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我博士毕业之前，去看了他一次。
当时，他86岁，走起路来颤颤巍巍，每天都在吃降血压的药。
那时候，他把自己多余的一间房间免费给一个在杭州打工的长得虎虎有生气的外地男孩住。那个男孩白天出去上班，晚上十点多才回来。
李教授不用手机，而且那时候家里的固定电话经常出故障无人接听。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和他渐渐断了联系。
那一次，在他家里，看到他用颤抖的手从药瓶里倒出药片，我就断定他活不了多久了。所以，这一次与其说是“看看”，不如说是想确证一下他是否还活在人间。
决定进社区去看看他的那一刻，我内心的预测是他多半已经去世了，以至于快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头脑里想象的画面是：他离世后，房子被学校回购，新的主人入住之前，把房子重新装修一遍。所以，房子的门一定是非常新的。
我心里想，只要看到的是新门，我就转头离开。
在昏暗的路灯中，凭着印象找到他住的那个单元。走上3楼他家门口那一刻，我看到的依然是那个锈迹斑斑的铁门，气窗里透出的依然是昏黄的灯光。我预感到自己的预测是错误的，他极有可能还活着。
我试着敲了几下门，里面立刻飘出了那曾经非常熟悉的气息孱弱的应答：“来了”。
天哪，他竟然还活着！
我突然尴尬了，不是因为自己预测错误，而是满以为他已经不在世，只是想固执地验证一下自己的预测是对的，才临时起意进来看看，所以，一点水果都没给他带，不免失礼了。
时隔四年，已经九十高龄的李老师竟然一眼就认出了我，热情地把我让进了屋。
他已经身子瘦到就剩一层皮了，但脸部却变大了。也许是长期服用降压药导致面部浮肿吧。
屋子的摆设还是跟原来一样，只是显得更拥挤了。一踏进大大小小的纸箱子堆满角落以至于狭窄到几乎无处下脚的客厅，我就听到，他的卧室里传来，在我读书期间，每次来他家，都能听到的透着男性荷尔蒙气息的“嗨嗨嗨“。
十几年前，快八十岁的时候，李老师学会了使用电脑。打开网络世界后，他第一次接触到同性恋网站和日本欧美男同性恋G片，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再也不想出远门了， 似乎要用余生把以前大半辈子的空白都补回来。
电脑几乎一整天都开着，一边找男同网聊，一边下载播放这些片子。在建筑密集到对面一眼就能看得清电脑屏幕的小区里，他连窗帘都不拉上，显然他毫不在意别人知道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有时候，社区工作人员来家访或者上下楼的青年教师来帮他修电路或网络，他也不关闭显示器，甚至开着和其他男同的聊天页面或G片视频陪客人。
活得长寿且无须顾及子孙后代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尽情释放天性。
假如李老师的家收拾得干净、整洁、文雅一点，我相信他的独居生活引来的应该更多是羡慕而不是同情。
他活到了天年，还身体健康，没有家庭负担，每个月有9千多元的退休金和完善的医保，几乎衣食无忧。
然而，他缺的不是钱，而是审美情趣和精神生活。
李老师的家具全部是几十年前添置的那种暗红色的款式。三个四五十年前夫妻结婚的时候必备的大木箱子叠在屋角，油漆斑驳脱落，上面蒙着厚厚的灰尘，显然他已经很久疏于打扫。
窗帘已经严重褪色和磨损，有如一条腌菜干挂在漆面掉了一大半的窗户上。
尽管一辈子教书，他的书柜里摆着的书不多，而且全部是英语类工具书和教材。由此可以判断，他几乎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阅读。这似乎是不少外语专业人士的“通病”。
我一开始是猜想，他每天开着电脑放片子，只是为了化解寂寞。但是，仔细想一想，似乎又不对。如果只是为了降低孤独感，电视绝对是更好的选择。何况现在数字时代，频道那么多，有些节目还是专门针对老年人。
我环视一圈，他家里没有电视，甚至电脑里面存放的文件，除了G片，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电影或纪录片。因此，精神世界的贫瘠似乎是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要不然，书架上一百本不到的工具书和教材根本不足以填补一个人一辈子的心灵空间。
那么，它是一直都如此不爱阅读，还是老了之后才渐渐不看书的呢？
从他的囤积癖来看，他似乎不是一个会舍得大量扔书的人。他每天开着电驴下载G片，就是囤积癖使然。
由于夜以继日地下载，他的电脑内存经常是很快就满了。移动硬盘都应付不过来。于是，他又买一台新的。
如今，他的卧室里摆着三台笨重的旧式台式机。电脑安装之后腾出的纸箱子，他一个都舍不得扔，漫不经心地堆在角落，再加电脑之间电线网线到处拉，屋子弄得凌乱不堪。
年纪越大，他越舍不得扔东西，五十多平方米不到的房间里堆满了鞋盒、购物纸袋、塑料袋和饮料瓶之类的杂物。让人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
四年前我毕业的时候，他还能每天下楼到学校食堂吃饭。（由于浙大学生食堂常年开放，李老师从来不需要自己做饭。）
现在，他腿脚已经不利索了，虽然还能站立走路，却已经不方便下楼。所幸的是，美团发展了起来，不下楼也可以有人送餐了。(独居人士真该感谢美团外卖)。
吃过的饭盒，他没有及时拿出去扔，就堆在床头边的茶几上或塞进垃圾桶里。
房间内空气流通不畅，味道非常重。不时还有蚊子、飞蛾在眼前晃动。可以说，从外在看，他的生活状态非常糟糕。
我建议他：“该扔的东西就扔了，房间宽敞一点，也让自己有个活动筋骨的地方。”
“你活不了几年了，死了东西都带不走，这些破烂也没人会要。人生最后几年，何不让自己活得清清爽爽。”这句话我很想说出口，但到了嘴边又吞了下去。
他用不以为然的口气回答我：“都有用的”。
我读硕士期间，李老师突然认了一个30多岁的干儿子。
有一次，我去他家，干儿子正好也在。他们是怎么认识的，我没有多问。
我坐下之后，他干儿子拿起手机，用并高八度的声音与对方通话，同时不时偷偷地把眼角扫向我。
从通话的内容可以轻易知道，他的父亲是师长，母亲是法学教授。
我敏感地怀疑，他的家庭背景是故意说给我和李教授听的，而且，从仪态、言谈和气质判断，很难让我相信，他是一个如此上档次的家庭培养的儿子。我直觉告诉我，他可能连大学都没有读过。
我坐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告辞了，心里疑窦丛生。
几天之后，我告诉李老师，我内心对他的干儿子的来路表示怀疑，并提醒他，多留几个心眼。
岂料，李老师用不容置疑，甚至略带几分嘲笑和不满的语气，说我多疑，不应该把人想得那么坏。他的理由是，他的干儿子非常知书达理有人情味。在他家住了几天，走的时候，悄悄在电话机下压了一千元现金，直到上了火车，才告诉李老师。
“他人非常心细，非常厚道。”我看得出李老师完全沉醉在幸福中，“过段时间，他要来杭州接我去他温州家里住呢。”
干儿子的诺言确实兑现了。他来到了杭州把李老师接走了。
十几年没出过门的李老师，为此还专门为自己订做了一套中山装，临行前一天还特地去理发店剪了头发。
不到一个月，李老师又回到了杭州。
他自己说的原因是，长期一个人住，他实在不习惯和干儿子夫妻一起生活。
几个月之后，干儿子突然来到杭州，急切地敲开了李老师家的门，说自己生意需要，急需现金四万周转。
李老师二话不说，摇摇晃晃地到附近的银行取出四万元给了他救急。
钱一到手，干儿子的电话就长期关机了。
此时，李老师担心的还不是自己的钱，而是对方的生意是否渡过了难关。
一段时间之后，好不容易联系上了。电话一接通，对方的反应让李老师惊讶得如一下子掉入了深渊：“我什么时候借你四万？”
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对方已经挂机。
从此，李老师的电话他一律不接。尽管如此，李老师还不死心，内心仍然有一点一厢情愿地认为，干儿子只是因为生意受挫，无脸见他，才这么做的。他相信干儿子会有回来看他的那一天。
此后，他对所有来他家的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客气。
这一次，毕业后的我，再次来到了他家，竟然失礼了，没给他带任何东西。他毫不介意。
我一坐下，他就颤颤巍巍地用发抖的手臂，端起水壶要给我烧水喝。
我起身声明自己刚刚吃过饭，不想喝水，他硬让我坐下。
不到十分钟，他突然又想起了什么，从杂物箱子里拿出一瓶可乐，要打开给我喝。
我站起来说：“你太客气了，我反倒难受。我真的不渴。你如果打开，我马上就走。”
我拒绝的原因之一是他腿脚不方便，出去买东西而且要提到三楼实属不易。第二个不便明说的原因是，在充满异味、飞蛾到处飞的半封闭的房间里，吃什么都容易反胃。
除了年老导致血压有一点高，他几乎从没生过大病并健康地活到九十岁。只是常年一个人在家，没有亲戚朋友来往，加上家居环境如此糟糕，我们或许会认为他非常可怜，但他的心态非常好。
他并不觉得自己可怜，而且似乎已经看淡了一切，既不觉得孤独，对死亡也毫无恐惧。
我的突然造访，让他猜到了什么，他笑着说：“你这次是来看我死了没有吧？”
我不置可否地笑曰，有一半原因是这样。
年纪大了，他神志也不大清楚了，没办法跟我正常交流，尽是问一些重复的问题，导致我们没办法顺畅聊天。
一个小时不到，看到我疲倦了，他问我，需不需要看看最新的日本男同片子，而且突然像一个老顽童似得，饶有兴致并充满期待地笑着告诉我，他准备再买一台电脑，而且要的是苹果牌子。
我的眼眶一下就热了。他到底是对自己的生命能否再延续几年非常乐观？还是由于腿脚不便，活动半径只局限在家，以至于上男同网站，和男同聊天，玩电脑看G片，已经成了这位身边举目无亲的孤独老人，化解寂寞的唯一方式呢？
显然，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因为有一刻，他突然严肃地说，等我下一次回杭州，说不定他真的就不在了。
社区或志愿者团体每天都会打电话到他家，以确定他还是否活着。我深信，如今他需要的不是照顾，不是陪伴。他面对的问题是，在平静地等待死亡降临之前，如何填充人生最后的空虚时光。
我读书期间跟他交往并不多，谈不上有多深厚的感情。我起身告辞的时候，对于这一次有可能是说了“再见”就再也见不到的离别，他似乎并无不舍之情。
然而，走出那幢公寓，回望3楼那紧闭的窗户里透出的一点孤独昏暗、仿佛随时有可能熄灭的灯光，我心里却泛起阵阵的酸楚，但绝对不是出于同情。
比起那些英年早逝，或老了疾病缠身，甚至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比起先他而去的很多同事甚至一些学生，这样的一生，这样的结局，不能算不幸。
我们可以害怕孤独，却未必有资格表示同情。在生命的尽头，谁不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