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活到16岁，小兰就死了。
她的死，跟我无关，跟亲戚无关，跟村民无关。
得知她死去的那一刻，我没有丝毫难过和同情，甚至内心还掠过一丝快感：终于完整地欣赏完了一出活生生的悲剧。
在短短十六年的孤单悲惨的人生中，小兰有如一粒尘埃，孤零零地飘过、悄无声息地落地，不曾干扰过任何人。
小兰比我小几岁，大约是1978年，出生在我老家一个闭塞穷困的山村里。
出生不久，精神不大正常的母亲，突然失踪了，从此杳无音信，小兰此生从未享受过任何母爱。
小兰的母亲是哪里人，无从考证，反正是表叔路边捡来的”疯女人“，而表叔自己又是独子，因此，除了父亲，小兰连个叔叔姨姨这样的近亲都没有，独自跟着嗜赌成性的父亲过日子。
家徒四壁的屋子里，连一床棉被都没有，直到那一年，村里一个老人死了，表叔才把老人盖过的棉被捡回家。
说是表叔，其实已经隔了三四代。但是，只要家族祭祖，我们就会在一起凑钱，祭祀同一个祖宗。
让表叔整天沉溺其中的赌博，从不涉及巨款，然而，由于人太缺心眼，只要他偶尔出去做了几天泥水工，口袋有了一点点钱，村里一些男男女女就会争相拉他打牌入局。
在牌局中，几个村民总是悄悄合谋，把他口袋的钱赢光了，才肯罢休。哪怕他从小就没妈的年幼的女儿，因此挨饿受冻，他们也绝不罢休。
我对山里人“淳朴善良”的怀疑，就是从那些村民开始的。“穷生奸计，富养良心”，这一说法，不是毫无道理。
从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视角解释，乞丐的存在，对于缓解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看到乞丐们，底层群体便相信，自己的境况不是最糟糕的。一定数量乞丐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社会底层的造反愿望。
这种解释虽然未必完全合理，却鲜活地折射出人性的微妙。己过得不幸福的人，往往能从别人（尤其是身边的熟人）的更加不幸福中，获得缓解自身痛苦的些许快乐。
总之，一句话概括就是，生活境况不理想的人，很难主动同情别人。
曾经的我，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呢？少年时期，我曾经有过非常残忍的行为和念头。
读小学的时候，我曾经用绳子把流浪的小狗腿拴着，扔到粪坑里，淹得差不多了，再捞起来。
小学六年级那一年，我掏到了一窝麻雀，挑了一只刚刚在学飞的幼鸟带回家养。养了几个月，它跟我熟悉到，只要我一放学，远远看到我，就飞到我手上。然而，渐渐地，我玩腻了。
有一天，家里请客，桌上的一杯客人喝剩下的白酒，让我突发奇想：何不给麻雀喂点白酒，看它怎么死去？
不到三分钟，它口吐白沫，脑袋一歪死了。
看日本电视连续剧《一个勤劳善良的女人》，聋哑的女主角独自带着年幼的儿子艰难度日。
从头到尾，她的悲苦都不曾引发我的同情，却让我感到些许痛快。
寒冬的一个早上，她出门买菜，儿子爬出房间，暴露在漫天的飞雪和刺骨的寒冷中，我内心最期盼的，不是她母亲及时回来，而是他被活活冻死。
当年，我的这些残忍，是否与贫穷和自卑有关呢？
小时候，在我长大的那个国企单位大院里，我家算是最穷的。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七口人。大多数子女不多的双职工家庭的孩子，经常有零花钱买吃的，我只能偷偷地咽口水。
别人家早就有黑白或彩色电视机了，就我家没有。周末没地方看电视，就到几个邻居家里看。
人家高兴了，对我客气；不高兴了，就给我脸色看。想看电视的强烈欲望，让我脸皮变厚了。
有时候，看电视的中途，人家拿出苹果，给自家的小孩吃。我坐在一边悄悄咽着口水，就是不肯离开。偶尔，他家的小孩会把苹果递给我，让我咬上一口。
直到我读高一那一年春节前几天，我家才买了第一台二手的黑白电视机。
买电视的原因非常特殊。放了寒假后，我从县城回乡镇的家。有一天，白天去某个邻居家里看电视，趁着广告几分钟间隙，回家喝口水的时间，邻居把门“砰”的一声关上。
家里人这才担心，除夕那天晚上，我该去哪里看春晚？于是，咬咬牙，凑足钱，从亲戚手里，买了一台二手黑白电视。
那时候的我，无论是在电视电影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看到比自己穷和苦的人，心理上总得获得一丝安慰。
第一次见到小兰，是在1984年冬至那一天的傍晚。
那一天，我们家族很多成员举家去老家祠堂和墓地祭祖。那一年，她估计7岁左右。当时，我读小学五年级，而她只读过半年书，就因父亲赌博输钱，穷得实在交不起学杂费，不得不辍学。
白天，村里其他小朋友都去读书去了，她就一个人在小村子里玩，没有电视可以打发时光。比忍饥挨饿更难熬的是，一个人忍受着无边的孤寂。
初次见面，从来没有出过村子、与父亲相依为命的她，突然认识了好几个外面来的年龄差不多的哥哥、姐姐，加上晚上还有祭祖的大餐吃，孤独和饿惯了肚子的她，蹦蹦跳跳，非常开心。
从未体验过温情的她非常胆小害羞，自始至终没敢跟我们说一句话。
我内心充满着“镇上来的人”的优越感和尊贵感，不肯主动搭理她。但是，我们的到来，让她非常开心。
我们去哪里，她就一个人静静地跟着我们去哪里，但是，只是远远看着，就是不敢靠近，嘴里啃着祭祖后收回的卤鸡爪。
那天晚上，已经很晚了，她还舍不得睡觉。其实，小姑娘是舍不得这种突然降临的难得的幸福感，因为睡着而一下中断了。
仅仅幸福和热闹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我们又要走了。这意味着她的生活又要恢复到往日那种“有上顿、没下顿”的穷困和寂寞中。
那一天，天气刺骨的冷。村子的屋顶全被覆盖上一层厚厚的白霜。家族亲戚一起吃完用前一天晚上的剩菜剩饭做的早餐，就要离开村子了，回到镇上了。
起身告辞的时候，我们谁都没有注意到小兰。
快走出村子时，我不经意地回头看了一眼祖屋，意外发现小姑娘独自坐在家门口的凳子上，手里抱着一个不知是人家不要后送给她的，还是哪里捡来的布娃娃。布娃娃手臂早已断了，脏得发油。
她望着我们渐渐远去，满眼的不舍和惆怅，但是，又流不出眼泪......
我对她没有丝毫同情。自己家里穷得一个月吃不上一次肉，我活到多么自卑啊。看到她比我可怜多了，才让我有了些许幸福感。
十二岁的时候，小兰第一次离开村子，到镇上给人家当保姆带孩子，表叔继续留在村子里赌博兼干农活。
毕竟女孩已经到爱美的年纪了。拿到第一个月的保姆工钱后，这位从没穿过新衣服、本来应该由妈妈带着去做衣服的小姑娘，自己一个人跑到供销社去扯了块的确良花布，拿到裁缝店悄悄给自己做了一件新衣服。
穿上新衣服的那一天，东家、一些村民、几个远亲，不停地奚落嘲笑她“到了镇上不学好，却学会了花里花俏”，“小小年纪还挺会打扮的啊”，“送回村里去，别在镇上学坏了”......
我也毫不客气地加入了嘲笑的行列。
那时候的我，穷得仅有两条裤子，屁股部位破得用缝纫机踩了一圈又一圈。两双鞋子的脚拇指位置，都有一个被脚趾戳穿的破洞。
尽管她从小就没有享受过一点一滴的母爱，但是，也从未被如此多的大人围着奚落。那个阵势把小姑娘吓坏了。那件新衣裳从此没见她再穿过。
两三个月之后，东家不需要保姆了，表叔又把她领回了村子里。
接下来，老家传来的消息是，表舅赌博越来越凶，家里经常揭不开锅，小姑娘经常是靠村里远房亲戚给的剩饭填饱肚子。
一年之后，又一个寒冬，我们准备再次去山村祭祖之前半个月，老家再次传来消息：小姑娘疯了，经常半夜大哭。那一年，她大概十三岁。
大家认为，她是看到父亲赌博，心里有气，又办法阻止。加上家里没有棉被，饭也吃不抱，气疯、饿疯、冻疯的。
那一次是我们时隔几年之后第二次来到村子。然而，却再也不见小姑娘几年前开开心心、蹦蹦跳跳的身影了。
她被关在破旧的木屋里。我和几个亲戚过去看她的时候，打开门，只见家徒四壁的屋子里放着一张饭桌，她站在旁边，痴痴地笑着。
饭桌上只有一块碗，碗里盛着一点冷饭，没有一样菜。最惹眼的是，她身上的那一件一年多以前自己偷偷买布到裁缝店做的新衣裳。
已经冬天了，那一件的确良新衣裳成了她的外套，套在一件毛衣外面。显然，小姑娘长高了一点，衣裳变短了。
我内心仍然没有半点同情，旁边的几个远亲和村民，对她指指点点，也毫不动容。
这一对父女存在的价值，仅仅是通过他们的不幸，让一些村民们觉得，自己的境况不是最糟糕的，从而收获些许可怜巴巴的优越感。（当然，大多数比较近的亲戚还是同情她的，只是他们自己家里也不富裕，加上表叔长期赌博输钱，别人实在帮不过来。）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小兰，也是在冬至的那一天。
那是她十五岁那一年，另一个山村的一位四十多岁的光棍表示愿意娶她，交换条件是每个月给表舅二十元作为养老费。为了给本家亲戚方便，结婚的日子特地选择在冬至。
我们再次回到了老家那个小山村。本家亲戚们忙忙碌碌地准备祭祖兼办她的“喜宴”。
宴会之前，大家帮她把套在身上的已经黑油油的“新衣裳”脱下，换上红色的棉袄。
酒席期间，她独自站在一边痴笑，使劲搓揉着自己的衣脚，似乎预感到有啥大事要发生在自己身上。
“晚宴”之后，光棍把小兰领走， 几个远亲和一些村民们有说有笑的把他们送到村子外。
看热闹的一些村民们用手指指点点，嘴里啧啧啧地同情，脸上却洋溢着掩饰不住的优越感。
表叔送女儿到村口之后，就心情沉重地独自回到家。刚刚走进屋子，看到女儿留下的衣物的那一刻，突然嚎啕大哭：女儿这一次一走，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此后，再也没有人特意问过小兰的近况，仿佛像是扔出去了一件废品。
直到两年之后某一天，外面传来消息说，她肚子长肉瘤，没钱医治，活活痛死。那一年她估计十六岁。她死后连块坟都没有，铺盖一卷，挖个坑就埋了。
听到消息，我仍然没有丝毫难过。一些村民们相互转告消息的时候， 没有半分同情，脸上全都透着浓浓的满足感：是啊，悲剧终于结束，总算看到她悲惨到极致。
其实，从她出生那一刻起，大家就坐在“剧院”里观看这出悲剧。既舍不得中途退场，又担心剧目太长，坐久了屁股会疼。
“16岁”这样的长度，“活活痛死”这样的结局，让这些村民们感到非常满意，终于看完了，可以走出“剧场”了。
我无意指责任何人，我只想说，贫穷不会让人变得淳朴，反倒会泯灭人的同情心。
上个月四十天的欧洲之行，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在发达富裕的小康社会，人们普遍非常有同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