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辛格 | 当今的物种歧视

人对动物的观念在幼小时候便开始形成

我们已经明白，人在处理与非人类动物的关系中，怎样为了平常的琐细目的造成动物的痛苦，违背了应当遵守的平等考虑利益的基本道德原则；我们也已经明白，一代又一代的西方思想家，怎样为捍卫人类的这种做法的权利进行辩护。在这最后一章里，我准备审视当今维护和推动物种歧视的实践方式，以及为奴役动物进行辩解的各种论证和借口，其中有些辩解是针对本书所持的立场的。所以，本章专门对动物解放运动的主张中最常受到的批评做出回答，同时也打算作为前一章的扩展，对历史上起源于《圣经》和古希腊并持续至今的思想体系加以揭露。揭露和批判这个思想体系十分重要，因为虽然当代人对待动物的态度在很有限的方面相当仁慈，允许对动物的生存条件作一定的改善，但却不向人对动物的基本态度提出挑战。可是，如果我们不改变为了人类目的无情地剥夺其他动物的基本立场，这些改善总会有受到侵蚀的危险。只有彻底打破2000多年来西方对待动物的思想，才能奠定废除剥夺动物的牢固基础。

我们对动物的观念在很幼小的时候便开始形成，从幼年起就吃肉，对于这种态度具有决定性影响。有意思的是，许多儿童起初不愿意吃动物的肉，父母们错误地认为肉食是健康所必需的，因而极力劝说他们，儿童才养成吃肉的习惯。不过值得强调的是，不论儿童的最初反应怎样，在我们懂得自己吃的是动物尸体之前，早就已经吃肉了。因此，我们吃动物的肉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并由社会的趋同压力造成的偏见所促进的，绝不是我们在知情的情况下有意识做出的决定。同时，儿童又天然地喜欢动物，我们的社会也鼓励他们喜爱像猫狗一类的动物，和抱着玩的布制动物玩具。这些事实有助于解释，我们这个社会的儿童对动物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区分性特征，即这种态度不是单一的，而是有两种共存的相互冲突的态度，这两种态度又谨慎地区分开来，使得二者固有的矛盾不大会引起麻烦。

过去，孩子们都是听童话长大的。童话里的动物，尤其是狼总是被描绘成为人类的狡猾敌人。典型的故事结局是皆大欢喜，足智多谋的英雄趁狼熟睡时，把石头缝进狼的肚子里，坠入池塘里淹死。假如孩子们还不明白这些故事的含意，他们再加上唱这类的儿歌：

三只瞎老鼠，看它们怎么逃？

撞上一农妇，手握一把刀。

一刀剁下去，尾巴斩断了。

这等有趣事，你可曾见到？

对于伴随这类故事和儿歌长大的孩子，他们所学的和吃的是一致的。然而，这类童话和儿歌现在已不再流行，就儿童对动物的态度来说，表面上总是亲切愉快的。因此产生了一个问题：怎么看待我们所吃的动物？

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反应是回避。把儿童对动物的喜爱转向不作食用的动物身上去，如狗、猫和其他陪伴动物，这些都是城市或郊区儿童最常见到的动物。抱着玩的布制玩具动物，通常是熊或狮子，而不会是猪或牛。但是，当图画读物、故事书和儿童电视节目涉及养殖场动物时，可能用精心策划的方法，使儿童对现代养殖场的本质产生错误的印象，来掩盖我们在第三章里所揭露的现实。例如，儿童从贺曼出版公司的畅销书《农场动物》看到的图画，是母鸡、火鸡、奶牛和猪，它们身边围绕着自己的幼仔，见不到一个鸡笼、牛棚和猪圈。文字则告诉我们：猪在“美餐后，在泥潭里打滚，发出高兴的叫声！”而“牛在悠闲自得地摆动着尾巴，吃着草，哞哞地叫”。英国出版的书，像畅销的“瓢虫书系”中的《农庄》，传达着同样的乡间静谧的印象：母鸡领着小鸡在果园里自由漫步，其他的动物也都跟自己的幼仔住在宽敞的院子里。儿童们看这样的读物，无怪乎他们长大后相信，即使动物“必须”为人提供食物去死，可是在死以前它们过得很快活。

由于认识到我们儿时形成的观念非常重要，争取妇女权利运动已成功地培育出一种新的儿童文学，在这类作品里出现了勇敢的公主救出落难王子的故事，让女孩扮演往日留给男孩发挥作用的核心角色。由于残忍不是儿童读物的理想主题，因此要改变我们读给儿童听的动物故事并不那么容易。但是，应当可以避免令人厌恶的情节，让图画读物和故事鼓励儿童把动物当成独立的生命加以尊重，而不是看做专供人们食用和娱乐的好玩的小东西。随着儿童长大，让他们懂得绝大多数动物的境况很不好。问题是非素食的父母们不愿意让子女了解真相，生怕孩子对动物产生感情，会破坏家庭的饮食习惯。现在甚至还常听到，某位朋友的孩子知道肉是动物的屠宰产品后便拒绝吃肉了。可惜这种本能的反抗会遇到非素食父母的巨大阻力。面对父母的反对，大多数儿童无法坚持拒不吃肉，因为父母为他们准备饮食，还教育他们要不吃肉身体就不能长得高大强壮。希望随着营养常识的普及将有更多的家长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孩子可能比他们更聪明。这是显示人们与他们所吃的动物隔离程度的一个指标，从伴随儿童长大的故事书里，他们误以为动物一生在养殖场里悠闲徜徉，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毫无必要改变这个美好的想象。在人们居住的城市和郊区不会有养殖场，而开车经过乡间，看到许多农场的建筑物和寥寥无几的家畜在田野里时，有几个人能分得出那是粮仓还是鸡舍呢？

在这个问题上，大众传媒也没有向公众开展教育。美国的电视台几乎每天晚上都播放野生动物的节目，或是假定在野生条件下的动物节目，有时是把捕获的野生动物放到一个范围不大的场所以便于拍摄。但是，只能偶尔从农业或食品生产的“专题片”里，看到一带而过的集约养殖场的镜头。一般观众知道的关于猎豹和鲨鱼生活的知识，要比对鸡和小肉牛的生活状况了解得多的多。结果是，从电视获得的养殖场动物的“资讯”，大部分来自商业广告，像猪自己要求去制作成香肠，金枪鱼自己去装成罐头等荒诞的动画，还有美化小肉鸡饲养状况的赤裸裸的谎言。报纸也好不了多少，报道的都是些有“人情味”的动物故事，像动物园的大猩猩产仔，或者濒危动物的生存受到威胁，而对剥夺千千万万家禽和家畜行动自由的养殖技术则只字不提。

在最近的动物解放运动揭发出一两个恶名昭著的实验室之前，大众对于动物实验的了解，不比养殖场的情况知道得更多。这当然是由于大众无法进入实验室，研究报告在专业期刊上发表，只有声称其发现具有特殊重要性时才向媒体发布新闻。因此，在动物解放运动能够吸引全国性媒体注意以前，大众全然不知绝大多数的动物实验根本没有发表，而大多数发表的反正也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如同第二章所说，由于没有人确切知道在美国究竟做了多少动物实验，所以大众对动物实验的广泛程度一无所知，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研究机构的设计一般也不让大众看到活的动物是怎么进去，死的动物怎么出来的。（一本动物实验方法的标准教科书建议实验室附设焚化炉，因为许多动物尸体像普通垃圾一样运出来的情景，“肯定不会提高这个研究中心或学校在大众中的形象”。）

因此，无知是物种歧视者的第一道防线。可是，任何人只要肯花时间，决心探寻个究竟，这道防线是容易突破的。如果你打算跟人说晚餐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回答通常是：“别说了，你会倒我的胃口。”即使人们知道传统的家庭养殖场已经被大养殖联合企业所取代，知道实验室里在做许多很成问题的动物实验，但却坚持模糊的信念，认为情况不会太严重，否则政府或动物福利组织早就干涉了。几年前，德国反对集约养殖业最直言不讳的人物、法兰克福动物园主任伯恩哈特·格泽梅克，把德国人对养殖场的无知，与早先那一代德国人对隐藏在大多数人眼皮底下的另一种暴行（指纳粹的暴行。译者）的无知相提并论。毫无疑问，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不是没有能力去发现真相，而是不想知道会使心情沉重的事情，这导致缺乏意识；当然还有令人心安的想法，那些地方不管发生什么暴行的受害者，毕竟不是自己族群的成员。

认为我们能够依靠动物福利组织来监督动物不受虐待，是一种安慰人心的想法。现在大多数国家至少有一个庞大而健全的动物保护协会，美国就有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ASPCA）、美国人道协会（AHA）和全美人道协会（HSUS），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仍是英国最大的动物福利组织。我们有理由要问：这些组织为什么不能阻止像本书第二、三章中所列举的明显的虐待动物行为呢？

动物福利组织未能采取行动反对最重要的虐待行为，有几个原因。其一是历史的原因。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和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在成立时都是激进的社团，远远走在舆论的前面，反对各种形式的虐待动物，包括当时（今天的情况仍然一样）受虐待最严重的大量牺牲者——农场或养殖场动物。然而，随着这些社团的财产、会员和声誉的增长，它们逐渐丢掉了激进的承诺，成为“体制”内的一部分。这些社团同政府官员、商界人士和科学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企图利用这些关系来改善动物的境况。这也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果，但是，与那些依靠生产食用或实验用动物和进行动物实验获取基本利益的人们接触的同时，使得对剥夺动物的激进批评变得软弱无力，而这些批评正是当年的社团创建者们所为之奋斗的。现在这些社团为了细小的改革，一再就其基本原则实行妥协。他们说，现时取得一些进步聊胜于无，但是这些改良常常并不能改善动物的境况，反而起到安抚大众的作用，好像动物福利无需再做什么事情了。

其二，由于这些社团的财产增加，另一种考虑变得更为重要。建立动物福利社团是作为慈善组织注册的，这种地位使社团免税，而在英国和美国，注册慈善组织的条件是不得从事政治活动，可惜的是，政治活动有时是改善动物境况的惟一办法。（特别是，如果一个社团过于小心谨慎，不敢号召大众抵制动物产品。）可是，绝大多数规模大的社团，都坚守不做任何可能危及慈善组织地位的活动。这就使得他们强调做些像收容流浪狗和对个人肆意虐待动物的行为提出指控等四平八稳的工作，而不去广泛开展反对系统性虐待动物的运动。

最后，从近百年的某个时期起，主要的动物福利社团对饲养场动物失去了兴趣。或许是因为这些社团的支持者和官员都是城市人，对狗猫的了解和关心远超过对猪和肉用小牛犊的程度。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历史悠久的社团通过出版物和宣传，为把猫狗和野生动物需要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变成社会的普遍态度，做出了显著贡献，但对其他动物则没有。因而人们会把“动物福利”当成是痴爱猫儿的善心女人的事情，而不是一种建立在公正和道德基本原则上的事业。

在最近10年里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新出现了许多比较激进的动物解放和动物权利组织。这些新成立的社团与现有的、过去影响有限的一些社团合作，使社会大众对于集约养殖场、动物实验、马戏团、动物园和狩猎等所造成的大规模、系统的虐待动物行径的了解大为增加。第二，或许为了回应新一波对动物境况的关切，像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和全美人道协会等历史悠久的团体，也开始对养殖场动物和实验动物的虐待状况采取强硬的立场，甚至号召大众对集约饲养的小牛肉、咸肉和鸡蛋等产品进行抵制。

唤起大众关心动物最难克服的一个原因，是“人类优先”的假定

唤起大众关心动物最难克服的一个原因，或许就是“人类优先”的假定，以及任何关于动物问题作为严肃的道德或政治议题，都不可能与人类的问题相提并论。这个假定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首先，这本身便是物种歧视的征象。任何对这个主题没有做充分研究的人，怎么可能知道动物的问题不比人类的痛苦问题严重呢？有人可能声称知道，只是臆断动物实在无关紧要，而且无论动物遭受多大的痛苦都没有人的痛苦重要。但是，痛苦就是痛苦，不能因为遭受痛苦的生命个体不属于我们人类的成员，防止不必要的疼痛和痛苦的重要性就降低了。如果有人说应当“白人优先”，因而非洲的贫穷问题就没有欧洲的贫穷问题重要，我们会怎么想呢？

世界上确实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我们贡献时间和精力，诸如饥荒和贫穷、种族主义、战争和核毁灭的威胁、性别歧视、失业以及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等等，都是重大的议题，谁能说其中哪一个最重要呢？但只要我们抛弃物种歧视这个偏见，就可以看出，人类对其他非人类动物的压迫在这些议题排行中应占有一席位置。人类对动物造成的痛苦可能是最严重的，涉及的数量特别巨大，单是美国每年就有上亿头的猪、牛、羊要遭受在第三章所描述的痛苦经历，数以十亿计的鸡命运相同。此外，每年至少还有2500万只动物被用做实验。设想如果强使1000个人像动物那样去做家用产品的毒性实验，必定会引起举国大哗。那么，使用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来做同样的实验，起码应当得到我们相同的关切，特别是这种痛苦并非必要，只要我们存心去解决，就是容易停止的。绝大多数有理性的人都要求防止战争、消灭种族不平等、贫穷和失业，问题是我们力图解决这些议题已经很多年了，现在还得承认，其中大部分的事情我们真还不知道怎样去解决。与这些议题相比，减少人类造成动物的痛苦，只要我们着手去做是相对容易的。

无论如何，“人类优先”的观点通常只是一个借口，对人或动物的痛苦无所作为，而不再需要抉择的二者面前做真诚的选择。其实这两个问题并非相互对立难以两全。就算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固定的，花时间做某一件事会减少做另一件事的时间，但集中精力花时间解决人类问题的人，一点也不妨碍他参与抵制养殖场残酷生产出来的动物产品。素食所花的时间一点也不会比肉食多。其实，如第四章所述，声称关怀人类福祉和保护环境的人们，单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这个目的就理当素食。实行素食有助于节约粮食供其他地方的百姓食用，同时可以减少污染、节约用水和能源消耗以及减少砍伐森林：而且素食比肉食便宜，还可以节省金钱，用于救济饥荒、控制人口，或者他们认为亟待去做的任何社会福利或政治事业。要是素食者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其他问题上，而对动物解放活动的兴趣不大，我不会对他们的态度真诚产生怀疑。但是，如果非素食者要说“人类问题优先”，这不禁会令我诧异，难道他们为人类做的事情，就是驱使人们持续不断地支持对养殖场动物进行浪费而又残忍的剥夺！

在这里需要插一点历史话题。“人类优先”的观点必然会引出一种常见的说法，即参与动物福利运动的人关心动物甚于关心人。毫无疑问，有些人是这样。不过，历史上的动物福利运动的领袖关心人的程度，要比不关心动物的人对人的关心要高得多。其实，反对压迫黑人和妇女运动的领袖，常常又是反对虐待动物运动领袖的情况很普遍，而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同时又伴有物种歧视的情况也很普遍，从而为这三者的平行关系提供了意想不到的证明。例如，在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几位创立者中，威廉·韦尔伯福斯和福韦尔·巴克斯顿就是英国反对黑奴制度的领袖。早期主张男女平等人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除著有《为妇女权利辩护》以外，还写过一本儿童故事集来鼓励儿童善待动物，书名为《真实的故事》。美国早期主张男女平等的人士有许多与素食运动有关系，其中以露西·斯通、阿米莉亚·布卢默、苏姗·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史坦顿。她们与改革派、反对奴隶制的《论坛报》编辑霍勒斯·格里利会聚在一起，为“妇女权利和素食主义”干杯。

动物福利运动还应当获得开创反对虐待儿童运动之先河的荣誉。1874年，美国动物福利社团的先驱亨利·伯格接到请求，去照顾遭到残酷殴打的一个小动物。可是，这个小动物竟是一名儿童，伯格利用保护动物的法规，对这个儿童的监护人以虐待动物罪起诉成功。而这项动物立法先前是由他起草，并迫使纽约当局通过的。其后虐待儿童的案件随之而来，于是成立了纽约防止虐待儿童协会。消息传到英国，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也成立了同样的组织——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这个团体的创建人之一是沙夫茨伯里伯爵。像其他许多人道主义者一样，他既是重要的社会改革家、《工厂法》的起草人（这项法律导致废除了童工制和每日14小时工作制），同时又是动物保护的先驱，发起过一场著名的运动，反对不加控制的动物实验和其他形式的虐待动物。沙夫茨伯里的成就使得认为关怀非人类动物就不关心人，或者致力于某一项事业就不能兼顾另一事业的观点不攻自破。

我们关于动物天性的概念，以及由这种概念引出的意义在推理上的错误，也支持着我们的物种歧视态度。我们总认为其他动物比人野蛮，比如说，这些人是“有人情味的”，就是说他们善良；说他们是“野兽般的”、“兽性的”，要么说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就“像动物”，或“像畜生”，就是表示这些人残忍、卑劣。然而，我们难得静下来想一想，那种哪怕只要有一点微小理由就进行屠杀的动物，其实就是人这种动物。我们都认为狮子和狼凶残，因为它们杀生，但是，它们要不杀生便必定挨饿。而人屠杀其他动物可以只是为了运动娱乐、满足好奇心、装饰身体和享受口味。人类还因贪婪或权力的争夺而自相残杀，何况人并不以屠杀为满足。从整个历史来看，人不论是对自己的同类成员，还是对同为动物的非人类动物，总是喜欢在处死对方之前加以虐待或折磨，这种行径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

在我们忽视人类残暴的同时，却又夸大了其他动物的凶残。以臭名远扬的狼为例：根据动物学家在野外的细致研究，多少民间故事中被视为坏蛋的狼，其实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它们对配偶忠贞、从一而终，对自己的幼仔尽职尽责，对社群也很忠诚。除了果腹而外，狼不会伤害任何动物。要是公狼之间发生争斗，输方只要把最易于致命的颈下方暴露在胜利者的面前表示臣服，尽管胜利者的尖牙利齿贴近对手的颈部血管要害，争斗也就此结束。狼与人类征服者不同的是，只以对方的屈服为满足，而不要对手丧命。

在我们印象中，动物世界总是一幅血腥争斗的场面，同时我们又无视其他种动物所具有的社群生活的复杂性，只把这些动物的成员看做是个体的单独存在，彼此间没有关系。当人结婚时，我们把配偶间的亲密关系归于爱情，为丧偶的人感到悲伤。但是，我们说其他动物的配对成双，只是本能驱使。如果一只动物被猎人或陷阱所杀害或捕获，用于研究或送往动物园，我们不会想到这只动物可能也有配偶，对方因这个动物死亡或被捕的突然消失而感到痛苦。同样，我们知道母子分离双方都很痛苦，可是，无论食用动物养殖场，还是陪伴动物和实验动物的繁殖场，它们的常规工作就是把动物母子拆散，从不考虑它们的感情伤害。

奇怪的是，虽然人们经常把动物的复杂行为随便说成“只是本能”，因而不值得与人类显然相似的行为相提并论，但还是这些人们，为了自己便利却无视动物简单的本能行为模式对它们的重要意义。因此人们常说，下蛋的母鸡、小牛肉的牛犊和笼养的实验用狗的那些饲养方法不会造成痛苦.因为它们根本不知道除此而外还有别的生活条件。从第三章里我们知道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不论动物是否曾经在自由条件下生活过、它们都感觉到需要运动、伸腿展翅、理毛梳羽和转身活动。群居性动物即使生来未经历过群居生活，在单独隔离时都会感到心神不安；如果一群动物的数量太多，由于个体间不能相互辨认，同样也会骚动不安，动物处于这种压力下会出现互相残杀的“恶癖”。

对非人类动物天性的普遍无知，使得不按其天性对待动物的人最终只能用“它们不是人”这话来对付批评。对，它们确实不是人，但同时它们也不是把饲料转化为肉的机器，更不是研究用的器具。动物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携带笔记本和摄影机经年累月地研究动物，大众有关动物的常识与专业人士的新近发现相比，差距极大。有鉴于此，认为动物像是泥巴团，可以按照人类需要随心所欲地捏塑、为我们私利服务的观念，非常危险。另一方面，对动物多愁善感拟人化的危害性则不大。

有人试图根据非人类动物的天性，来说明我们对待动物是合理的。作为反对素食主义的一种理由，常有人说，其他动物也杀生作为食物，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早在1785年就有这种类比的说法，当时威廉·佩利加以驳斥，他说人类可以不杀生过活，而其他动物的天性只能靠杀生取食才能生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话是千真万确的，只有少数例外。有些动物可以不吃肉生存，但偶尔也吃肉，例如黑猩猩，不过这类动物的肉一般不会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无论如何，即使依靠素食为生的动物有时也吃其他动物，但不能作为支持我们这么做合乎道德的理由。人类是多么的离奇古怪啊！通常自认为总比其他动物高贵，但是，只要能支持自己的饮食偏好，竟也会使用我们应当从其他动物那里寻求道德启示和指导原则这样的论点。当然，关键是动物没有考虑替换别种食物的能力，也没有在道德上反省杀生取食的是非能力，所以它们只能自行其是。或许我们对这样的世界秩序感到遗憾，但认为非人类动物应对其行为负有道德责任或者应受惩处，则是毫无意义的。另一方面，本书的每个读者对这个问题都有能力做出道德选择。我们不能逃避自己选择模仿其他动物行为的责任，因为那些动物不具有选择能力。

（现在肯定有人会说，我已经承认了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有明显的差别了，因此我暴露出一切动物平等的论证存在缺点。任何持这种批评的人，应该仔细阅读本书第一章。你会发现你误解了我在那里主张平等的实质。我决不会荒唐地断言，正常成年人与其他动物没有明显的差别。我的要点不是说动物有能力按道德行事，而是把适用于人的对利益作平等考虑的道德原则，同样也用来对待动物。我们把平等考虑的生命个体的范围，包括那些本身不能做出道德选择的生命个体，这就必然包含我们对待幼儿以及由于种种原因在心智上不能理解道德选择的本质的一些人，那常常是正确的。如同边沁所说，关键不是他们能否做出选择，而是他们能否感受痛苦。）

或许是另外一种主张。如前一章所述，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用动物相食的事实，来论证人类吃其他动物是“自然界的一般秩序”的组成部分。他没有说明，为什么我们要想像我们自己的天性更像肉食动物老虎，而不像素食的大猩猩或近于素食的黑猩猩呢？除此而外，我们还应当提防在伦理的论证中乞灵于“自然”。自然常可以“无所不能”，但我们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何时遵循自然。就我所知，战争对于人类是“自然的”，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千差万别的环境下，战争确实像是很多社会专注的事业。但是，我不打算为使我的行为遵循自然而走向战场。我们具有判断怎么做最好的推理能力，我们应当使用这个能力。（如果你确实热衷于诉诸“自然”，你可以说是自然要我们这样做的。)

必须承认，肉食动物的存在确实对动物解放的伦理提出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应当对此有所作为。假定人类能把肉食动物从地球上消灭，从而会使受苦的动物数目减少，我们应当这样做吗？

简短的回答是，一旦我们放弃了声称对其他物种的“统治权”，我们就应当完全停止干涉它们，尽可能不去管其他动物。我们既然放弃了暴君的角色，也就不应当试图担当救世主的作用。

虽然这个回答部分是千真万确的，但过于简短。不管喜欢与否，人类预知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能力确实比动物强得多，这种理解力可能使我们陷入要不干预就会显得麻木不仁的境地。1988年10月，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为美苏两国联手努力救出两头灰鲸而喝彩，当时这些灰鲸在阿拉斯加陷入冰封的困境中。有些批评者指出，花费这样巨大的努力来挽救两头鲸真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每年人类要猎杀大约2000头鲸，更不用说还有125万只左右的海豚在捕捞金枪鱼的拖网上淹死。不过，要是有人断言这场救援行动是一桩坏事，这便是麻木不仁了。

因此，设想的人类干预会改善动物的境况，那就无可非议。但如果我们打算制订一个像消灭所有食肉动物这样的计划，则另当别论。根据人类过去的记录，任何企图大规模改变生态系统的做法，必定是弊大于利。有鉴于此，如无其他理由，可以肯定地说，除了极个别的特殊情况外，我们不能而且也不应当试图做大自然的警察。只要我们自己洗手不干非必要地屠杀和虐待其他动物的事情，那就足够了。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有人根据自然状况下动物相互残杀的事实，证明我们对待动物的方式是合理的。人们常说，尽管现代养殖场的条件不好，但总比动物在野外的生活状况好，在那里它们挨冻受饿，还有遭天敌捕食的危险。意思是说我们不应当反对现代养殖场里的恶劣状况。

有趣的是，为把奴隶制度强加于非洲黑人的辩护士们，也常有类似的观点。有人竟这样说：

总的来说，这些非洲人在他们的家乡深受野蛮、不幸和痛苦之累，从那里迁徙到这片充满光明、人道和基督教义的土地上，毫无疑问，显然是他们的大福。尽管有人在这个交易过程中或许遭受到不必要的虐待这种缺点，但不论在这里处于仆从的身分（他们迁到这里来的必然结果），是否是让人乐于接受的自然规律，决不可能仍然是个问题。

现在很难对各种不同的野外环境与工厂化养殖场（或自由的非洲人与种植园的黑奴）的两类情况作比较，但如果非得比较，则肯定宁愿选择自由生活。工厂化养殖场的动物不能走动、奔跑、随意伸腿展翅或者与亲属和社群分离。野生的动物确实有许多因恶劣的环境而死亡，或者遭捕食者猎杀，但养殖场动物所能苟活的时间，至多也只是它们正常寿命很短促的一部分。饲养场稳定的食物供应也不是纯粹恩赐，因为这反而剥夺了动物觅食，这种最基本的天性活动。缺少觅食使动物的生活厌倦无聊，整天无所事事，只好躺在牢笼里吃东西。

不管怎样，工厂化养殖场的条件与自然条件的比较其实与工厂化养殖场是否合理无关，因为这不是我们面临的选择，废除工厂化养殖场并不意味着要把那里的动物放归山林。今天养殖场里的动物，都是由人繁殖出来饲养的，以后作为食物出售。如果本书所提倡的抵制养殖场的产品出现效果，动物产品的销售量便可减少。这不是说这类产品由现在这种情况，可以在一夜之间突然变成无人购买了。（我对动物解放运动很乐观，但决不会自欺。）这种减少是逐渐的。这将会使养殖业的利润下降，小场主转而经营其他农产品，大公司的资本也转移到其他行业，结果导致繁殖的动物数量减少。养殖场的动物数量减少，是由于动物宰杀后不再补充的结果，而不是把动物送“归”了山林。最终，（好，那就让我的乐观主义自由地心驰神往一下吧！）未来或许只有在大规模的保留地才能见到猪牛成群，有点像今天的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因此，不是要动物在工厂化养殖场里的生活或在野外山林的生活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应不应该让那些动物繁殖的问题，因为这些动物出生后注定在工厂化饲养场里生活，然后被屠宰。

有人可能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如果我们全都素食的话，猪牛鸡羊的数量就会大大减少。少数肉食者已经声称，他们实际上是在为他们所吃的动物行善事，因为要不是他们吃肉，那些动物根本不可能来到世间！

在本书第一版里，我驳斥了这个观点。理由是这个观点要求我们认为，让一个生命来到世间就是为这个生命提供了利益；要是持这个观点，我们必定相信可能使一个不存在的生命得到利益。过去我认为这是荒谬的，但现在我没有那样有把握。（在本书第一版中，我毫无疑问地拒绝这个观点，现在这成为我惟一改变的哲学观点。）毕竟，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如果我们在受孕前知道这孩子有基因缺陷，出生后会发生夭折和痛苦，而让这个孩子出生到世间是错误的，因为怀这样的孩子就对孩子造成伤害。那么，难道我们还真能否认让一个能过快乐生活的生命出生是为这个生命提供了一种利益吗？要否认这个，我们需要说明这两种情况为什么不同，可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论证方式。

现在，我们提出了杀生错误的问题，由于这问题比制造痛苦的错误复杂得多，所以我把杀生放在更进一步的位置上。但是，在第一章接近结尾的简短讨论足以说明，杀死一个对未来存在欲望的生命，或许有某种特别恶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不能用创造另一个生命来补偿。在我们考虑对未来不存指望能力的生命时（这种生命可视为只生活在当下，而没有连续的心智存在），却出现真正的困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杀生似乎仍然令人厌恶。纵然动物不能领悟自己有“生命”，不能理解生存的意义，但遇到危及生命的威胁时仍然可能反抗。但是，由于缺乏某种形式的心智连续性，从无偏见的观点看，难以解释为什么被杀死的动物所造成的损失，不能由创造一个能过同等快乐生活的新生动物来补偿。

我对这个议题仍然心存疑惑。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以某种方式会补偿另一个死亡的生命的论点，确实有些奇特的味道。当然，要是我们有确切的根据说，一切有感受能力的生命个体都有生存的权利（甚至对未来不存指望能力的生命个体也有），那就会容易说，为什么杀死一个有感受能力的生命个体是一种错误，不能用创造出一个新生的生命个体的善来补偿。但是，如同我和他人在别处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论点在哲学上和实践上自身都存在严重的困境。

单纯从实践上可以说，杀死动物作为食物（除了纯粹是生存所必需的以外），会使我们把动物看成只是为了满足人类非必需目的可以随便使用的物品。根据我们对人性的了解，只要我们继续这样看待动物，在常人的实践中，对动物歧视的态度和由此造成的虐待就不会改变。因此，除了生存所必需的以外，最好把避免屠杀动物用作食物作为简单的普遍原则。

反对杀生作为食物的论证，取决于对所持的一种观点的后果的预测。我们无法证明这个预测是否正确，大致只能根据我们人类有关的知识作判断。不过，如果这种预测没有说服力，前面我们所考虑的论证在应用上仍然非常有限。可以肯定，食用集约养殖的动物的肉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些动物过着厌倦和受剥夺的痛苦生活，一生无法满足转身、理毛梳羽、伸腿展翅、运动或参与同伴动物的正常社群互动等基本需要。让动物来到世间过这样的生活终其一生，对动物不是利益而是巨大的伤害。这种把出生视为利益的论证，至多能为继续吃放养的（一种对未来不存欲望能力的）动物的肉找到理由，这种动物必须与同伴动物在一起，过着符合其行为需要的快乐生活，最后死亡时无痛苦地迅速结束生命。我尊重这些煞费苦心的人，他们真心实意地想只吃这种动物的肉，不过我怀疑是否真有可能，除非他们自办养殖场由自己照顾动物，这样他们实际上是十分接近素食了。

最后一点，是关于对一个生命个体的死亡由一个新的生命个体出生来补偿的论证。那些为他们吃猪肉和牛肉的欲望进行巧妙辩护的人，极少有人会认真贯彻论证所得出的结论的。要是使生命的出生是一件善事，那么，如果其他条件相等，我们也应当尽量让更多的人出生，要是再加上人类的生命比动物生命更为重要这个论点（肉食者肯定会接受），这个论证可能走向反面，使辩护者很不安。假如我们不用粮食饲养禽畜可以让更多的人有饭吃，因此这个论证的最终结论是，我们应当成为素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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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邹莉

中国伦理在线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