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榜追访 | 解放日报冯蕊：适应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行动

文字很清通，可读性不错。说几点疑惑：

仁钦华吉和华清在一个故事里，而沈永平跟这个故事的关系比较远。把他写到里面有点勉强。看完全文似乎也没看到牧民能对环境的改变做什么。他们做的事情也就是帮助统计、监测，进行科学研究。

本文把主人公身世的故事放在结尾。除非有比较惊人的料，否则一般不要如此。放在开头第二段比较好。（资深媒体人、前每日人物执行总编冯翔）

冯蕊：我们报社要求记者每年申报一个相当于中长期项目的选题，我报的是极端气候。因为我自己对气候报道有一些好奇，之前也看过澎湃做的气候报道，所以，对这个选题还是蛮感兴趣的。

但是，选题报完之后我一直没有动身，搁置在了那边。刚好在今年八九月份，有一个报道上海援青干部的采访任务，我要去黄河源，可以说是顺带吧，去采访援青干部的时候就把极端气候一并采了。

去青海之前，我先在网上查了一些有关黄河源的信息，因为这个地方对于我们这种长期在沿海城市生活的人来讲，挺遥远陌生的。像我，在今年以前从没有去过青海。网上搜材料时发现，那边有一个挺有名的雪山，阿尼玛卿山，旁边也有冰川，能和气候选题挂上。

前期做案头的时候，我找到了中科院的沈永平老师。之前，做一个珠峰的社会新闻时我们接触过，知道他是一位乐意跟记者打交道的学者。后来，我就找到沈老师，问他能不能聊一聊关于冰川的话题，他说刚好最近要去拉萨科考，也是关于青藏高原气候专题的，我可以等他从拉萨回到兰州的时候聊一聊。其实是挺机缘巧合的一篇报道。

冯蕊：是的，可能一个月一篇左右，都是关于极端气候方面的。

目前，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题是鄱阳湖，因为2022年出现大旱后，后续的媒体报道比较少，我很好奇当地目前的水位是什么样的，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也有之前采访认识的朋友和我说，当地人鸟冲突的情况值得关注，我对此有些好奇。另外一个是山火，但是因为最近不在时间点上，所以，山火可能会先放一放。还有一个是小农对于气候变化的应对。

这几个选题目前还在联系跟观望的阶段，没有定下具体出发采访的时间。

冯蕊：之前我看一些关于冰川、气候的报道，总感觉讲的有点太科学了，包括我在搜集论文和前期调研的过程中，就觉得大家好像都在解释这个现象，解释冰川在肉眼上或者在数据上有什么变化。

但是，关于藏区本地人的叙事好像提到的不多，在报道里是缺失的。作为一个没有生活在雪山脚下的人，我没办法知道，这些住在雪山脚下村庄里的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生活状态，或者说，他们本身的生产生活，当地的经济发展，究竟有没有受到冰川消融的影响。

所以，我在前期准备文案的时候一直在想，自己去当地采访时，是不是可以多了解一些当地人的生存状态。

因为，我前期很难跟当地藏民建立一个沟通的桥梁。首先，通过社交媒体很难远程去联系到这些在藏族或者藏区生活的人。还有，他们本身更习惯用藏语进行沟通。

另外，我当时还在考虑怎么建立联系，把这种很宏大的选题，跟一些读者的兴趣点联系在一起。

再有就是文本构架，我需要去采访哪些内容，是进入当地居民的生活，聊聊他们的人物故事，还是多去写一些科学家的发现，还是描述现场的场景。这也是我初期比较疑惑的地方，所以，当时一直在思考，也看一些其他媒体报道做参考。

冯蕊：其实有蛮多波折的。主要是他们平时都是用藏语沟通，当地很多三四十岁的人，都很少会说普通话。

报道中有两个主要的采访对象，视频里有一个，文章里还有一个。

文章里的华青大哥，是我通过仁钦华吉联系上的，他们是专门研究当地藏区生态气候的社会组织，通过他们，我联系上了华青大哥。

视频里面的昂保加是通过当地政府联系上的。我不是采访援青干部嘛，然后就问说，能不能帮我在当地找一位对气候有一些了解和影响力的人，可以跟我交流。然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帮我牵了个线。

其实，我在当地也有随机去采一些牧民，试图跟他们进行聊天，但我发现，这样的成功概率会比较低。

我记得，当时我在路上碰到试图聊天的可能有七八个牧民，但他们都听不太懂我想表达的意思。因为，他们会一点点汉语，但是，没法把它变成完整的句子表达出来。

另外，当地藏民的价值观是以宗教为轴心的，他们把雪山当做一个很神圣的向往，就像我在报道里写的，他们知道要保护他们的神山，但他们没有气候的概念。当我尝试去跟他们聊气候改变、生态变化时，他们给我的感觉是，在当地，保护雪山是一个天然的观念，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我只能去问，“当地的天气有什么变化？”“是不是跟小时候不一样了？”“对你们放牧有没有什么影响？”一旦稍微把距离拉远，学术化一些，他们就会回答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其实，深入藏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像我后期剪辑视频的时候，还要专门从网上找一位藏语翻译。

冯蕊：我在当地呆了五六天，然后又去了兰州，跟沈永平老师聊了一天。其余就是没有在报道中体现的采访对象。

我在雪山脚下跟两位藏民聊过，但是聊的不像两个主人公这么多，因为他们也有点听不懂汉语。

当时，我还跟我租车的司机做了采访，他是从外地来的，已经在当地定居了，普通话流利一些。他更多的是从当地经济发展和生产方式的角度，给我解答一些疑惑。然后就是当地的政府干部。

还有三江源国家公园一个生态保护站的站长，他也给了我一些线索，会跟我讲一些他的观察。比如雪线，他10多年前刚来当站长的时候，雪线是很高的，现在，雪山已经露出那种黄黄的部分了。另一方面，他也给我一些采访线索，像哪些区域，河流或者牧场有一些影响等等。

冯蕊：整理采访素材的时候，我跟主编商量过，不想把这篇报道放在一个特别软的维度上面，还是想着，能给读者解释清楚这种现象的科学变化，冰川到底是什么样子，退缩会带来什么影响。然后再写当地牧民对此的适应和改变，其实，最开始还是一个偏科普报道的思路。

但是，我写完之后又觉得有点不对劲，这种科普报道好像缺乏了那种人文的感觉，所以，在最后又插入了一个像后记一样的内容，去写他们的生活，因为沈永平、仁钦的生活和研究，和当地生态是有连接的，我想把这部分当做纽带，创造那种勾连感。

冯蕊：挺符合的，没什么人关注。

你们找到我说想专访时，我其实是非常震惊的。因为这篇报道发完之后，我感觉关注的人挺少的，以我们部门的读者群来讲，关注度没有很高。但是，也有实习生小妹妹跟我讲，南周那边好像有关注到这一篇，可能因为他们长期关注这种生态的话题。

冯蕊：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不知道是否正确、科学，我觉得，对气候来说，我们普通人更多的不是改变，而是适应。在当地采访时，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

就像我在报道里写的，那些牧民会去监测雪线，今年退了多少米，明年退了多少米，在这种变化中，他们了解到，原来神山真的在融化，他们在放牧过程中也能真实的感受到这种影响，但他们没有办法。

但是，了解到环境发生变化之后，这些牧民还是会去采取一些应对的策略，让他们的牧场少受一些影响，减少一些经济上的损失。

所以，当时采访完之后，我最大一个感觉是，这些牧民好像没有具体做过什么，但他们的适应，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行动，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