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容南 | 人机之爱可以取代人类爱情吗——兼论伴侣机器人的设计伦理

假设有一天，人类可以创造出近乎完美的机器人恋人，它拥有理想的人类外观、步态语速，能够实现人类伴侣的功能并满足人类寄予伴侣的所有期望。它被设计成与其用户完美匹配的样子，会对用户感兴趣的所有东西感兴趣，它将按照用户的偏好被制造出来并且被编程为全身心地爱它的用户。看上去，这将使人类寻找完美伴侣的梦想变成现实。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发展伴侣机器人并且鼓励它与人类建立情感关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伴侣机器人。伴侣机器人又称性爱机器人（sexrobot）或情侣机器人（loverrobot），它是“一种拟人化的具有人工智能的伴侣玩偶。它们高度仿真人类的解剖结构，能够模仿人类的语言和动作，对人类的要求能做出回应，是一种能满足人的伴侣需求的人工智能机器人”^[1]。伴侣机器人不同于一般的功能机器人，如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器人，伴侣机器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情感性”设定，“它开始涉猎人类复杂的心理世界与情感生活，甚至于最为私隐的性”^[2]。伴侣机器人也不同于现有的性玩具，它不仅涉及生理性的需求，还涉及人类的情感需求。可以料想，伴侣机器人的问世将冲击人类现有的情感模式、婚恋模式，也可能改变人类对性的需求和探索。

鉴于伴侣机器人进入人类生活可能带来的颠覆性影响，接下来，本文将借助哈里·法兰克福和迈克尔·桑德尔的理论资源来探讨人与机器人建立的情感关系能否取代人类爱情，并试图证明人机之恋不具备人类之爱的特征，故而这种所谓的恋爱或性爱不是真正的爱。因此，我们只能有限度地使用伴侣机器人，重点关注那些由于身心条件受限而无法满足基本需求的人群。设计和使用伴侣机器人在道德上可允许的方式是，它不会带来欺骗、性别不平等加剧、社交隔绝等问题，反而能够促进而非阻碍人类提升爱与性的能力，让人过上更满意的人类生活。

大卫·利维在其颇具影响力的开创性著作《与机器人的爱与性》以及《人类与机器人关系的进化》中向我们描绘了一幅人类与机器人结为伴侣的美好愿景。利维预测：“人类将爱上机器人，人类将与机器人结婚，人类将和机器人发生性关系，这一切都是我们对其他人类的爱和性欲的‘正常’延伸。”^[3]22利维持有技术决定论的立场，认为“与机器人进行大规模的恋爱和性爱是不可避免的”^[3]22。为了成为人类的绝佳伴侣，伴侣机器人将“被编程为在摩擦发生时识别和测量摩擦，根据你与它的对话性质和你的声音语调，以及根据你的喜好增加或减少摩擦的程度”^[3]137。虽然利维承认，他对伴侣机器人的支持态度正使他冒险进入有争议的哲学领域，但他很快得出一种行为主义的论断：“如果一个机器人看起来喜欢你，如果它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像喜欢你一样，那么你可以放心地假设它确实喜欢你，部分原因是没有相反的证据！”^[3]147利维不仅假设机器人能够回应人类的情感需求，而且指出机器人比人类伙伴更能满足人类的需求，这是因为机器人更善于识别这些需求，更懂得如何应对这些需求，并且没有任何的私心或抑制，而这些私心或抑制可能会在另一个人身上减轻对任何产生这些需求的关心和关爱的态度^[3]148。

由于伴侣机器人被设定为具有无私的属性，列维相信，它可以帮助人类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大规模的孤独：“我相信，（伴侣机器人带来的）社会和心理上的好处将是巨大的。几乎每个人都希望有人爱，但很多人没有得到爱。如果每个有能力去爱的人都能满足这种自然的人类愿望，那么世界肯定会变得更加幸福。”^[3]304列维对伴侣机器人所持有的技术乐观主义的想象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反对者指出，一个真正的伴侣——一个可以与之分享复杂生活的人——必须具备自由意志、同理心、自发性、自我意识和独特性等能力；真正的陪伴需要相互的承诺、认可，需要向彼此展现脆弱性，也需要具有共同价值观。但伴侣机器人缺乏这些能力，人机互动的模式也不同于亲密关系中人际互动的形式。例如，查尔斯·埃斯担心，伴侣机器人不仅无法作为他者与我们进入一种能促进双向性、尊重、爱、共情、耐心和坚忍等美德的爱欲关系，反倒会让我们在这些方向上的发展受阻，并以此削弱我们作为朋友和爱人去过一种繁荣生活的能力^[4]88。

学界对伴侣机器人的伦理思考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类是否应该赋予伴侣机器人一定的道德地位？如上所述，伴侣机器人在外观和行为上都与人类相似，它们进入人类生活的目的是与用户建立情感联系。那么，仅仅将伴侣机器人视为物品，这种观点在道德上是否可以被接受呢？的确，这些伴侣机器人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意识和情感，它们不知道什么是爱。但这是否意味着人可以对伴侣机器人做任何事情，尤其是不道德的事情呢？其次，很多人认为单身人士使用伴侣机器人是没有道德问题的。基于自愿和不伤害原则，一个单身男性或女性使用伴侣机器人的决定不应该受到他人的谴责和干扰，只要这种行为不会伤害到其他人。那么，不伤害第三方是否就是使用伴侣机器人的唯一底线呢？如果一种行动不会直接伤害到其他人，但会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我们是否应该支持它呢？最后，已婚人士是否可以使用伴侣机器人呢？使用伴侣机器人是否会伤害到婚姻中的一方，从而带来背叛的问题呢？又或者，如果夫妻双方都同意使用伴侣机器人，那么这是否就无关乎道德呢？这些探讨涉及伴侣机器人是否享有道德地位、伴侣机器人与人能否建立伦理关系、伴侣机器人对婚姻关系产生的影响等问题。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也充满了深刻的争议。我们不如另辟蹊径，思考人类对伴侣机器人的担忧究竟是为什么，为何伴侣机器人的到来让人既充满期待又感到恐慌。我们首先应辨别人机之爱与人类之爱的区别，思考人类与机器人建立的关系与有价值的人际关系有何不同。

毫无疑问，伴侣机器人的出现将深刻改变人类现有的亲密关系模式。当伴侣机器人潜在的社会伦理危害被预测时，关注点往往是它将如何侵蚀对个人和社会繁荣至关重要的一系列美德、技能和能力，以及它可能降低婚姻家庭对人类的吸引力。相反，当我们在预期伴侣机器人带来的可能收益时，关注点是伴侣机器人在陪伴特定的孤独个体，特别是在残障人士或老年人的生活中可能发挥的治疗和治愈作用。这些思考聚焦于伴侣机器人的功能特性和关系特性，一方面人们期待伴侣机器人能够发挥其陪伴的功能，另一方面人们又担心过度依赖伴侣机器人的陪伴，因为它将腐蚀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接下来，本文将从亲密关系的本质入手，探讨人机之爱与人类之爱的区别，以表明借助伴侣机器人实现恋爱或性生活的满足只是一种生理性的满足，它无法达到人类精神性满足的层次，故而是有缺陷的，故本文只赞同在一定条件限制下使用伴侣机器人。

伴侣机器人的到来关涉到人类亲密关系的领域。毫无疑问，爱是人类最原始和最深刻的需求。“人之所以需要爱，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人生命的有限与脆弱，一个人终究不可能孤独地活在世上，而爱让人的生命鲜活生动起来，与其他生命携手同行、相亲相随、相爱相合，共同创造一个个有意义的伦理共同体和生活世界。”^[5]当人们列出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时，爱往往是其中之一。接下来，将借助哈里·法兰克福有关“爱”的伦理解释，以表明人机之间的恋爱不同于人类之爱，因此它无法满足人深层次的伦理需要。人类之爱更本质的特征是一种亲密关系的建立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融合，这些要素能够帮助人类实现好生活的理想，然而它们在人机之爱中都是缺失的。

在《爱之理由》一书中，法兰克福指出，人类之爱主要包含四个概念上的必要特性。第一，它无私地关切被爱者的幸福。人不受任何私密意图的驱动，而是为被爱者谋福，就像为自己谋福一样。第二，爱有别于其他的关怀形式，比如纯粹私人性的救济。人无法将其他个体拿来代替自己的所爱，不管二者之间是多么相似。第三，人与被爱者彼此同一，亦即他像关怀自己一样关怀所爱的人。因此，他的得失取决于那些关怀是否得到了足够的落实。第四，爱需要一种意志的约束。它并非简单地依赖于人们的爱恨。爱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是受到那些外在于人们自主调控的诸条件的制约^[6]52—55。

法兰克福指出，爱的第一个特征是，我们关心爱的对象，不只是把他/她当作手段，而是当作目的。爱更倾向于是对被爱者之存在以及有益于被爱者之物的一种无利害的关切^[6]52。爱一个人会产生关心，关心对方追求的方式是否有效、目标是否达成、努力是否有回报。理想的爱情令我们关注对方的福祉，关心其目标的实现，关注其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体谅其情绪的变化，尝试在尊重对方自主性的同时帮助对方实现其核心关切。这些爱或关心的方式体现了将对方视为目的，而非仅仅看作手段的特点。但在人与机器人的恋爱关系中，人将机器人视为满足欲望的手段，机器人将服务于人类恋人视为目的，双方不具有在人类爱情关系中的那种对称性。机器人将承担所有的照顾工作，支持和促进人类爱人的发展，人类使用者却缺乏相应的动力来回报伴侣机器人。对人类使用者来说，伴侣机器人不具有平等的人格，没有独立的目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没有对称性，还可能是不平等和奴役性的。

爱的第二个特征是，爱的对象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爱是强烈的也是具体的，爱由其对象的独特身份所激发。这种吸引力是作为一个个体而不是作为一个普通类型的实例来吸引所爱的人。“我”对特定对象的依恋使得整个世界变得对“我”有意义。多数情况下，“我”相信“我”所爱的人就是爱情的恰当对象，虽然“我们”的相遇是偶然的，但“他”/“她”身上有吸引“我”的品质和特点，这使得“我”爱上“他”/“她”又表现为一种必然。但真正使得爱情珍贵的是通过爱的互动，两个主体书写了一段互动的关系历史，从而使得“我”与“他”/“她”的关系成为不可替代的。爱使两个独立的人形成了“我们”的关系，“我们”有统一的认同和共享的历史。这种认同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经过延伸的自我，我们不愿意轻易破坏这种经过延伸的自我所形成的“我们”。一个没有恋爱经历的人，可能寻找具有特定品格特征的人，然而，在找到某个人之后，你对这些品格特征的欣赏方式就不再是从前抽象的、泛泛而谈的欣赏，而是对你的爱人身上所展现的这种品格特征具体、特殊的欣赏。此时，我们爱的对象就是具体的人而不再是抽象的属性了。爱是独特的又是历史性的，它依附于特定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特征，它凝聚在关系的互动和展开过程中。形成“我们”即共同的认同也蕴含着对个人自主性的限制，爱情中的个体会限制自己的决策权和自主权。当一个重要决策涉及“我们”的未来时，这个决策不再是单独作出的，而需要彼此商量。

爱的第三个特征是，爱渴望交互性。爱情是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是以一种丰富的、不断变化的社会方式进行的，是双方在思想情感、趣味、气质等方面的共鸣与相互倾慕。爱情包括参与式的感觉创造，浪漫之爱本质上是对话性的，这意味着情侣们对分享自己的生活有着内在的兴趣。这种分享既可以表现为参与共同的活动，如一起散步、旅行，一起设计房屋、养育小孩，也包括分享各自的经历，对对方的兴趣、目标和计划表示支持和欣赏。想象一下你和伴侣一起散步的情景。在散步的过程中，你们分享各自的经历。你谈到白天工作中的不顺利，对方给予你安慰，并提出一些善意的建议来帮助你渡过难关。这让你感受到被支持，同时也让你意识到自己处理方式的欠缺，这正是他人视角能够给予我们的。然而，当想象人类和伴侣机器人之间的关系时，这些特征都不复存在。尽管机器人可能会成为调节人类爱人的情绪、行动和目标的完美媒介，但人工智能机器人没有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除了被编程的活动之外，它没有自己的人格、身份、欲望、偏好、价值观或预期的活动。因此，它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可以与人类分享的精神生活，也无法为恋人相互构建自我认同作出贡献。一个人也许可以向伴侣机器人倾诉，但这种倾诉只是单方面的，无法得到真实的回应，伴侣机器人顶多只能表现出类似关心的人工情绪。机器人伦理学家丹纳赫就此批评说：“有意义的关系需要某种程度的情感互惠。如果对方只是一个机器人，如果它没有自己的内在生命，那么它就不能以适当的方式进行互惠。”^[7]

法兰克福认为，爱的第四个特征表现为爱受到人意志的约束。爱不是完全由我们自主控制的选择行为，爱强大的吸引力使得“我”不得不去爱这个对象，“我”对“他”/“她”的爱反过来也解释和说明了“我是谁”。爱人在爱的关系中彼此建构对对方的身份认同。在爱的过程中，好的爱人支持被爱之人成长与进步，这成为其生活的重要目标之一。从此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确实像一个完美的爱人，它没有自我意识的欲望或价值观，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促进用户获得利益，别无他求。但反过来说，人类不会基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福祉去行动，除了维护机器人的系统安全和正常运行，很难说人类还会做些什么来促进机器人的繁荣。因此，在人类与机器人建立的恋爱关系中，这种爱的不平等或片面性无法得到解决，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在与机器人的互动关系中获得成长，包括道德的提升，因此这种爱的形式充其量是一种自爱而非互爱，它不是人类所追求的那种有益于美好生活的爱。查尔斯·埃斯从美德伦理的视角提出批评说，人与伴侣机器人的爱恋关系无法满足人类之爱的要求，因为在与具有自主性的他者的交往过程中，我们会学习那些维持和加强这段关系的美德，这是使我们变成更好的人的关键方式^[4]101。

从法兰克福对爱的分析可见，人机之爱与人类之爱存在本质的区别，它是一种片面的、单方面的关系，这种关系缺乏爱的互惠性和平等性，无助于我们在爱的关系中成长，反倒可能助长人的自私与自恋。这种担忧在迈克尔·桑德尔那里也能看到，在《金钱不能买什么》一书中，针对金钱关系或市场逻辑越来越多地进入人类生活领域的现象，桑德尔提出了反对市场逻辑蔓延的两种观点。这两种观点分别是“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和“基于腐败的反对意见”：“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所关注的是市场选择有可能导致的不平等现象，而反对腐败的意见所关注的则是市场关系有可能侵损或消解的规范和态度。”^[8]桑德尔担心市场交易的逻辑一旦泛化，人们会认为生命中所有重要之物皆可购买，这将危及一些传统价值。根据这种指责，某些道德的善和公民的善会由于买卖而被削减或腐蚀。例如，爱情不能被购买。如果认为通过金钱来购买爱情将腐蚀爱情的价值，那么我们也不能通过购买机器人来获得一个理想的伴侣。首先，购买这个行为就决定了我们与机器人之间的不对等地位，机器人不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平等的伴侣，而是经过挑选的、用于满足欲望和需求的物品。其次，人类的爱情理想包含了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我们基于浪漫之爱而自由选择我们所爱的对象，它意味着朋友或恋人是以自愿的方式相互予以承诺的。如果关系中的一方别无选择，那么我们是否仍能将这种关系称为“友谊”或“爱情”？最后，爱情是一个关系互动和身份融合的过程，在良好的爱情关系中，每一个人通过爱人的视角反观自身，从而获得视野的拓展和自我的提升。爱人之间共享的身份反映了一种交互主体性，这是人类伦理道德的基础形式。

然而，谈到人类和机器人之间的恋爱关系时，以上要素几乎都是缺失的。人可以选择机器人，机器人却不能选择它的用户；人具有人格，而机器人只有一个专注于其人类用户的身份，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无法反映共享的身份，至多反映了一种被强化的人类身份。这种身份是片面的，缺乏“我们”的特质，而可能强化一个人既有的偏见。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妻子长期屈从于丈夫各种不合理的需求，她将被认为是缺乏自尊的。因此，如果市场为了迎合男性客户的不当偏好来设计女性伴侣机器人，将很有可能依据社会中既有的有关女性的刻板印象，来强化这些伴侣机器人的屈从特质。然而，这对于现实生活中人类两性之间的相处必将带来负面的影响，也必定会引发女性主义者的反对。

考虑到市场上出售的伴侣机器人大部分是女性的形象，如何设计这些机器人的态度和行为模式就成为一个关键的伦理问题。凯瑟琳·理查德森是西方反伴侣机器人女性主义的最强支持者，她被誉为机器人时代的凯瑟琳·麦金农。2015年9月，她与同事艾瑞克·布里林一起发起了反对伴侣机器人运动。她的观点呼应了桑德尔对市场逻辑具有腐蚀效应的批评。她担心现代技术具有一种将人物化和商品化，即将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身体视为可以与自我疏离并在市场上买卖的“东西”的趋势，这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伴侣机器人的出现意味着女性身体的终极物化和商品化。她批评说，伴侣机器人的倡导者是以机器人的形式将卖淫合法化，这将使女性的身体作为“物品”被操纵和出售以获得性快感的观点被视为正常。通过将卖淫作为人类-机器人性关系的模型，性交易的卖家被性交易的买家视为物品，而不被视为人类主体。这使得一种危险的生存模式得以合法化，在此模式下，人类可以与其他人类交往，却没有承认他们的主体地位^[9]。

加拿大律师辛扎娜·古提乌在其撰写的一篇论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但更温和的反伴侣机器人论点。古提乌认为，伴侣机器人的女性形象将女性重新塑造为被动的、永远自愿的性工具，这将令她们变得沉默和屈从，从而使得“强奸文化”正常化。伴侣机器人是一个永远同意的性伴侣，用户可以完全控制机器人和性互动。通过绕过同意的需要，伴侣机器人消除了在性关系中相互沟通、尊重、妥协的需要。伴侣机器人的使用导致了性和亲密关系的非人化，因为它允许用户在身体上表演强奸幻想并证实强奸神话^[10]。古提乌的批评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即伴侣机器人是否具有人类伴侣的代表性或象征性。如果我们认为伴侣机器人仅仅是物，则这种批评不成立，反之，如果人们将伴侣机器人看作是人类（女性）的象征，古提乌的批评就是成立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个物品的象征意义取决于一个文化共同体是如何看待它的，而不是个别使用者的意图是什么。如果在这个文化共同体中，人们普遍将伴侣机器人看作是女性的替身，那么对伴侣机器人的使用就很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对女性的物化态度，并破坏性关系中的尊重原则。

尽管反伴侣机器人的争论引发了女性主义者的强烈批评，但有些人认为不应就此禁止或限制伴侣机器人的产生。这些支持者认可伴侣机器人对满足人类情感与生理需求的作用，并认为伴侣机器人的陪伴能够缓解现代人生活中的孤独感，提高人们的交流与情爱能力，同时推动人们生成对性更为开放坦率的态度。计算机科学家凯特·戴维林在回应理查德森的反对意见时承认当前伴侣机器人因固有的性别刻板印象所存在的问题，但她认为我们不应就此限制这项技术的发展。相反，我们应该把机器人视为一块空白板，能够为我们提供重新构建想法的机会。在伴侣机器人的设计和功能方面，我们不应该把“人形”作为黄金标准。她认为，如果我们让想象力自由驰骋，就会发现性体验的新形式和新模式^[11]。戴维林的回应过于天真，毕竟正是机器人拟人化的设计才会引发人类的情感投射，成为对消费者有吸引力的对象。如果缺乏人形设计，机器人恐怕难以成为人类的伴侣，然而，所有拟人化外形传达出的内容都不是平等的，它们可能反映了人类相互奴役的历史。

如果伴侣机器人的到来无法满足人类关于爱的理想，反倒可能加剧人类两性关系的不平等，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不应该去生产伴侣机器人。但假设对那些由于生理或心理原因难以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人，尤其是身体残障和晚年丧偶的人来说，伴侣机器人可以成为一种可行的疗愈手段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帮助他们获得与他人建立关系的信心，那么，如何设计符合伦理要求的伴侣机器人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这要求伴侣机器人的设计者和政策制定者参与到应用伦理和机器哲学的辩论中，共同研究解决这些困难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同时，我们应当推动一种价值敏感性的设计，将伦理风险提前考虑，并在设计过程中尽可能地规避这些风险。本文认为，设计者尤其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欺骗问题

由于人无法与伴侣机器人建立类似于人类伴侣之间的亲密关系，所以我们首先要防范的是人类错把机器人当作“人”来对待。伴侣机器人的人形特质容易引发欺骗的问题，它的仿真程度越高，使用者就越可能将其当作“人”，并对其投入感情，产生依赖，因而产生相应的伦理风险。机器人是人造的人工制品，它们不应以欺骗的方式被设计出来欺骗那些脆弱的用户；相反，它们的机器性质应该是透明的^[12]。如果机器人的制造商试图让人们对伴侣机器人“上瘾”，以稳固或提高他们的销量，可能会造成对用户的情感剥削，用户可能会依赖这项技术来满足他们一些更深层次的情感需求。因此，为了让伴侣机器人在道德上被人们接受，伴侣机器人的设计者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避免这些问题。

玛格利特·博登等人声称，机器人产生的情感和意图的幻觉不应该被用来剥削弱势用户。然而，对于伴侣机器人的设计来说，这构成了一个难题：如果设计师让机器人的机器性质变得明确或明显，就会削弱伴侣机器人作为一个实体的吸引力。为了增强它的吸引力，设计师们一直在研究和宣传皮肤纹理、温度、语音质量等方面的改进，这些都是专门用来模拟人体以增进交互性的。机器人没有意识，因此它不会故意欺骗人类。但是，把伴侣机器人设计得越像人，人类从情感上便越会依赖它，就越可能产生潜在的“欺骗”问题。我们大多数人想从生活中得到的是爱和关心，以及真正的伴侣和朋友，而不仅仅是相信我们被爱和被关心，相信我们有伴侣和朋友，而事实上这些信念都是错误的^[13]。基于康德的尊重原则，我们应将人视为目的，而非仅仅是赚取利益的工具。保护消费者的最佳方法是保证他们能获得提醒，提醒他们机器人的工作方式与人类不同。伴侣机器人需要播放“请记住我是一个机器人”之类的提示语。当人类要求伴侣机器人与之从事一些交互性活动时，伴侣机器人必须要求人类用户对其机器性质进行确认。例如，机器人可能会说：“我是一个机器人，你同意与我进行互动吗?”这种口头提醒和征求同意的设计有助于消除人们的担忧，提示人们与之亲密互动的是机器人而非人类。这样，在机器人伦理学中引入“知情同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欺骗问题”，尽管它还需面对人对机器的情感依赖问题。

（二）性别不平等问题

对于理查德森在伴侣机器人与性工作者之间的类比，一些女性受访者表示并不完全认同。她们承认伴侣机器人是性产品的另一种替代形式，但认为伴侣机器人并不能替代人类伴侣。实证研究表明，女性并非无法容忍伴侣机器人的发展；她们只是反对市场上仅有模拟女性的伴侣机器人的存在。如果伴侣机器人被呈现为女性友好型产品而不是男性友好型产品，那么女性会更容易接受伴侣机器人^[14]。换言之，伴侣机器人的形象和特质将影响女性用户对伴侣机器人的态度。如果人与伴侣机器人的互动缺乏爱的互惠性和平等性，伴侣机器人尤其是女性伴侣机器人被设计得像性奴隶，将会遭到女性用户的抵制。因此，我们应当关注伴侣机器人与人关系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无益于人类获得美德与人格的完善，也会加剧既有的性别不平等。为了回应女性主义者对伴侣机器人的批评，伴侣机器人的设计者不应突出伴侣机器人的顺从特质，而应在伴侣机器人与人类用户的互动过程中引入平等尊重的规范。伴侣机器人被设计得越像人类，就越需要将人类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范畴延伸到它们身上。换言之，设计者不应该让伴侣机器人模仿色情行业中的性别互动模式，让机器人一味顺从某些不正当的性偏好。设计者应该让他们的产品更接近于理想的人类伴侣，模拟道德上可接受的互动模式。这一方面可以消除女性对同性伴侣机器人的敌意和不满，另一方面也可以回应伴侣机器人会加剧对女性性别剥削的指控。

（三）社交隔绝问题

如何避免用户对伴侣机器人产生过度的情感依赖，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因为它牵涉人类最私密的爱与性。如果伴侣机器人与人类建立的亲密关系要以牺牲人类与其他人建立亲密关系为代价，那么，创造人们想要作为伴侣的机器人在道德上就是成问题的。美德伦理学家担忧，人与机器人的伴侣关系不仅会阻碍人与人建立有价值的关系，还会阻碍人美德的获得与性格的成长。

为了回应来自美德伦理学的批评，本文建议将伴侣机器人作为一种治疗或过渡的工具，旨在帮助那些希望回归人类社会的人建立有价值的关系。假设伴侣机器人可以训练用户成为更好的爱人和更体贴的伴侣，他们可以通过向用户提供性方面的提示和技巧，传授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并帮助人类成为更好的伴侣，那么我们的担心就是多余的。如果设计师能让他们的伴侣机器人以此方式训练用户，增强他们的社交能力，提升他们在建立亲密关系方面的信心，那么用户就会有其他选择，不会陷入社交隔绝的境地。这将有助于缓解伴侣机器人在道德上带来的担忧。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设计符合伦理要求的伴侣机器人，那么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让这些机器人更好地帮助我们建立和提升伦理关系，而不是阻碍人们建立亲密关系。

在少数西方国家，伴侣机器人已经成为现实。伴侣机器人的到来，将会改变一个社会现有的文化实践，因此具有显著的伦理意义。从悲观的视角来看，使用伴侣机器人将改变人类现有的爱恋关系与模式，侵蚀人们现有的对爱的理解。人类也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与人工智能建立亲密关系，而牺牲掉他们与其他人在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联系。但乐观地看，如果我们能够确保伴侣机器人的创作目标、内容和程序符合道德要求，那么伴侣机器人可能会扮演一个积极的、对女性友好的角色。此外，我们有理由限定伴侣机器人的用途，重点将其用于少数人群的性治疗、性教育与情感陪伴。机器人可能是解决性功能障碍、缓解孤独和绝望的一种渠道，也可能是减轻性工作者所受剥削的一种方法，或者可以用它来治疗性变态，防止其对女性和儿童的性侵犯。如果伴侣机器人能以正确的方式融入人类社会，那么或许它能提升人类亲密关系的品质，而不危及人类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因此，如何对伴侣机器人进行合乎伦理的设计，比如将正确的性规范融入其设计中，促进人们对性关系中同意和尊重原则的理解，再解决由谁对伴侣机器人的开发和生产进行伦理监管以确保伴侣机器人的设计标准与社会的主流价值契合的问题，避免伴侣机器人的过度使用所导致的社交隔绝等风险，这将是下一步人类社会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

原文刊登于《云梦学刊》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