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的自由国际秩序 | 国政学人

“危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无论是核危机管理、全球金融市场崩溃，还是生态灾难的议题，都离不开对危机的讨论。危机一词经常被用来表示国际武装冲突中的管控失败，也被用于通过马克思和葛兰西的分析框架，模拟和理解核外交或其他外交政策中的“危机管理”动态。然而，国际关系学界往往接受“危机”的表面定义，而缺乏深入的批判性反思。我们应该审视“危机”的本质及其目的，引发对其作用的深入思考：危机往往与过去的秩序及未来形态的破坏相联系，进而揭示出隐含的预期，即“事物应该如何”。

阿什利（Richard K. Ashley）和R.B.J.沃克（R.B.J. Walker）指出，我们不能忽视对‘危机前的过去’的回忆在当前危机争议领域中的重要性。有学者甚至认为，“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在很多方面已成为国际理论的核心问题。

“危机”已成为近期关于“自由国际秩序”辩论的中心议题。在此类研究中，危机概念本身常被作为一种危机管理的技术手段，其更多在于重述自由主义进步与秩序的假设，而非破坏它们。本文首先概述了关于自由国际秩序的学术辩论如何理解危机，然后对“危机言论”进行更广泛的批判性的和基于社会理论的反思，探讨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研究中如何理解危机。

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将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视为一种“波兰尼危机（Polanyi crisis）”。他认为，自由国际秩序危机实际上包装了自由主义的假定价值观和功能，隐藏了更深层次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

本文还指出，国际关系学界对“危机”的理解往往忽视了非欧洲地区的经验和视角。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喀麦隆，经济萧条和危机的连锁反应是日常生活中反复出现的现象，而非划时代的事件。因此，自由国际秩序危机学术研究的批判性分析可以揭示出国际关系学界所忽视的全球视角，并挑战自由国际秩序政治中的隐性假设。

在自由国际秩序的学术研究中，“危机”是一个频繁出现的概念，尤其在讨论“自由国际秩序危机”时尤为突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曾经人们普遍认为西方民主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近年来，这种乐观主义逐渐被对自由国际秩序持久性的担忧所取代。这些预测往往带有反思性质，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由国际秩序“是什么”（is）的本质。它是否存在，是否可以被定义为单数，以及它的哪些方面可能具有 “复原力 ”（resillient）并持续存在，或者应该被积极保留（或改变）。

在有关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学术讨论认为，危机至少在表面上是一种对自由国际秩序造成不安和破坏的情境。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来源于多重危机的累积，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体系几近崩溃；国家主义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四国）作为反模式的崛起；危机后欧洲和美国右翼运动的兴起；2016年的英国脱欧投票和特朗普当选；以及新冠疫情大流行和国际社会对其的反应。伊肯伯里认为，新冠疫情暴露了各国政府在全球合作上缺乏信任。从这个意义上看，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不仅仅与个别领导人、政府或事件有关，而是更深层次的系统性问题。类似地，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指出，自由主义秩序正面临内外部的挑战，可能会走向终结。他认为，“二战后建立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可能即将终结，受到了外部和内部力量的挑战。”并进一步推测危机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或许是周期性的，因为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都存在固有的缺陷，这些缺陷会周期性地暴露出来，并引发对二者的质疑——如同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各国所发生的那样。现在的危机正如当时一样，信任危机与战略秩序的崩溃同时发生。”

学者们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未来看法不一，有些认为其核心特征——开放性、规则基础和多边合作——将继续存在；另一些则认为当前的危机为重塑国际秩序提供了契机；而像米尔斯海默这样的学者则认为自由国际秩序已无未来，主张美国决策者规划更符合现实主义的国际秩序。

关于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辩论中，“危机”这一术语的适用性并未获得一致共识。尽管许多学者认为自由国际秩序正面临危机，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它仅仅是“受到压力”。历史上，自由国际秩序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因此关于其崩溃的传言可能被夸大了。

“危机”作为一种似乎无处不在的符号，其用法被现代大众传媒所夸大，已经变得势不可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由于几乎无法修复和拯救，被视为一项失败的事业，没有未来。然而，这种频繁的引用可能导致“危机疲劳”，使人们对危机的反应变得麻木。

危机的概念在现代政治话语中无处不在，但这种频繁的使用并不一定意味着进步。事实上，危机的引用和应对措施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危机与进步之间的关系。这种反思不仅适用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还涉及广泛流传的观点，如“危机中蕴藏机遇”。尽管在这些对危机的学术研究中常带有怀疑态度，但正因为如此，它们揭示了深入研究危机政治的潜在重要性。

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学术研究表面上看似是“危机言论”的泛滥，但深入探讨后，我们会发现它实际上为反思和重新审视自由国际秩序的本质提供了独特且重要的视角。当前全球秩序危机的性质及其定义其实是模糊不清的。在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危机不仅仅是一个描述动荡时期的术语，更是理解自由国际秩序内在矛盾和挑战的关键工具。

在这一背景下，伊肯伯里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他在分析中区分了“波兰尼危机”和“卡尔危机”，提出了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深刻见解。伊肯伯里认为，当前的危机并非仅仅由于地缘政治冲突的复兴，而是自由主义秩序过度成功的结果。这种成功推动了全球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的迅速扩展，从而引发了新的不稳定和动荡。他指出，与“卡尔危机”相比，当今的危机更接近于“波兰尼危机”，其根源在于全球化和复杂相互依存的加剧，这已经超出了最初支撑自由国际秩序的政治基础。

伊肯提出危机不仅仅是对现状的威胁，还可以成为重新评估和调整全球秩序的契机。在对自由国际秩序的分析中，他多次提到危机的重要性，并引用了波兰尼的《大转型》，指出自由国际秩序当前的困境反映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的扩张虽然带来了经济增长和繁荣，但也制造了社会动荡和不稳定。伊肯伯里将这种现象称为“波兰尼危机”。

相比之下，伊肯伯里在分析“卡尔危机”时指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并非来自大国竞争或地缘政治冲突，而是由于这一秩序的过度成功。自由主义的成功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但全球化的发展超出了原有的政治框架和支持基础，导致了当前的危机。因此，理解自由国际秩序的当前挑战，需要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分析框架，更广泛地考虑全球化和复杂相互依存带来的新问题。伊肯伯里认为，危机不一定总是负面的。危机不仅是对现状的威胁，更是理解和处理全球复杂问题的重要工具。通过危机管理，危机有可能成为推动秩序变革的动力。

在《二十年危机》中，卡尔提出的“危机”概念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理解。卡尔认为，这种危机不仅仅是由于自由国际主义在大国政治回归和无政府状态问题下的失败，还源于自由国际秩序内部的深层次矛盾。相比之下，伊肯伯里更倾向于将当前的自由国际秩序危机描述为“波兰尼危机”，强调自由主义治理体系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战。这种危机源于市场社会组织的内在矛盾和复杂性，导致了全球秩序的不稳定。与伊肯伯里的观点相比，卡尔不仅探讨了国际无政府状态引发的问题，更深入地分析了权力政治的复杂性。

伊肯伯里认为，自由国际秩序正处于重新思考和重建的过程中，必须依靠新的基础来解决其内部困境。他指出，当前的危机并非自由秩序的根本性颠覆，而是驱动自由秩序管理转型的动力。在这场危机中，伊肯伯里强调了自由国际秩序的弹性和自我纠正能力，认为尽管危机不断发生，但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和秩序特征依然深植，并将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危机管理被视为应对现代性挑战的框架，而非理想化的世界秩序蓝图。

因此，尽管危机概念可能引发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质疑，但实际上，这种危机更像是推动秩序内部调整和演变的力量。自由国际秩序危机学术研究中的危机讨论，特别是在伊肯伯里的作品中，通常倾向于重新确认自由主义秩序的持久性和适应能力，而非宣告其终结。尽管自由秩序面临挑战，通过有效的危机应对和管理，它仍然能够在全球化背景下继续发展和演变。

对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辩论往往聚焦于自由主义的传统与现代危机之间的关系。伊肯伯里引用卡尔和波兰尼的理论，强调自由秩序具有自我毁灭的倾向，这一倾向必须通过更自由的秩序来避免。这种观点不仅抵制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还支持了对立的行动主义，如女权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此外，它重申了美国作为“自由利维坦”的角色，致力于恢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然而，这种观点可能忽略了自由主义秩序的潜在霸权性，即使试图将美国的权力与自由国际秩序的永久化分开，仍然将自由制度视为具有内在弹性的动态实体。尽管有新的秩序，如由中国和俄罗斯领导的秩序，但经济和制度自由主义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这引发了一个核心问题：在这些讨论中，危机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如何从危机管理的角度讲述自由国际秩序的故事？这些讨论通常集中于自由制度应对现代性挑战的适用性，但较少涉及更广泛的问题，如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这些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基础构成了威胁。此外，种族和种族等级问题也在这些讨论中被忽视。尽管自由国际秩序中嵌入了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制度，主流国际关系研究对此关注不足。总体来说，危机管理方式和自由国际秩序的未来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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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黄伊颖 任淼植

审核 | 施榕

排版 | 郭洪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