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张云逸的“文革”岁月

文摘 2024-11-15 08:20 贵州

转自:石门白话佬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张云逸已经74岁，而且从建国后开始一直体弱多病，不再担负党政军的重要工作，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夺权不构成障碍，因此他没有像其他开国元勋一样被流放、坐牢，没有立专案审查，也没有遭到毒手，侥幸得以保全。但是，这并不说明他不会受到冲击。

当时，张云逸作为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了解某些高级领导人的“问题”与“错误”，掌握着不少党内的检举信和揭发信，造反派及其背后的阴谋家当然急切地需要这些资料，但是张云逸坚决顶住不给。

他们又强迫秘书交出保险柜的钥匙，也被拒绝了。于是，造反派就要造他的反了。

一天，几个标榜为“中央监委造反派”的人，突然闯进他的家里。他们的头头气势汹汹地说：“张云逸，老实交代你的历史问题。”

见张没有回答，一个红卫兵言词激烈地大声说：“据查证，你在家中宴请过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还不赶快低头认罪！”

另一个红卫兵随即打开“红宝书”，大声念着：“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不仅公然与真理对抗，而且跟敌人同流合污，难道还要顽固到底吗？要知道，顽固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张云逸听了只有一阵苦笑，这些革命小将根本不懂历史，当他告诉他们是党中央、毛主席让他去的时，造反派们无话可说了。

尽管没有受到重大的迫害，但是，张云逸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不理解：如果从“反修防修”的意义上讲，他还可以接受；那么对全国范围内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乱揪乱斗、全面内乱，他实在想不通。

凭借多年的革命经历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他已经敏锐地预感到中国革命的航船已经偏入危险航道。当大字报铺天盖地时，他心境仍能平静，因为他对自己一生是怎样走过来的有着“谱”。

在造反派闹哄哄地搞“围困中南海”的日子里，张云逸经常在秘书和警卫人员的陪同下，漫步在护城河旁，望着对岸故宫那高墙内的红砖黄瓦，愁云满面，忧心忡忡。

本来中央布置文革只开展3个月，可到现在似乎仍看不到尽头，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社会混乱，经济停滞，人民遭殃，小人当道，这一切都敲击着他疲惫的身心，使他食不知味，寝不能安。

有一次，他听着从中南海方向广播喇叭里传来歇斯底里的“打倒刘少奇”的叫喊声，气得将手中的拐杖连连撞击地面，用广东话大骂：“丢那妈！乱来，乱来！”

还有一次，他又看到一些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吹棒林彪、江青集团的大字报，气愤地说：“胡说八道！天下都是你们打的？”

还对身边的人说：“江青算个什么东西，到处讲话发指示，在延安我就看她不成才，不成器，不是个东西。”

“陈伯达从没带兵打过仗，写文章还可以，当中央领导人不合适。”

“黄永胜到了北京就变了，与林彪搞到了一起，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啊！”

妻子韩碧听到他这些议论后吓了一大跳，生怕祸从口出，惹出不必要的麻烦来。为了使张云逸不再受刺激，韩碧只好和他的秘书商量，尽量减少他的活动，想尽一切办法对他封锁消息。

张云逸知道后，就吩咐儿女们到王府井给他买来各种各样的小报，并让他们到大街上选些重要的大字报抄给他看。

第一次子女们给他抄了厚厚的一大本子，他看时总是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第二次子女们给他抄了各地揪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名单，他看了几眼，把本子往桌上一摔，在那里唉声叹气。

夫人韩碧发现，又给他断了小报的来源，他虽嘟嘟囔囔的，但也只好接受。

一天深夜，他的胆结石病又一次发作，疼痛难忍，他捂着肚子在走廊里来回行走，嘴里不停地喊着：“毛主席呀，毛主席……”

他似乎感到自己身体不行了，有满腹的话急于向毛主席诉说，但是又说不出来。那种痛苦，那种压抑，令每一个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1970年，在庐山会议上，林彪等人闹着要设国家主席。他们上下串联，蛊惑人心，使不少人自觉不自觉地上了“贼船”。张云逸冷眼旁观，不动声色。

他的秘书丛树芬发现，有一些人已经准备好拥护林彪的发言稿，就忧虑地悄悄对他说：“首长，你再不发言可就太晚了！”

张云逸双眉紧锁，没有说话。丛秘书只好暗自替他写了一份稿子，准备在必要时让他应付一下。不料这份稿子送到他手上时，他只是扫了一眼，还是不肯讲话。

谁能想到，等到毛泽东主席一讲话，整个形势来了一个翻身，原来毛泽东并不愿意设国家主席。这一下子，那帮跟着林彪跑的人都懵了，慌忙连夜写检讨。

这时，张云逸仍然一言不发，既没有表示幸灾乐祸，也没对检讨者落井下石进行“反击批评”。

后来提起这件事，张云逸的小儿子张光东也不无骄傲地说：“我们老爷子的骨头真硬！”

他说他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历史关系划不清；他说：“徐海东大将是为中国革命是立下大功的人！”对“革命小将”的调查，他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打倒刘、邓”的高潮中，张云逸处境也非常困难，但他没有屈服于咄咄逼人的压力，没有见风使舵，不去违心表态，不怕被扣帽子，而是坚持原则，毫不让步。

江青、谢富治操纵的“刘少奇专案组”要他写揭发刘少奇白区投降主义路线材料，张云逸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回顾了刘少奇1939年11月到皖东后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的批判和纠正，重申刘少奇是正确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

“专案组”既恼羞成怒，又很不甘心，强令他写出邓小平“在红7军最艰难的时候是怎么逃跑的”经过。

他愤然挥笔，在对邓小平“揭发材料”上，严肃认真地写道：“邓小平在崇义离开红7军到中央汇报工作，是经过前委讨论、大家一致同意的，并非对革命悲观失望、退却逃跑。对这一段历史，我是了解的。”

有一天，一个“造反派”头头闯入他家，拿出一份他1965年1月19日在中央监委机关党委会议上的讲话稿，不无得意地说：“你的讲话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头头刘少奇、邓小平一个‘腔调，你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实‘交代你在历史上与刘少奇、邓小平的黑关系，与他们划清界线，站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阵线上来。”

张云逸听了马上大义凛然地驳斥道：“黑关系，什么黑关系?皖南事变后，刘少奇是新四军政委，我是副军长，他和我一起领导新四军抗战，你们说，他和我是什么关系?这种已经写进历史的关系，我还能划得清吗?”

“说到邓小平，据我所知，邓小平的历史是清白的。他代表党中央，到广西和我一起组织策划，成功地发动了百色起义，他和我的这种历史关系，我也无法划清吧？如果说朱(德)毛(泽东)是一体，那么邓(小平)、张(云逸)也是一体的。”

“造反派”头头张口结舌，无语可答，只好悻悻地离开张云逸家。

看到这帮人溜走之后，张云逸气愤地说：“想让我乘人之危，往少奇、小平同志身上泼脏水，真是进错了门，认错了人！”说完，他止不住长吁短叹，内心十分痛苦。

1969年初，林彪一伙为了整倒徐海东大将，不让徐出席党的“九大”。而经毛泽东紧急提议，徐海东还是出席了开幕式，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有一天，张云逸将军刚坐下来吃饭，就有一伙人闯进家里，要他揭发交代徐海东在新四军与他共事时反对毛主席的罪行。

张云逸开始还一声不吭，但最后终于按捺不住，将筷子一拍，站起来吼道：“徐海东反毛主席？他救过中央，根本不可能反毛主席。你们懂什么?”

他告诉红卫兵：徐海东率红15军团长征到陕北，和刘志丹建立了陕北根据地，为迎接毛主席、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建立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徐海东大将是为中国革命是立下大功的人！”

在长期的与造反派的斗争中，他也想出了自己的绝招。每当一些群众组织找他调查问题时，他首先给他们念毛主席语录：

“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有效的方法。”

念完语录后，才开始回答问题。而且，他还把手抄的这两段语录总是放在案头，便于随时给来访的人读。

大家问他为什么这么繁琐，他笑着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的手迹，子女至今仍珍藏着。

在自身难保的日子里，他一如既往地惦念、救助他的老战友和老部下。他说：“人到了危难之时，就该赶快伸手拉他一把啊。”

随着文革的日益深入，张云逸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尽管老将军威风犹存，足以令一些红卫兵小将望而却步，但是，他的身边已是险象环生了。

一天，造反派们相继闯进与张云逸相邻的全国人大常委、中央监委常委王维舟和中央监委副书记袁任远的家里，肆无忌惮地抄了他们的家，还抓走了袁任远。

危急之际，袁任远的夫人写了一封求救信，顺着大门底下的缝隙投进来。这信刚好被警卫员发现，立即拣起来送给秘书丛树芬。丛秘书急忙把信送到张云逸手上。

张云逸打开信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任远被抓走了，快救救他！”

这一下，张云逸可急了：袁任远是跟着他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老战士。

张云逸心急如焚地对家里人说：“袁任远被一帮来历不明的人抓去了，我要想办法救他。”

夫人韩碧说：“怎么救？你也是自身难保了。”

张云逸沉思了一下，语气果断地说：“不管怎样，也得想办法救他。”

接着，他立即打电话找中央监委和中央的有关领导，可是折腾了半天也找不到要找的人。

最后，他要通了监委书记董必武的电话，立即焦急万分地说：“董老，快把这件事告诉周总理，快点救人啊！”

电话打完之后，张云逸还是不放心，又赶紧派人去找能帮上忙的领导。经过他多方奔走，到底还是把老战友袁任远给救了出来。

军委办公厅原副主任王兴纲，以往常常到张云逸家里去看望，文革后过了一段时间就没了踪影。为此，张云逸几次不安地问工作人员：“王兴纲不会出了什么事吧？”

不久，他打听到王兴纲已经被造反派们打成了叛徒，正在军委办公厅的锅炉房接受改造呢。这一下又非常气愤，他用手杖在地上捣着，大声说：“王兴纲在新四军的时候是我的联络科长，我很了解他。谁说他是叛徒和特务？根本不可能！”

接着，张云逸坐不住了，马上要车，说什么也要去看看王兴纲。工作人员说：“组织上已经宣布王兴纲有历史问题，你这时候去看他，有些事情就更说不清楚了，还是等一等再说吧。”

张云逸听了，脸色很不悦，就批评道：“你们对我党的历史知之甚少，我也曾被打成叛徒特务，可我是吗？人到了危难之时，就该赶快伸手拉他一把啊。”

然而，由于大家的极力劝阻，张云逸的这次探视只好一拖再拖，实际上，他自己也随时有被造反派抓去的危险，大家都在为他的安危捏着一把汗呢。

因为未能了却这个心愿，张云逸一直心中不安，重病在床之际，还说：“王兴纲现在怎么样了？我想看看他。”

1969年，中央军委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的老部下广西军区参谋长覃国翰和沈阳军区后勤部油料部政委黄超去参加，趁机准备请假去探望他。黄超的假批准了，覃国翰因有“反革命”问题，未得批准。

黄超去到张云逸那里，张云逸关心地问：“国翰不来？”黄超告诉他来不了。张云逸知道其原因，就说：“你们回农村去吧！”意思是说，林彪整你们，不相信你们，你们就回去吧！不要等着挨整，避开算了。

1974年5月，广西省军区副政委兼南宁市市长莫文骅心肌梗塞住院，张云逸此时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但当他听到莫文骅病危消息时，心里很担念，坐卧不安。

尽管他的脚已经不能走路，便坐着手推车，在他夫人韩碧陪同下，来到病房看望莫文骅。莫文骅后来感慨地说：“日月潭深千百尺，不及张云逸同志情！”

在陈毅元帅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与陈毅在医院摆起了“龙门阵”；在他弥留之际，邓小平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是老战友，相识45年啦。”

眼见国家主席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眼见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被抄家、流放，眼见出生入死的老部下被批判、揪斗，张云逸的精神受到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身体也慢慢的垮了。

1971年，为了挽救张云逸的生命，保证治疗效果，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示下，张云逸住进了北京日坛医院。恰巧，与也在这里治病的陈毅元帅不期而遇，两人百感交集，都流下了辛酸的眼泪。

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他们尤感兴奋。林彪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施展各种阴谋手段，诬陷和迫害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犯下了滔天罪行，而今终于折戟沉沙，落入葬身异国他乡的可耻下场。他们怎么能不由衷高兴呢！

然而，对于国家目前的形势，他们在欣慰中也有隐隐的几分不安。江青一伙自诩为“反林英雄”，继续耍阴谋，妄图篡党夺权，这不能不引起他们对国家和人民前途的担忧。

“历史是最公正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谁敢兴风作浪，林彪的下场就是他们的下场！”陈毅元帅气愤地说。

“是啊！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不会有好下场，历史和人民会审判他们。”张云逸赞许地点了点头。

两位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将帅，在小小的病房里摆开“龙门阵”。从战斗生涯到建设岁月，从历史到现实，从个人到国家，天南地北，人物事件，无所不谈。

望着陈毅元帅明显消瘦的身躯，张云逸泪流满面。他想起了在战场上指挥若定的儒将陈毅，想到了在外交战线上叱咤风云的陈毅。两人多年的深情厚谊，绝非他人所能体味。

他轻轻地拉住陈毅的手，满怀期望地说：“陈老总，这几年，你挨了不少整，我十分惦念你。希望你安心养病，早日康复。党和国家需要你呀！”

陈毅摇了摇头，坦然地说道：“我患的是癌症，马克思老祖宗已经给我签发了通知书，我很快就要去他那里报到了。你可要多多珍重呀！”

张云逸紧紧地抓住陈毅的手，一颗颗泪珠淌落在陈毅元帅的手上……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与世长辞。噩耗传来，身在病床上的张云逸当即昏厥过去。

1974年，是张云逸大将革命生涯的最后一年。5月，他的病情加重，行动不便，呼吸困难。张云逸病重的消息在老同志中传开了。叶剑英走进了张云逸的病房，宽慰他沉重的心；谭震林来了，紧握张云逸的手；韦国清带来广西各族人民对他们首任省主席的问候；莫文骅带来了红7军所有老战士对他们的老军长的良好祝愿。

1974年11月初，在他弥留之际，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来到医院看望，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是老战友，相识45年啦。”

他当时说话已经困难，但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手，颔首示意，目送邓小平缓慢退出病房。11月19日，张云逸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11月25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郑重指出:“张云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工作，艰苦朴索，密切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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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木辉语文视界

语文教学与研究。目前主要方向：语用规范、教材规范、课改理论、高考攻略、高考测评、高考语文题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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