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林《法律的伦理困境》课程大纲

本课程为核心通识课，面向全校本科生，共40学时。本课程旨在讨论法律领域的疑难案件、理论争议和社会分歧，揭示法律问题背后的价值冲突和实践难题，即“伦理困境”。

法律是一种社会制度，其生成、运作和发展离不开物质因素和社会条件。法律无法避免伦理困境，仅凭自身资源也无法走出伦理困境。但本课程不会把伦理学当作解决法律问题的万能钥匙和最终答案。因为伦理学自身不是一个完备的封闭体系；而且和法学一样，伦理学也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断裂。所以解决法律问题的工具箱里面，并不限于法学和伦理学理论，还可以包括更多的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资源。

本课程内容将写成《杀死法律人》一书。

岳林，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上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法律社会学和网络法。

• 戴维·罗比森：《伦理学》，郭立冬译，三联书店2016年版
  

• 乔纳森·沃尔夫：《道德哲学》，李鹏程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

• 桑本谦：《法律简史：人类制度文明的深层逻辑》，三联书店2022年版

• 唐纳德·R.凯利：《人的尺度：西方法律传统中的社会思想》，邵六益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4年版

核心案例：巴克绝育案，Buck v. Bell, 274 U.S. 200, (1927)

第一讲作为导论，主要介绍法律和伦理的基本概念。在小说《法律门前》和《审判》中，卡夫卡把法律描述为无法进入的神秘空间。当然选课同学无需进入“法律之门”，本课程也将主要采用法律外部视角。通过希罗多德《历史》中的故事，我们可以比较现代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例如习俗、礼法、道德……）的异同。哲学家关于“布里丹的驴子”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为何会遇上判断和行动的困境（dilemma）。巴克绝育案则可以说明，外在于法律制度的伦理因素，往往是做出法律决断的关键动力。

参考文献

• 唐纳德·R.凯利：《人的尺度：西方法律传统中的社会思想》，邵六益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4年版，第二章

• 爱德华·怀特：《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律与本我》，孟纯才、陈琳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十一章

• 悉达多·穆克吉：《基因传：众生之源》，马向涛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一部分第七章

核心文本：《麦田里的守望者》

伦理学注定要遇到价值多元和价值冲突问题。如果我们找不到绝对正确的价值基础，那么就可能滑向相对主义或者虚无主义。现代伦理学包括三种理论路径，即功利主义后果论、自由主义义务论和美德伦理学。但这三种路径都不能为我们提供唯一正确的伦理答案。甚至有伦理学家认为，现代伦理学或者现代人的普遍状况就是精神分裂。我们将借用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来讨论这一状况。

参考文献

• 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各版本皆可

• 迈克尔·斯托克：“现代伦理理论的精神分裂症”，徐向东编，《美德伦理与道德要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 乔纳森·沃尔夫：《道德哲学》，李鹏程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二、三章

核心文本：《劝导》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都曾经提出，人只要拥有美德，就能过上幸福生活；美德和幸福生活不取决于运气，即坏人不会因为好运而过得幸福，好人也不会因为厄运而失去幸福。现代人，包括现代伦理学家，大都无法接受这种观点。简·奥斯丁的小说《劝导》就涉及到美德与运气的矛盾。

参考文献

• 奥斯丁：《劝导》，各版本皆可

• 黄梅：《奥斯丁问题：“方寸象牙”上的群己之思》，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六章

• 伯纳德·威廉斯：《道德运气》，徐向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二章

• 托马斯·内格尔：《人的问题》，万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版，第三章

• 玛莎·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和伦理》，徐向东、陆萌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一章

• 唐文明：“论道德运气”，《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核心文本：《吉姆爷》

古今伦理学家都争论过一个问题，即美德可以教吗？今天我们可以问，美德是否可以通过教材和课堂来获得？在伦理学考试中拿高分的学生，是否就一定更有美德？伦理学教师必然是有美德的好人？康拉德的小说《吉姆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即美德知识以及美德意愿并不足以保证一个人拥有美德。

参考文献

• 康拉德，《吉姆爷》，各版本皆可

• J.H.斯戴普：“论《吉姆爷》”，刘艳译，宁一中编选，《康拉德研究文集》，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 马娅·亚桑诺夫：《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金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六章

• 李秋宇：“《吉姆爷》中的弃船事件与英国性的衰落、修正及改写”，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核心文本：《第一哲学沉思集》之第一个沉思

查清事实真相是法律实践的前提。但问题是，我们很难或者几乎不可能获得绝对真相。站在怀疑主义立场上，几乎一切事实真相都有可能被推翻。从柏拉图的洞穴喻，笛卡尔的沉思，到普特南的钵中之脑，西方哲学家设计过许多“思想实验”，由此来探讨事实真相的判断标准。法律实践所需要的真相，显然不是绝对真相。

参考文献

•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反驳和答辩》，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 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一章

• 倪梁康：“《十二怒汉》VS《罗生门》”，《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 尚·布希亚：“拟仿物的形构进程”，《拟仿物与拟像》，洪凌译，时报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核心案例：真假马丁·盖尔案

“真假马丁·盖尔案”是法国历史上一桩悬案，古今各国的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都为它耗费过笔墨。法律实践当然需要真相，但是它需要的并非绝对真相。在事实依然存疑的情况下，法官依然可以甚至必须作出判决。有时候，所谓“真相”，反而是由判决来塑造的。

参考文献

•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海南出版社2023年版

• 冯象：“木腿正义”，《木腿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蒙田：“论跛子”，《蒙田随笔全集》（第3卷），马振聘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 盛嘉：“《马丁·盖尔归来》与人文主义者”，《读书》2010年第10期

核心案例 尼克斯诉赫登案，Nix v. Hedden, 149 U.S. 304, (1893)

法律实践中的事实真相，并非脱离人类主观认识的客观存在。疑难案件的产生，有时是因为人们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描述、评价和定性。尼克斯诉赫登案案的争议焦点，就是西红柿在法律上究竟是水果还是蔬菜。里格斯诉帕尔默案（Riggs v. Palmer, 22 N.E. 188 (1889)）同样涉及法律解释难题，即孙子谋杀祖父后，是否还有权继承祖父的遗产。

参考文献

• 德沃金：《法律帝国》，许杨勇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一、六、七章

• 理查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四章

• 罗纳德·德沃金：《原则问题》，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章

• 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版，第六章

核心案例：“洞穴奇案”

在事实清楚和法律明确的情况下，疑难案件依然存在。近现代西方法律史中，经常会出现在紧急情况下为求生而吃人的案例。名画《美杜莎之筏》以及小说《少年Pi的奇幻漂流》都是类似故事。法学家富勒在《洞穴奇案》中也虚构过一个吃人案件，而且在这个案件背后，还潜伏着二十世纪西方两大法学流派之间的重大分歧。

参考文献

• 彼得·萨伯：《洞穴奇案》，陈福勇、张世泰译，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

• 郎·富勒等：《再审洞穴奇案》，高凌云、王文心编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

• 雨果·亚当·贝多：《要命的选择：霍尔姆斯杀人案、洞穴奇案和吉姆的困境》，常云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 A.W.布莱恩•辛普森：《同类相食与普通法：“木犀草号”悲剧性的最后一次航程及其所引发的奇特法律程序》，韩阳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核心文本：《安提戈涅》

二战后的西方法学界，自然法理论和法律实证主义这两大流派之间展开了激烈论辩。自然法理论主张，在国家法（positive law）之上还存在着具有更高效力的自然法（natural law）；如果实证法违背了作为高级法的自然法，那么它就不再具有法律效力。“恶法非法”的故事，可以从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讲起……

参考文献

•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各版本皆可

• 伯纳德特：《神圣的罪业：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义疏》，张新樟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 朱迪斯·巴特勒：《安提戈涅的诉求：生与死之间的亲缘关系》，王楠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 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三章

• 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九章

核心案例：“告密者案”

二战后的德国，出现了一系列“告密者案”。告密者们在纳粹统治时期，向政府举报了政治异议者。二战结束后，这些告密者声称，他们当年的告密行为完全符合纳粹统治时期的法律，所以二战后新成立的德国政府不能让法律溯及既往，宣判他们有罪。这恰好也是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纳粹的法律也是法律，即“恶法亦法”。

参考文献

• 强世功：《法律的现代性剧场 : 哈特与富勒论战》，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 朱迪丝·N.施克莱：《守法主义：法、道德和政治审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沈锡良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

• 萧武：“如果汉娜是有罪的，那谁是无罪的？”，《社会学家茶座》2009年第4期

核心案例：辛普森谋杀案

价值多元和价值冲突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社会现实。哲学家罗尔斯试图用“无知之幕”和“切蛋糕”这两个著名思想实验来证明，即便人们无法达成价值一致，但仍然可以通过合理程序进行沟通协商，从而作出正义的利益分配。按照他的理论，在法律实践中，即便我们无法辨别事实真相以及达成价值共识，但至少可以实现程序正义。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杀人案，就是程序正义的一次典型示范。

参考文献

•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二章

• 冯象：“正义的蒙眼布”，《政法笔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 艾伦·德肖维茨：《合理的怀疑：辛普森案如何影响美国》，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

核心案例：德国警察刑讯逼供案

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刑讯逼供，是现代国家严格禁止的违法行为。但是在刑事侦查和反恐过程中，办案人员为了获得破案线索，解除迫在眉睫的危险，很可能会禁受不住刑讯逼供的诱惑。许多人都对过于僵硬的程序正义表达不满。但也有人担心，万一法律为酷刑留出“例外”的特殊通道，那么就必然会被办案人员滥用，后果不堪设想。

参考文献

• 周翠：《破案后：德国刑事司法档案》，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

• 刘忠：“口供替代供给机制的生成逻辑”，《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年第6期

• 理查德·波斯纳：《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 叶蕤：“酷刑：美国宪法的考验”，《读书》2011年第4期

核心案例：帕斯格拉芙诉长岛火车站案，Palsgraf v. Long Island Railroad Co., 248 N.Y. 339, 162 N.E. 99 (1928)

因果关系是法律责任（无论民事还是刑事）的一般构成要件。但是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因果关系，以及哲学、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都有着重大差异。法律实践中的因果关系，并不是纯粹客观的物质性事实关系，而是一种充斥着主观认识、价值倾向和政策考量的社会性关系。帕斯格拉芙诉长岛火车站案是美国侵权法中的经典案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官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更像是一次价值决策。

参考文献

• 阎天怀：“法律救济的界限”，《读书》2005年第9期

• A.L.考夫曼：《卡多佐》，张守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十六章

• 朱迪亚·珀尔、达纳·麦肯齐：《为什么：关于因果关系的新科学》，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一章

核心事例：夏沃安乐死事件

现代法律制度强调个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个体能否获得独立且完整的法律主体资格，取决于他是否具备法律承认的“自由意志”。但我们不难发现，法律制度中的“自由意志”往往是社会构建的结果。在许多时候，被法律承认具备“自由意志”的我们，可能一点也不自由，或者仅仅是自以为自由，被操纵而不自知。我们将通过夏沃安乐死事件来讨论，为什么现代法律制度如此看重“自由意志”，以及又是如何去塑造它的。

参考文献

• 鱼崇：“生存还是死亡”，《自由女神下的阴影：“美国式法治”断片》，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

• 苏力：《是非与曲直：个案中的法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一章

• 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三章

•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同意》，李溪月译，文汇出版社2023年版

核心文本：美剧《约翰·亚当斯》第一集

社会学家涂尔干说过，有多少种职业，就有多少种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对法律人（不限于律师，也包括法官和法学家，英文都可以是lawyer）而言，既包括道德要求（比常人更高），也包括道德豁免（比常人更低）。美国国父约翰·亚当斯在参与革命之前，曾经为英军士兵辩护。在这一案件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亚当斯的家庭伦理、职业伦理和政治伦理是如何相互碰撞的。

参考文献

• 戴维·麦卡洛：《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袁原、戴晓峥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章

• 戈登·伍德：《革命品格：建国者何以与众不同？》，周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六章

• 理查德·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一章

• 安索尼·T.克罗曼：《迷失的律师》，田凤常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核心事例：林肯作为违宪者

亚里士多德说人在本质上是政治动物。这是否意味着，政治伦理是基础性伦理，要凌驾于其他伦理（例如家庭伦理和职业伦理）之上？对政治家而言，无论法律还是宪法，有时都不足以提供明确、充分且正确的指引。林肯在内战时期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困境，即必须以违反宪法的方式来保护宪法。在1930年代德国纳粹兴起的历史关口，德国的政治家和法学家也面临着类似考验。

参考文献

• 杜华：“公共安全与个人自由的悖论：林肯与美国内战期间人身保护令的终止”，《外国问题研究》2023年第4期

• 刘晗：“美国宪法的故人故事”，《读书》2016年第9期

• 田雷：“释宪者林肯——在美国早期宪法史的叙事中‘找回林肯’”，《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 刘小枫：“民国宪政的一段往事”，《现代人及其敌人：公法学家施米特引论》，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 卡尔·施密特：《宪法的守护者》，李君韬、苏慧婕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核心事例：抵制罗琳事件

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作为一场运动，正在世界各地兴起。其宗旨是保障特定种族、宗教、性别和性取向群体的尊严和利益。但是，如果人们过于强调各自的特殊身份，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就会被削弱，群体撕裂和社会动荡则会加剧。例如作家罗琳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但由于她坚持用生理标准来认定女性，便遭受到广泛的批评和抵制。

参考文献

• 马克·里拉：《分裂的美国》，马华灵、顾霄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 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刘芳译，中译出版社2021年版

•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性别的颠覆》，宋素凤译，岳麓书社2024年版，第一章

• 波斯纳：《性与理性》，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章

• 埃利亚纳·维耶诺、若埃勒·维尔斯,“2020年的女性主义者——如何面对成功?”，马胜利译，《第欧根尼》2021年第2期

核心案例：奥伯格费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576 U.S. 644 (2015)

社会急剧变迁，家庭制度也正在经历修正和转型。但旧事物不会自行消亡，新事物可能稍纵即逝。所以关于婚姻制度的每一次法律斗争，都具有戏剧性和不确定性。奥伯格费尔诉霍奇斯案一锤定音，使同性婚姻在美国得以合法化。但就以下问题，法官们并未形成共识：究竟什么是婚姻？宪法可曾授权法官来定义婚姻？任何形式的同性婚姻，包括群婚制，都是可以合法化的？……或许更现实的问题，是该判决的法律效力还能维持多久。

参考文献

• 申晨编译：《惊世判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奥伯格费尔诉霍奇斯案”判决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 刘晗：“美国同性婚姻权裁决的三重语境：平权运动、美国宪法与西方文明”，《中外法学》2018年第1期

• 上野千鹤子：《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吴咏梅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一章

• 波斯纳：《性与理性》，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十一章

核心文本：《约伯记》

《约伯记》是希伯来圣经中的故事：约伯是个好人，但他必须接受最残酷的考验，来证明自己是个表里如一的好人。我们关心的问题是：美德需要考验吗？美德可以考验吗？如果没有考验，或者可以通过作弊来通过考验，美德是否还有意义？快到期末了，教师如何出题，同学如何答题，可能本身都是问题？……或者，对某些人来说，这根本就不是问题，从来都不是问题，是你们想多了！

参考文献

• 冯象：“约伯福音”，《信与忘：约伯福音及其他》，三联书店2012年版

• 冯象：“考验”，《以赛亚之歌》，三联书店2017年版

• 勒内·基拉尔：《替罪羊》，冯寿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 张依然：“‘上访者’约伯——《约伯记》和信访的修复问题”，《法律和社会科学》2016年第15辑第2卷

核心文本：《犹大福音》

犹大是西方文化中最著名的叛徒。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一些宗教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小说家居然联起手来，试图为犹大翻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犹大的背叛恰好是一种伟大的牺牲，一种不计任何回报不考虑任何代价的牺牲。现代社会的法律可能已经丧失了命令或号召他人去牺牲的能力。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支撑现代法律的伦理力量，可能就只剩下理性计算或者功利计算了。

参考文献

• 王朔：“犹大的故事”，《三联生活周刊》2000年第9期

• 豪·路·博尔赫斯：“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杜撰集》，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

• 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将军族》，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

• 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加略人犹大”，《撒旦日记》，何桥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基督的最后诱惑》，傅惟慈、董乐山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 侯春林：“犹大卖主事件的经济伦理重释”，《外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2期

欢迎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