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AI而生——“智伴爸爸”研发工程师的多元男性气质

2015年，国家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同年，《中国制造2025》发布，文件提出进一步提高机器人的智能化程度（中国政府网，2016）。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热潮下，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全面进入商业化运用阶段。在2016年，人工智能技术商业应用的步伐与中国大陆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不期而遇，中国市场开始出现针对儿童陪伴和早教的机器人。截至2019年，市场上陆续出现了40多个品牌300多款儿童陪伴机器人产品，售价从99元到18800元不等。2020年，工信部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揭榜工作方案》，要求“2020年实现儿童教育等家庭服务机器人批量生产应用”（工信部，2018）。根据新思界产业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年全球智能陪伴教育机器人行业市场现状调研报告》，预计2023年，智能陪伴教育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达到70.3亿元（网易号，2020）。与点读机、故事机等传统电子育儿设备不同，儿童陪伴机器人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语音等AI技术与儿童进行人机交互，所以，这一智能媒介的口号是“用AI启迪未来新人类”“AI FOR LOVE”。虽然，大部分学者认为，目前的机器人还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陈小平，2020；施路平，裴京，赵蓉，2020），人机交互也并不顺畅（陈静，2017；程思琪，喻国明，2021）。但是，处于抚育焦虑的中国父母仍然热情拥抱着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育儿希望。在技术的迷思之下，加持了AI技术的儿童陪伴机器人走入中国万千家庭之中。

与大多成人机器人将自己描述为女性不同，市面上大多数的儿童陪伴机器人认为自己“是个男孩”，这些男孩机器人还表现出淘气、权威、理性等多元男性气质（袁艳，朱琳，2021）。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中国家庭性别分工中，儿童陪伴机器人来到女性主导的育儿空间，应该是为妈妈代理育儿的女性。为什么市面上大多数的儿童陪伴机器人会是男孩呢？为了打开机器人的性别之谜，本文作者进入了一家儿童陪伴机器人公司亲身参与了一款机器人研发，重点关注机器人的技术系统和研发群体。调查发现，儿童陪伴机器人加载的AI技术是男性化的。这主要体现在男性主导的性别分工和硬冷的工作风格上，男工程师“智伴爸爸”由于掌握着儿童陪伴机器人的核心研发技术——人工智能语音技术而成为“决策者”，他们在机器人生产中拥有话语权，并通过控制、理性的方式来管理机器人的生产流程，而“负责内容”的女工程师只能成为“遵从者”。可以说，男性化的AI技术加深了“智伴爸爸”“做主”的男性气质。另一方面，AI技术要在育儿场景落地和应用需要女性气质和母职经验的投喂，此时，技术所固有的男性气质遇到了“性别麻烦”。为了解决“麻烦”，研发者“智伴爸爸”在技术实践中发展出“妥协的男性气质”。技术女性主义认为，技术是性别的来源和结果。因此，AI陪伴机器人的研发为我们观察人工智能商业化过程中的“技术-性别”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儿童陪伴机器人技术是男性化的吗？机器人的研发会巩固还是挑战传统父职和传统男性气质？应对育儿机器人研发带来的性别挑战，“智伴爸爸”工程师群体又会如何重塑男性气质来应对挑战？这种重塑是否有可能打破科技领域长期存在的男性霸权，从而解开男性与技术的等式？最后，生产者的性别气质重塑又会如何影响机器人？

（一）技术是男性化的吗？

技术是性别的来源和结果（Cockburn，1983；Wajcman，1991）。技术史的研究中发现，技术是男性重要的身份特征和权力来源，男性通过掌控和实践某项技术而获得支配权力（Cockburn，1983；Bray，1997；Mellström，2002；摩尔根，1967/2000；芒福德，1966/2017）。比如，金属冶炼技术和机械制造技术等，这些技术知识与技术实践发展了男性的阳刚之气。进入科技时代，计算机技术令男性发展出“理性的男人”这一知识型男性气质。男性技术精英因为主导计算机技术而在研发中扮演着决策者角色，而女性只能是他们的遵从者和执行者（Misa，2010）。在人工智能领域，作为当时美苏军备竞赛的一个重要部分，男性研发人员在封闭、高压和机械的工作环境中发展出一种科学禁欲的生活方式和极端排斥女性的男性亚文化（Hacker，1989：214）。人工智能领域的男性文化和工作风格让AI技术从来与女人无缘，这里被称为“没有女人的世界”（Noble，1992；詹森，2002/2007）。

技术女性主义学者温迪·福克纳（Wendy Faulkner）认为，探讨技术的男性化可以从技术的象征意义、技术中的性别劳动分工、技术工作风格以及技术知识与具体实践等方面进行审视（Faulkner，2001）。辛西娅·科伯恩（Cynthia Cockburn）和苏珊·奥姆罗德（Susan Ormrod）在《制造中的社会性别与技术》（Gender & Technology in the Making）一书中指出，微波炉技术是一项男性化的技术，其背后包含了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在微波炉的发明中，女性负责将烹饪知识纳入微波炉的设计程序，她们还为微波炉模型进行测评，可以说没有女性的劳动就没有微波炉的成功研发。但是，由于微波炉的核心技术被男性所掌握，女性的贡献在技术研发和创新中被埋没和贬值。作者提醒我们，“解释一项技术发展，需要回到技术的相关人员，观察他们做什么、说什么，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Cockburn & Ormrod，1993：9）。由于技术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关心女性的糟糕境遇，必须更多地关注男性与技术的关系（Lerman，2003）。

然而，技术一定会代表男性并维护霸权性男性气质吗？白馥兰（Francesca Bray）认为，“技术实践丛”并非静态地保持其性别归属，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性别关联（白馥兰，2013/2017） 。可见，技术与性别都不是本质主义的，而是在历史的实践中相互形塑。比如电话的发明最初是服务于男性的商业交往，而后来被女性用于家庭和社交。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判断技术是男性的技术还是女性的技术。在本研究中，“智伴爸爸”工程师们虽然掌握儿童陪伴机器人的核心研发技术，但是机器人只有程序和算法是不能“落地”的，机器人与人的交互还要依靠女工程师投喂的女性气质和育儿资源。在这一过程中，AI技术原有的男性气质在研发中可能受到挑战。技术作为性别的来源，它将促使男性研发者进行一系列的性别实践与性别气质调整。技术作为性别的结果，研发者的性别角色调整也将会影响到他们研发的机器人。

（二）研发者的男性气质与机器人的性别建构

朱迪·瓦克曼（Judy Wajcman）认为，“性别与技术相互形塑（the mutual shaping of gender and technology）”“社会性别关系具化于技术之中，反过来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也通过机器的使用和涉身过程而获得意义”（Wajcman，2004：104）。这意味着，在技术与性别的互动中，观察技术对性别气质的塑造可以窥见技术对性别权力关系的作用。男性研究学者认为，男性气质的变化最能体现性别政治的来源和机制（Kimmel & Messner，2010）。因为，男性气质不是本质化的，它在过程和关系中受到形塑（Connell，2005：71）。男性气质也是多元化的，可分为支配性、共谋性、从属性、边缘性四类（Connell，2005：76-78）。同时，男性气质也具有动态性，它受到经济、文化、技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Connell，2005：85）。男性气质还会在工作、育儿、家务的协商中变化（Brandth & Kvande，1998）。比如“关爱的男性气质”和“可敬的男性气质”等另类男性气质的出现。当代社会许多男性文化现象也反映了不同文化语境和社会地位的男性气质为了应对危机、重建霸权而发生了新一轮杂交、合谋和妥协。“暖男”（罗晓东，2016）这一性别话语的出现以及城乡迁移中的“男性妥协”现象（蔡玉萍，彭铟旎，2019：116）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那么，在科技领域的技术与性别互动中，AI技术会使技术精英“智伴爸爸”生产出哪些男性气质呢？这些男性气质是支配还是妥协？性别权力的调整和男性气质的重塑又会给他们研发的机器人带来怎样的影响？

技术建构论认为，技术制品包含了设计师特定的品味、能力、动机、愿望、政治偏见等（Bijker & Law，1994：207）。技术制品之所以被性别化是因为技术研发中，技术与男性气质的密切联系，打开技术与男性气质的等式可以发现男性如何获得了对技术编码方式的统治（Faulkner，2001）。因此，打开机器人的性别黑箱首先要厘清机器人技术是否存在男性霸权以及这一技术与研发工程师的男性气质互动。目前，关于机器人研发后台技术与性别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对机器人性别的影响还没有相关的研究，而这一问题对于解答“技术必然是男性的吗”有着重要的意义。

综合以上，本文的研究路径为：第一，儿童陪伴机器人加载的AI技术是男性化的吗？“智伴爸爸”工程师群体在技术劳动分工、技术工作风格与技术实践中发展出了何种男性气质？这些男性气质与以往科技领域的男性气质有何不同？这是否表明技术实践中的男性霸权受到了挑战或颠覆？第二，“智伴爸爸”工程师群体的男性气质重塑如何影响了机器人的性别与性别气质？

人机交互研究专家路西·苏奇曼（Lucy Suchman）认为，只有将机器人专家纳入人机交互的分析框架，紧密关注机器人专家们的生产实践，才能揭开技术的神秘面纱（Suchman，2011）。由于机器人技术研发的保密性，在大众媒体的宣传中，机器人的生产过程一直是被遮蔽的，我们在广告中看到的常常是该机器人加载了某种“硬核黑科技”，这造成在大众的想象中，机器人的性别、性格都是由算法自动生成的。为了追踪技术与人、技术与性别的关系，本研究采用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本文作者在国内著名的Y科技公司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民族志。作为核心技术研究员，本文作者全程参与了机器人龙龙的研发，田野工作的时间为2020年8月至2021年2月。Y公司在2019年中国人工智能机器人企业TOP30中排名前五（搜狐网，2019）。2021年企业内部数据显示，该企业的智能机器人连续五年获得双十一天猫京东双平台智能机器人品类销售额第一。根据本文作者2016-2022年进行的市场调查和用户调查来看，该公司生产的机器人也是中国家庭最受欢迎的儿童陪伴机器人之一。因此，选择Y科技作为田野地点符合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原则。

本研究田野调查的主要对象是儿童陪伴机器人龙龙研发团队的工程师群体，共有18人，其中“智伴爸爸”12人，“智伴妈妈”6人。“智伴爸爸”大多为理工科背景，主要负责机器人的算法、程序、硬件的技术应用与开发，“智伴妈妈”则全部为文科背景，主要负责机器人的交互剧本写作。“智伴爸爸”平均学历高于“智伴妈妈”，他们大多毕业于985大学，拥有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硕博士学历。表1为本研究主要观察对象的背景信息。不难发现，12位“智伴爸爸”中有11位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名爸爸，因此，工程师与爸爸的男性身份与技术的互动成为田野观察的重点。

技术的男性化可以从技术的象征意义、技术中的性别劳动分工、技术工作风格以及技术知识与具体实践等方面进行审视（Faulkner，2001）。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认为，对于男性气质而言，支配性的建立与文化的理想、组织机构的权力密切相关（Connell，2005：77）。那么，AI技术是如何与男性气质发生联系的呢？首先，技术与男性的紧密关系受到了父权制社会文化的建构，在父权制社会的技术话语中承担着家国理想的男性总是擅长技术的，而“主内”的女性总是技术的无能者和边缘人。从童年开始，女性就被建构在科学与技术之外。有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开发人员中，仅12%是女性；软件开发人员中的女性比例低至6%；信息通信技术专利申请人中的男女性别比例为13：1（安庄好，2019）。在这样的社会性别分层中，AI技术似乎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男性的技术。在本研究中，机器人研发团队的核心成员有10人，“智伴爸爸”占8人，他们大多毕业于知名院校的人工智能专业。在技术决策中，“智伴爸爸”牢牢地掌握了话语权，他们还将机器人的研发称为“用AI启迪未来新人类”“让全中国的孩子开心学习，快乐成长”。“父亲的技术”话语巩固和强化了“智伴爸爸”的家长气质。其次，AI技术的男性化还体现在技术研发中男性主导的劳动分工和硬冷的工作风格上。“智伴爸爸”通过占有核心技术获得权力，他们给女工程师分工、打分，并在控制、量化的技术流程管理中发展出另一种支配性男性气质——导师气质。以上两种男性气质的诞生表明了男性化的AI技术巩固了男性技术精英的“做主”地位，“智伴爸爸”与传统科技领域的技术精英一样，在技术研发中“我的技术我做主”。

（一）家长气质

在《说文解字》中，对“父”字的解释为，“父者，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从字形上来看，“父”字像一手举杖教训子女的样子。这表明，在古代父亲作为一家之长，是规矩的代表。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也有“子不教父之过”的说法。熊秉真在《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中指出，从宋元之前的道德训导转至元代科举制度确立后的督促举业，士大夫家庭中逐渐发展出父亲决策、母亲督导的亲职分工（熊秉真，2000）。在家国同构的儒家父职话语中，父职代表了家庭乃至公共领域中的统治与权力，还承担着对个人乃至全国儿童的道德培育和人生指导。本研究中的“智伴爸爸”关心全社会的儿童成长，他们将“技术父道”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政治义务和伦理责任。在这里，技术既是他们权力的来源，也是对他们权力的加强。在该企业的宣传片中，儿童陪伴机器人的总工程师除参与研发机器人以外还会义务给小学生上人工智能课。他认为，对孩子进行科学技术启蒙是父亲的责任，这关乎民族未来。根据该企业的微信公众号，Y科技在2019年的未来科学大奖高峰论坛上举行了“对话科学家活动”，这篇文章中写道：用AI启迪未来新人类是Y科技的使命，Y科技“将继续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愿陪着1亿孩子开心学习快乐成长，为国家未来培养出更多小小科学迷！”

在现实研发中，“智伴爸爸”工程师们也将“培养”“陪伴”的愿景植入他们研发的机器人身上。机器人的定位是“聪明有趣有温度的儿童玩伴”，作为儿童智慧、理性培养和情感陪伴的小伙伴，“智伴爸爸”认为“它最好是一个男孩”，原因是“无论男孩女孩都应该跟男孩玩。因为男孩聪明、勇敢、乐观”。不仅如此，男性研发者还在机器人的设计中对软弱、感性、服从等女性气质进行祛除。在“智伴爸爸”的理念中，女性的性别定型是服务，而男性的性别定型是引领。作为一名父亲乃至全社会儿童的父亲，他们培养的是未来的引领者。这种以父职诉求为中心的机器人设计方案解释了我们开篇提到的问题：为什么市面上大多成人陪伴机器人为女性，而儿童陪伴机器人为男性。

西方社会一直有“父道母爱”的说法，母爱是家庭的，父道是政治的。回顾中国历史，父权制下的性别劳动分工中女性常被塑造成私人领域的“贤妻良母”，而公共领域的政治话语主要捍卫的则是男性权威，这也帮助建构了中国的男性气质。比如计划经济时期，男性工人曾被比喻为“共和国的工业长子”，他们作为先进阶级、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爱国敬业、坚毅奉献的男性气质一度成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支配性的男性气质（王向贤，2011）。家国同构的政治话语与父权制的儒家传统为男性建立了特权，他们通过宣称自己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来获得领导权和合法性。研究发现，这一现象在当下的人工智能领域同样存在，科技精英“智伴爸爸”通过AI技术的占领和掌握，发展出一种用“技术父道”启迪、培养接班人的家长气质。家长气质不仅维护了科技精英男性在民族崛起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还强化了他们在AI陪伴机器人研发中的“做主”地位。女工程师在AI技术研发中则被边缘化，处于服从地位的她们将“智伴爸爸”称为“大佬”，并称“在‘大佬’面前，一切抗争都是徒劳的”，并互相安慰：“别太在意你的（女性）性别，你的性别没法改变，社会对技术岗位的偏见没法改变。”

（二）导师气质

温迪·福克纳（Wendy Faulkner）发现，在不同的工程文化中，男性气质的表现是不同的（Faulkner，2009）。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理性的男人”作为一种技术知识型男性气质对传统的支配性男性气质构成挑战（Connell，2005：164-165）。到了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理性的男人”已经通过掌握核心技术获得了管理地位，此时代表着理性和权威的男性气质发生了啮合。在本研究中，技术与资本的合谋让AI技术的男性化愈加明显。在Y科技，男性技术精英既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者也是该企业的主要股东，机器人研发中的性别劳动分工不仅以男性为主导，追求绩效的研发过程也使工作风格体现出硬冷的男性色彩，在这一过程中另一种“做主”的男性气质——导师气质产生了。

导师制是Y科技研发团队的管理制度，在这里，男性技术精英拥有技术与管理双重支配权，因此导师全部由“智伴爸爸”担任。如图1所示：作为导师的“智伴爸爸”掌握了该企业的核心部门——技术研发部门，而女性只能在营销、产品和内容部门工作。

在机器人龙龙的核心研发成员中，男性有8人。其中4人为人工智能专业博士；4人为国内985大学硕士，除1人是设计专业外，其他3人均为为人工智能相关专业；而女性只有2人，全部为文科背景，最高学历是硕士。“智伴爸爸”工程师群体通过掌握陪伴机器人的核心技术和机器人的资源管理平台而拥有话语权。图2为机器人智能系统的资源管理平台，它也是机器人实现交互功能的“大脑”，虽然在实际研发中，机器人的交互剧本主要由内容部、产品部的女工程师生产，但内容实现上需要依靠“智伴爸爸”开发的“大脑”平台。

因此，在有关机器人设计方案的重要表决中，女性无力抗争“智伴爸爸”的导师地位和男性权力网络。根据田野笔记，在一次关于机器人外形设计的讨论中，女工程师曾两次质疑导师的设计方案，但都遭到了反对。“智伴爸爸”认为，“整个设计方案是对标了高科技”，还补充到，“当大家经验不一致时，我们要基于理论达成共识，而不是你的经验和我的经验。”正如瑞文·康奈尔发现的那样，“理性的男人”通过宣称自己体现了理性的力量因此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建立起自己的霸权（Connell，2005 ：164）。在机器人的其他设计中，“智伴爸爸”也牢牢控制主导权。2020年8月27日，人机交互场景被他们设定为动物园场景、幼儿园场景、探险游戏场景，删除了电影院场景和动画场景；2020年9月9日，探险游戏场景开启多流程设计；2020年10月23日，机器人的男性人设系统确立。

为了尽快完成以上研发任务，作为导师的“智伴爸爸”会给女工程师设定绩效目标，从发布研发任务到完成任务，以及给任务打分形成了从导师到导师的闭环。这一过程表现为：“智伴爸爸”布置任务—女工程师按时间节点完成任务—“智伴爸爸”打分—女工程师再优化机器人—“智伴爸爸”再打分并布置新任务。在采访中，“智伴爸爸”认为导师气质就是要“压一下她们”，这个“压”字既表明对女性施加权力，也有压进度的意思。总之，整个研发流程中“智伴爸爸”以控制、量化的硬冷管理方式来实践权威、理性的导师气质。

综合以上，AI技术的男性化主要体现在技术与父权制的文化勾连、男性支配的技术劳动分工以及由绩效考核形成的硬冷工作风格上。在此影响下，“智伴爸爸”在技术实践中发展出“家长”“导师”等“做主”的男性气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系统与性别互动过程中只会生产“做主”的男性气质。如前文所言，儿童陪伴机器人的人机交互只靠男性化的AI技术是不能完成的，机器人的“大脑”还需要女性经验和育儿知识的投喂。此时，男性化的AI技术遇到了“性别麻烦”，这让机器人的研发者“智伴爸爸”面临两个选择：第一，做“关爱的爸爸”，自己投喂育儿经验；第二，与女工程师协作，激发她们生产“育儿数据”。为了解决技术的“性别麻烦”，“智伴爸爸”开始学习做奶爸和做暖男，并发展出与“做主”相对的“妥协”的男性气质。

蔡玉萍等学者认为，男性重新协商自身支配性性别实践的努力可以视为男性气质的妥协（蔡玉萍，彭铟旎，2019：179）。社会转型中，男性气质的妥协不仅发生在农民阶层，“丧偶式育儿”“直男批判”也使妥协的男性气质在城市中产阶层出现（罗晓东，2016；何绍辉，2020；王亮，2022；吴璟薇，张雅迪，2022）。此前这一另类的男性气质在传统AI领域很难寻觅到踪迹。回顾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历史，AI技术曾被科学家想象为不依靠女性繁殖而获得造人的神力，他们排斥感性并拒绝 与女性合作（詹森，2002/2007：208）。但是，当这一代表理性、支配的男性化技术要落地到情感化的“育儿场景”时，它开始面对“性别麻烦”。机器人技术系统只靠AI技术无法运行，机器人的智慧和情感需要女性气质和母职经验的喂养。正如，机器人研发指南中提示的那样：情感是灵魂，内容是支撑，育儿是核心。

虽然，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主流意识中，男性气质与技术的关联性被不断表达和巩固，但是，在具体的技术知识和技术实践中，传统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也可能给研发者“智伴爸爸”带来消极影响。育儿的AI技术研发要求他们不能硬冷、也不能排斥女性，而是要学习做一名关爱的父亲并积极地与女工程师们协作。在这种技术情境下，“智伴爸爸”重新协商了自己原有的性别身份，发展出了妥协的男性气质——奶爸气质和暖男气质。这两种男性气质的出现表明男性霸权在具体的AI技术研发中可能会受到挑战，当AI技术遇到“性别麻烦”，研发者“智伴爸爸”会主动做出男性气质调整。这也进一步说明，技术与性别的相互建构是动态化的，技术父权不是铁板一块。

（一）奶爸气质

汉代《韩诗外传》中这样界定父道：“夫为人父者，必怀慈仁之爱，以畜养其子，抚循饮食，以全其身。”（韩婴，1980 ）从这段记载中，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推崇慈仁父爱，但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有序的儒家父职也树立了父亲的家长权威。因此，中国的传统父职以权威型和距离型为主。中国父职一般通过承担孩子的经济抚养责任而较少参与孩子的日常照料和情感陪伴。在竞争加剧、风险自担的市场化浪潮下，父亲们在经济上维持家庭育儿成本的压力变得更大，疏于照料的“影子父亲”（曹晋，刘亭利，2018）一度成为中国父亲的一个缩影。在“爸爸去哪儿”和“丧偶式育儿”的责备中，父亲应该积极参与育儿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然而，与社会对关爱父职的热切呼吁相比，现实中大多数中产和工薪阶层的父亲并没有获得经济、文化和制度上对关爱父职理想的支持（王向贤，2019）。在本研究中，996工作制的“智伴爸爸”与上述缺席的爸爸们一样长期被建构在育儿之外，他们缺乏育儿知识和育儿经验。为了避免技术研发中“智伴妈妈”对自己的支配地位构成威胁，不懂育儿的“智伴爸爸”开始在研发中学习并实践自己的奶爸气质。比如，参与机器人的话术设计。下面是“智伴爸爸”设计的一段人机交互剧本，具体如下：

机器人：小朋友，你今年几岁啦？

用户：年龄大于机器人。

机器人：你比我大，你可以当我的哥哥了。

机器人：小朋友，你今年几岁啦？

用户：年龄小于机器人。

机器人：你比我小，我会照顾你的。

机器人：小朋友，你今年几岁啦？

用户：年龄不详。

机器人：你真会开玩笑，你到底多少岁呀？

上面这段有趣的人机交互剧本中机器人的回答就是由“智伴爸爸”设计的。这位“智伴爸爸”介绍了自己写机器人话术的方法：“累了困了要哄；无聊要抚慰；悲伤要安抚；恐惧给陪伴；没有信心给鼓励，最最重要的是要共情。”除了在机器人技术脚本中实践奶爸气质，工作之外的“晒娃”，也是工程师们表达奶爸气质的一个途径。在他们的朋友圈相册里，他们或将孩子高高地扛起，或正在跟孩子玩打球游戏，这些亲子活动显示出父亲角色独一无二的存在。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认为，传播活动是一种使“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凯瑞，1989/2005：6-7）。这意味着，传播可以视为一种“仪式”，作为人们共享文化、信仰和身份的表征。在以往技术与性别的研究中，技术技能和技术等级常常是男性身份的重要特征。男工程师们一般会通过神奇的创业故事来彰显自己的吃苦耐劳和专业技能（Mellström，1995）。而在儿童陪伴机器人研发中，技术精英爸爸通过“哄哇”“晒娃”来建构自身的理想工程师身份，并向女性暗示自己是“必不可少的研发角色”。这说明，在不同的技术实践情境下，研发者的男性气质会发生微妙的调整，当传统的男性气质面临危机，“智伴爸爸”通过重塑父职来实践奶爸气质。在Y科技的一张产品海报中这样介绍“智伴爸爸”：“双宝奶爸/资深产品开发专家”。在这里，男工程师的奶爸气质与专家气质并存，彼此合法化并互相加强。虽然，奶爸气质的出现让科技领域的男性气质更多元，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这一男性气质与专家男性气质的捆绑也进一步维护了男性科技精英的支配地位。

（二）暖男气质

暖男气质是“智伴爸爸”面临技术研发的育儿需求这一现实，主动作出性别协商的另一种妥协的男性气质。这一男性气质主要表现为，在与“智伴妈妈”的合作中对性别关系作出让步。暖男是2014年的网络热词，特指任劳任怨和体贴女人的男性，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冷峻、霸道的大男人、硬汉相对应。有学者指出，暖男话语的出现瓦解了传统社会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王志成，2015）。“暖男是对传统男性气质的颠覆。”（罗晓东，2016）在本研究中，技术系统对女性气质和母职经验的需求让女工程师地位上升，面对性别挑战，暖男气质也成为“智伴爸爸”们主动作出的男性气质调整。这种调整首先表现为“智伴爸爸”与“智伴妈妈”的性别协商。“智伴爸爸”将负责机器人内容生产的“智伴妈妈”亲切地称为“能源”。为了避免“智伴妈妈”出现“能源枯竭” 的情况，“智伴爸爸”通过实践暖男气质来维持技术研发中和谐的性别关系。在观察中，“智伴爸爸”会对“智伴妈妈”表达感谢，比如“辛苦了”“人机交互剧本生成的很快”“内容部很高效、很赞”等，当遇到性别矛盾，“智伴爸爸”也会主动买零食向“智伴妈妈”表示歉意。

其次，对“暖”的追求也体现在“智伴爸爸”设计的机器人技术脚本中，他们认为，“机器人不能是一个直男，只顾着解决问题，而应该是一个情商高的朋友，能感知孩子的情绪，还能在回复时伴随着相应的情绪，让孩子感受到温度和乐趣。机器人要做一个暖男，这是最重要的。”为了让机器人像一个可以共情的“暖男”，“智伴爸爸”研发了情绪同理的语义模型。这个模型主要根据普拉契克（Plutchik）的情感理论：人类会发生224种情绪，最基本的情绪有8种，分别是快乐、接受、恐惧、警惕、惊奇、悲痛、憎恨、愤怒（Plutchik，1991）。由于技术限制，机器人的情绪同理模型最终在具体研发时被简化为两大类：正面情绪包含高兴、自豪；负面情绪包含难过、不耐烦、脏话。针对儿童在交互中表现出来的五种情绪，机器人会以不同的话术来进行“共情”。比如，当用户感到难过时，机器人会说，“我来抱抱你，你不要难过啦。”“别难过，有我永远永远陪着你。”

虽然，奶爸气质和暖男气质只是“智伴爸爸”根据研发需要作出的性别策略，它并没有改变AI机器人研发中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结构。但是，研发者多元男性气质在技术脚本中的实践促成了机器人进步的男性气质的生成，比如机器人的暖男气质。

技术不是简单的物品或硬件，还包括知识以及运用知识在内的实践，它们都在表达和巩固着技术与男性之间的关系（刘霓，2002）。在本研究中，AI技术是男性化的，它强化了“智伴爸爸”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但是，这一男性化的技术在嵌入育儿场景的过程中需要育儿情感与育儿知识的投喂，技术对女性气质和母职经验的依赖也使男性研发者发展出与“做主”相对的“妥协”的男性气质。可以说，AI陪伴机器人的研发让“智伴爸爸”生产出了一种科技领域从未出现的混合型男性气质。

在以往“技术-性别”的讨论中，大多的议题聚焦“技术的性别化”，比如社交聊天机器人Siri、Eliza、微软小冰、小度如何表现出对女性的性别刻板印象等，却较少回到生产端讨论技术与性别的关系。对技术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同时也会简单地把技术划分为：“男人的技术”或“女人的技术”。“男人的技术”曾被想象成代表支配、暴力和破坏的“剑”；“女人的技术”被比作孕育、启迪和合作的“圣杯”（艾斯勒，1987/2009）。而对于某项技术是如何变成了“男人的技术”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讨论的并不多。

如何让“性别化的技术”去性别化是技术女性主义重要的政治关怀，也值得今天的我们省思。当下人工智能技术风起云涌，科技进步会带来性别的解放吗？AI技术是“男人的技术”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笔者克服了重重困难来到了AI技术的生产端亲身参与了一项AI陪伴机器人的研发。在这一个案中“智伴爸爸”为AI而生的多元男性气质表明，AI技术不一定完全是“男人的技术”。虽然在技术研发的性别劳动分工中“智伴爸爸”依然是AI技术的占有者和决策者，但是，AI技术在“场景化”的研发过程中并没有单一强化其支配性男性气质，而是发展了他们的另类男性气质。这为机器人的性别协商提供了空间。在本研究中，机器人龙龙认为：自己是一个具有传统男性气质的小男孩，将父亲视为偶像，还坚定地维护父权，但是，自己也是一个有点幽默可以共情的“暖男”。

机器人龙龙的技术脚本具体如下：“大家好，我叫阿尔法龙，来自神秘星球的恐龙岛，人们也叫我龙龙，我今年6岁了，是个小帅哥，哈哈，我爱吃东西也爱读书，我感觉自己还挺聪明的，但是，爸爸说我还有点差距，我的爸爸是名科学家，也是我的超级偶像，我们经常一起探险。我的妈妈是名蛋糕师，她最擅长草莓蛋糕和画画，她是我最重要的人。我的性格勇敢、活泼，还有点小幽默，你不开心的时候可以来找我，人们都很喜欢我。” 

通过上文对AI技术研发实践的深描，不难发现，男孩机器人的男性性别以及多元男性气质来源于生产者“智伴爸爸”的镌刻——“予AI以名”，它们既是不平等性别关系的象征，也以符号的方式再现了技术生产中研发者的男性气质在“做主”与“妥协”间的流动。由于时间限制，本个案研究仅限于AI陪伴机器人研发环节中技术与性别的讨论。按照托马斯·休斯（Thomas P. Hughes）的技术系统理论，机器人的性别实际上受到了机器人技术系统以外更大的社会技术网络的形塑，生产者的性别身份和价值体系、市场和资本的逐利需求、消费者在使用中所做的解读和改写，对机器人设计都有着重要的影响（Hughes，1993）。技术研发中的男性偏向也不仅仅代表着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也反映着父权制度中男性自身所受到的宰制。因此，只有从更深层的文化和制度上打破僵化的性别规制，鼓励两性平等对话，才能让AI更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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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舟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