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城乡过度地带的小县城，是中国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
那里的人们，学不会大城市的文明，却洗不净乡下人的粗鄙。这些年，在外在的体量上，县城的城区都在快速发展壮大，而城市内在的灵魂，却始终在那里缺席。用“最大的村子，最小的城市”来形容当下的县城，也许，最合适不过了。我的观察经验告诉我，他们需要为自己“不成功”的人生寻找替罪羊。（注意：本文这个“不成功”是一种自我认知）你若问我，小县城居民为什么最容易仇视资本和西方呢?正是“自卑又自傲”这种独特的区域性群体人格，导致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最容易在小县城泛滥。县城居民们自己倒是无辜的。是中国城乡发展失衡，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塑造了处于城乡过渡地带的小县城居民这种独特的人格结构。从行政区划和地理位置上说，县城背靠农村，面向城市。比起大山环抱的小镇或山村那些整日低头盯着土地、几乎无暇顾及广阔世界的乡下人，县城居民喜欢自我标榜是见过世面的人。在一年365天中，有三百六十天，作为“最大的村子”的居民，他们一直是高傲的城里人。唯有春节长假那七天，当大城市的“成功人士”衣锦还乡的时候，作为“最小的城市”的居民，自卑的他们才暂时甘为“乡下人”。在经济地位上，处于中间偏下的悬浮状态，又进一步加剧了县城居民的心态在自卑和自傲之间的摇摆。长期以来，县城一直在接纳少量的“成功者”，却容纳了大量的“失意者”。“成功者”来自乡村和乡镇。他们一旦有了点钱，最高理想便是，在县城买一套房，摇身变成亲戚朋友们羡慕的“城里人”。“失意者”都是土生土长的县城本地人，他们的“失意”来自没能跳出去，到更大的城市工作和生活，却被乡下人赶上。因此，在日益城市化的表象下，总有一种失落的情绪，在县城的市井里漂浮弥漫。自傲，导致他们急切渴望把自己与“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区别开来。自卑，导致他们十分担心自己被那些把自己当乡下人的大城市人过度看不起。因此，在心理上，县城居民乐于用“见识”装扮自己，“求知”的意愿，普遍比村镇居民要强得多。然而，在平均文化程度偏低、严肃文化产品十分有限的环境中，他们渴望知识，却无法识别真知识，总是把网络信息与文化知识混淆到一起。他们不知道，知识不骗人，信息却有真伪。网络让他们懂得了很多，却思考得很少，甚至根本不知道思考为何物，总是轻易地用大V们煽动的流行情绪，来代替自己的思考。他们渴望逼格，却无法理解高深抽象的理论和复杂专业的分析。于是，逼格高的伪知识，比如，大棋论和阴谋论，在小县城往往最有市场。在那里，人们的思维容易受到直觉的支配，不服从逻辑和理性。被自傲掩饰的自卑，导致他们隐隐约约觉得自己的人生失败了，又无法做到像乡村和小镇居民那样，坦然承认和面对自己的“失败”。很多人渴望逃离县城，却被能力、学历或大城市的高房价阻挡。很多人渴望冲出去，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却连护照都还没有。所以，一旦听说“美帝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便释然地笑了：“国外有什么好？还是咱们县城安全，美帝的炮弹怎么都打不到。”他们知道，自己如果真的很有能力，早就跳出这个尴尬的城乡过渡地带了。他们知道，自己的人生不算成功。基于流行评价体系而言，甚至算得上失败，但是，他们又不敢承认和面对自己“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了说服乡下人，也为了说服大城市人，夹在城乡之间的他们，需要给自己一个既可以自圆其说、又可以自我麻痹的理由。于是，资本和美帝成了他们最热衷于抵制的两大“敌人”。一种是稳定就业。那是少数人才能考入的体制内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另一种是不稳定就业，靠给小店或小厂打工维持生计，或自己做点生意。由于县城人口基数小，市场容量小，生意能做大的人，只是极少数。这里几乎没有科技大厂，几乎没有外资企业，小县城居民普遍无缘在这两种机构就业。所以，他们几乎很难理解，民营资本和外国投资，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却可以轻轻松松地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两者背后的“敌对势力”。当某些大V站出来，煽动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号召大家抵制资本和美帝的时候，县城居民自然成了这些骗子最大的流量池。这两股情绪，反过来，也为很多县城居民，提供了极好的思维舒适区。随着网络普及，互联网用户主体下沉，在纸媒时代沉默无声的县城居民，开始有了极其便捷的发声渠道。于是，在县城大面积流行的狭隘封闭的认知，开始四处漫溢并扭曲网络公共文化。由于长期浸泡在信息和价值观高度单一的环境里，极少接触不同观点，很多小县城居民大脑里一贯的认知，几乎被他们当作宗教般的绝对真理。这一方面导致他们认为自己绝对正确，一方面也导致小县城极其缺少包容的氛围。那里的很多人，对待不同观点的人，经常有着对待异教徒般的仇恨。他们经常在网上，和现实中与不同观点的人，展开“殊死搏斗”，动辄发展为人身攻击。可以说，“小县城”不仅是一种行政区划，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视野高度，一种认知水平。很多人，即使有幸跳出小县城，仍然一辈子无法抹去这一精神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