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情感”：演唱会现场的应援棒实践与对物的反思

纵观近几年国内的粉丝文化研究，主要聚焦于粉丝在文本层面的意义生产（宋雷雨，2019），对粉丝的做数据、打榜、应援等“数字劳动”和情感劳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杨馨，2020），粉丝社群组织的层级、结构是能够迅速集结的物质化基础（胡岑岑，2020；胡岑岑，2018；马志浩，林仲轩，2018；王艺璇，2017；刘海龙，2017），粉丝经济、互联网平台粉丝集资应援行为（蔡骐，2015；杨怡红，2019），特定的粉丝群体如“亲妈粉”（白玫佳黛，2021）等不同面向的研究。上述文献大体还是围绕以粉丝为中心展开的话语、组织、消费和劳动等层面的研究。粉丝文化研究是否还有其他路径？长期以来，无论是国内学界还是国外学界，粉丝文化研究偏向于关注粉丝和文本实践，而忽略了物质、实体维度，虽然物对大部分粉丝来说非常重要。粉丝文化不仅仅是阅读和写作，它还包括触摸、嗅闻、控制和收集各类物品（Hoebink，Reijnders & Waysdorf，2014）。随着物在粉丝文化中的角色变化、粉丝和粉丝工业的新模式，以及由物所构成的展示和记录，愈发凸显出了“物”在其中的位置（Rehak，2014）。

2014年，《衍生作品与文化》（Transformative Works and Culture）杂志就刊发了一组“物质性与物向粉丝”（materiality and object-oriented fandom）的研究论文（张磊，2020）。“以物为中心的粉丝文化实践研究”在国外粉丝文化研究中呈上升势头，比如：爱尔兰的音乐粉丝杂志收藏者通过对收藏品的持有和展示积累文化资本（Ryan，2015），音乐节的衍生商品是粉丝身份构建的重要部分（Barrière & Finkel，2020），漫画书的触觉特质影响青少年的身份认同（Yockey，2014），周边商品在线上社区的售卖和交换加强了粉丝群体的信息和资源共享（Baker，2012），物形成了粉丝从日常世界进入故事世界的物质界面（Godwin，2018），物和个体历史的关系（Geraghty，2014），从性别反思角度切入粉丝作为手工艺者的研究（Hills，2014；Cherry，2016）,当粉丝的私人收藏进入博物馆之后物自身的转变（Hoebink，Reijnders & Waysdorf，2014），物在日常空间中的安置和处理是粉丝实践的一部分（Woo，2014）。可以说，这种物的导向的研究揭示出物和粉丝、物和粉丝文化、物和意义的相互纠缠，丰富了粉丝文化研究的图景。本文对应援棒实践中重要的“物”——应援棒这一周边的能量探索亦是对“物向粉丝”研究的尝试。

从上述文献可知，“物向粉丝”研究的视角和对象相当多元，其中一个脉络是“作为实践的粉丝文化”（Woo，2012，2014；张磊，2020）。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的以媒介为导向（media-oriented practices）的实践范式是其重要的理论资源，它聚焦于媒介实践而非“媒体生产结构”或“文本结构属性”，也并非局限于受众实践，探讨的是“在不同的场景和语境之下，人们从事哪些和媒介相关的实践”（Couldry，2004），具体的个人和群体在特定场景中的实践成为锚定意义的关键。这就将关注点从粉丝/受众研究的认知、话语层面转向了具体的情境和行动（张磊，2020），以及媒介如何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卷入进特定的社会实践之中。Woo（2014）在对以漫画为导向的粉丝实践研究（comics-oriented practices）中指出：不同媒介具有不同的性能和规限，而在具体实践之中，即便是同一媒介在不同情境的使用也产生了极为不同的体验。因而，探索实践和物质文化之间的关系为粉丝文化研究另辟了新的路径。本文聚焦的研究对象是演唱会现场这一特定时空之下的应援棒实践，或者说以中控应援棒（文中简称应援棒）为导向的粉丝实践，分析物、身体、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到底是什么力量让平时分散各处、此刻暂时居于同一时空之内的个体粉丝被临时调动和组织，形成秩序化的、令人震撼的应援行动。

关于实践的理解，作为实践理论的第二代成员，安德里斯·雷克维兹（Andreas Reckwitz）（2002b：249）认为实践是一种常规化的行为类型，它由相互联系的几个要素构成：身体活动的形式（forms of bodily activities），精神活动的形式（forms of mental activities），“物”（thing）及其使用，还有以理解为形式的背景知识（understanding）、实践知识（know-how）、情绪状态（states of emotion）和动机知识（motivational knowledge）。这些要素形成了实践的“区块”（block）或者说实体（entity）。我们只有从构成实践要素的整体性的角度出发才能进入、分析和理解实践本身（Mattoni，2020）。在雷克维兹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实践的三大要素：物质材料（materials）、能力（competence）和意义（meaning）。“物质材料”包括了物体、基础设施、工具、硬件和身体本身，在三个要素中占据首要位置；“能力”是在实践各要素之间建立联系，意即技巧、理解和实践知识的汇集；“意义”则囊括了雷克维兹描述的精神活动、情绪和动机知识，用以揭示参与的社会和象征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实践是由物质、能力、意义的相互依赖关系所定义（Shove，Pantzar & Watson，2012：23-24）。由实践的不同要素构成的实体是身体展演实施的基础，只有通过持续的展演，实践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才得以维持，这就构成了实践的两种模式——“实践作为实体”和“实践作为展演”，二者形成了递归关系（recursive）（Shove，Pantzar & Watson，2012：7）。同时，物在实践中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

当特定的“物”成为实践的必要元素时，同古典社会学相反，就社会秩序的生产和再生产而言，主体间的关系就不能声称比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更具有任何优先权（Reckwitz，2002b：253）。西奥多·夏兹金（Theodore Schatzki）（2002：106）也指出：实践本质上是和物联系在一起且相互交织。所以，“我们必须思考技术如何既是人类实践的功能性的工具，又是干预和重塑实践的中介性的人工物”（Siles & Boczkowski，2012：235）。物的能动性就成为探查实践如何可能的重要面向。雷诺维兹主张将夏兹金的实践理论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物的方法论结合起来，社会秩序不是位于精神结构、话语或主体间性之中，而是由人的身体/精神和人工物构成必要部分的社会实践之中（Reckwitz，2002a：213）。因而，可以进一步追问：物在构成实践的“资源”的同时，又如何调节（mediate）实践？

雷克维兹点出情感和实践的关系，认为“每一种社会实践都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被情感地调节，因而，在实践中存在一种内置的情感维度”，“实践存在两种主要的结构化的属性，包括实践动机和注意力的聚焦，这些需要情感的在场”。（Reckwitz，2016：118-119）。实践中的情感研究受到自1990年代以来的情感研究转向（affective turn）的影响。在人文研究领域，对affect（情动）和emotion（情感）的辨析相当细致。affect（情动）概念源于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后由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将“情动”概念纳入其“流变—生成”的理论体系（刘芊玥，2018）。按照布来恩·马苏里（Brian Massumi）的解释，情动是未定型（unformed）的和未被结构化的(unstructured)潜在状态，它无法用语言明确捕捉到。而一旦情动到达一定强度就显现为可被认知的情感（emotion）（Shouse，2005；Papacharissi，2015：13-15）。或者说，情动是情感的驱动机制，而后者可被社会分类和识别。在情感研究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理论源流和方法路径，对affect和emotion的使用也未必做如此清晰的区分，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就媒介研究中的情感转向而论，注重于情感如何被媒介所生产、通过媒介传递的方式以及在媒介使用过程中发展出的情感受众的形式（Lünenborg & Maier，2018）。

实践理论将情感视为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强调一种影响和被影响的过程。在affect和emotion之间，雷克维兹更偏向于affect一词的使用，他认同马苏里提及的affect具有一种突破文化常规的破坏性力量，在承认实践构成了社会秩序这一预设的同时，也指出了社会实践蕴含着新奇和例外（Reckwitz，2016：120-121）。然而，雷克维兹还是过于强调affect本身并非是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的，而是文化之标准化、常规实践之主要构成要素，对氛围的感受也离不开感官的训练和内隐的文化代码的作用（Reckwitz，2016：121，123）。显然，雷克维兹对affect的理解已经偏离了德勒兹的路径，更倾向于emotion的意涵。他归纳出实践理论的情感视角的三个限定：其一，情感是社会性的而非个体的内在心理属性；其二，情感不是属性，而是行动；其三，情感是由特定的人、物或观念引起的快乐或不快的、身体被唤醒的状态（Reckwitz，2016：118-119）。

从人类主体的视角出发，实践中的情感性（affectivity）就包括了同其他人、事物和观念关联的刺激。在这三者之中，人和无生命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恰恰是被低估了（Reckwitz，2016：118，120-121）。雷克维兹反复强调实践中的人工物是“情感发生器”（artefacts as generator of affect），它们并非是情感中立的，而是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品质。他提及了两类“情感发生器”，空间氛围（spatial atmospheres）的人工物和象征性或想象性的人工物，并试图考察人工物在实践中如何充当情感的角色（Reckwitz，2016：123）。

因而，本文首先探讨的问题是分析构成应援棒实践实体的要素，以及应援棒如何勾连、激活包括其他物质材料、能力和意义在内的实践要素的合作关系，从而保证实践的运行。再者，平时分散各处、临时聚集在场馆之内的粉丝如何进行持续性的、统一化的身体展演？结合物的视角，从实践理论的情感维度出发，分析在应援棒实践中，情感如何被激发、传递、感染和推进，从而保证了现场粉丝的集体化的、有序的应援行动？在生产、感染、推进的过程中，应援棒这一人工物如何居间调节，其能动性如何让一种社会秩序的生长成为可能。这是第二个研究问题。基于前两个问题，既然情感能够被生产和传递，这意味着应援棒实践总体来说是可被规划和引导的，从而引出了本文的第三个研究问题：这种情感机制的生成逻辑，以及包括应援棒在内的周边对粉丝的“捆绑”背后体现了文化工业的何种操控路径？

本文的资料来源主要通过以下渠道：一是来自韩国、中国的娱乐公司官网及爱豆周边售卖平台的应援棒产品相关信息，其中包括SM Town&Store官网、TF家族-北京时代峰俊官网、Ktown4u等；二是对中韩两国爱豆的公司运营微博号以及大型粉丝后援会微博号中有关粉丝应援与应援棒的信息搜集；三是采用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法，通过微博、知乎、微信等社交平台选取23位访谈对象，其中包括有线上或线下演唱会应援经历的粉丝21位以及演唱会、应援棒相关技术人员2位作为访谈对象。访谈方式分为面对面访谈和线上访谈，调查研究的周期是从2021年5月31日至2021年12月30日。

应援棒的设计通常是由爱豆所属的娱乐公司掌控，其视觉符号具有一定的意义指向。在韩国，每一位出道的歌手或组合都会由其所属的娱乐公司公布一种颜色作为应援色，粉丝在参加偶像的公开活动中就会使用此种应援色的物品进行应援。应援棒的技术操控可实现同一色系不同色差的精微呈现，这样可以避免因撞色而引起的粉丝掐架。专属的应援色让粉丝拥有了更强烈的归属感，即便组合解散之后，粉丝仍会抗议此应援色被别家爱豆所征用（新东方网，2013）。应援棒的物质造型也具有特定的意涵，比如：IZONE组合的应援棒灯体是由矮圆柱形灯罩与十二颗围成一圈的彩色小球组成，十二颗珠子代表着12位成员，应援棒还能变换13种颜色，即官方应援色与十二位成员的个人应援色。

在中控技术出现之前，应援棒在现场的使用完全依靠粉丝手动开关切换颜色。粉丝组织需要提前与官方沟通应援方案，再将应援方案传达至粉丝个体，应援方案的内容包括粉丝应在何时举起应援棒、如何与歌曲配合调整应援棒颜色等。在演唱会现场应援方案的实施只能依靠粉丝自觉的配合，以及粉丝之间的相互提醒乃至向其他粉丝寻求帮助。粉丝若不熟悉应援方案及应援棒的操作方法，也可能造成应援实践的失误，最终很难实现统一的色彩应援。中控技术出现之后，“所有技术装置或组织的有效运行要求大量的组成部分被联合成为一个合理的、功能上的整体。在所产生的系统中，运作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多重的、各种各样的相互联系”（温纳，1977/2014：158）。

中控应援棒的技术实现背后是一个复杂的技术系统，智能手机中的蓝牙功能、演唱会现场的后台中控部门、APP软件等技术装置、技法（实施的程序和步骤）、组织（技术化的专业团队）的相互依赖和配合保证了应援系统的有效运转。在对当代技术进行观察时，你会看到人类和非人类部分的大型集合，经过合理的安排，以精确协调的行为和处理方式而运行（温纳，1977/2014：172、8-9、174）。当应援棒的功能设置能够通过粉丝手机上的专属APP来完成时，后台中控部门对单个应援棒的精准控制，实则也将管理和操控延伸至粉丝身上。因而，不止是应援棒的运行被接入一个技术网络之中，应援棒和粉丝在现场座位的绑定，持有应援棒的粉丝亦被“编码”，转化为可控的元素。

人们并非随心所欲地任意“使用”工具，而是要注意遵守适当的操作程序和技法，满足运转所需的全部物质条件（温纳，1977/2014：171）。粉丝如何掌握应援知识，在现场如何挥舞应援棒，喊出应援口号，这些“能力”如何习得？以韩娱的应援为例，粉丝可通过下述五种方式进行练习：其一，学习官咖发布的应援口号。当一个组合回归并发布新专辑后，官咖会以文字形式在粉丝俱乐部上发布新专辑中主打歌曲的应援口号。应援口号，也称为应援歌词，就是在歌曲原歌词的基础上，由官方标注出、添加上粉丝需要唱或喊出的内容。粉丝对照着歌词，跟着歌曲的节奏进行练习，是较为常见的学习方式。其二，通过其他粉丝录制的教学视频进行学习。其三，通过爱豆本人拍摄的应援视频进行学习。其四，粉丝在“打歌” 现场学习。按照惯例，韩国组合回归后会在韩国电视台的音乐节目中进行打歌。在新冠疫情发生前，韩国音乐节目采取直播形式，并会抽选一部分粉丝进入现场为爱豆应援，而在播出的节目中，爱豆的表演与粉丝的应援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观看节目的粉丝就在潜移默化中学习或练习了应援口号。除此之外，粉丝日常在网上观看的一些演唱会视频也包含了现场粉丝的应援实践，粉丝可自行模仿。内娱的应援学习渠道除了类似韩娱官咖发布的应援口号、官方粉丝后援会发布的应援内容之外，内娱粉丝的自组织应援行动也占了较大比例。

在演唱会现场，应援棒实践是由应援棒、粉丝身体、后台中控组、场馆空间等物质材料、粉丝掌握的应援的技巧和实践知识、应援规则等能力、应援行动的意义这三个部分构成，这些要素形成了实践的“区块”。在实践中，应援棒作为后台中控组信号的接收装置，勾连（articulation）起了实践的其它要素，诸如身体等其他物质材料同能力、意义的关联性，形成实践的实体。应援棒具有混合物（hyrid）的地位，一方面可以被看作是文化的“表征”，其视觉造型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另一方面，应援棒作为一种人工物，其所带有的技术格式设定了应援行动的规则和标准。它们在演唱会现场的使用，激发了其物质性的效能，生成了一种新的管理和控制的方式。

当我们练习一种实践时，我们是在学习以某种方式操练身体（不止是“使用我们的身体”），而社会实践正是操练身体的产物。因而，如果说实践是社会的场所，那么常规化的身体表演就是社会的场所——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秩序”的场所，它们让人类世界的秩序得以可见（Reckwitz，2002b：251）。实践是具身的，意味着它“充满动态，是具有时间和空间面向的知识，是在活动者与环境互动当下产生，感受与判断往往是即兴之作，并非依照既定规则执行的产物”（钟蔚文，陈百龄，陈顺孝，2006：238）。在演唱会现场，临时从各处集结的粉丝何以能够形成整齐划一的“共有实践”（巴恩斯，2000/2010），不同个体的感受性或者说情感何以被生成、传递，从而产生感知注意力的持续性的共同聚焦。用雷克维兹的话说，应援棒作为“情感发生器”，如何触发了“共有实践”？经由应援棒调节的新的现场秩序较之于无中控的现场有何不同，以及如何造就了一场粉丝和爱豆相互配合的仪式？

（一）被传导的“情感”：集体行动的能量来源

按照雷克维兹对“情感发生器”的两种分类，应援棒独特的物质性就是发出光和色，可以是一点亮光，也可以是通过中控技术将一点一点亮光汇聚而成应援海，制造出某种情感的氛围。因而，应援棒是偏向空间氛围的人工物。人工物的“情感”的展示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以一种强烈的方式引导注意力”（Reckwitz，2016：120）。应援棒的光是粉丝对爱豆爱的表达，同时，光也照亮了粉丝。粉丝整场不停地挥舞应援棒和呐喊，试图将爱通过应援棒的光投射给爱豆，假想自己能够被爱豆看见。爱豆也会通过应援色来识别和确认粉丝，并在表演过程中看向自己的粉丝，发出示意的动作。当粉丝和爱豆一起挥舞应援棒时，共同的标志物将在场者“同化”。物暂时消弭了粉丝之间的阶层区隔，爱豆也不再高高在上。“就会觉得拿着一样的东西，四舍五入我们牵手了吧（不是这样），就是觉得感觉有更贴近一些，因为拿着一样的东西。”（访谈对象：派派）“就是很贴近很亲近的感觉，他们不是那种端着的，而是那个嗨得跟我一样的那种存在，所以说很不错。”（访谈对象：KK）应援棒的光被视为个体粉丝对爱豆的情感依托，将粉丝个体和爱豆连接在了一起，光让这种爱变得可见，形成现实和“假想”的情感互动。当星星点点的应援棒在场馆内部被点亮时，个体粉丝亦能接收到来自其他粉丝对爱豆的爱的讯息。因而，光凝聚和维持了粉丝们的关注焦点，激发现场粉丝的积极行动。

如果说单个的光唤起的是粉丝个体的情感，那么，通过中控方式将单个应援棒的光汇聚起来形成的“光海”，制造出独特的空间氛围，情感在其间能够不断生成、流动和传导。应援棒有三种现场中控方式：其一，群控即通过无线控制使全场应援棒可以在同一时间实现整体的变化，比如同时亮起、熄灭、闪烁或变换颜色。其二，区控是通过控制器对现场每个区域的应援棒分区控制，使应援棒配合现场音乐效果进行颜色变换、明暗变化和闪烁，以及调控每个区域之间此起彼伏的变换节奏。其三，点控可以对演唱会现场的每一根应援棒实施单独控制，这样可以在观众席上呈现出特定的形状图案。

具体言之，光和色的变化大体同歌曲本身的节奏和风格相匹配，快节奏的歌曲会快速变换不同颜色，闪烁频率也高。在鹿晗演唱会上，“鹿晗特别喜欢曼联这个足球队，所以《超级冠军》就用绿色，代表足球场；《致爱》是送给粉丝的歌，所以就用浪漫的粉色”（访谈对象：小素）。且光和音乐同具有在空间中的弥散性，可将变换之中的情感瞬息传导至各个粉丝之中，产生“空间化的、同步的集体经验”（康在镐，2014/2019：74），在粉丝中间催生出共有的感受。应援棒的光海引爆了现场粉丝、爱豆的热情，成为点燃、传导和感染在场者情感的重要触发点。

（二）中控的现场：新的秩序的生成

中控应援棒的光海打破了粉丝群体内部“粉籍”的区隔和界限，在场馆之中的粉丝空前地保持一致，向外界释放出强大的凝聚力和协作精神。尤其是在组合偶像的演唱会现场，不同粉群之间的“掰头”（battle）是常态。除了偶像团体应援色之外，各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应援色，且各自拥有相当数量的唯粉（即只喜欢某个成员的粉丝）。唯粉们会注重为自己所喜欢的成员进行应援，这样就在不同唯粉间产生相当激烈的“掰头”（battle）。同个爱豆的唯粉会选择聚集在同一片场馆区域，以免误入其它爱豆的粉丝区域，造成不必要的尴尬。唯粉聚集在同一片区域，在黑暗的场馆中形成成片应援海洋，以此证明爱豆的人气。这样，“团票”6就成为实现唯粉集中应援的重要方式。唯粉们若要试图占据场馆内的有利位置，就要提前得知场地，制作“战略规划图”。

应援棒这一中控技术的规范力量抑制了个别粉丝的出格行为，这类异常的“情动”在中控之下的现场被视为是疯狂、禁止的存在，同样也遭致其他粉丝的抗议和不满。比如，内娱组合RISE在2019年11月16日举办的演唱会上，采用现场中控应援，仍有部分唯粉带着头灯（注：一种佩戴在头上可发光的应援物），这时全场的粉丝们自发统一地喊着“关头灯”，还有许多粉丝也在超话发文提醒。这种统一化、集体的“管控”和相互监督让个体粉丝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一种自省意识，从而有效抑制了冲动之下产生的非理性的行为。有访谈对象提及个别粉丝在演唱会场馆外买到了假的应援棒，到了现场不敢打开，一则担心破坏了整体氛围，二则自觉非常尴尬。

应援棒实践在体现空间的秩序感、生成集体经验的同时，反过来对粉丝的行为也施与了强制性和压力。因而，粉丝的共有实践呈现出热烈而有节制的特点，为现场应援确立了新的行动规范。虽然在实践中，异常的情动时有发生，但是它成为常规实践的几率并不高（Reckwitz，2016：121）。应援棒这一物的能动性也体现于此，它虽然生产、传递情感，修改了粉丝battle的默会规则，但又把控情感运行的能量和效果，将集体行为引向一种规范化而非破坏性的状态。

应援棒的光海生成了一种“诱惑空间”，它设置了常规和仪式的边界。在演唱会现场，临时聚集的粉丝和爱豆在此时此地的肉身在场、近距离的接触，爱豆是全部视线的中心，这种场景似乎是“朝觐”仪式的现代搬演。由应援棒的光驱使之下的情感的传导让在场粉丝的身体和认知皆沉浸于这一新的空间之内。人和非人的事物的结合“激发起各种各样令人兴奋不已、迅速扩展的模仿行为、模拟领域”（斯瑞福特，2016：160）。

应援棒其中一个较具迷惑性的英译是“fanlight”，直译是“粉丝的光”。有多位受访者谈及应援棒的光照亮了粉丝，应援棒代表的就是粉丝个体。粉丝的应援棒实践成为演唱会现场的另一焦点，甚至盖过了爱豆的表现力。因而，粉丝的主体性似乎得到空前地彰显。事实上，应援棒在实践中的能动性主要体现在：应援棒勾连起了其他要素，形成实践的实体，构成实践展演的基础；光和色所生发出的富有感染能力的情感力量调节了在场粉丝“身体集体”的仪式化展演。作为应援棒实践的重要构成要素，粉丝身体成为应援棒的摆置对象，个体粉丝的异常情动被视为非常规化的存在而受到压抑。在场粉丝受控于由应援棒调节的规范化的情感力量，遵从一种新的现场纪律机制，配合这场仪式的完成。

由此，因人工物触发的情感可被纳入文化工业生产体系，审美的瞬间、想象力的躁动成为可以被评估、操控的对象，以获取更大的经济价值以及更稳固的情感忠诚。这在《启蒙辩证法》中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早已有所揭示：康德形式主义还依然期待个人的作用，但文化工业则将个人的“筹划”纳入一套规范程式，使受众丧失了思考能力和抵抗性（霍克海默，阿多诺，1944/2006：111）。

事实上，包括应援棒在内的爱豆的周边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们不能以质量或有用性（utility）来衡量其价值，而是和爱豆捆绑在一起，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存在。周边物的售卖和流通一般在粉丝群体内部发生，粉丝通过购买和收集周边物来证明自身的“粉籍”，从而在粉群和粉群之间、粉丝群体和外部群体之间划定明晰的界限。周边物的正常消费同供给、价格并未有太大关联。当然，通过官方渠道发售的周边的价格不会贵得太离谱，大体在大多数粉丝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其价格和质量往往并不匹配，这是遭致粉丝疯狂吐槽的原因所在。周边物的价格和成本虽不匹配，但周边作为爱豆的延伸具有了特殊的“灵韵”，这是吸引粉丝购买的主要诱因。

除了次数有限的和爱豆线下见面的机会之外，粉丝基本上处于“对空言说”的状态。周边和爱豆的关联性拉近了粉丝和爱豆的距离，生成和满足粉丝对爱豆的亲密关系的想象。这就为粉丝制造出和爱豆的虚拟“共在”（co-presence），“共在”强调的是“共”，而不是“在”，即一种“共同感”（杨馨，2020）。周边代替了爱豆的在场和陪伴，甚至成为爱豆的“分身”。这种“共在感”还体现在当粉丝和爱豆拥有同款周边时，让粉丝突然意识到和遥不可及的爱豆有了某种交集，爱豆也变得更为切近了。以本文第二作者为例，其爱豆所在娱乐公司推出了一款以爱豆签名作为设计的项链挂坠，预售时觉得很难看就放弃，当看到爱豆在生日当天的直播中戴上了这款周边时，就果断购买了同款，平时不敢佩戴，担心损坏，就只能一直放置着。因而，周边成了一种神圣的存在。

如果说“时尚是物的流转的文化中介”（阿帕杜莱，2008：47），对于周边而言，爱豆在粉丝心目中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周边的价值和意义，也构成其继续流通的基础。当然，某些周边因质量问题而限制了其进入二手流通的可能。所以，这里就必须追问：一旦粉丝脱粉了，会如何处理周边？这其中不乏有粉丝对追星经历的怀旧，使他们即便脱粉之后仍然选择收藏周边。不同于电子产品比如iPod的再商品化的其中一个要件，即这一旧技术物的物理性能还能保证其正常运行，甚至会有卖家编辑《使用教程》指导买家如何使用被淘汰的旧版技术物，这些知识也成为衡量旧机价值的知识体系（黄顺铭，陈彦宁，2021）。周边的价值并非以实用性为标准，在部分粉丝那里，这些周边是无用之物，被视为“累赘”，急于脱手。

周边的生命力和流动的故事无法被整合成孤立的有关物的叙事，而是嵌入进大众文化产业的体系之中，它以粉丝对爱豆的情感投入为基础进行商业化的运作。粉丝即便深知自己是被“盘剥”的对象，却仍然深陷于游戏之中难以自拔。周边并非只是追星行为的一种附属品，而是积极介入粉丝身份的生产，是粉丝在各自粉圈之内的通行证。如果粉丝要参与应援活动，比如加入数据组，就要出示购买过某爱豆周边的证据，以防止别家粉丝借机盗取数据组的专属教程。当粉圈内部存在争议的时候，一些粉丝在发言时就会附上自己购买周边的截图、为爱豆付出的财力等相关信息，证明自己是真爱粉，获取话语权。而那些没有为爱豆付出任何金钱、做过数据的粉丝就被叫做白嫖粉，在粉圈内部是被抵制的对象。

无论是应援棒实践还是周边的商业化逻辑，都体现出娱乐产业对粉丝的身份认同的权力操控。在这种关系模式中，粉丝成了福柯（Michel Foucault）意义上的“被塑造的主体”，而应援棒和周边实际上是这种塑造机制的重要参与者。在对周边的认知和消费中，粉丝其实已经意识到娱乐公司的营销策略，在表达不满和谩骂时却不得已接受层出不穷的各类周边和定价，唯有脱粉才能最终摆脱这种商业支配。就此，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这段话极为贴切地解释了这种吊诡性：社会行动者是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knowing agent），甚至在他们受制于社会决定机制时，他们也可以通过形塑那些决定他们的社会机制，对这些机制的效力“尽”自己的一份力……社会行动者对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恰恰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我将这种现象称为误识（misrecognition）（布尔迪厄，1992/2004：221-222）。也正是因为粉丝的“误识”才让这种支配关系得以合法化和充满“活力”。包括应援棒在内的周边，确实具有将分散的粉丝组织和集结的能力，尤其是在应援棒实践中，“物在本体意义上的丰富性、有机性和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展示（曾国华，2020）。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物无法存在于社会之外，从“技术的社会形塑”（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出发，“任何特定的技术物被成功推广都伴随着包含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考量的社会协商过程”，技术物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始终相互交织（戴宇辰，2021：17-18）。所以，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物的能动性其实被转化为了一种操控机制。对应援棒实践和周边的商业逻辑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物将分散的粉丝个体组织和集结起来、形成新的动员结构和集体秩序的同时，对人的情感的调节和动员、消费欲望的制造成为娱乐工业的操控体系的重要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说，物也是一种社会控制方式。

在应援棒的调度之下，粉丝身体、场馆空间、后台中控组、粉丝的应援知识和能力、行动的意义被连接起来。同时，应援棒的光海既赋予了粉丝情感以可见的形式，也不断触发和把控粉丝情感的生成、流动和汇聚，将在场者带入了一个在本体论经验上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以应援棒为导向的实践本身就是一场仪式。在“传播的仪式观”中，詹姆斯·凯瑞（1989/2019：20）虽点出了“传播的仪式观并不在于信息的获取（虽然从中也获取了信息），而在于某种戏剧性的行为”，但他对传播仪式观的理解局限于符号和现实的表征关系，揭示背后的意义生产及其维系的机制。这就使他无法进一步指出“作为符号互动过程的传播究竟以何种方式与个体层面的动机和情绪产生关联”，引入具身性，强调身体实践是将个体行为和社会的维系勾连起来的中介，从而走出凯瑞的学理困境（刘海龙，束开荣，2019：86）。在应援棒实践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物质材料如何构成实践的基础，以及“处于人、社会、活动和精神交会点上的媒介，对人类实践活动的触发、组织，交合和转化”（黄旦，2020：177）。应援棒的光和色对情感的激发和传导，使得不同粉丝身体的感受性的互通成为可能，促成粉丝的共有实践。因而，实践理论和情感视角的引入恰恰将此前被遮蔽的身体、情感、物的能动性、实践场景等带入仪式研究之中，打破文化和物质的二元对立，从而生发出新的研究空间。值得一提的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演唱会改为线上直播，粉丝可通过手机专属App的操作实现应援棒的线上中控连接。粉丝在电脑、iPad或手机屏幕前观看爱豆的线上直播，当手中的应援棒亮起来或变色、各类虚拟应援物在屏幕中被疯狂输出时，粉丝仿若身临现场。因而，类似应援棒实践这种同一时空的在场或以屏幕为中介的同时在场，实体的物或数码物如何连通不同的身体，以及单个的身体如何融入社会生活的整体形式，此种问题导向也是对传播仪式观的理论视野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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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小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