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浩 彭剑 | 制造“目击”：新闻权威争夺与消解的地方性认识

基于互联网节律并鼓励新闻机构跨越时空和专业管辖权的边界来介入新闻叙事的远程报道，已逐渐成为数字新闻生产的常规，这挑战了新闻业在信息供给领域权威地位的合法性前提，即“现场目击”。新闻业古老而浓厚的“在场/目击”文化与地方性的消解之间存在理论和实践张力，新闻权威研究主流的“关系范式”亟须更新。在经验材料的支持下，以报道全国社会民生新闻的都市新闻业为关注对象，本文揭示了编辑部如何围绕地方性知识的挪用、地缘关系的刻绘和地方信任的修复来制造“目击”，进而维护饱受挑战的新闻权威。应予以批判性反思的是，远程报道藉由各种目击证据来宣称“在线/在场”，这些替代性话语与“在地”的目击实践正渐行渐远，反而为新闻业文化权威的重建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

关键词

目击文化；新闻叙事；地方性；新闻权威；数字新闻

作者介绍

江浩，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彭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71

“什么时候来观察我们？”这是数字新闻用户与某省级地方媒体的有趣互动。有赖于对众包新闻线索的及时识别、捕捉与核查，该机构的大多数异地报道能够在社交媒体抢先发布，进而利用千万点击量的“热点时刻”来宣称专业权威。其数字化转型的成功表明，随着信息传播技术和平台逐渐成为数字新闻业的基础设施，为了谋求“流量受众”的垂青，以往承诺“守土有责”、宣称为其“辖区”内的公众提供忠诚服务的地方性媒体，如今正试图跨越地理边界迈向全国，以“不在现场”的方式积极介入新闻叙事，并在信息供给方面争夺“可信的发言人”地位。具体而言，互联网节律迫使地方新闻机构“一天推送几十次”，对全国社会热点进行二次创作以填补新闻流空缺。在媒介时间的统摄下，记者与编辑深陷数字传播的“赶工游戏”，于是“足不出户做新闻”成为远程报道的常规。

上述“流量锦标赛”挑战了新闻权威得以建构的合法性前提，即“现场目击”，进而使得数字新闻业的地缘关系、公众信任和专业管辖权饱受质疑。例如，某“南方系媒体”记者借助电话和社交媒体调查郑州某小区居民的生活用水问题，却被相关部门索要介绍函并反问“你们又不是本地的，管这么多干嘛”。此时值得追问的是，当本地媒体“缺位”或“失语”，谁来令人信服地报道此地新近事实的变动？当记者不在现场，其新闻叙事何以具备正当性？回顾新闻学研究“空间转向”的理论启示，应将地方性概念丛置于范式更新和批判意识的中心位置。由此本文试从“在场/目击”文化出发，观照新闻业数字化改造的“社会-文化”意义，解释职业话语、意义符码、集体记忆等象征性力量的建构与消解，以回应上述关切。

一、重思新闻业的“在场/目击”文化

（一）“目击”的文化力量

彼得斯的媒介哲学将目击（eyewitness）视为传播与交流的基本问题，分为“被动地看”与“主动地说”。无论是监视、凝视还是目击，“看见”都被认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权力，新闻记者将其寓于镜头之中。公开讲述“目击”则正是新闻业的使命之一。作为一种独家、一手、权威的信源，目击实践指导了新闻真实的建构策略。强调现场目击的新闻叙事便是以看似去中介化的方式，使公众信服远方所发生的事件，进而支持了新闻报道的正当性主张——眼见为实。于是，视觉隐喻就伴随着专业化新闻的社会史，如守望、洞察、灯塔等具体意象。                             

目击的文化力量源于“在场”。作为“到达过现场”的文化标记，记者的目击实践彰显了其开展新闻工作的胜任力，据此区隔于普通民众的偶然目击。具体而言，记者出差做新闻，身体在场以保证有能力去现场目击事件的发生，进而接触被忽视的新闻线索，于同行的碎片化报道之外发布独家稿件，专业名望借由信息增量得以提升。因此，对近距离、以事件为中心的报道、转述目击者描述以及对现场直播的策略性使用，有助于巩固记者基于现场目击的“公众代理人”身份。但记者驻守现场同样面临风险，尤其身处是非之地——据国际新闻安全协会（INSI）的《杀死信使》（Killing the Messenger）报告显示，2022年有85名国际记者在报道乌克兰危机、中东暴恐和南美反政府抗议的任务中罹难。随着社交媒体信源和在线采编支持记者无须前往现场便可完成新闻叙事，新闻业开始尝试将目击任务外包给数字技术和非传统记者，以应对具身目击的高风险与低效率。现场目击赋予记者在事实讲述方面拥有特殊的文化权威，因而新闻业痴迷于证明目击实践以维护上述非对称关系。泽利泽将目击证据的演进梳理为四个阶段：角色、报道、技术与光环。其中，光环意味着目击实践能够帮助新闻行动者建构专业名望并维护职业管辖权。这指涉了“新闻权威”的争夺与消解。

不同于“在场/目击”文化在西方新闻业中常用来解释记者专业名望正当性的建构，本土新闻界对这一中层概念的理解则着眼于传媒业的变革轨道。“目击”概念最初被界定为开展高质量新闻工作的指导规范与具体标准，早在1993年版的《新闻学大辞典》便收录了“目击采访”一词，要求记者以第一视角来素描和再现新闻现场，并捕捉有价值的新闻线索。伴随着世纪之交新闻业的市场化与专业化改革，目击文化被用以赋能媒体的新闻摄影和修辞技巧，进而区隔于传统的倒金字塔叙事，以便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读者青睐。面对技术变革的冲击，当下本土学界对“目击”概念的使用逐渐向社会建构论靠拢。一方面指出主流媒体藉由“现场云”等媒介技术来制造视觉证据，以意义生产的方式回应国家对“媒介融合”的重要期许；另一方面则穿透充斥着“不确定性”的信息迷雾，揭示媒体如何与读者“共同见证”新闻话语的有机真实。概言之，本土新闻业目击文化的异质性特征是相当重视叙事文本对“在场”的话语策展，并将审视对象从记者的偶然实践上升到编辑部乃至传媒机构整体的播发流程与公众互动，这为管窥新闻生产的专业正当性提供了窗口。

如今目击的文化力量正饱受挑战。就外部竞争而言，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帮助普通公众缩小与专业记者在感知事件、抵达现场和媒介使用等方面的鸿沟，使得各个新闻行动者有机会“基于客观事件为他人创造合法的话语知识”。于是，就占领华尔街和河北燕郊爆炸等“热点时刻”而言，公众目击的实践景观有力地冲击了记者的叙事权威。回看数字新闻编辑室内部，虽然依旧有着浓厚的“在场文化”，但争夺专业名望的“赶工游戏”催生了更多的降落伞新闻——记者以局外人的身份短暂到访事件现场，围绕其他地区受众的兴趣来做新闻，拒绝承诺对报道对象的持续责任。而且对地方的不熟悉将会显著限制新闻线索的搜集，并增加对官方通稿的依赖。“去地方化”使得新闻叙事难以垄断，职业管辖权受到挑战。

（二）“在地”：目击文化的正当性注解

为了从新闻认识论方面来阐发目击文化的困境，有必要简要厘清地方/place的概念史。空间（space）作为与时间相对的形而上概念，意指物质普遍的存在维度。地方（place）是人类获得意义和身份的环境。这一理解植根于文化地理学层面的附近（nearby），即社会、组织和个体之间基于位置（location）发生联系，其内部结构具有从属关系并动态调整，并延伸至地理空间的不同层级。地方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建构结果，是具有社会、历史和文化意义的空间，聚焦于描述“联系”而非区分“对立”。此外，“地方”和“地方性/本地（local）”有着相同的汉语词根，却分别指向不同词源。回顾文化地理学的现象学基石，二者关系可被理解为段义孚的经典主张：“地方性”首先将各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生态资源和环境规则“悬置”，进而使用认知、情感与体验等人文属性来将“地方”描述为人的本真世界，“地方性”使得某处“空间”称之为“地方”。

社会生活何以维系地方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型跨国公司和流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急速扩张，文化地理学家和社会史研究者们开始系统性地反思强势文明的后殖民主义。其中“地方感”被定义为一个人对生活在其中所产生的地方认同、信仰和依恋，这源自具体的感官体验和情绪经验。在遍布风险的加速社会，“地方”意味着“避风塘”，是对公众渴望安全感、归属感与扎根感的学术关切。从移民报刊到社区媒体，新闻业制造地方感的能力被认为是维系地方认同的重要黏合剂。帕克的经典论述指出，地方报刊将公众对记忆、情感和文化的意义共享注入地方感的塑造，进而达成社会群体整合之效能。杜威和哈贝马斯同样赞成新闻业在支持公共交往、促进社区审议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与其相左的观点是，媒介环境学派极力宣称电子媒介摧毁了地方感，并振臂高呼“地球村”正迈向地理趋同的“团结时刻”。卡斯特则为解读世纪之交的地缘关系提供了超越二元对立的重要启发。在他看来，信息时代的“流动空间”并没有渗透到网络社会的整个领域，因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驻扎在区隔化的地方，难以彼此共享文化符码。这呼应了格尔茨关于地方性知识的理解：着眼于形成知识的具体情境，关注人类局部的、有条件的联系与创造，以对抗知识生产的全球化逻辑。

如何理解目击文化的地方性？从谁先抵达现场的时空赛跑，到前往灰色地带揭露丑闻，目击实践植根于专业主义和地方性知识的多重规范。有如受众与新闻事件的接近程度，新闻当事人的显著程度，以及经过事实核查的信源归属地等要素，以地理标签和时间戳的形式成为新闻报道的“目击证据标识”。记者前往不熟悉的地方做新闻离不开当地社会成员的支持，如司机、翻译、地图向导、政府官员等，地方性知识在面对面的交际实践中得以传递。于是基于地方性的目击实践意味着新闻行动者的社会关系的集聚与获得，这需要记者与地方保持良好的互惠关系，即维系新闻业的地方信任，其从新闻叙事的角度可被操作化为：经验感知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尊重和公平的陈述、动机友善。目击文化还意味着新闻业对地方感的象征性承诺，诸如媒体名称的“地点冠名”（如《华西都市报》《费城问询报》），表达了对特定地方的文化忠诚。且如今大多数报社大楼仍位处城市核心地段，以展示新闻业对突发事件和时政动态的坚定守望，并向当地市民宣告“新闻业依旧在场”。

回看当下的数字新闻实践，新闻业古老而浓厚的“在场/目击”文化与地方性的消解之间存在着理论和实践张力。即使演播室绿幕、蒙太奇剪辑和流媒体直播等数字媒介技术实现了记者基于视觉景观的虚拟在场，但如今目击实践仍然在“去地方化”：“在线/在场”意味着时空距离的缩近；“在地”则强调记者对地方社群的融入，并作为群体成员共同经历事件并达成情感共鸣，进而拉近社会心理距离以重建文化权威。远程报道进一步鼓励了“在场”却不“在地”的目击实践，并削弱了目击的文化力量，公众对都市类媒体的信任消解便是这种紧张趋势的集中反映。于是新闻业被迫重寻新的话语资源以维护专业正当性，卡尔森将其凝练为一个新闻业与客观现实、叙事文本、媒介技术和公众批评的象征性互动的关系模型。研究者得以据此厘清新闻权威的话语元素与行动者之间的映射脉络，进而操作化地分析在地/制造“目击”的社会互动与文化后果。

结合前文所述的实践样貌与理论进展，本文聚焦隶属于省级报业集团，并旨在报道全国社会民生新闻的都市类媒体，进而沿着新闻权威研究的“互动建构论”视角，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第一，地方新闻业的新媒体部门在报道全国社会新闻时，如何利用公众目击来建构客观现实？

第二，上述远程报道如何经由叙事修辞来策展记者对新闻事件的亲身目击？

第三，当新闻权威受到公众批评与同行挑战时，哪些话语资源被用来修复地方信任并化解范式危机？

最后，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本文尝试沿着地方性概念丛的指引，讨论并阐明数字时代新闻权威建构与消解的社会-文化表征。

二、研究设计

本文的研究目的并非揭示远程报道的生产常规，而是试图阐明从业者和社会公众对特定新闻实践的看法，这包括新闻文本、生产实践及接受条件的公共表达。上述话语实践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修辞和表演的过程，旨在向新闻场域策展自己如何与其他形式的行动者区分开来，这勾连了新闻业对“目击证据”的制造。

作为个案研究，经验材料主要来源于访谈笔记、新闻机构内部资料、几类争议性事件的新闻报道和用户评论文本。研究者首先于2023年6—8月调研了省会城市C符合上述条件且数字化转型效益良好的主流媒体H报，并轮流访谈了社会民生新闻业务的从业人员，包括4名记者（首席记者G、记者L、驻地级市记者Z、实习记者S），一位短视频编辑J，以及一名副主编L。访谈问题涉及远程报道的新闻实践、异地监督的舆情应对、分享个人职业经历并评论同行的争议性报道。针对性访谈虽不能完整地揭示新闻常规，但它阐释了地方新闻工作者如何基于专业规范和社会关系来看待自己某些做法，这有助于研究者识别和归纳新闻机构对“地方性”的理解。为了提供额外的元新闻话语材料，研究者收集了研究对象近3年来争议性异地报道的叙事文本，以及用户评论（当地自媒体的回应性新闻归为此类）。本文并非意图指摘某一媒体的具体做法，因此在不影响语义和行文的前提下，对访谈对象和具体事件进行脱敏处理。

基于以上经验材料，研究者沿着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的经典六步法进行数据处理：（1）转录访谈语音（人工处理不能被AI识别的部分方言），进行数据分类；（2）标记重要的概念、关键词、观点，开展原始编码；（3）在原始编码中发现潜在主题，并返回原始数据进行补充编码；（4）审查主题之间是否内部一致且外部互斥；（5）参照前人对新闻权威的操作化框定，定义主题名称及其内涵（表1）；（6）将经验材料和分析评述梳理为完整的逻辑链，以回答研究问题。

三、研究发现

（一）挪用地方性知识：众包目击与远程在场

在“危机与转型”的驱动下，如何看待地方媒体同行迈向全国的“华丽转身”？副主编L坦言：“他们不少人生来就是数字化的（广电部门改制衍生而来），领导和员工都擅长玩短视频，依仗后发优势，市场化运作非常成功。”中国本土新闻业的“转型”在话语制度主义看来，这一过程于政策、程序、哲理三个层面酝酿。落脚于编辑部层面，是否坚持高比例的原创新闻，是否顺应流量逻辑，是否主攻当下火热的短视频赛道，这些主要观念引领了新闻生产的发力方向和远程常规，并通过元新闻话语表达了新闻机构对“地方性”的理解。

具体而言，公众对事件的目击证据建构了地方性知识的基础，进而被记者转述为带有机构标识的新闻叙事。尤其是揭丑报道需要权威信源和严格的事实核查，但行政管辖权难以把控来自远方的凝视。在这个张力空间内，记者针对性地关注他方社会民间的戏剧性或冲突性事件，灵活调用地方性知识，并将其转述为新闻叙事的“热点时刻”。

宣传口处理本地舆情需要联络多个单位以寻求最优解，但我们来做异地报道只为读者负责。等对方找上门来，只要报道反映了真实情况，顶多只会要求删帖。（记者G）

报道西安城墙坍塌的短视频让同行揽获数亿点击量，我们之前也有刷到这条线索，但觉得没什么新闻点。怎么制作爆款，是门玄学。（编辑J）

许多新兴的编辑室强调，远程报道会导致记者难以宣称对地方性知识的掌握，但提升文化权威的机遇同样在其中酝酿。因为随着传媒业市场化改造的加深，通过新闻聚合平台“买线索”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做法。新闻机构向用户开放有偿提供新闻线索的投稿入口，将现场目击工作大量外包给社会公众，甚至是重新包装其他媒体的一手报道，可以针对性地接触并重组地方性知识，并利用平台把关和具名信源规避新闻失实、伦理危机和污名化等风险或追责。“就像最近大家都在关注缅北电诈园区，我们用流传到‘包浆’的网图，就能发几条效益不错的稿子。”（记者L）值得一提的是，“包浆”意味着媒介讯息的“不精致”，但公众目击证据的品质缺陷反而强化了真实感。尤其是对焦模糊、画面晃动、声音嘈杂、一镜到底的短视频内容，是编辑部的采纳偏好之一。

随着记者“去过那里”逐渐让位于“不在那里”，“寻找独家线索”正被“鉴定网络热门视频”所替代。“热点常常不请自来，我们日常工作很多时候在做选择题。”（编辑J）围绕“热搜榜”来寻找新闻线索是远程报道的主要做法，采编人员经常将社交媒体账号虚拟定位到事发地，再借助“附近的人”等平台算法来搜寻公众发布的现场图文和视频，组合或删减事实细节之后迅速转发并@原作者，以替代具身见证。当目击证据“送上门”，评估、改稿、编发与聚合等系列程序便会立即响应。副主编L向研究者分享了一个案例——曾有抖音用户投稿外省一校园霸凌事件的现场视频，编辑着手处理不久当地便宣布召开新闻发布会，是否等待正式通稿以进行事实核查？他当机立断：“我们就提一嘴相关部门正在介入，不过多解释事件细节。最近不是考编热嘛，那在文案最后向读者们抛出一个问题来掀起讨论，就用未成年人校园施暴是否应当记入个人档案，进而限制未来升学、考编等等，这篇新媒体稿子就能现在发了。”

记者的专业权威不在于他们对各地事实变动的掌握，而体现于上述知识的使用方式。编辑部转述地方性知识，本质上是对新闻事实进行策略化的价值赋予，突显专业要素并规避风险，将知识流通实践用作维护新闻权威的话语资源，而非谋求导入新的信息增量。身处“远程在场”的典型时空，记者群体持续强调他们与事件的接近程度，以绕过公开声明的方式收集到新闻事实，将自己定义为“公众可信的发言人”，并借由源自公众目击的象征性线索向不在现场的人宣称文化权威。发布独家新闻与抛出并主持话题同样是提升新闻权威的有效途径，但在“互联网节律”的统摄下，前者耗时耗力，并且实地目击新闻线索面临较高的沉没成本，后者则是较为便利稳妥的做法。

（二）刻绘地缘关系：“在地目击”的修辞策展

“在地”的目击实践要求记者介入地方事务，努力接触社会群体成员并建立友善私交，进而取得转述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许可，将其构建成目击证据标识，最终与非专业人士争夺叙事权威。“不在现场”的远程报道如何策展与当地公众的共同经历与情感共鸣？对经验材料的分析发现，有三类叙事修辞被地方都市类媒体用作建构“在地目击”的替代性话语。

（1）认同，即新闻叙事为边缘群体发声，反击社会对地方的刻板印象，试图与当地公众建立互惠关系并回应“公共性”期许。回顾远程报道尚未普及的年代，农民工群体的跨省流动是各家报纸社会新闻版面的重要话题。“我省是劳动力输出大户，外地务工而遭遇欠薪的事件不胜枚举。”（记者G）媒体将自身定位为观察社会变迁的文化透镜，其中异地报道倾向于使用苦难叙事，而本地媒体将外来务工人员建构为“受爱护者”。在副主编L看来，涉及跨省冲突性事件的新闻，当事双方拥有一种“本地媒体会为我撑腰”的心理预期，这便是记者得以介入地缘关系并策展“在地”目击的机会窗口。灾难事件则是一个极端情境，为记者提供了一个仪式化其职业角色并摆脱客观立场的“临界时刻”。“就我的采访经验而言（关于2008年5·12汶川地震），暂且安定下来的灾民非常期待见到我们来嘘寒问暖或是聊天作陪。”（记者Z）远道而来的记者以捐助、探望、慰问等名义，迅速打通地方关系并妥善完成“事后目击”。其文化后果则是非虚构写作等文学策略得以在灾难叙事中实现合法化。其中新闻权威的宣称来源于“认同”修辞对生命群像的细致刻绘，区别于官方声明的冰冷数字和宏大叙事，进而试图形塑社会公众关于灾难的集体记忆。

借由策略化展演“共情”，远程报道亦能以认同修辞替代“在地目击”，但会面临新闻失实和缺乏平衡报道之风险。有如在“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件中，部分媒体的煽情报道饱受批评，社会公众指责记者贩卖共情，并上升到对所属新闻机构整体专业素养的质疑。另一个具体案例是，近年来研究对象所处某市一高中男生在校内坠亡，其母亲持续发帖控诉进而引发全国关注。

那段时间有不少媒体转发一张照片，内容是学校门外公众乌泱泱地聚集，并配文‘家长讨说法，警方暴力维稳’，把大家吓得不轻。等我找到了现场视频才发现，没有一个人说本地话，看长相也不是有孩子读中学的年纪。后来在网络舆情应对会上，我就公开提议今后优先发短视频新闻，消灭可能的无端联想。（副主编L）

不难发现，图片媒介难以传递方言，而短视频中的现场原声常被剪辑替换。当远程报道策展“替代性目击”时，带有鲜明地方色彩的目击证据通常会被拒绝，因其压缩了修辞话语的发挥空间。

（2）提喻，指局部要素与事件全貌的互相替代，进而摆脱事实细节的制约，以更好地把控新闻叙事。此类修辞情境是新闻机构对地方的不熟悉甚至是紧张关系。以微观事件为例，某省级地方媒体曾援引短视频为信源，并匿去同省当事人的籍贯来报道浙江某景点的游客争执事件，这导致了地方关系的强烈冲突。值得一提的是，编辑部在援引目击证据时会略去信源的社会身份，转而强调通信技术的支持和获取新闻线索的努力，以作为记者在地目击的替代性话语来重建叙事权威，最终目的是成为公共议题的主持人或终结者，并试图将其他媒体的增量信息收编为“补充性报道”。副主编L告诉研究者，2023年重庆山火时各路媒体难以抵达火灾前线，同时消防进展、赈灾安排等重要信源均被本地和国家级媒体把控。于是无人机航拍画面与记者的现场手记成为围绕这一议题争夺新闻权威的“边缘路径”。事件漩涡之外的公众大都相信山火终会熄灭，他们更感兴趣的或许是“漫山遍野的红”（记者L），于是新闻叙事通过提喻修辞巧妙地帮助记者实现离身见证，再次成为“可信的义眼与发言人”。

（3）比较，意味着新闻叙事强调自身立场与其他媒体的区别之处，尤其当中央媒体机构派出名记者来调查热门事件，地方性知识往往以简单化的方式得以征用，这挑战了地方新闻业在本地的资源优势。如“南方系媒体”对其他地区的争议性报道常常引发大规模的公共辩论，“双重标准”成为公众挑战其新闻权威的话语资源，并内化为某些地方性媒体特有的印象标签。记者G分享了一个案例，“青花椒”是当地饮食文化的招牌符号之一，上海某公司则利用法律空白将其抢注为商标后进行“碰瓷式维权”。当其他媒体进行媒介审判式的反击时，编辑部强调回归平衡的新闻规范，并将新闻叙事提升为对修改现行知识产权法规的呼吁。副主编L补充道：“我们省份的很多商家同样是被告，于是各个口线的同事积极联系原告方，以庭外协商为由争取到了独家声明。”该系列报道最终成功引起最高法回应并被写入其年度工作报告，同时斩获当年中国新闻奖，这被视为地方新闻业的辉煌战绩和胜利时刻。

值得深入探讨的是，在互联网节律与现行采编制度的双重规制下，记者的“在地”须进行重新诠释——时空邻近抑或情感共鸣？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专业主义规范要求目击实践与地方保持社会距离。然而，近些年来的数字新闻生产实践表明，记者在地的具身目击意味着情绪劳动的投入，特别是在与非专业化力量争夺叙事权威的紧张时刻。新闻叙事能否通过修辞以策展在地目击，取决于记者对地缘关系的刻绘，这包括报道所采取的情感立场（如同情、愤慨或批判）以及“地方依恋”：受访者经常使用灵感启发、精神休憩或“成名作之地”等话语，来表达对某一特定地点的浓烈情感，微信头像和朋友圈封面随处可见记者与地方地标或新闻现场的合影。这种地方依恋甚至能够影响新闻常规。“之前有领导在荐稿群转发了一条商单，需求是讲某市的一款小吃在全省最受欢迎，这招来了老家在其他市同事的强烈不满，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实习记者S）基于上述意义层面，为“在地目击”寻找替代性话语有赖于情感连接，这回应了全球新闻学研究的“情感转向”。

（三）修复地方信任：弱化目击证据的“存在感”

“地方信任”是基于地点的现实经验与公众对新闻业的媒介批评的文化结合。信任丧失将制约线索获取、叙事效果与文化权威。近年来在流量逻辑的主导下，此类标题占满屏幕、新闻要素缺失、内容“过目便忘”的“新黄色新闻”招致广泛的“世俗媒体批评”。数字新闻用户公开拷问新闻真实。如同首席记者G向研究者抱怨的：“先前做新闻害怕引爆舆情招来宣传口责问，现在考核压力小了，反倒开始担心年轻同事们的心理健康，怕他们顶不住用户批评。”此时元新闻话语便被激活以进行“范式修补”，依据协商对象，主要的话语类型可分为三类。

（1）与其他媒体协商：开展边界工作。考察某些新闻实践是否符合主流价值规范，邀请或拒绝新闻行动者进入协作网络，通过将“异类者”排除在新闻界之外的方式，新闻机构以此与“非专业化”媒体划清界限，重建公信力并重申文化权威。围绕社会热点来开发数据新闻，是许多机构媒体进行边界工作的普遍做法，用以策展新闻生产的专业性与透明度。就访谈对象而言，这一实践过程被理解为量化新闻线索的可视化交互，以服务于精确叙事，并彰显新闻机构对地方性知识的兴趣所向和掌握程度，据此与同一议题中的娱乐化信息保持区隔。此外，吸纳用户生成内容有助于调适专业管辖权之间的交叉领域，进而借助话语认可与平台激励来稳定职业边界，并重新定义何者归属于新闻社群。开展线索征集、举办新闻作品比赛等做法看似是对今日头条等算法聚合平台的效仿，但不同于流量逻辑主导下的后者：一是自有传媒矩阵内特定主体和特殊时刻的偶然实践，而研究对象的自有平台的用户数已超1亿；二是审核把关即边界协商，因此对算法介入保持审慎态度；三是利用新闻采编的专业权威邀请新闻行动者贡献“目击”，共同审视日常生活图景并制造热点时刻。

（2）与当地公众协商：申辩公共性。当异地报道引起有关新闻伦理、媒体立场、采编程序等广泛讨论时，数字新闻机构通常以媒介责任和舆论监督为话语资源，为“来自远方的凝视”赋予合法性，重申组织所奉行的新闻规范和价值观，以期作为地方事务中的“闯入者”与当地公众修复共识认同。以灾难报道为例，媒体将有关血腥照片或隐私暴露等失范行为的指责归咎为披露和传播这些内容的信源与社交网络。从本质上看，机构媒体通过话语操演，将目击实践和新闻叙事揽入以公共价值所驱动的程序理性，并脱身于对结果正义的公开承诺。但上述做法同样可能会放大新闻失误，媒体偶然的负面实践常常被世俗批评者以“黑历史”代指为“作恶”的必然，其有关程序正义的话语便会失灵。

（3）与数字新闻用户协商：发动文化社区。引导读者踊跃发表意见，将评论与态度视为媒体机构进行抗辩的二次素材与替代性方案，最终将对争议性报道的媒介批评引向公众立场的交锋。本文研究对象曾以当事女方的论坛帖子为线索，在微博编发过某沿海地区女白领跟随男友回村过年后分手的报道，后续掀起公众有关城乡差距、门当户对、女性权利等敏感议题的观点激辩。虽被主管部门予以通报批评，但同样因“为女性发声”而取得用户支持，成为修补文化权威的重要资源。

概言之，新闻机构在话语协商的过程中，无论是在自有平台中收编公众目击，抑或强调目击过程的程序正义，上述做法的共同特征是竭力弱化目击证据的存在感，重新定义/无效化远程报道的某些范式，公开回应社会公众的媒介批评，以修复破损的新闻权威。

四、结论与讨论

（一）在新闻场域流动的“地方性知识”

有能力报道来自遥远世界的事件是新闻业的重要主张，围绕地方性知识的转述，新闻权威在跨区域叙事和流通实践中得到放大、质疑与核查。如今几乎所有数字新闻机构都属于超本地媒体，计算机视觉、卫星新闻等数字技术的支持使得远程报道实现了记者的拟态“在场”，但“在地”对新闻业的目击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譬如与当事人、当地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接近性，对风土人情的了解，甚至邀请当地媒体开展新闻协作，而这些正是远程报道的“软肋”所在。因此，数字新闻业如何灵活挪用地方性知识，是宣称“在地目击”的重要一环。本文将“挪用”理解为范式修复的独特维度，即机构媒体将来自公众目击的挑战转化为新闻生产的协作模式：在自有平台和采编程序下整合新行动者的贡献；将非专业化力量的介入描述为权威建构的独特机遇；以及对自下而上的众包/聚合新闻保持暧昧态度。于是，在编辑部场域内，先前作为“改稿记者”的新媒体编辑在搜集新闻线索、评估新闻价值具备胜任力，甚至主动指导调查记者的工作方向。新闻叙事则将地方性知识转述为“在地目击”的替代性话语，通过认同、提喻或比较等修辞公开强调记者与地方社群的共同经历，记者与报道对象的地缘关系在公众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得以“脑补”。上述做法在试图维护远程报道的正当性之外，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对“标签新闻”的鼓励，带有鲜明情感色彩的、快速周转的新闻故事得以持续生产。

（二）被新闻业建构的“地方感”

带有地方性特征的目击证据有力地传递了地方感，这源于新闻业与社会族群文化、在地传统习俗、区域生活形态、社会角色网络、集体观念和价值体系互为渗透的新闻生产。如同民国时期的《申报》基于“大上海计划”建构了城市共同体想象，民族和地方是新闻叙事的两类主要话语。而在流动的媒介化社会，人—地的情感联结游移不定，建立地方感逐渐有赖于媒介效能的“再地方化”，即新闻媒体与用户协作挖掘地方景观和编辑地方意象，如“打卡西安城墙”“贵州苗寨村超”。这种对地方依恋的寻唤，将有效促使受众主动对地方事务进行新闻接触，并有助于地方认同和凝聚力的复归。此外新闻业对地方的媒介化呈现将影响公共资源的分配，包括打造城市名片并吸引资本和人口流动，这些物质性后果是地方开展社会治理更为关注的方面。于是不难发现，地方新闻业与文旅部门的共谋，为远道而来的“南方小土豆”谋划旅游指南和美食攻略，地方感的建构逻辑正从人—地的依恋情结切换为“时空邂逅”，如对宏大叙事的服从和“新黄色新闻”的流行。其结果是消费社会中的私人需求遮蔽了当地的社会事务，目击的文化力量更是无从谈起。

（三）传媒业改革与数字化改造的“地方性承诺”

在本土新闻业，记者的专业名望在很大程度上深嵌于制度吸纳与组织收编。因此，记者作为职业群体的文化权威与媒体机构播发渠道的排他性权威，是一种互为表里的复杂关系。“三级办报，四级办台”的媒介体制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战略布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地方新闻业的行动空间嵌套于政治结构与地理边界。不同于欧美地方新闻业的文化权威绑定于地方议员、慈善资助和舆论问责的影响力，放眼本土新闻实践，国家继续塑造政策环境，并通过绩效改革、发放新闻许可以及提供独家信源等做法，积极参与主流媒体的边界工作以修复饱受挑战的新闻权威。在地方新闻业接受行政引导、政策扶持、受众培育之后，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期待其为媒介化的社会治理作出贡献，并将这一地方性承诺导入传媒业改革进程之中。而建制化的行政结构与液态的新闻业已呈现出一种地方性张力：一方面，众多县级融媒体中心积极回应中央对其推动基层治理体系转型的重要期许，统筹行政事务、民生讯息、服务问询等资源而成为“县域治理枢纽”；另一方面，在经济发达省市，地方媒体在城市核心区域广泛抱团集聚并产生“虹吸效应”，垄断周边媒体机构的业务空间并给予“纵向压力”。都市新闻业正位处媒介格局的夹心层，如何理解其模糊而又迷幻的地方性？就信息供给而言，各级机关报垄断了时政和经济要闻，县级融媒体中心则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数字入口，都市新闻业的行动空间被压缩至社会民生新闻方面。因此拥抱并嵌入“平台”，或许是地方新闻业调适基础设施发展、治理能力提升和传媒版图变革的有效策略，其后果则是技术、市场和关系逻辑的统摄，公众信任将制约流量绩效，这便是都市新闻业“制造”目击的深层动因。

（四）“目击”实践的地方性认识

不难发现，制造“目击”正与“在地”的目击实践渐行渐远。研究者以新闻业宣称文化权威的话语主张为出发点（表2），将其梳理为三种话语模式。当然，根据关键词来对号入座记者的某些具体做法并非妥当，模式识别应批判性审视系统性的新闻常规。值得思考的是，几乎所有的目击都是事后目击，是什么导致了这一话语策展的不同分野？媒介技术和平台逻辑似乎遮蔽了一切。参考Halfmann等学者发现目击者视频通过在场、共情、真实性和感知偏见等要素显著影响了受众对新闻可信度的感知，本文所尝试的解答是，地方是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社会交往空间，而在地与否关乎新闻业-受众的媒介化交往空间的“主体间性”，包括用户协同的事实核查、融汇互通的情感体验、抑或唤醒地方公众的立场认同。

五、结语

新闻权威并非来源于一纸“红头文件”，而依赖于“记者-受众”基于知识交换的信任关系。从经验材料出发，本文揭示了新闻业古老的目击文化如今正“在场”却不“在地”。试图阐明的理论增量在于，有别于传统新闻业的在地实践，都市新闻业的远程报道通过制造“目击”以修补破损的新闻权威，这包括利用“众包目击”以挪用地方性知识，运用各类叙事修辞以策展与地方成员的情感共鸣，以及在修复地方信任的过程中竭力弱化目击证据的存在感。这些发现回应了卡尔森所提出的数字时代重建新闻权威的关系范式，尤其是信息来源、图像技术、媒介批评等几个维度的“语境化”呼吁。此外，笔者在调研中亦有许多有趣的发现，如利用方言沟通进而迅速与受访者实现关系破冰，这便是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力量；研究对象的校园招聘先前较多围绕本地高校，但如今正逐渐向京沪地区倾斜，新闻教育的地方色彩逐渐消退。回顾海德格尔的质问——我们的“此在”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位处远方的他者所塑造的？无论是编辑部常规、目击文化还是人才培育，如今新闻业地方性的消解是结构性的，这是互联网节律加速的必然结果吗？这是否印证了马克思曾预言为“用时间消灭空间”的人类新阶段？此类问题有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