术性规范与社会性规范的唇齿相依之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在漫长的进化和发展历程中，人类是在摸索性、试错性的活动和实践中，逐渐地从简单到复杂地形成和改进各种技术性规范和社会性规范的；它们是人类从认知和解释自然界与社会，向改变自然界与社会过渡的桥梁和中介；是否以恰当的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去指导改变与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盲目的、试错的实践和自觉的、能动的实践的分水岭，是区分二者的标志，也是前者向后者转化的桥梁。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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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转载自公众号中国学派

编辑 | 么欣欣

中国伦理在线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