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七月，在厦门胡里山炮台租了一间农民房的我，刚刚从那家新加坡外企辞去了英语笔译的工作。
那一年七月，租在我隔壁一间平房的四川女人，把乡下的老公和一男一女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接到厦门来团聚过暑假。我那五十岁出头的房东太太，总是嫌弃隔壁房东家这个三十多岁的四川女人租客不太干净，因为是干那一行的，在不远处一家沿街的小小店面，开一家从来不理发的发廊。发廊门面右边三分之二都被玻璃遮挡。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发廊内部的粉红色灯光，都会透过玻璃，热情地向过往的男人发出暧昧的邀请。门面的左边留一条不大的缝隙，大到正好让男人们路过的时候，不安分的眼睛朝里面偷偷瞄一瞄，就可以瞥见坐在沙发上的“理发师”那两根从超短裙下裸露出来的白花花的滚圆大腿。这个四川女人，五官长得一般。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微胖的体型早已看不到细腰了。她的客户一般都是五十岁以上的收入不高的中老年男人。偶尔路过，我能看到她把男人往出租房里带。我们经常能在巷子里碰面，知道彼此是邻居，却从未彼此说过话。她经常看到我周末抱着一堆书往厦大方向来回，知道我是一个读书人，和她不属于一个群体，从不主动表现出一丝想和我认识的表情。然而，只要在窄窄的巷子里相逢，总是她主动侧身让我先过。一个简单的侧身动作，却折射出一种小心恪守的分寸感和边界感，也让我读到了她的自卑和自尊。尽管房东太太经常在我面前议论、贬低这个女人，我却从不觉得她有多脏。虽然这个职业是非法的，但是，她们毕竟是靠自己的劳动赚钱。我甚至认为，应该对这个职业非罪化。房东太太背地对她的贬损，多多少少含有一种寻找优越感的成分。年轻时当渔民捕鱼的房东夫妻，年纪大了之后，只能靠房租养活一家四口。儿子二十好几了，还是没有工作，小儿子还在读初中，全家一个月房租的总收入不到2000元。因此，在厦门，他们属于社会底层。很多底层人士经常犯的一个毛病是，总喜欢寻找并鄙视身边比自己更加“卑微”的人，以此平衡自己的内心。所以，房东太太经常在我面前说这个女人的坏话，我一点都不觉奇怪。我辞职之前，听说我在新加坡外企工作，一个月两千元的工资，而且还会英语，房东夫妻简直把我当做土豪来看待，经常羡慕地对我说：“哇，你一个月两千元的工资，怎么用，估计也用不完啊。”一番话总是让我暗自羞愧难当。我那点工资，在厦门算什么？我若真的非常有钱，早就租市中心的公寓楼了，怎么可能租到城中村的平房单间呢？那一年的七月初，实在是厌倦了那一成不变的工作，加上暑期电荒，白天与夜晚倒班，我头都不回地从那家外企辞职。惊闻这个消息，房东夫妻更加认为，我实在是兜里钱太多了，才敢把那么好的工作辞去。同时，也让他们担心，我有可能搬到其他地方去住。为了留住我这个“重要客户“，他们对我更加客气了。正逢盛夏，白天，平房屋子在太阳的炙烤下，有如蒸锅，实在太热，不再需要出去上班的我，每天，经常泡在厦大附近一家书店二楼咖啡屋看书。有一天早上八点多，我起床之后，关上门，离开出租屋，穿过那条每天进出的窄窄巷子，刚刚走出来，就看到不远处，那个四川女人，带着一个男人和两个小孩，朝村子走来。女人左右手各拉着一个小孩，男人背上背着一个大大的包，左右手各提着一个小包。原来已经是中小学暑假了。这个女人的老公，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来厦门和妈妈团聚了。女人的眼眶红红的，应该刚刚哭过。男人和两个孩子一脸倦意，毕竟四川到厦门的绿皮火车需要两天两夜多的时间。他们一定是早上六点多抵达厦门火车站的。晚上，我从书店回来，路过巷子，从女人租的平房对着巷子的窗户看进去，他们一家四口，正围坐在那个小小单间中央摆放的小小方桌上，吃着女人为他们准备的海产品大餐。我的眼光投进去并短暂定住的那一刻，女人正夹着一只螃蟹，往男人的碗里放。男人的碗边放着一瓶刚刚打开的啤酒。我刚刚进自己的屋，房东太太就溜过来，悄声告诉我：“那只鸡的老公小孩都来了，那个男人戴绿帽子，还和老婆一起喝酒，真是丢人。”以前，那个女人总是晚上比白天忙，几乎一整天都待在发廊里。我晚上回出租房，路过巷子，她的那间屋子总是黑乎乎的，巷子也黑乎乎的。她的老公和两个孩子的到来，让我顿时觉得，附近一下就热闹了起来。每天晚上，她那间屋子射出的亮光总是暖烘烘地照亮小巷子。我路过的时候，总能看到老公和孩子在屋子里看电视。男人坐在床上，脚边总会放着一瓶啤酒，两个小孩嘴里总是啃着妈妈买的食物。几天之后的一个中午， 小巷子里突然传来他们一家子叽叽喳喳的声音。我走出房门一看，夫妻两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部小小的音箱，正往平房屋子里搬。半个小时之后，屋子里想起了欢快的歌声。男人和两个小孩轮流“登台献艺”。
那段时间，房东太太正在为小儿子没能考上高中，不知道出路在哪里，整天愁眉苦脸。被自己严重看不起的“四川穷山沟”一家子的快乐，让她更加不爽，内心的火气不断地聚集。
几天之后，早上九点多，我起床没有几分钟后，歌声再次响起，男人用模仿的闽南语唱“爱拼才会赢”，小孩用普通话唱“黑猫警长”。
房东太太看到我洗漱结束，走过来指着那间屋子笑着说：“戴绿帽，赚脏钱，还这么高兴。”
就在那一刻，非但不在意这些歌声的高分贝，反倒觉得它们的飘荡，让这个城中村顿时有了生气的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完全是出于无心，随口应承了一句：“他们唱得好大声哦，我每天从厦大回来，走在炮台入口，经常就能听到。”不知道是我的“舆论”支持让她顿时有了底气，还是那段时间她正担心刚刚辞职不久的我有可能搬走，需要讨好我、挽留我，只见她说了声“看我的”，就撸起袖子，往脸上挂上一副本地人的威风，怒气冲冲地朝小巷子走去。在那间屋子的窗户，她停了下来，怒目圆睁地朝着屋子里那三个正兴致高涨、毫无防备的一家三人大声吼叫：“干你孬.......”一听到“干你孬”这闽南最经典的骂人的话，那个男人一下就知道附近的本地房东发火了。歌声戛然而止，仿佛正在唱歌的三只百灵鸟，同时被猎人的子弹击中，应声落地，刚才还鸟语花香的四周，迅速一片死寂。
房东太太凯旋归来。她一脸的得意，我却落得满心的内疚。
我赶忙告诉她：“阿姨，让人家唱唱也挺好的，村子热闹一点。我一点都不觉得吵，我挺喜欢听的。”她不以为然：“不能让他们唱，吵死了。本来最近心就烦。”我心里只怪自己不应该多嘴，我暗暗巴望着歌声能够再次响起。每天早上起床，我就巴望着......白天，在厦门大学的教室里，我巴望着......傍晚，从厦大回出租屋的路上，我巴望着能跟前几天那样，远远就听到歌声......遗憾的是，歌声从未再次响起。我也因此而饱受愧疚的折磨......此后，每天晚上，屋子里的灯光仍然照亮小巷子。我路过的时候，能看到男人在看电视，脚边还是放着一瓶啤酒，两个小孩子在写暑假作业或玩什么游戏。电视音量似乎刻意调低了，小孩嬉戏的时候，似乎也懂事地控制自己的声音大小。偶尔，发廊会关门一天。早上，女人就带着老公和两个孩子，到厦门好玩的地方逛一逛。傍晚，一家子才回来。一个多月之后的八月中旬，小学快要开学了，男人该带着孩子回四川乡下读书了。厦门到四川的绿皮火车应该是晚上十点多发车的。那天下午五点多，我从厦大回来，看到他们一家正好走出巷子。他们行走的方向，和七月初刚刚到这里的时候，正好相反，但是，情形却一模一样：女人红着眼睛，一只手拉着一个孩子，男人背上背着一个大大的包，两只手分别提着一个小包。唯一的差别是，男人身上换了一件崭新的白衬衫，而且左右胸兜里，分别放着一包红红色的牡丹香烟盒子。尽管一个多月来，我们彼此早就面熟了，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却非常“知趣”地不主动打扰我这个经常抱着一堆书在厦大来回的读书人。
擦肩而过之后，往前走了几步，快要拐进巷子的时候，我悄悄回头，只看他们一家子正朝着胡里山炮台的公交站走去。在那里，他们将搭乘直达厦门火车站的公交车，晚上十点多，女人将挥别老公和两个孩子。绿皮火车将朝着西部运行两天两夜......从那一天之后的每天夜晚，那间屋子开了一多月的窗户总是紧紧闭着，亮了一个多月的灯光不再亮了，被照亮了一个多月的巷子，重新成了黑乎乎的一条线。女人发廊的粉红色霓虹灯仍然亮着，但是，那一段时间，她吃住都在发廊，很少回到屋子里。也许，她是害怕男人和两个小孩留下的痕迹，勾起太多太多的思念。那一段时间，在离她不到十米远的那间出租房里，一个和她几乎每天见面却从未彼此搭过话的男人，正和她一样，饱受着思念和内疚的狠狠折磨。
（声明：封面为搜狐网借图，非文中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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