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技术”关系感知与调适： 短视频观看中间歇性中辍行为研究

随着智能手机、算法推荐、UGC技术、5G等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立，短视频作为当下内容生产的新路径，也成为被组织和建构出来的文本和技术网络的一部分。截至2021年6月，TikTok的全球下载量超过20亿次，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88亿，人均单日使用时间126分钟，短视频成为互联网最“费时”的行业。不过随着短视频平台的不断发展，有很多人开始担心短视频潜在的危害。短视频平台会利用内容生产的爬坡机制、推荐算法和其它相关技术设计，吸引用户注意力，营造“上瘾”的效果，以提高用户对产品的粘性（陈秋心，胡泳，2020）。有研究者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的社会-技术特点影响了人们对其的依赖，人际依恋因素与网站依恋因素显著推动了短视频的成瘾行为（Zhang，Wu & Liu，2019）。一项对印度不使用TikTok的群体的研究发现，他们不喜欢使用TikTok主要在于他们认为刷短视频太浪费时间，无助于知识增长，并且短视频平台充斥各种虚假和低俗的内容（Chakraborty，Kapoor & Ilavarasan，2020）。短视频的负面效应引发人们中止、甚至拒绝使用，从而产生媒介使用的中辍行为。

“创新扩散”理论将创新采纳决策的过程视为一个前后连贯的动态过程，包括认知阶段、说服阶段、决策阶段、实施阶段和确认阶段等五个阶段（罗杰斯，1995/2002：146）。决定采纳或拒绝创新并不意味着创新采纳决策过程的结束，在确认阶段，人们采纳创新后，也会决定拒绝创新，这就是创新采纳中的“中辍”（discontinue）行为（罗杰斯，1995/2002：165）。在社交媒体研究领域，有研究者将这种创新扩散的采纳后阶段的研究焦点，转移至社交媒体用户的不持续使用行为上，关注社交媒体的这种消极使用状况（张敏，孟蝶，张艳，2019a）。用户选择中止使用社交媒体往往不是一次性完全放弃使用，而是存在不同程度的中止使用方式（Baumer et al.，2013）。基于创新采纳决策过程，有研究者将在社交媒体使用中这种中止使用后又再次使用的行为称为间歇性中辍（intermittently discontinue）行为（张明新，叶银娇，2014）。这一现象实际上有很多研究者以不同方式探讨过，但较少研究者将其放在采纳使用的动态决策过程中，以“间歇性中辍”来讨论（Ng，2020）。尤其忽视在这种中辍行为中，用户的主体性以及自我与技术的关系模式这类问题。基于此，本研究将采用建构型扎根理论方法进行探索性研究，讨论短视频用户中辍行为的内驱力及其表现形式，这种中辍行为如何体现当代视觉机制中的自我与技术关系的感知与调适取向？

（一）媒介使用的间歇性中辍行为

学界关于间歇性中辍相关内容的探讨仍处于研究初期，已有研究的知识体系尚缺乏成熟稳健的研究理论和框架（张敏，孟蝶，张艳，2019a）。传播新技术的用户间歇性中辍现象是在web2.0阶段的互联网背景下产生的，有研究者认为间歇性中辍行为应当指个体或用户决定采纳并使用某种创新后，在一段时间内（数周以上但少于半年）中止了使用，但后来又再次使用该项创新，甚至在反复循环的中止后再采纳的行为（张明新，叶银娇，2014）。这种界定方式以间歇性的强度作为主要标准，严格规定了使用者的中断时长应该满足几周或以上，实际上已经将间歇性中辍行为限定为中度的不持续使用行为了。有研究者则指出，间歇性中辍行为是一种非彻底放弃、动态性、长期性的过程，是用户满意度和不满意度并存、感知成本和感知收益博弈产生的行为结果（张敏，孟蝶，张艳，2019a）。也就是说，间歇性也并不在强度上，主要在于包含一个冲突过程。有些研究会严格地确定中断时长，将间歇性中辍行为作为包含规定时长的二分变量，或是要求汇报中断的时长，大部分研究实际上都采用宽泛的标准，将其作为一种意愿的连续变量。本研究也主张关注间歇性中辍行为这一行为结果，并认为间歇性中辍行为就是社交媒体的不持续使用行为。这种不持续能够受到关注，就在于其存在有意识的间断，而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暂时停下来不用的行为。间歇性则意味着这种有意识的间断不断反复出现，成为一种长期的表现。间歇性在强度上存在差异，表现在行为的时长和频次上，也可以表现在意愿的强度上，但是不应该用间歇性的强度来否定间歇性的意图，有关间歇性中辍行为的研究也主要关注不持续使用这一行为结果，其强度不构成条件。也就是说，若社交媒体的使用者有意停止使用社交媒体，并且这种有意停止的行为长期反复发生，这种不持续的使用就是间歇性中辍行为。

有研究者将影响社交网络中辍行为的因素概括为使能因素、抑能因素和个体因素等三类（张敏，孟蝶，张艳，2019b）。大部分研究主要围绕使能因素，也就是促使用户停止使用社交网络的因素。有研究者将用户在社交网络使用中产生的厌倦、厌烦、失望和需求/动机的降低等感受定义为“社交网络倦怠”（social network fatigue），并认为其往往会减少用户的社交网络活动，甚而引发用户中止社交网络的使用（Ravindran，Yeow Kuan & Hoe Lian，2014）。有研究者还指出，使用社交网络往往会让人嵌入到社交关系中，而当个体意识到这也意味着他们要给予好友更多社会支持之时，他们会感受到来自社交网络的“社交过载”，这也可能导致用户减少或停止使用为他们带来压力的社交网络（Maier，Laumer,Eckhardt & Weitzel，2015）。

研究者也针对特定的社交媒体平台展开了研究，大量研究也将“社交网络倦怠”作为中介变量，并考虑感知过载或压力过载因素（如信息过载、社交过载和信息服务过载等）的影响。有研究发现，过度的社交使用、过度的享乐使用和过度的信息获取都会带来社交应用疲劳和技术压力，进而使用户减少或停止使用Facebook（Luqman，Cao，Ali，Masood & Yu，2017）。对于微博而言，微博的环境、内容与过度使用都会导致用户产生远离意向（李君君，王金歌，曹园园，2021）。同样，在微信平台，用户的信息过载、社交过载、服务过载也会对其倦怠情绪产生正向的影响，进而影响用户的潜水、屏蔽、忽略、退出等行为（李旭，刘鲁川，张冰倩，2018）。而在使用微信朋友圈方面，微信用户会明显感知到社交过载、信息过载、上行社会比较对生活的负面影响，担心频繁地在朋友圈呈现自己的生活会泄露个人隐私，因而会逐渐对朋友圈产生厌倦心理，但是，由于不同人对朋友圈倦怠的强度不同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对朋友圈的不持续使用意向不一定会转化为中辍行为（熊慧，郭倩，2019）。换言之，在不同的使用场景中，“倦怠”也可能不构成中介变量。人们在使用社交网络的过程中，除了会产生厌倦之类的负面情绪，也会有愉悦的正面情绪，在正负情绪的体验中判断社交网络的持续使用行为，而以往对社交网络倦怠的研究缺乏情感和认知融合的角度（季忠洋，李北伟，朱婧祎，陈为东，2019）。社交网络的间歇性中辍研究引入社交网络倦怠作为中介变量，也往往将之作为负面的情感体验，在此基础上，间歇性中辍行为则偏向一种被动的中止行为。也就是说，由于某些因素让社交网络使用者产生了倦怠的感受，人们不得不在压力环境中暂时中止使用，这也就容易忽视使用者主动的、有计划的和有控制的间歇性中辍行为。结合前文对间歇性中辍行为的理解，本研究认为对间歇性中辍行为的探讨应该更多关注使用者对自我与媒介使用之关系的认知，应当明确使用者的自我意识。

（二）短视频观看中的人与技术关系

近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络、人工智能和可穿戴设备等的快速发展，研究者注意到技术正在持续塑造着新型身体（谭雪芳，2019），有学者也关注到身体与媒介技术的重要关系，尝试将身体重新放回到传播中（刘海龙，2018）。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早已指出了媒介与身体的关系，他认为，“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人们需要通过技术来获得身体经验（麦克卢汉，1964/2011：61）。在罗伯特·洛根（Robert Logan）看来，“媒介、技术和工具都是近义词”“一种媒介就是一种工具或技术”（Logan，2010/2012：9）。可以说媒介与身体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人与技术的关系。唐·伊德（Don Ihde）认为，“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是技术中的身体”（Ihde，2002：138）。他从技术现象学的视角，基于“作为身体的我”（I-as-body），指出了人与技术的四种关系：具身关系、诠释学关系、它异关系和背景关系（伊德，1990/2012：72）。其中，前三种关系中的技术处于实践的中心位置，其实现的所有类型的行为都标识着一种自我意识，是有焦关系（伊德，1990/2012：113）。

短视频在“人-技术”关系中构成了“我-短视频-世界”的关系。短视频不只是一种视频形态，还指专门用于生产和传播短视频的应用平台，主要承载在手机等移动互联网设备中。伊德认为，我们借助技术来感知，并由此转化了我们的知觉和身体的感觉，以这样的方式将技术融入到我们的经验中，在这样的使用情境中，人与技术构成了具身关系（伊德，1990/2012：78）。短视频应用平台的技术规范和生产逻辑规定了短视频的媒介形态，时长短的视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我们可以通过上下划动的方式，轻易切换视频，而每次切换都是一次对机器的反馈。短视频应用平台的底层算法根据我们的行为，不断为我们提供新鲜的、迎合个体兴趣的内容，每次切换又是对知觉的刺激。短视频的操作，流畅而自然，通过划动获得的视频内容往往又轻松、有趣，技术抽身而去，短视频仿佛就成了我们的眼睛，睁眼就能看遍“世界”。此时，短视频对于我们而言就是透明的，正是这种技术的透明性构成了具身关系的基础。其次，短视频有自己独特的媒介语言，除了时长短外，在视频中往往都会添加具有节奏感的背景音乐，醒目的文字、表情包，还有怪异的人声、音效等，这些都构成了短视频的内容元素，也是嵌入在短视频技术中的语言形式。我们需要通过短视频的这套语法规则去知觉和理解短视频所表达的“世界”，这正是在技术情境中的特殊的解释活动，构成了诠释学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s）（伊德，1990/2012：86）。最后，融入在具身关系和诠释学关系中的短视频，也会在某种情况下显现出来，技术在使用中成为了异于“我”的东西，构成了一种它异关系（alterity relations）（伊德，1990/2012：102）。短视频平台的底层推送算法赋予了短视频某种“灵性”，似乎比作为使用者的我们更懂我们自己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某种如生命般的准生机（quasi-animation），但是我们能够认识到短视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通灵”，短视频的他者性也就是准他者性（quasi-otherness）（伊德，1990/2012：105）。换言之，在某种使用情境中，短视频不再透明，或者说其透明性降低了，我们也就发觉了短视频。伊德所揭示的这三种人与技术的基础关系，在我们与作为娱乐媒介的短视频的关系中同样存在。因此，本研究拟从短视频使用的中辍现象中，去探索自我与技术的关系感知和调节模式。

本研究通过前期的文献回顾和访谈发现，以往对社交媒体的间歇性中辍行为的研究，往往围绕“社交倦怠”从情感角度来探讨，所考察的间歇性中辍行为则偏向用户被动选择，而忽视了认知视角中社交媒体使用者的主动选择。短视频是新兴的娱乐媒介，相关研究也缺少对短视频这一使用场景的考察。本研究将运用建构扎根理论方法，探究短视频观看中用户主动采取的间歇性中辍行为。

本研究选择扎根理论方法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短视频是由“内容+算法”构建起来的独特的媒介框架。以往关注的社交媒体平台或是基于用户熟人关系，或是以发布者的身份名声、构建的媒介人设特征为基础，而短视频应用则主要是发布者个人的展演，通过推荐算法推送给用户（Abidin，2021）。短视频应用依靠推荐算法调控内容的可见性，发布者拥有大量粉丝并不意味着内容一定会被关注用户所看到（Zeng & Kaye，2022）。短视频应用的内容生态不同于“老牌”的社交媒体平台，这是由算法驱动内容的数字媒体平台，重点并不是用户之间的关注关系，而是用户与内容的关系。“算法”和“视觉”都是内生于短视频应用中，使短视频应用具有独特性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短视频也是一种新的社交媒体使用场景，呈现出新的理论潜能。第二，以往的研究不仅以定量研究为主，且多将中辍行为看作一种被动的、负面的使用行为，缺乏对用户使用之时心理过程的理解。实际上，在正式进入本研究之前，研究者在进行初步访谈和了解后发现，短视频使用的中辍行为存在较强的主动性、反思性，是前人研究所忽略的一个面向，其研究也无法很好解释这个问题。

扎根理论强调理论是在“扎根于”数据与范畴的关系中浮现的，范畴是在对数据的持续比较中形成的，同时，代码、范畴和范畴定义会持续地动态变化，研究者要不断改变分析框架的视野与术语（林德洛夫，泰勒，2011/2020：170）。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短视频使用中的这种反思过程，通过扎根理论方法将这种模式揭示出来并明晰化，重点是用户内在性的思考过程，即用户使用中的心理状态，而非具体的技术等相关因素对使用行为造成影响的因果链。因而，本文采用建构扎根理论方法展开研究，通过初始编码、聚焦编码、轴心编码来获取理论发现。

（一）数据收集

在数据收集方面，本研究采用的是理论抽样，其遵循了与量化研究设计的抽样技术不同的逻辑，只是为了概念和理论的发展，不是为了代表某类人群或提高结果在统计方面的普遍性（卡麦兹，2006/2009：128）。本研究在初期对不同的使用群体做了初步的调查，最后聚焦到对短视频使用有强烈反应的大学生群体。研究者关注的不是大学生使用行为呈现的多样性，而是使用后的反思在大学生群体中表现出的典型性。本研究的理论挖掘的方向即在于这种技术与人之间的反思关系。

本研究采用开放式和半结构化问卷对使用短视频的用户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为在校大学生，本研究的受访者通过两种途径招募，一种是通过课堂获得24位受访者。在本人开设的开放实验课《短视频使用行为研究》上招募，学生自愿加入，并作为期末成绩的一部分。第二种形式是考虑到南北使用短视频平台的差异，以及地域差异，选择了成都市（四川大学）和郑州市（郑州大学）两地，通过熟人“宣传”招募的，分别得到受访者15、11位。受访者皆获20元报酬。受访者年龄在19到30岁之间，男性21人，女性29人。短视频使用时长1年以下的5位，1至3年的26人，3年以上的19人。每位访谈者时长为20-40分钟。本研究先设定了开放式的问卷，询问受访者是否存在短视频沉迷的状况，研究者对获得的访谈文本进行分析的时候发现，大部分受访者会回应存在沉迷的使用状况，并表明自己会在发觉到出现沉迷状况之时，采取停止使用的行为。研究者进一步采用聚焦到的研究问题，回访访谈对象，有针对性地询问他们是否会主动停止，以及采取停止行为之时的心理状况。访谈共获得50份访谈记录。研究者从获得的访谈材料中随机抽取40份，将其编号为A1-A40，用于编码分析，余下10份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

（二）研究过程

1.初始编码

初始编码（initial coding）就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紧紧贴近收集到的材料，在不断比较数据片段中，发展理论的可能方向，提取出初步的代码。例如，在访谈材料中，受访者表示“再会想再刷下去对眼睛不好”，研究者将其抽象为“眼睛疲劳”，而“脖子酸了”则抽象为“肢体不适”，经过反复比对，研究者再将这些代码提炼为“身体感受”这一范畴。研究者还将“寻求外援”（如“要遵守和朋友的约定”）“设定时长”（如“我会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限制”）“设定数额”（如“然后一边刷视频一边数，数到5个就退出”）等代码，结合多次的阅读，提炼为“制造限制”这一范畴。通过初始编码，研究者提炼出需求满足、时间警觉、环境感知等14个范畴，参见表1。

2. 聚焦编码

第二阶段是聚焦编码（focused coding），相比初始编码，其需要使用最重要的和/或出现最频繁的初始代码，用大量的数据来筛选代码（卡麦兹，2006/2009：73），也更具有指向性、选择性和概念性。研究者通过对数据不断地比较，获得更高层次的范畴。在比对访谈材料的过程中，研究者发现，多个受访者反复表明，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会突然意识到时间的变化，出现“时间警觉”等警觉现象，“警觉性”成为研究者在编码中的方向。在此基础上，研究者通过聚焦编码，提取出“现实警觉”“时间警觉”和“事务警觉”等范畴，并将这些范畴提炼为更抽象的“自我警觉意识”。按照这种方式，研究者提炼出了“媒介响应评估”“自我沉溺评估”“自我警觉意识”和“自我控制行为”这四个范畴。

3. 轴心编码

轴心编码（axial coding）就是在对各个概念归类的基础上，建立范畴的逻辑关系，形成理论的初步架构。研究者在聚焦编码中获得了媒介使用评估、自我沉溺评估、自我警觉意识和自我控制行为等四个主范畴，并形成基于条件评估、认知处理与行为结果之间的“自我-技术”关系调适模型图（图1）。

其中，媒介响应评估偏向短视频内容和形式，是使用者对媒介的反应，而自我沉溺评估则偏向使用者对自我的认识状况，这两个主范畴都是使用者与短视频的互动中获得的感受。自我警觉意识是使用者与短视频互动后的深层认知，是对互动行为的冲突处理过程，自我控制行为则是使用者对互动行为的约束、调节。这四个主范畴之间存在动态的调适关系，以相对静态的方式来看，对于使用者与短视频的互动行为而言，媒介响应评估和自我沉溺评估构成了互动行为的条件，自我警觉意识处在互动行为的发生环节，是自我-技术关系的处理阶段，警觉的发现则导向了自我控制行为。从这个短视频观看的行为机制中发现，存在条件评估、认知处理和行为结果这三个层次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蕴含着对短视频的价值认知，同时也由观看行为反观自身，使得观看者成为一个涉身性、积极的主体，从而实现对行为的认知，以及自我控制行为的实现。同时我们也发现，在这一“自我-技术”关系调适中，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主体性的争取与确立的过程，也可视为两者间关系互动、获得和实践的结果。

4. 理论饱和检验

在扎根理论中，理论饱和就是在判定何时停止抽取与类属相关的差异群体，就是指继续搜集数据也无法发展出新的类属了（Glaser & Strauss，1967：61）。本研究利用剩余数据检验了所提出的概念和范畴的理论饱和，达到了理论饱和。另外，本研究再追加了新的群体数据，补充样本类型，访谈了4名年龄介于30-50岁之间，3名年龄处于50岁以上的用户。拓展访谈所获得的数据，仍然符合本文的理论模型，也如本文研究之前的假设：中辍行为的表现在年龄上对各个因素呈现的侧重点会有差异。例如，年纪较大的受访者（女，50+，家庭主妇）觉得“这个太费眼睛了，还是有点累的”“要赶紧动一下，要不然怕自己脖子废了”。受访者（女，30+，空乘）也会对“内容质量”产生担忧：“因为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在浪费时间。”他们都以此形成间歇性的自控中辍行为。不过，大学生群体对使用行为的反思程度表现得更为明显，也正如有研究者所发现的，短视频使用中的自我反思在高学历群体中尤为明显（熊开容，刘超，甘子美，2021）。因此，本研究综合原有数据的样本特点与理论发现的密切关联，余下样本数据对理论的适用，拓展数据对理论的反映，以及相关研究对样本群体的关注等多个方面对理论饱和所进行检验，认为本研究所提出的概念和范畴达到了理论饱和。

人是一种涉身性的技术存在物，人与技术的关系是相对的，意味着人们在使用技术，技术也会使用人（周丽昀，2010）。在对访谈数据进行编码的过程中，研究者发现访谈对象观看短视频的行为也主要建立在这种人与技术的相互关系的认知之上。结合伊德提出的人和技术的基本关系，我们可以更深入理解短视频观看中具有自控意识的行为机制。

（一）自我沉溺评估：注意力规制与关系维系

我们以“刷”的姿势观看短视频，这一姿势将我们融入到了短视频的交互中。我们聚焦到的不是手机等移动设备，而是回应触觉的短视频应用程序。当打开短视频的应用，豁然呈现的就是短视频内容，没有播放的按钮，只用“切换”就实现了视频的自动播放。而短视频的内容无穷无尽，不停刷又不停地出现，呈现的内容又来自于“刷”的反馈，这种便捷的操作方式往往容易产生流动而舒畅的观看体验，容易让使用者产生沉迷的感受，受访者也回应：“我很少能马上就刷完视频放下手机，因为刷视频的过程中注意力一直被吸引。”（A26）使用者与短视频之间已经构建起了具身关系，借用技术现象学的形式表达，就是“（我-短视频）→世界”的关系。

“我”与短视频仿佛融为一体，身体经验透过短视频来实现，我们能够体会到沉迷其中的状态，而具身关系并不是一种“超稳定”结构，自我会对自己的身体能力有预先的判断。有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有自律习惯，会为自己设定计划，计划的优先级会中止观看短视频的行为（A30）。有的受访者则认为是自己本身对事物难以集中注意力，这反而使自己容易中止观看短视频。也就是说，使用者会认为自己内在具备某种能力能够抵抗短视频对自己的使用，或者说使短视频无法成功使用自己。

受访者在使用短视频后，能够对自我的沉溺状况有所体会，也能够依据自身的条件来评估自我沉溺的能力和机会，这种评估还来自于外在的环境因素。短视频应用需要依托手机等设备来运行，这些技术设备为短视频提供了条件，同时，短视频也受限于此。短视频应用平台是短视频的技术形态，手机等移动设备是短视频应用平台的技术实体，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物”的系统。若技术设备出现了问题，使用者与短视频的具身关系也容易松动，有受访者就指出：“有时是因为手机弹出电量不足的提示，从而中断了正在播放的视频。”（A39）

自我沉溺的评估构建在具身关系的认知上，这种评估是在审视自我与技术“他者”的关系，指向自我，触发了自我，也回落到了自我。使用者在考虑的是：“我”能不能构成与短视频互动的条件。受访者则为我们提供了沉迷状态的认识、自我内在的特质和环境的偶然因素。

（二）媒介响应评估：视频可供性与关系焦虑

媒介响应评估也是对自我与技术关系的考察，这主要基于人与技术的诠释学关系，指向短视频内容，同样回落到自我。以技术现象学的方式来表达，即构成“我→（短视频-世界）”的关系。使用者在试图理解的是：短视频能不能构成“我”与之互动的条件。

短视频有独特的媒介语言，运用丰富的表现手法，在很短的时长内，集中传递“高光”内容，以此调动使用者的感官。短视频的媒介语言也有一套惯常的模因语法，短视频平台的用户可以很方便地“套路化”生产短视频，相互模仿，集体“游戏”。这样的生产方式可以让短视频的内容量获得很大提升，但同时也容易造成内容质量的下降。在诠释学关系中，短视频以其特定的方式呈现“世界”，使用者对短视频的内容会有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会存在负面的效应。受访者就说，“我觉得刷出来的东西都是很无聊同质化的东西，感到审美疲劳”（A13），这就容易让使用者中止观看短视频。而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娱乐媒介，短视频的内容充斥着搞笑和有趣的元素，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人带来轻松愉悦的效果，而这种效应同样可以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中，受访者也坦言，她只是为了寻求短视频带给人的放松意义，“放松的目的达到了，会马上告诉自己应该立即停止观看”（A25）。

短视频是在物的系统之内，我们是通过手机等技术设备来观看短视频，这种技术承载物的条件性也规定了短视频的观看效果，如受访者所言：“手机看久了眼睛和肩颈都巨酸。”（A7）这种身体感受与具身关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不是因为对人与技术融合的预判或认知，而是直接来自于短视频及其技术承载物，或者说，是短视频的物的面向作为内容对身体造成的直接刺激，以至于我们难以继续观看，也就是难以维持诠释学关系，不得不考虑退出的问题。

（三）自我警觉意识：认知焦虑与关系冲突

在媒介响应评估环节中，具身关系的松动以一种负面状况来说明它异关系的即将显现，在认识中它异关系也会显现出来，或者迎来如同具身关系中获得的某种偶然性的揭示。但是，媒介响应评估环节中的这些即将显现的它异关系只构成了触发条件的一个方面，还处在第一层面，不够强烈。使用者还会进入到一种更为强烈的冲突处理阶段，重新建立行为的驱动力。

在自我警觉意识的阶段，“我→短视频-（世界）”的关系被激发出来了。使用者会在评估阶段的基础上，考虑“我”与短视频的存在问题，陷入到自我意识的认知冲突中。有的受访者会认识到短视频呈现的内容与自己的现实生活是有距离的，“有时候会突然意识到应该在意自己的真实的生活，而不是关注他人的生活”（A40）。对短视频之外的现实或“世界”的察觉，隐退其中的短视频被对象化了，我们容易感受到我们突然察觉的“世界”所带来的压迫感，而短视频承接了这种压迫感。一些受访者便会觉得自己把太多的时间投入在了观看短视频中，受访者说，“当我意识到我花了太多时间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会劝说自己停下”（A4）。操持中的短视频被发觉了，操心的“世界”被重新发现了，使用者从一个“世界”跳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这种自我警觉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暴露了短视频的它异性。作为娱乐媒介的短视频平台，其拥有大量搞笑、轻松而富有吸引力的视频内容，使用者通过观看这些短视频内容，容易在短时间内获得愉快的心理体验，而有一些使用者在消费完这些内容后，会陷入到一种沮丧或负罪感的情绪中，这就是一种“负罪愉悦”（guilty pleasures）的情感状态。这种负罪愉悦就是为了获得即时的快乐体验，作为延迟满足的替代方案，而非为了一个长期的目标，但这往往也会唤起自我控制的意识（Panek，2014）。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然保护机制，通过适应、享乐反转、习惯化等方式以防止享乐的过度（布莱恩特，沃德勒，2006/2022：352-353）。负罪愉悦体现出一种心理的落差，一种矛盾的冲突，更是享乐过度自我保护机制的激活。

我们在划动短视频的时候，不只是在与短视频内容交互，还在与短视频应用平台的算法交互。“刷”是在观看，也是在反馈，而点赞、评论和收藏等行为，则直接将我们的兴趣偏好“喂”给了短视频应用平台的算法。在每一次刷的过程中，我们经历着每一次的偏好确认。使用者也容易逐渐感受到，短视频对自己越发了解。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者的自我意识也紧张起来了，短视频的对象性在构成与“我”竞争的对手。自我警觉意识铺展开来，也意味着行为策略的驱动力也树立了起来。

（四）自我控制行为：区隔之物与关系调适

娱乐维度的短视频，从一开始就被视为一种不具合法性的媒介表达，无法提供主体性的知觉形式。但是近年随着短视频日益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主流价值青睐的表达媒介，合法性获取，但又因过度使用的负效应使其成为另一种症侯，成为被审视的对象、一种需要区隔之物。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观者在观看中的自我意识觉醒，也将是一种对知觉体制的调整，尤其试图打破资本、算法的围追堵截，以关系的调适来重新建立生活的秩序。

在访谈中，很多受访者都表明自己在面临“挣扎”之后，会考虑如何有计划性地行动。受访者会为刷短视频的行为设定限制，规避潜在的风险，“我会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限制或是在当下时间立下一个整点停止观看并开始做事”（A14）。受访者也会通过转移自我注意力的方式，有意引导自己的行为，“如果我今天刷视频超过一个小时，我会去B站给自己找一些喜欢的曲子来练习扒谱，或者是找一些好玩的特效视频来”（A17）。受访者还会通过设定“奖励机制”来协调自己的观看行为，“如果我能持续学习一段时间，我可以看多久的视频”（A16）。这些都是受访者所采取的观看短视频的方式，他们选择了有计划、有控制地观看短视频，以实现对自我的有效管理，而这也同样是对技术的管理。受访者是在将自我控制作为观看策略，也是在将中断作为后续使用的条件，自我控制是间歇性的使用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认为他们所表现的间歇性中辍行为应当是间歇性自控中辍行为。按照技术现象学的形式，本研究将之表示为“我→（我-短视频-世界）”的关系形式，以说明“我”的主体性被提了出来，同时在试图掌管人与技术的关系。

自我控制的能力是使用者在衡量自我与媒介关系的基础上，对自我沉陷程度的评估，与由媒介引发的使用感受，共同作为条件，进入到认知的判断处理环节，基于对“自我-技术”关系的感知，走向了自我控制的行为策略，重建自我与技术的缔合关系。这种自我控制的行为结果并不是行为的终止或放弃，而是为实现后续再次使用行为所创造的条件，也就是间歇性自控中辍行为。之所以说这种间歇性自控中辍行为是对“自我-技术”的关系感知与调节，我们认为，短视频对观者的大规模的社会重建，是按照这样的假设进行的，即知觉无法从当下的媒介视角来加以思考。而短视频契合了大众的日常生活的结构，这种结构包括日益膨胀的世俗性需求、行为方式等因素。这也是具有UGC要素的短视频区别于传统视频的价值生产和文化规范的机制，这种差异甚至引发激烈冲突，从而使用户不断停下来，以反复的中辍之举，审视自我与技术的关系焦虑、维系与冲突。

间歇性中辍现象在相关研究中被以不同的术语表达过，例如，“短期中辍”（Abraham & Hayward，1984）“社交媒体假期”（York & Turcotte，2015）“返回使用”（Zhu & He，2002）和“使用-不使用-再使用”（Huang & Miao，2021）等，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上关注到了媒介使用的中辍现象，对该问题的讨论采用了不同的理论摄入视角，有依循创新扩散采纳后使用阶段的讨论，也有从驯化视角对主动性的强调。近年来，还有研究者引入了数字解毒（digital detox）的概念（Ugur & Koc，2015），而本文不赞同这种带有明显修辞化的术语。以“数字解毒”来形容该现象，确实在表达上让人会觉得颇有新意，其重点也是突出使用者的主体性。然而，其“解毒”之意很容易将中性的媒介负面化，并陷落到“毒品”的隐喻框架中，预设了媒介必然会导致“中毒”的前提。以这样的预设前提试图理解有些人为何会对媒介做出这样的反应，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Syvertsen，2017：121）。“中毒”即意味着“成瘾”，而媒介成瘾的问题本身就是极富争议的，研究者也采用了不同的表达来形容所谓的“成瘾”（Tokunaga，2015），这就容易制造更多的概念冗余。因此，本文主张对该现象的术语表达应当中性、简明且不具歧义，所谓“成瘾”在自我与媒介的调适中，主体性隐约显见，并非决然确定的“中毒”结果，应沿袭间歇性中辍研究的传统脉络。

本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有很多研究以不同方式关注到间歇性中辍现象，但很少研究注意到中辍行为的动态决策过程（Ng，2020）。已有对间歇性中辍行为的研究，主要从客观主义的视角，探讨技术如何对人产生了压迫感，或者人的内在属性如何屈服于技术效力，具有明显的技术决定论色彩。这样自我控制往往归属为人的内在能力范畴，也作为导致间歇性中辍行为的潜在可能性或影响因素。马德哈万·帕萨沙拉斯（Madhavan Parthasarathy）基于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的创新采纳决策模型，提出了五阶段的中辍模型（Parthasarathy，1995）。但帕萨沙拉斯的中辍模型很少被研究者引用，且其有效性还未在经验研究中被检验。吴绮雯（Yee Man Ng）重新评估了帕萨沙拉斯的模型，将采纳后的决策过程提炼为循环往复的六个阶段（Ng，2020）。他将该模型用来检验Twitter用户的中辍行为，并发现间歇性中辍通常具有计划性，是用户的一种有意的短期中辍行为，以此考虑再次使用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中辍的决策过程也就表明了“评估”是创新的采纳者在实施中辍的很重要环节，采纳者会在多个阶段考虑自己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不在于提出一种通用模型，而是尝试理解短视频中的间歇性中辍现象。本研究所指出的短视频间歇性自控中辍决策过程，也是短视频采纳后的过程，是短视频间歇性中辍行为的一种类型。除了与以上模型一样，该过程指出了短视频使用者与短视频的条件评估关系，本研究还特别强调了冲突处理阶段，该阶段并非单纯的评估，在本研究探讨的使用情境中，其反映的也是使用者自我的重建阶段。由于帕萨沙拉斯和吴绮雯的模型主要在于归纳通用的创新采纳后的中辍模型，并未聚焦娱乐媒介。这也说明，创新采纳的对象的特点会突出不同的阶段。具体到不同的媒介，媒介的可供性往往是在与人的交互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而人的主体性会使其以不同的或另类的方式来使用媒介，因而将采纳后的中辍决策过程迁移到媒介的消费行为中，需要考虑媒介的特点，这也为我们思考社交媒体的间歇性中辍行为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

罗杰斯在创新采纳决策的确认阶段，指出了中辍的两种方式 ，即替换（replacement）和醒悟（disenchantment）（罗杰斯，1995/2002：166）。替换是用其他技术来代替当前采纳的技术，醒悟则是对当前所采纳的技术感到了不满意。而在本研究中，这种“醒悟”就表现在“自我警觉意识”中，但这并非作为一种中辍行为，而是达成中辍行为之前的一个冲突阶段，这种确认不是对技术的确认，而是对自我的确认，在自我与技术的关系感知和重建中达成自我控制行为策略。有研究者指出，自我控制是一种能力，个体可以调整自我的行为，重新与理想、价值追求、道德和社会期待等标准达成一致，以实现更为远大的目标（Baumeister，Vohs& Tice，2007）。换言之，自我控制可以理解为拒绝单一诱惑的能力（Hofmann，Baumeister，Förster & Vohs，2012）。而有研究者也指出，自我控制应当是形成有效的习惯，重在避免诱惑，而非抗拒诱惑（de Ridder, Lensvelt-Mulders，Finkenauer，Stok & Baumeister，2012）。如何对自我控制进行命名、定义和测量一直以来就备受争议，但总体而言，自我控制就是个体为了个人有价值的目标和标准而主动进行的自我管理（Duckworth & Kern，2011），有研究者就将媒介成瘾视为自我控制的缺乏（LaRose，Lin & Eastin，2003）。因而，如果我们从自我控制的角度来看，媒介响应与否以及如何使用都对自我控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Hofmann，Reinecke & Meier，2016）。而从媒介使用的角度出发，自我控制则构成了对媒介持续使用的威胁。所谓“媒介成瘾”是持续性使用媒介的极端情况，间歇性中辍行为就是在打破持续性使用，是不持续使用的反复状态。在自我警觉阶段，短视频的它异性容易被显现出来。我们会发觉短视频的对象性，这一对象正在使用我们，与“我”的主体性竞争，并试图征服自我意识。行为的策略谋划在自我警觉的斗争中不断被激活，使用者会考虑如何平衡现实的“世界”和技术的“世界”，如何在“世界”的切换中可以获得自主性。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自我技术就是对自我的关注，个体改变自我，或在他人的帮助下改变自我，也是对自我的支配和治理的技术，其意在揭示自我的主体性（福柯，1982/2016）。在人与技术关系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是对技术的驯化，也可以是对自我的治理。

本研究对短视频使用中的中辍行为的研究，也可在有关媒介使用的“断连”（disconnection）和“连接”（connection）的实证研究脉络中去理解。有关“断连”的研究都在试图将个体行动者放在中心位置（Figueiras & Brites，2022），而本研究则试图指出个体并非全然的行动中心，与“他者”的关系应该处于中辍行为的中心位置，正是在这种关系的评估中，才形成对自我的认知和反思，这种“他者”不仅包括使用者现实社会中的社群，也包括技术的“他者”。除了将“断连”作为自我选择，“断连”也常常描述为拒绝媒介的备择方案或策略方式，然而，算法化的技术基础设施已经将社交媒体的“断连”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在当下的数字化时代，无论我们以怎样的方式与社交媒体“断连”，关于我们自身的数据仍然会在我们不知晓的情况下使我们处于“连接”状态（Bucher，2020）。“连接”存于“断连”之中，本文以“间歇性自控中辍”作为理论术语，一方面，统合了“断连”与“连接”研究中的相互转化问题，或者说二者的滑动状态。另一方面，指出当下技术环境，特别是以短视频为代表的视觉-算法型社交媒体中使用者的关系焦虑，而这种关系焦虑也正是聚焦于自我与他者关系。“间歇性”也就并不是简单表示为怎样的间隔时间、间隔了多久，间歇性自控中辍是对“间歇性”的另一个角度的考察，即其出发点在于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比较中产生的主动使用行为，这种使用行为以“间歇性”作为行为的显要表现，间歇性是来自于使用者自控的用意。换言之，无论间歇了多久，只要使用者有自控的意识就表明存在间歇性的行为，这也正是以自我报告的形式的测量所难以把握的“间歇性”。

本研究的局限在于访谈对象是在校大学生这一单一群体。后续研究可以拓展访谈对象的维度，选择不同的媒介，在不同的使用场景中探讨间歇性自控中辍行为。受到访谈材料的限制，本研究也没有结合背景关系展开论述，而短视频所呈现的背景关系仍然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短视频逐渐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短视频平台也在迭代更新。后续研究者也可以沿着本研究采用的伊德的“人-技术”关系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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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舟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