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伦理案例库 |以南京夏日祭事件为例探究公众参与与媒体公共空间扩展

【摘要】在新媒体营造的公共空间的语境下，公民话语表达的空间得到扩张，他们的权利意识觉醒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发生于2022年夏季的“南京夏日祭”事件，引起了网民大范围的声讨，最终使得B站停办“夏日祭”系列活动。本文试图回顾事件发生始末，分析公众在此次事件中的参与动因，探讨公众的线上言论与行动存在的局限性，以期厘清公众网络行动的秩序，增益社会民主政治。

【关键词】公众；公共空间；夏日祭；言论；行动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public space created by the new media, the space for the expression of citizen’s discourse is expanded. Their sense of rights are awake and they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The "Nanjing Summer Festival" incident,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summer of 2022, caused a wide range of criticism from netizens, and finally made the Bilibili stop holding the "Summer Festival" series of activities. This paper tries to review the process of the incident, analyzes the caus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event, and explores the limitations of public online speech and action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order of public network action and enhance social democratic politics.

【Keywords】The public；Public space；Japanese Summer Festival；opinion；action

一、推本溯源：公众参与行为的内在机理

（一）原型叙事激发公众情感抗争

对举办“南京夏日祭”的抗争活动之所以能引起公众的广泛响应，正是因为潜藏在运动表层结构背后的凝聚了祖先的某些典型经验的集体无意识，某些神话原型形象。所谓原型，荣格认为，是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形象，并深深地在我们的内心留下了痕迹。通过以网媒、微信平台数据的标题以及微博平台数据的正文为内容分词得到的词云图中，不难发现，在网民情绪涌动的过程中，“南京大屠杀”“中国”“日本”等词语成为主导关键词。网友在表达过程中，不自觉地再现了原型意向，触碰了国人的历史敏感界限，对事件的抗争也由此成为带有民族记忆的情感抵制运动。

（二）网络社群自组织机制推动事件解决

“自组织”是指一个系统在内在机制的驱动下，参与主体之间会形成一种相互协作的关系，不断提高自身的复杂度和精细度，由此完成事件解决的过程。在“南京夏日祭”事件中，原本分散于不同圈层的公众在新媒体的赋权下催生了社会运动的协作式平台，并于7月19日到23日期间，在微博上掀起了两轮舆论热潮。公众从无序的连结发展为有序的聚合，进而形成具有组织性的网络社群，如建立关于“南京夏日祭”的微博超话。在媒体人张晓磊、侯宁等网络意见领袖的主导下，他们对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监督与批判，最终使得包括南京在内的“夏日祭系列展”终止举办。

（三）国家“治理”理性推动公民参与意识

在新媒体营造的公共空间中，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其实取决于公民与政府在权力间进行的有效互动与协商。有研究者认为，民族国家的公共管理模式在当下已经发展为“治理”理性的“合作”逻辑，这意味政府承认公民的政策主体性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能看到在“南京夏日祭”事件中，政府允许公民自主地参与公共空间的治理，让公众各抒己见。虽然其中也存在着非理性的讨论，如要求杜绝一切日漫展览活动。但不可否认的是公民参与意识的确在成长，因为他们所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意识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个人利益层面，而辐射到国家认同、社会团结等社会公共利益。

二、辩证看待：公众参与行为的图谱描绘

回顾“南京夏日祭”事件，在新媒体塑造的公共空间中，公众的参与行为有利有弊，分析如下：

（一）全民化围观行为：全景敞视机制下新的监督方式

社交媒体互动式交流让信息权弥散至公众各处，而个体、机构、组织等各层次的主体对此次事件的目光凝视形成了围观，这无疑是福柯所提出的全景敞视主义。“南京夏日祭”及其系列活动被事无巨细地呈现出来，公众对事实的补充与讨论形成了网络时代下一种新的监督方式。在对该事件的讨论中，公众逐渐形成了稳定的舆论目标，将事件的焦点逐渐聚焦于B站管理层，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等方面。多元主体的围观提高了社会治理效力，不断监督、纠正着有违社会公平正义之事。

（二）情感动员：共情效应下个人意见拓展与连接

后真相时代下，迎合情绪的内容得以快速爆炸与消费，刺激国人历史记忆、包含强烈民族情感的“南京夏日祭”活动点燃了社交网络中层层关系链条。源自“共情效应”，公民个人在持续的情感互动中自觉参与到对这一事件的讨论，从而完成个人意见的拓展以及与他人意见的连接。由此，话语在情绪的推动下成为了一种行动：公众通过“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视频、夏日祭举办地点的连线图片、追忆性的文字等多媒体形式，在确保内容连贯性的前提下实现“一个主题，多重进路”的建构策略，由此形成传播合力。个人意见的连接之下推动着事件的合理解决，这恰恰彰显了公众借助公共空间，在“共情效应”下进行协商的过程。

（三）圈层冲突：权力即话语下的污名化表征

需要明确的是，公众在反对“南京夏日祭”系列活动的同时，将抵制的行动也延伸到其他的一些合理的漫展中。“看漫展就是不爱国”“让漫展滚出中国”等话语在民族情绪的裹挟下一度占据公共表达空间。在福柯看来，话语即权力。在规训与被规训的对象之间，非理性意志将话语作为攻讦的武器，以一种主观捏造的污名化的方式对漫展持有“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态度。“夏日祭”事件中，公众非理性的诋毁行为所呈现的污名化现象一度引起二次元文化与其他网络圈层的骂战，这样有所偏颇的公众参与行为值得我们反思与注意。

（四）情绪狂欢：情绪泛滥对社会问题的遮蔽

公共空间之中，公众的情感在社交媒体的支持下被不断放大。诚然，情感动员让“南京夏日祭”系列活动得到关注与解决，但是事件在发生过程中一度成为情绪的宣泄和消费的载体。在这之下，原本聚焦于民族尊严的维护、追责相关监管部门的议题发生了偏移，转而走向对二次元文化展览合不合理等问题的讨论以及污名化言论的表达。在群情激奋中，情绪的涌动遮蔽了夏日祭事件中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这样的情况同样存在于“仝卓高考案”等社会事件中。情绪引发中心议题的偏移，遮蔽了社会问题，是这次公众参与行动中令人遗憾的地方。

三、“不应如此”：新型传播格局下公众参与行为的规约

当下，社交媒体的普及降低了公民表达门槛，扁平化、开放式、互动性强的莎草纸式新型传播格局正在形成，但这种话语权的释放也会引发非理性话语的膨胀与行动的失范。如何在新型传播格局下对公众的参与行为进行规约，推动理性交流在公共空间的成长是我们需要反思的。虽然举办“南京夏日祭”系列活动其本身便不合理，但是由于本文针对的是公众参与行为失范现象的讨论，所以在此并不对“南京夏日祭”系列活动及其类似活动提出管理规范建议。

正如前文所言，对“南京夏日祭”系列活动的抗议本身是一种带有民族记忆的情感抵制运动，而在这场运动中出现了基于情绪引导的非理性言论与行动。作为顶层设计的主导者，政府应及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对信息源进规范化处理，严格信息准入制度，如出台国家网信办《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政府应当及时关注与引导当前网络圈层的情感结构与公众情感，维稳情绪扩散的强度。在此之下，同时进行参与式治理，促进政府与社会各主体间的协同，实施一元主导、多元参与的网络治理机制。

对于搭建网络公共空间基础设施的平台而言，它们应积极探索建立平台内容管理的长效机制，如尽快建立行业管理组织，推动平台间互相监督的效力，及时打破圈层壁垒，填补政策管理与自媒体行业间的空白地带。同时平台也要重视技术的干预，如运用大数据技术采集获取数据，进行语义分析，预测研判。借由技术对网络数据的分析，为公共决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参考，同时推动分散于各圈层的公众及时交流，降低意见极化现象出现的可能性。

最后，参与公共空间的每一位公众都需要自觉提升媒介素养，将如遵守法律底线的意识内化于心。因为在网络中的表达，由于匿名性的加持，公众往往会肆无忌惮地对他人进行辱骂、人肉搜索。如“南京夏日祭”活动中，有的网友跑到相关up主的账号下面进行人身攻击，这样的行为无疑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因此，公众在网络活动中应当将新闻专业注主义的原则与精神内化于心，坚持新闻专业主义2.0，规范传播行为。

四、自身启示与体会

（一）合理的情绪表达或可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动力

在后真相时代，发生在远方的大部分新闻其真相与否并不会与公众产生紧密联系，这种如海德格尔所言的“在手状态”的新闻更多地沦为公众情绪消费的对象。他们只在乎对事件的陈述是否符合道德惯习，是否满足他们需要的快感而非合理与否。因此，面对刺激国民“情绪痛点”的“南京夏日祭事件”，公众越来越诉诸情绪而非理性对其进行抨击。情绪的释放固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同样需要合理管控自己的情绪状态，让情绪带动意见的合理协商，而非非理性的指责。值得注意的是，民众或者会通过诉诸于较为激烈的具体行动来表达利益诉求，如果没有危及社会的基本核心价值,那么这样的情绪或者其他方式既是可控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动力。这样的视角也是政府在回应、处置群体事件的政策制度方面得以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二）谨防错误思潮借助娱乐化生产奇异话题

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言，我们正处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一切的话语、形式都以娱乐的方式表达出来。所谓“泛娱乐化”，其本质其实是以‘无价值’的导向去娱乐稀释一切‘有价值’的对象”，在此之下，错误思潮往往借助“泛娱乐化”来生产奇异话题并塞入扭曲的价值观。正如在“南京夏日祭”事件中，作为平台运营商的B站其实更在乎商业利益能否实现，而不在乎也很少注意错误思潮会否借用“泛娱乐化”不停“还魂”。因此在二次元外衣的包裹下，这场活动所包含的历史虚无主义仍在暗潮涌动，不可避免地触及了我们民族的底线。值得注意的是，娱乐本身是没有错的，它是时代的产物。但是，我们要警惕“泛娱乐化”之下被无限增强的离奇事件的张力，也需要抵制侵犯民族情感、失去道德底线的娱乐活动，以此避免错误思潮对青年价值观的解构。

公众作为构建网络公共空间的基本原子，其意见表达孕育着公共精神。在这其中，情绪往往作为重要因素影响着事件讨论的趋势，在圈层的连接和涌动中往往引发着强势性舆论浪潮。因此，通过对“南京夏日祭”事件的讨论，本文认为，公众在公共空间的言论与行动，需要基于对话与沟通的理性，在协商中完成对公共事件的讨论，以此增益社会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