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武汉，每年最热的五月到十月，会觉得生活在华科值得。春天来的特别明显，从第一树教学楼边的樱花开始，然后是马鞭草，金鸡菊，蓝铃花。直到盛夏，满眼黄灿灿刺眼又有生命力的日光，洒满华科郁郁葱葱的梧桐，透出斑驳的树影。即使比一墙之隔的车水马龙城市热岛低个两度，还会抱怨这座“森林大学”潮湿和氤氲的，未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每当阴郁的气候让人感到几乎喘不过气来，同时还要忍受梧桐飞絮症的侵扰，决心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时候，却又能倏然闯进绿野仙踪般的华科一角，发现眼前的景色拿捏人心的明朗可爱起来。
初见吴老师是在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东六楼的走廊。他正侧身整理信箱，我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走上前去，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吴老师精神矍铄，翻阅我的硕士论文，指着扉页向我和蔼的说道：“原来李理是个女生哦，我看这个名字还以为是个男同学呢。”初试和面试完毕之后，我便正式加入“吴门”这个大家庭，结识了在读几位不同年级的优秀博士师兄，师姐确实寥寥，却都才华横溢。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发现吴老师在招收女学生时，标准更为严格和苛刻。他总是感叹女性的不易，尊重女性的付出，对她们在学术科研道路上所面临的崎岖和坎坷表示理解和共情。吴老师在很多场合表达过：那些在博士期间展现出灵性和韧性的女学生，虽然起初表现优异，但要走得长远和平稳，却并非易事，可谓难上加难。性别似乎成了学术科研领域一道难以逾越的山峰。
所以当我的师姐郑州大学郑素侠教授连续获得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资助的时候，吴老师总会由衷的送上感叹和赞赏。吴老师还和中国人民大学王润泽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李秀云教授、中国社科院向芬教授、山东大学王咏梅教授……诸多新闻史学界优秀的女学者群体保持着平等以及持续的学术关系。
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的讲座中，吴老师热情的称赞同作为讲席导师的台湾政治大学彭家发教授和汪琪教授为“学术伉俪”。吴老师《新记<大公报>史稿》的后记里还会详细的记录师母万锦屏女士为他做摘抄的小细节，感谢师母为兼顾家庭和事业平衡所付出的辛劳。他时常对女同学们说，可千万别在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哭鼻子哦，那极有抑扬的声调，“现在我总放心了，李理是没有哭鼻子这回事哦。”
但吴老师也偶有使我哭鼻子的时候。其时正值大年三十，原来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数遍，不但增加了史实脱漏的细节，连文法的错误都一一订正。满稿的红色记号和批注，而且还在重点章节加了一个圈和各种问号。后来很多同门在回忆吴老师的时候都在感叹他的严厉和严格，我倒总是觉得这就是吴老师的准则。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教我学问，予我训练，带给我热心的希望，不悔的教诲。身正为师，学高为范，我把他手把手教我的，现在手把手的教给我的学生。
吴门有“弟子规”：一不收礼；二不上门。我曾经在某年中秋拎着月饼被吴老师硬生生“赶出”，略显尴尬。但是吴老师的“尽人情”却流露在学生毕业之后再千里迢迢去探望他时，收下一袋冬枣或者一篮小米……诸如此类礼轻意重的情谊。武汉的特殊时期，我趁时令破万难给吴老师和师母送去了两盒沐浴晨钟暮鼓“洪山菜薹”，被老两口念叨了好久。后来吴老师跟我发信息说，“收到从随州随县吴山寄来的一箱毛桃。曾记得某年也发生过同样的未找到惠寄者，不敢食，放坏了……能帮我找找吗？”我回复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所谓“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曾记得吴老师提及新闻理想与新闻伦理，二理乃并驾齐驱之双轮,缺一不可。此数言,振聋发聩。准则才使我们的生活在精神上变得有意义,而没有一套准则,就会陷入精神上的无意义生活。
吴老师以《大公报》史的研究闻达于学界，方汉奇称赞他“在《大公报》史的研究上，远迈前贤，比我更加严谨详赡，深入细致。”2023年6月17日在拥有永利、南开和大公报“三宝”的天津，吴老师的《大公报全史（1902-1949）》举行首发，吴门弟子齐聚天津卫。吴老师说如果发现了有关《大公报》历史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史料应用，还是观点归纳等的差错不予纠正，而是听任“谬种流传，以讹传讹”便是治史者的罪过。十数年间吴老师采用招收博士研究生的方式，在他的《新记<大公报>史稿》基础上，分段继续研究《大公报》的历史，并以与《大公报》相关的选题指导学生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吴老师以科学求真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他即将耄耋如愿完成《大公报》全史。
首发仪式席间，我在仰面的闪光灯聚焦中凝视着他清癯的面容，260万字煌煌巨著隐射着百年大公报史莹润的光泽和文脉。“老夫耄矣诚勘笑，何惜同来试问津”。吴老师以身作则的“打深井”的笃志强力、精思切论的治学精神，时时鞭策和勉励着我，要真正做到得其所得，受之以学。
编 辑 | 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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