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下红药丸”：青年女性的性别意识觉醒与媒介化情感团结

近年来，性别议题在网络舆论场上热度不减，围绕“性别”的争议也日益激烈。例如，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是治安问题还是性别问题，抑或兼而有之？即便在社会学研究者中，亦有不同看法，引发较大争议。争论背后，往往体现出参与者在性别意识上的有无与强弱之别。性别意识（gender consciousness）又称社会性别意识，指的是“从性别的视角观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对其进行性别分析和性别规划，以便防止和克服不利于两性发展的模式和举措”（李慧英，1996）。性别意识是随着现代民主社会的发展，“在承认两性生理差异的前提下，用一种强烈的性别平等发展的倾向去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类问题”（潘泽泉，谢琰，2018），努力消除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因此，性别意识并非指对自然生理性别持有何种看法，而是在一个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能够跳脱社会对男女两性角色、分工、规范是“自然如此”的惯性思维，具有察觉其社会文化成因的“性别敏感”，以及“促进两性协调发展”的“性别自觉”（李慧英，1996）。性别意识就像阶级和种族意识一样，不是与生俱来、自然形成的，而是“一种需要被启蒙的意识”（丁宁，2002）。妇女必须从对自己处境的“无意识”（unconsciousness）——马克思称为“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 （Eyerman，1981）中觉醒，进入到对自己处境的有意识状态。这是一个需要经过正式或非正式社会性别培训的过程。因此，妇女运动会着力于激发参与者的性别意识觉醒，如很多草根组织开展“提高意识”（consciousness-raising）的活动，帮助妇女了解她们在父权制社会中所经历的不平等（卜卫，2021）。

自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确立“社会性别主流化”“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以来，国内性别研究者和行动者探讨并开展对决策者、管理层和媒体传播者等重点群体的社会性别培训，以提高性别意识（刘筱红，2005）。从实践效用来看，性别意识培训在传媒领域的成效较为明显（寿沅君，2002；丁宁，2002），但这是一种认知取向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化的性别意识觉醒路径。在全球化、数字化、去中心化的网络社会背景下（卡斯特，1996/2001：91） ，有没有可能存在一种非认知取向、自下而上和非组织化的性别意识觉醒？换言之，如果没有正式的社会性别培训，人是否可能，以及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觉醒”？“觉醒”之后会怎样？

当前对性别意识的研究大多来自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等领域，偏重量化的社会调查与实证研究（如张丹，德特黑，2018），较少从微观、动态的视角探讨个体如何产生性别意识，以及性别意识觉醒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本文拟响应近年来国外性别研究界关于情感、数字媒介与女性主义转换政治（feminist politics of transformation）的学术讨论，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对本土数字空间中就性别议题活跃发声的青年女性用户的性别意识觉醒历程展开探索。

（一）情感作为性别意识觉醒的起点

女性主义集体行动通常被视为一种寻求承认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身份政治是“以身份认同为中心的政治形态”（谭安奎，2020），在社会政治实践中以群体的形式呈现，常与承认和差异紧密相关。身份认同是社会行动者自我辨认和建构意义的过程（卡斯特，1996/2001：26），集体认同则提供了共享的忠诚，“如果不能产生集体认同感，那么无法完成任何集体行动”（克兰德尔曼斯，1992/2002：95）。既然认同在集体行动的形成中如此重要，值得追问的是，这种认同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是她们，而不是其他有同样身份的女性，产生了这样的认同？

尽管女性主义是旨在改变性别不平等和妇女屈从地位最为有力的理论思潮和社会实践，但是，“妇女身份（womanhood）并不会自然导向女性主义（feminism），作为妇女（being a woman）也并不必然会成为女性主义者（being a feminist）”（Hemmings，2012） 。甚至可以说，“妇女和女性主义者是不同的生物”，“二者关系反映出女性主义理论与政治中本体论（ontology）和认识论（epistemology）的对立，情感提供了一个桥接二者的解释框架”（Hemmings，2012）。

人是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马克思，1932/2000：107）。然而在西方学术史的脉络中，受到理性与情感二元对立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将情感视为理性的“他者”予以轻视和贬低（普兰佩尔，2012/2021：43）。理性的、独立的、自我利益驱动的行动被置于情感的、集体的、利他主义驱动的行动之上（Taylor，2009：223-233）。直到197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特征（如情绪化）被重新评价，加之后结构主义从文学研究领域向其他学科扩散，“这两股力量一起破坏了性别和自我具有自然基础的假设，将重点转向了它们的社会和历史建构方式”（普兰佩尔，2012/2021：181）。与理性主义对情感的贬低不同，“女性主义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深深的触及需要（needs）、感受（feelings）和情绪（emotions）”，如果没有情感的维度，女性主义“仅仅是令人毫无期待的智力游戏”（Stanley & Wise，1993：66）。激情（passion）处于女性主义知识转换的中心，提供了女性主义批判的基础，维系着女性主义政治（Braidotti，1991：270）。

（二）从情感失调到情感团结：媒介的作用

“情感团结”这一概念提供了从情感性、过程性和参与性视角来理解性别意识觉醒的可能性，但Clare Hemmings并未论述从个体经历情感失调到产生情感团结的具体关联机制。“团结”曾是一个在第二波女权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被反复检视的概念（Hooks，2015：44；Mohanty，2003：7）。当下它被重新强调，是因新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强化和对妇女集体行动的消解而产生的（Vachhani & Pullen，2019）。Susan Douglas（2010：6） 曾用“开明的性别歧视（enlightened sexism）”批判欧美关于女性权力的“媒体幻象”——女性的地位因为女性主义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甚至已经实现平等——因此，女性主义过时了。女性的自我实现应该像谢丽尔·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中所说，依靠自我优化、个人责任和个体选择，而不是集体性的政治抗争和对更广泛社会经济结构的批判，从而关闭了通往团结的可能性（Keller & Ringrose，2015；Baer，2016；Baxter，2021）。

由网络技术重新组合而成的网络公众(networked publics)，不但重构了 空间的概念，也由于“人、技术和实践相交互而形成想象的集体”(Boyd， 2010：39)。情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数字时代“媒介化的连接感”（mediated feelings of connectedness）通过社交媒体这一讲故事的基础设施，将政治和网络公众联系在一起，这是情感公众（affective publics）得以产生的内在逻辑 (Papacharissi，2015:7)。对欧美数字女性主义的研究表明，女性的性别意识有 可能在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因为不同原因的触发而觉醒(awakening)，但类似于#BeenRapedNeverReported 等聚焦性别暴力的主题标签，把个体的经验感受导向集体性故事讲述，在参与者中建立起团结（Mendes，Ringrose & Keller，2019：138）。国内相关研究也发现由社交媒体主题标签所连接的女性共情与互助(冯剑侠，2020)，但与欧美语境中的女性主义转变政治有何异同？这有待进一步发掘。

本文基于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时代语境，响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的视角转换，揭示和呈现本土数字空间中为性别议题积极发声的青年女性用户的主体经验、心路历程和情绪感受。本文以青年女性用户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在由社交媒体助推的“女性主义第四波”中（聂露，2019），女孩（girls）和青年女性是活跃的参与者（陈晓运，李慧珊，2018；Mendes，Ringrose & Keller，2018），体现出妇女运动的代际差异（宋少鹏，2019）。

本文的研究问题包括：当代青年女性是如何产生性别意识的？性别意识的“觉醒”为她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她们为何要参与社交媒体的“发声”？“发声”是否以及如何带来团结？社交媒体等数字媒介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文一方面致力于理解当下互联网舆论场上性别话语生产、传播背后的行动逻辑，另一方面与国外性别学界关于情感、数字媒介与女性主义转变政治的学术讨论对话。

本文是一项旨在“揭示人类互动和意义结构”(祖伦，1994/2007：174)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采取诠释的研究策略和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笔者首先通过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知乎、播客等社交媒体开展对性别议题的田野观察，追踪和记录数字空间中性别话语的议题分布、话语框架、传播链条以及典型文本。同时，笔者关注积极发声的活跃账号，观察该账号的性别观念与互动网络，做好田野笔记。在长期互动中，笔者结识了29位积极传播性别议题的青年女性用户，通过面对面、微信语音等方式对她们进行一对一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间 在60-90分钟之间，部分受访者访问了两次。受访时她们均为17-35岁青年，80后8 位，90后19位，00后2位。受访者职业身份多样，包括学生、教师、心理咨询师、 公益从业者、公司职员、公务员、自主创业者、全职主妇等。所在地区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成都等一线及省会城市。除两位在读高中生以外， 受访者的文化程度均在大学本科以上，40%的受访者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为了与她们的经验形成参照，笔者还访谈了同样在社交媒体上为性别议题积极发声的3位 男性青年和2位35岁以上女性用户。

在文本资料的分析上，本文采用质性工具中用于“辨识、组织和洞悉资料的主 题型态和意义”的主题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Braun & Clarke，2006）。在对 访谈记录逐字转录并反复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标示资料中的显著概念进行编码，再根据研究设问将具有相似性或一致性的编码归纳为主题，确立主题之间的关系，编码过程中及时与理论概念交相呼应。

一项探索性研究发现，“性别意识通常不是一个人关在房里通过沉思冥想就能获得，而是经常受到论述（包括书籍、演讲、社会运动、电影等）的启发与影响”（毕恒达，1999）。伴随互联网爆炸成长起来的青年女性，有更多机会通过时事新闻、影视作品、社会运动接触到网络空间里海量的女性主义论述，“像我这种网瘾很重的人，上网经常会看到女性议题的讨论”（F16，2020-04-11）。

女人是人，有“作为一个人”的独立人格与自主意识，是五四时期就已经确立的时代呼声。妇女从传统社会的父权、夫权与族权压迫中解放出来，以独立自主的姿态投入民族国家解放事业和社会性生产劳动之中，被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视为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象征，也是民族国家进入现代社会的标志。这一五四精神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所继承和发扬。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平等”被写入宪法，成为基本国策。毛泽东的名言“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家喻户晓的社会主义号召。

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受访者们，不论性别和年龄，男女平等是他们深入骨髓的信念。从小耳闻祖母十几岁就翻墙出去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光辉事迹(F06，2019-03-30)，目睹包括母亲在内的国企女工人、女技术员去性别化地着装和工 作，“父母完全相信男女平等，相信生男生女都一样，对我的教育也是”(F11， 2019-04-13)。“家里从小就没有那种你是女孩你就不行之类的言论，我爸一直说的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F14，2020-01-28)。这让她们形成了去性别化的自我意识。加之独生子女政策让很多家庭将全部的期待和投入倾注在独生女身上，“希望我能冲多高冲多高”(F16，2020-04-11)，更强化了她们作为一个“人”的自我感知。一旦感觉到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并不一样，这种不协调就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冲突。

研究表明，男性也可能因为切身的经验产生性别意识，如“自身与霸权型男性气质不吻合、不愿意扮演传统男性角色，以及身边的重要女性（significant other）是性别体制的受害者或者是具有性别意识的人”（毕恒达，1999）。但他们同样会经历情感失调。如男性受访者M02“感觉不对劲”是在和前女友分手的时候。当时他觉得很受伤、很难受，这本应该是人在分手后再正常不过的心理状态。但男性朋友安慰他的话却让他“很反感”：“我当时住在一个朋友家，他和他的父亲一天到晚都跟我说什么‘女人如衣服’‘大丈夫何患无妻’之类的话。我知道他们是在帮我，是为我好，可是我听着就觉得怎么那么恶心，觉得不对劲。他们不能宽慰到我，反而让我感到更难受。”他反思这是一种把女性物化为客体、他者、一个所有权的对象，而不是平等的人。这与他想要的那种纯粹而平等的恋爱关系相去甚远。他逐渐认识到“自己过去那种对于男女平等的认识是很狭隘的”，自己和朋友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很多父权制的观念，“我也是反思之中，逐渐从过去的一种错误认识和错误做法，变成一个女权主义者”（M02，2021-01-16）。

对“感觉不对劲”的情感失调经历展开反思，正是“女性主义自反性”的体现，即通过反思，认识到“自我感知和社会对性别的期待之间存在深刻的差异”（Probyn，1993：16）。由此，她们的性别意识开始觉醒，看待世界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就像电影《黑客帝国》里的红药丸和蓝药丸。在没有吃下红药丸之前，“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F15，2020-03-13），不太能发自己遭遇过性别不平等，尤其对城市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而言。一旦吞下“女性主义”的红药丸，就像是“开了天眼”“开了第三只眼”“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此时再“复盘”“回想”自己的经历，当时没有感觉到性别不平等的地方，现在都发现了问题，“女性主义工作常常是记忆工作（memory work），去回忆曾经经历过的、让人感到不对劲（feeling wrong）的瞬间，把碎片化的身体记忆拼合在一起，并且理解这些不同的经历是如何相互联系的”（Ahmed，2017：22）。

厌女（misogyny）被视为性别二元制性别秩序的核心，男人表现为“女性蔑视”，女人体现为“自我厌恶”，“厌女症弥漫在这个秩序体制中，如同物体的重力一般，太理所当然而使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上野千鹤子，2015：1）。因此，只要指出性别歧视、性别暴力、厌女症等令人不快的事实，就常被视为制造麻烦的（trouble maker）、煞风景的人（killjoy），“仅仅因为看不出承诺幸福的客体能给人以希望，女性主义者就可能煞风景。因此女性主义一词浸润着不幸福……女性主义者的煞风景‘毁坏’了他人的幸福；她是一个专门破坏他人乐事的人，因为她在幸福的问题上拒绝聚集、会合或者见面”（艾哈迈德，2015：54）。

因性别意识觉醒成为情感异类的普遍经验，使受访者们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孤独是“因社交联系未达到自身期待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张冠巾，刘海龙，2022）。访谈发现，受访者的孤独感并不是因为与他人缺乏联系的“社会孤立”（social isolation），而是一种既有的社会联系无法提供认同支持和创造情感连结的“情感孤立”（emotional isolation）（Weiss，1973：33）。同时，孤独感也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强烈情感，对人们运用社交媒介技术加强现有联系和寻求新的联系具有刺激效应（stimulation effect）(Valkenburg & Peter，2007；Nowland，Necka & Cacioppo，2018)。尤其对那些认识到“这就是一条不归路，一旦觉醒了是回不去的”（F28，2021-04-28）受访者而言，更加渴望超越现有社交关系，到广袤的数字空间“嘤嘤其鸣，寻其友声”。社交媒体的作用得以凸显，“社交媒体的连接可供性（connective affordances）有助于激活公众之间的联系，表达和共享信息，解放个人和集体的想象力”（Papacharissi，2015：22）。因此，意识觉醒往往伴随着一系列连接性的社交媒体使用：从社交媒体上学习，在社交媒体上发声，经由社交媒体产生数字化的交往与团结。

“发声”通常被看成是一种使性别问题被看见、被凸显的女性主义话语行动（Shaw，2012；冯剑侠，2019）。本文认为，“发声”也是一种开启对话、参与和协作的连接性行动模式。这种连接可能是历时性的，如通过社交媒体学习女性主义的概念和理论、了解女权运动的历史与现状，与先行者们建立起传承关系，“原来她们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就在做这些事了。我现在知道了，我就不能当这个事情没有发生，我也要行动起来，我也要开始发声了”（F19，2020-01-27）。

社交媒体的技术特征和商业逻辑使其在情感异类的连接中扮演了类似于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的作用（Papacharissi，2015：15），情感的流动通过这一中介化的传播渠道得以生成、扩散和重组。尤其是新浪微博，作为一种便利于内容的共同创建和协同过滤的社交媒体，常常成为性别新闻或议题的产生和发酵地，也成为个体觉醒者得以相遇和相聚的第三空间（third place）——“在家庭和工作场所之外的非正式聚会场所，由对话构成，对社区生活、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来说是不可或缺的”（Papacharissi，2015：26）。其算法推荐和关注列表很容易让人找到有共同旨趣的博主；主题标签（#）具有主题标注和话题参与的功能，使互不关注的用户也能迅速找到彼此，“有一种找到大部队的感觉”（F04，2018-12-09）；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LBS）让用户可以更便捷地找到同城伙伴，将线上交往拓展到线下；内容创业者“广告收益分享计划”等产品设计鼓励用户讲述、评论和讨论……总之，由社交媒体网络技术所支撑的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让情感以一种集体的、连接的和数字印记的方式被感知和内化……它可以产生强大的力量，帮助积累起强烈和紧张的感觉，维持着行动和不行动的无限循环”（Papacharissi，2015：28）。

由此，因性别意识觉醒而成为情感异类的青年女性，通过对社交媒体等传播 技术的“驯化”，积极主动地“展开他们的社会交往，并且经此连接生活的不同 范畴，打造自己的生活世界”（潘忠党，2014）。“发声”是她们表露自我、寻找同伴、建立连接、互相支持的行动方式。这种在长期互动的文化实践中形成的共同体，正是马费索利所指称的“新部落”，“新部落的核心是集体情感，更强调的是一种‘弥散的情感’‘共通的情感’，群体在弥散情感包围下产生共通的情感，共同感受当下的氛围，共同分享行动带来的快乐，这必然萌发群体‘在一起’的心理”(王倩楠，2018)。媒介化情感团结正是在这样的情感共同体中得以孕育。

访谈发现，经历了情感失调和意识觉醒的情感异类，经由社交媒体的中介化连接机制形成连通线上与线下的情感共同体，通过对性别化伤痛（suffering）的体认和交换，以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作为“共通的受害者”（shared victimization）（hooks，2015：45） 所激发出来的痛苦和愤怒，以及衍生的沮丧、悲伤、恐惧等情绪感受为基础，共同创造和维护着性别化、集体性的故事讲述，不仅带动性别议题在数字空间中的能见度持续高涨，也在共同发声中形成“女性是命运共同体”的媒介化情感团结。

“情感是由现实与幻想融合编织而成的，存在于现实与虚拟相融合的流动性中，而技术表明什么是可能的，什么可以成为可能”（Papacharissi，2015：15）。社交媒体作为一种适合讲故事的平台，让即使没有经历过这些性别化伤痛的人，也能通过情感卷入（tuning in affectively）的“想象性”本质加以共情，“通过想象直接经历这些事件的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来感应那些他们具身不在场的事件”（Papacharissi，2015：4）。

在本土数字空间中，尤为突出的是将已婚女性和未婚女性置于对立的现象（陈亚亚，2022）。一些觉醒后的女性把已婚女性视为“父权制的帮凶”，不惜以谩骂、侮辱等方式去“骂醒”她们，造成新的对立和撕裂（田野观察笔记，2020-05-11）。此外，女性和男性、学院派和草根派、年长一代和年轻一代的女性主义者之间对性别议题的体认也不一样。尽管在田野中能观察到社群内部对差异性的反思、讨论与包容，但当数字技术让群的聚合和分裂都变得极为容易、交流更加碎片化和情绪化的沟通情境下，争吵、误解、退群、分裂甚至对群体内意见不合者施加网络暴力的现象时有发生，让媒介化的情感团结变成媒介化的情感伤害。

当前，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为提高性别意识、促成女性团结、呼吁社会变革提供了空间和途径，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Mendes，Ringrose & Keller，2019：5） 。本文在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通过对本土数字空间中性别话语生产和传播的田野观察，以及对青年女性活跃用户的深度访谈，探究网络舆论场上性别话语背后的情感与技术逻辑，与国外性别研究界关于数字媒体与女性主义转换政治的研究成果对话。

本文的研究发现与国外学者的结论相似，身体经验与日常感受中的情感失调是当代青年女性性别意识得以“觉醒”的起点。不同的是，情感失调的根源——作为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和作为一个女人的社会期待之间的冲突——鲜明带有本土妇女解放历史的文化印记。受访者们正是对“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生男生女都一样”等主流性别价值观有着坚定的信念，才会在遇到或隐或显的区别对待时，敏感地感受到不舒服、不对劲，来自网络空间的女性主义论述正好解释了她们的经验。但是，吞下“女性主义”的红药丸，识别到性别不公而产生的痛苦、愤怒、沮丧等情绪反应，也让她们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异类。社交媒体提供了超越现有人际关系、实现数字化抱团、形塑情感共同体的可能。情感如同货币，依托于女性作为父权制受害者的创伤讲述在社交媒体上流动和循环，通过阅读、转发、点赞、评论等集体性发声行为，情感的浓度和强度不断增强，形塑了“女性是命运共同体”的团结感，带动近年来性别议题的能见度高居不下。

最后，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方面，本文对青年女性从意识觉醒到情感团结这一过程的描摹和阐释，是基于对活跃用户进行深度访谈收集而来的经验材料，不足以解释那些经历了情感失调或意识觉醒、却未能走向情感团结的女性的主体经验。例如，在同样的异类感和孤独感面前，是怎样的外部情境和内在考量让这些女性选择了不发声、不连接？另一方面，青年女性的媒介化情感团结主要基于社交媒体的连接可供性，这与她们作为高学历城市青年白领所具有的熟练的社交媒体使用能力和高度数字化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那么不同时期、不同代际、不同阶层的性别意识觉醒者，在不同媒介环境下是否以及如何构建情感团结？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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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shut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