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2013——2021年中国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面板数据,基于新发展理念与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两步全局主成分分析法研究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Dagum基尼系数、莫兰指数对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与空间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是促进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总体差异持续减小,上游地区与下游地区之间农业高质量发展差异最为明显,地区间差异是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各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空间依赖性。基于研究结论,今后需加强顶层设计、增强农业产业联动,畅通要素流通渠道,以此而全面提升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和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农业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地区差异;空间相关性
引言
研究设计
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地区差异及其来源
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强,农业必须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这是对强农和强国辩证统一关系的深刻诠释,是党中央对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农业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和重要战略定位。农业高质量发展既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和关键,也是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和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农业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五大发展理念,以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为前提,以促进农业提质增效为动力,以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农业发展核心区域之一,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承载全国约二分之一的农业人口,保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耕地面积,2021年长江经济带农林牧渔总产值达到3.59万亿元,占全国农业总产值比重的43.2%。党中央、国务院把长江经济带定位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同样也是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主力军。2018年农业农村部出台了《关于支持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上中下游地区大力推广农业绿色发展且取得较大成效。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坚持上中下游协同,打造高质量发展经济带”。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农业高质量发展应该包含但不仅限于农业绿色发展。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其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地区差异,区域协同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面临巨大挑战。那么,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如何、上中下游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呈现何种差异格局以及存在何种空间相关性,基于新发展理念分析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揭示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和地区差异及空间相关性,以期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现阶段,我国有关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工业和服务业,在农业领域的相关研究仍显不足;且主要集中于理论阐释和路径研究,对评价体系测算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在已有的关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中,主要从问题导向研究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及其策略,测算方法主要使用熵权法或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发展水平评价,但由于所选取的指标依据、测算方法不同,导致数据结果各不相同,难以评价其科学性和准确性,从而影响分析结果。从研究区域来看,农业高质量发展偏重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对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实现路径及测度等问题,为我国新时期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借鉴。从进一步研究来看,现有文献仍有一定的突破空间。一是现有研究主要以全国及省域为研究区域,对于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注较为缺乏。长江经济带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厘清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演变规律,明确长江经济带地区间差异格局及空间相关性,是实现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提升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能力的关键。因此,对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应是高质量发展研究的重中之重。二是地区发展差距与来源的识别是以问题为导向提升区域整体协同性、增强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前提。现有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往往止步于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以及路径研究,缺少对地区差异特征、来源以及空间相关性的研究。三是准确把握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与测算逻辑从而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关键。考虑到不同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差异等客观因素,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该保持主客观相统一、定性定量相融合的方法,以确保指标构建的科学合理性,现有研究在这一方面还存在优化改进的空间。
基于此,遵循新发展理念,重新审视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本研究通过两步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测算2013——2021年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在此基础上,利用Dagum基尼系数、莫兰指数对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及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最后依据结论对推进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1.研究区域
选取长江经济带作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区域,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6年3月25日审议通过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长江经济带包含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共11省(市)。参考《纲要》划分,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下游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市),中游地区包括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上游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市)。
2.指标体系构建
党的二十大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农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以新发展理念为本底,在遵循农业自身发展规律和特征中稳中求进。基于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要求,本文以相关研究为基础,从经济稳定、创新驱动、产业协调、绿色发展、开放发展、福祉共享六个子维度构建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1)经济稳定。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的辩证统一,既要保证农业稳定增长,又要追求农业高质高效。以农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单位面积农业产出率来考察农业经济稳定程度。农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率,用于反映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等农业经济高效稳定发展的综合表现;单位面积农业产出率反映在一定农作物播种面积上投入农业生产要素与农业产出总值之间的关系,可以分析农业生产经营行为的经济产出效果,由农业总产值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值表示,产出比率越高,农业经济发展效果越好。
(2)创新驱动。农业科技要素供给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备条件。在农业经济发展由扩大要素投入转变为提升要素投入效率的要求下,创新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要素转化效率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通过综合机械化利用水平、节水灌溉面积比重、人均农机总动力揭示农业领域的创新驱动水平。综合机械化利用水平是反映农业生产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能够体现农业生产条件的机械化运作情况,农业机械化能够最大限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节水灌溉面积比重由节水灌溉面积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值表示,能够反映地区农业创新驱动水平。当前我国农业用水供需矛盾突出,创新型节水灌溉技术的研发与投入使用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3)产业协调。农业产业结构协调不仅是缓解农业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需要,也是新发展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对农产品绿色高品质要求的体现。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优化是农业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从非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林牧渔业产值占比、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占比三个评价指标进行考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反映了我国居民膳食需求多样化趋势,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值客观反映种植业结构变化,林牧渔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比值反映了林牧渔业比重的变化,这两个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业产业协调情况。
(4)绿色发展。随着人民对高质量农产品、生态产品以及良好生态环境等需求不断增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气候智慧型农业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形态,绿色发展成为农业发展的核心理念。选用万元农业GDP耗水、万元农业GDP耗能和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来反映区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万元农业GDP耗水和万元农业GDP耗能由农业用水、农业耗能分别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值体现,其中农业耗能来源于农林牧渔业在煤炭能源、油气能源的消耗。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由化肥施用量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值表示,反映了农业资源利用强度。
(5)开放发展。在当前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农业开放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进口国,农产品需求量大且大量依赖进口,国内农业生产供给低效甚至无效,从而导致亏损严重。我国农业亟需吸纳国际市场上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管理经验,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整合和配置资源,提高农业竞争力,用高水平开放来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时,农产品出口对于我国拓展农业发展空间、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农产品外贸依存度衡量一个地区农业对外贸易程度,反映外向型农业发展水平。因此,使用农产品进出口外贸依存度以表示一个地区农业经济的开放发展水平。
(6)福祉共享。福祉共享水平通过城乡卫生技术人员比、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与城乡收入比来衡量。城镇卫生技术人员与农村卫生技术人员数的比值可以反映城乡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水平;城乡收入比表示地区城镇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与差异,体现了我国政府均衡配置城乡要素和公共资源的关键举措。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则从城乡人口与收入差距出发,更直观地表现城乡要素流动的结果。以上指标从生活服务、收入差距层面表现城乡福祉差异,从而整体衡量农村居民福祉共享水平。
3.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4——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能源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
1.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模型构建
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作为多指标、多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需要选取多项指标集成进行考察。选取能够同时测定多个年份、多项指标权重的两步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测算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2.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分析
如表2所示,在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中,福祉共享与创新驱动权重占比最大,分别为0.2034和0.2033,这表明福祉共享与创新驱动两个子维度在促进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城乡收入比、人均农机总动力、综合机械化利用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权重较大,分别为0.0707、0.0688、0.0687、0.0670,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进一步缓解了城乡矛盾,农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夯实了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向高质量迈进的步伐;开放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中权重占比最小,仅为0.1221,说明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开放程度还有待提高,农业进出口贸易还需进一步优化;经济稳定在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权重较小,为0.1376,受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一产向二三产业转移的现象较为明显,耕地非农化、农地抛荒、农业减产等现象较为常见,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稳定性有待提升。
结合表3和图1来看,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13——2021年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呈现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为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均位于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其农业高质量发展同期高于上中游的其他八省(市)。然而,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农业高质量发展仍然艰巨而曲折,部分省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某些年份出现小幅波动甚至倒退。以上海为例,相比于2017年的1.893,2018年的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为1.775,2018年呈断崖式下降。仅从原始数据来看,2018年上海市农林牧渔业产值与耕地面积均有较大幅度下降,表明上海市调整减少了农业生产规模,在其他指标保持稳定情况下,出现了综合水平计算下降的结果。其深层次原因可能是,作为全国最高人口密度的城市之一,上海市为满足人口增长以及二、三产业的发展,不断扩张城市空间,外延城市边界,压缩了农业用地空间。因此,2018年上海市农业耕地用地减少,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下降。2018年之后,上海市高度重视农业发展,颁发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在保持较高农业技术水平基础上,逐步提升农业生产总量,因此在2019年,上海市农业发展相比往年有了大幅度提升。第一层级中同处于长江下游地区的浙江与江苏两省,经济发展基础雄厚,注重农业技术水平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绿色生态有机农业的发展,因此农业取得了较为稳定的高质量发展。第二层级为中游地区的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和上游地区的四川、重庆两省(市)以及下游地区的安徽省。该层级六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下游的三省(市),在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绿色发展、农业多元价值挖掘等方面尚在突破发展中,因此其农业高质量发展处于居中水平。第三层级为上游地区的云南、贵州两省,该层级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
总体来说,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呈稳步上升趋势,但具有明显的地域不平衡特征,各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与其经济水平、农业科技创新、绿色农技推广等密切相关。长期以来,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偏弱,农业绿色发展缓慢。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上述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取得了较大进展。
为进一步分析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差异来源,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测算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内部总体差距变化以及长江上游地区、中游地区以及下游地区之间的差距。
1. Dagum基尼系数法
Dagum(1997)提出的Dagum基尼系数及其子群分解方法可以通过将基尼系数分解为子群内差异对总体基尼系数的贡献、子群间净值差异对总体基尼系数的贡献以及超变密度贡献,从而有效解决地区差异的分解和来源问题。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在文中将长江经济带分为上、中、下游三个部分,式(1)中yji(yhr)代表j(h)地区内任一省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y为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平均值,n为长江经济带涉及的11个省(市),k为地区个数,nj(nh)是j(h)地区内省(市)的个数。同时,在进行Dagum基尼系数分解前,要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均值进行排序,如公式(2)。
公式(3)、(4)分别表示j地区的基尼系数Gjj和地区内差距的贡献Gw,公式(5)、(6)分别表示j、h地区的地区间基尼系数Gjh和地区间净值差距Gnb,公式(7)表示超变密度的贡献Gt。公式(8)表示j、h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相对影响Djh。djh表示j(h)地区间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贡献率差值,用公式(9)表示。pjh表示超变一阶矩,由公式(10)计算可得。pj=nj/n、sj=njYˉjnyˉ、j=1,2,...,k。djh和pjh分别表示j、h地区中所有yji-yhr>0和yhr-yji>0样本值的数学期望。根据Dagum基尼系数子群分解方法,将总体基尼系数G分解成地区内差距的贡献Gw、地区间差距的贡献Gnb,以及超变密度的贡献Gt三部分,这三部分需要满足G=Gw+Gnb+Gt。在文中,G代表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差异,Gw代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内各省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差异,Gnb代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之间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差异,Gt则代表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在上、中、下游地区之间的交叉重叠现象。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子群分解法进一步测算了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来源,相关结果由Matlab(2021b)软件测算得出,见表4所示。
2. 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地区差异
如图2所示,从整体上看,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基尼系数从2013年的0.252下降至2021年的0.185,整体降幅达26.59%。由此可见,我国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依托战略实施和政策扶持,通过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等方式不断探索与优化,农业创新驱动力持续增强,总体差异逐步缩小,总体协调度持续提高,农业高质量发展总体趋势向好。
如表4所示,从2013—2021年长江经济带地区内基尼系数来看,上游地区(0.178)均值最高,地区内基尼系数从2013年的0.233降至2021年的0.125,下降幅度较大,但系数仍为同期最高;下游地区(0.071)次之,地区内基尼系数由2013年的0.093降至2015年的0.065,再小幅上涨为2019年的0.074,整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中游地区(0.041)最小,地区内基尼系数由2013年的0.043上升至2016年的0.053,2021年则降低至0.022,保持着地区内差异最小水平。具体来看,受川渝两省(市)与云贵两省农业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发展速度等影响,上游地区四省之间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近年来,借助“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等政策推力,云贵两省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随之提升,上游地区四省之间农业高质量发展差异不断缩小。中游地区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农业资源禀赋和农业经济发展基础状况较为相似,因此中游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较高。下游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经济发展水平高、科技发展状况好,而同处下游地区的安徽省较其他三省(市)差距较大,因此在反映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地区内差异时基尼系数出现上下波动,但下游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异仍呈下降趋势。
从2013——2021年长江经济带地区间基尼系数来看,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下游——上游地区间差异最大,下游——中游地区间次之,中游——上游地区间差异最小,各地区间基尼系数变化总体呈现稳步下降态势,反映出长江经济带各地区间农业高质量发展差异不断减小。具体来看,2013年下游——上游地区间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46,不仅显著高于同年下游-中游地区间的0.240和中游——上游地区间的0.234,同时也高于长江经济带内总体基尼系数值。随着年份的变化,2021年下游——中游地区间差异基尼系数下降为0.177,中游——上游地区间差异基尼系数降为0.171,低于同期长江经济带总体差异基尼系数值,下游——上游地区的地区间差距在2013—2021年间虽然有较大的降幅,但其差距仍为长江经济带地区间最大。
3. 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地区差异来源
由表4可知,在2013——2021年期间,尽管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呈现持续性上升的态势,由2013年的84.36%上升为2021年的84.55%,但总体仍保持为84.77%左右的平均水平,远高于地区内差异贡献率与超变密度贡献率。具体来看,2013——2021年以来地区内差异贡献率均值为14.56%,超变密度贡献率对总体地区差异的贡献率波动幅度较大,由2013年的0.23%上升至2016年的最高值0.65%,而2019年则仅为0.27%。整体来看,反映地区内交叉重叠问题的超变密度的贡献率较小,对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总体地区差异变化没有显著影响,由此,上游、中游、下游各地区间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差异是造成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创新驱动水平、产业优化协调等方面影响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地区间差异,下游地区在这些因素上比中游、上游地区更具有优势,因此地区间差距较为显著,而这些因素在地区内可以体现的差距相较微弱,由此地区间差异成为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总体地区差异的主要来源。
区域协同发展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力,厘清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这一问题对提高区域协同发展水平,推进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莫兰指数
全局莫兰指数是全局自相关分析的主要表征形式,其值通过计算样本数据在空间上的相互关联程度获得,用以分析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具体计算表达式为:
式中,N表示长江经济带内省(市)总个数,Xi为i省(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Xj为j省(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X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均值,Wij为长江经济带ij省(市)间的空间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全局莫兰指数的取值区间为[-1,1],其绝对值越大,表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相互关联程度和空间自相关性越高。若I>0,则表示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空间正相关性,其值越大,空间正相关性就越明显;若I<0,表示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呈现空间负相关性,其值越小,空间差异就越大;若I=0,则表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之间农业高质量发展呈现空间随机性。
全局莫兰指数可以从整体上描述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相关性,而进一步了解长江经济带内每个省(市)与其他省(市)之间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集聚程度与空间差异程度则需要通过局部莫兰指数加以分析呈现。具体计算公式:
式中,Xi为i省(市)的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Wij为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Ii为i省(市)的局部莫兰指数。本文将以局部莫兰指数及其散点图描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与其周边省(市)之间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分布的局部空间集聚程度与空间差异程度。
2.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表5描述了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全局莫兰指数变化情况,反映了地区分布格局,其中,I为莫兰指数值,Z反映了莫兰指数的标准差,P为显著性水平。由表5可知,2013——2021年P值均小于0.01,且Z值均大于2.58,这表明数据统计量拒绝了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呈随机分布、互不关联的零假设,在通过99%显著性水平检验的情况下,莫兰指数值均大于0,说明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呈现一定程度的空间交互作用与集聚状态,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换言之,长江经济带各地区间农业高质量发展呈现一定的空间依赖性,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在地理位置上与同样有较高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省(市)相邻,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与同样有较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省份在地理位置上相邻。
3.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了分析长江经济带各地区之间农业高质量发展是否存在局部集聚现象,从而更直观地反映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相关性,采用局部莫兰指数对2013年及2021年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由图3可知,2013年和2021年农业高质量发展“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下游地区,主要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这与我国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分布格局特征相一致。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随着近年来东部地区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农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与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不断提升,从而奠定了下游地区在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中的排头位置,也为相邻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起到一定带动作用,形成农业高质量发展“高——高”集聚区。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上游地区的四川和贵州两省,受自身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等影响,农业发展支持受限,扩散能力较弱,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因此上游地区四川、贵州两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形成“低——低”集聚局面。
1.主要结论
本文将新发展理念赋能于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两步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测度2013——2021年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分析其总体及子维度的时空演进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对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差异变化与各地区差异特征及差异来源进行探讨,最后通过莫兰指数分析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得到如下几点结论。
(1)2013——2021年间,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这一结果主要来源于中上游地区省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高速增长。福祉共享和创新驱动子维度的提高是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水平提升的关键要素,开放发展则是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薄弱环节。
(2)2013——2021年间,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总体基尼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各地区内及各地区间发展差异不断缩小,其中上游地区各省(市)内发展差异最大,下游、中游、上游各地区间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差异是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且上游——下游地区间差异最大。由此,缩小地区间发展差异,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地区间协调是提升其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重中之重。
(3)根据对2013年和2021年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分析,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各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空间依赖性,“高-高”集聚显著集中于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而“低——低”集聚集中于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总的来说,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在地理位置上与同样有较高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省份相邻,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与同样有较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省份在地理位置上相邻。
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提升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和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加强顶层设计。国家于2016年、2021年先后发布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十四五”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实施方案》等指导性纲领文件,绘就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各省(市)应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做好本省(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以指导本省(市)农业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应注重与国家层面政策的衔接和配合,确保政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同时,注重与长江经济带其他省份的协同配合,形成政策合力,通过加强区域合作、推动资源共享、实现优势互补,达到协同增效的目的。
(2)增强农业产业联动。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农业发展比较优势,通过农业产业链、价值链构建,形成上中下游之间优势互补、分工合理、有机联动的农业产业体系。力求充分利用长江经济带的区域优势和资源禀赋,推动农业与其他产业,特别是与长江经济带内其他省份的农业产业深度融合,增强中下游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对上游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建立健全区域农业合作机制,推动各地区在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协作与配合,鼓励围绕优质化、多样化、特色化的居民消费需求,开展特色农产品市场对接、产销对接、定制服务等多种形式的合作。
(3)畅通要素流动通道。加快构建完善的农业要素流动体系,建设现代化农业基础设施,为要素流动提供必要的硬件支撑,确保长江经济带省份的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和农业信息能够快速、准确地流通,提高地区农业生产效率和市场响应速度。同时,应加强长江经济带内农业发展的合作与协调,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农业要素市场体系,摒弃地方保护主义,消除行政壁垒,共同打造良好的农业要素流动环境。
原载于《农村经济》2024年第7期(CSSCI来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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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罗洁、石维丹、何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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