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9日，一封落款人为陈小鲁的“道歉信”出现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用作内部交流的博客上。
信中写道：“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
后来，这篇博文在8月21日被媒体发现，并被拟上了“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的题目，随后在网络中广为流传。
陈小鲁道歉信——
感谢这位同学保存了这些珍贵的照片，感谢黄坚在8月18日将这些照片公布于众，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今天我想借网络向他们表达我真诚的道歉，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
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我认为如何解读文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否则谈不上人民幸福，民族富强和中国梦！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陈小鲁
陈小鲁（1946-2018）
陈小鲁，共和国开国元帅陈毅的第三个儿子。虽有着这个响当当的“红二代”身份，但陈小鲁真正进入公众的视野，成为关注焦点总共有两次：一次是最近，他向自己的老师就文革中的所为进行公开道歉；另一次则是在47年前，他提议发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即文革中名气很响的“西纠”——“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
从文革初期的造反小将，成长为反思文革、为文革公开道歉的“红二代”第一人。这47年中，陈小鲁这位开国元帅之子经历了怎样的人世变迁和灵魂淬炼？近日，本报记者在北京粟裕将军的老宅中专访了陈小鲁。
道歉
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陈小鲁的家不远就是北京著名的旅游景点南锣鼓巷，在这片胡同交错的区域里，散落着大门紧闭的深宅大院和正在改造的大杂院。
约定的采访时间，陈小鲁准时地等在门口，他衣着平常，眉眼之间和陈毅很像。开了小门进去里面是一个简朴安静的院落，家里的装修还是上世纪的风格，和平常人家无二。
“你是我接待的第22家媒体了。”陈小鲁笑着说。面对蜂拥而至的采访邀约，陈小鲁并不抗拒媒体：“拒绝谁都不好，总要与人为善吧。道歉之后出现这么大社会反响，我也是有思考，这就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有反思的要求。只要你们敢来我就说。”
他这场具有轰动效应的行为要从2013年说起。
10月7日，国庆长假的最后一个休息日，陈小鲁回到母校北京八中，参加了一场特别的道歉会。他作为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与学生代表们一起，为文革时期的所作所为，向当年的老师“公开而正式”地道歉，偿还多年的心债。当时，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
“这次公开的道歉源于对文革的长期反思，特别是今年8月18日黄坚传给我的8张照片。”陈小鲁告诉记者。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那一天，陈小鲁和上百万人齐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走向广场。47年后的同一天，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的秘书长黄坚，将一组有关1966年校领导被当做黑帮批斗和劳改的老照片发给了陈小鲁。
“看着这8张照片，一下就勾起了我的回忆。我觉着必须要公开正式地向老师道歉。”陈小鲁说，“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第二天，一封落款人为陈小鲁的“道歉信”出现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用作内部交流的博客上。
陈小鲁写道：“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反思
书记华锦不堪忍受欺辱自杀，这对我影响很大，我对“文革”有了第一次反思，反思的直接结果就是组织西纠。
“我是1946年出生的，3年后全国就解放了。”陈小鲁说。无疑，从他还是一个襁褓里的婴儿开始，他的命运就和共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他的人生折射着共和国的历史。
1949年以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事实上，从1959年以后，我才开始关注政治。”陈小鲁在小学五年级时，遇到了反右斗争。陈小鲁在北京四中上的初中，这时的运动是大跃进了。全民大炼钢铁，就连中南海里的湖边也修了高炉。陈小鲁和他的同时代人，就这样在政治氛围中长大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学生。
1966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后来，各个学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则成立“校文革”并选举了文革委员会主任。在八中，陈小鲁得了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满票通过。
1966年8月19日，陈小鲁做了一件让他后悔终生的事，“8月19日，我发起组织了一场‘四、六、八中’都参加的批判会。会场定在中山公园里的音乐堂。然后我到教育局，找那里的群众组织邀他们一起开大会。开会时，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不过我不是主持人。”
陈小鲁直言那时的自己想法比较简单，以为开个批判会，就是组织人发言，发言后就该结束了。可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主席台，痛打那些书记们，打得他们头破血流。
“我组织开会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领导肯定是错误的，而且在这个会上他们都挨了打。因为我控制不住这个局面。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号，但是直接拿皮带打就失控了。这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感觉很不好，决心以后再不挑头搞这种事了。”
“21号到22号之间，我们学校书记华锦不堪忍受欺辱自杀，这两件事对我影响很大，这实际上是我对‘文革’有了第一次反思，反思的直接结果就是组织红卫兵西城纠察队。”陈小鲁说，“在成立纠察队之前我并没有什么名气。”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后，陈毅告诉陈小鲁：“你前一段，毛主席给你做了结论了。毛主席在会上说：‘陈小鲁好，反对打人。’前一段有结论了，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到处惹是生非。”
到了1967年2月，发生了包括陈毅在内的老帅们，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批评“文革”中一些现象和中央文革某些成员的事件，不久被定性为“二月逆流”。之后，陈小鲁也淡出运动了，他改了名字叫陈卫东，到北京的718厂去劳动。
但是关于他的种种流言，却没有随着他的淡出而止息，反而愈传愈烈愈传愈广。中央文革也想抓他，找了人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希望从中找出整陈毅的证据，不过没有找到。这时周恩来总理出面了，把他安排到沈阳军区所属的一个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
转变
我必须要做一个独立人格的人，必须独立思考不依附任何人，但在体制内很难实现。于是就想离开体制，去寻求一个“自由之身”。
1992年陈小鲁以上校军衔转业，下海经商。
“其实，从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我就开始对体制产生了怀疑。”陈小鲁说。从体制内到自由之身，陈小鲁说自己是“两步走”。
1975年陈小鲁成了家，妻子是粟裕将军的女儿粟惠宁，在北京的总装备部工作。1976年5月，已经是团政治部主任的陈小鲁向军区打报告提出调回北京，提出调动的理由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但真正的原因源于陈小鲁自己内心的纠结与痛苦。
当时，他所在的团是军区“学习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他要主管“批邓”和“学习小靳庄”。
“那时我已经不像十年前那么盲从，我已经有自己的思考，对批邓很有抵触。我那时候是团政治处主任，28岁，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但是我不批还不行，否则我就变成一个反对‘批邓’的人，关照我、培养我的领导他们不都要受累嘛。”
陈小鲁就给岳父粟裕写信：说能不能给我调动一下？岳父一辈子在部队里，他还是希望我继续在野战军干。但是，我在信中的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与谋”，打动了他，他体谅我的困惑。”
当年离开部队的时候，军长指着自己的椅子对陈小鲁说：“你是我们的培养重点，要不了几年，这个位置就是你坐的。”
后来，很多人问过陈小鲁：“如果你当年不是坚持调走而是继续留在沈阳军区，你今天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种轨迹？”
陈小鲁说：“其实我早晚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人生道路上来。”
1985年，他从英国回国，到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研究员。一次搞朝鲜战争研究，他去采访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
采访完，杨尚昆特别对他说：“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要不要换个地方？”
他说：“谢谢杨叔叔，我在这里挺好的。”
朋友后来对陈小鲁说：“你怎么这么傻，杨尚昆这么问你是有意要提拔你。”
陈小鲁回答：“那就是我真实的想法，不过我这一辈子，对当官没什么更多的想法。”
“‘批邓’之后，我就下了一个决心，再也不说违心的话，毛主席说共产党员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那时我有所畏惧，我为什么不能说，我怕打成反革命，怕连累我的家人我的战友，这就是一种关系，迫使我说一些违心的话，办一些违心的事。”陈小鲁说。
在看到了父辈在政治风云中的浮沉之后，在倾听了内心对于做人做事的呼唤后，陈小鲁想尝试另一种生活，这就是到体制之外，去寻求一个“自由之身”。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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