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4月27日早晨，湖南长沙金盆岭墓地西侧，一位白发苍苍满面凄苦的老妇人，紧紧怀抱着一个瓦坛。

老妇人一瘸一拐，步履蹒跚，来到半山腰。她咬紧下唇为丈夫砌坟修碑，眼泪一颗一颗，滴落在瓦坛上……盖住瓦坛的那一刻，巨大的悲痛袭击她的身心……

碑文是她亲手书写的:“肖淑安之墓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病故 妻董慧立（碑号 77—625)”

肖淑安是逝者的化名，他生活的时代赋予了他诸多的头衔：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

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者；

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

威震上海滩的红色特工；

他是解放后首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同志。

潘汉年，生于1906年1月12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江苏宜兴县归迳乡陆坪村人。

祖辈都是读书人，父辈叔伯三人在村中设立蒙馆，教文识字，农忙之际，下田务农，潘汉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

16岁时，潘汉年因家庭经济窘迫辍学。后来从事小学教育工作，17岁时就在宜兴教育界崭露头角。

1925年，潘汉年去上海追寻理想志向。凭着一腔文学梦，终于在上海文坛立足，成为颇有影响的左翼作家。

1926年11月，潘汉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地下工作者。

风去雨来，潘汉年逐渐由一个左翼作家成长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

在中共中央社会部任副部长期间，潘汉年到抗大马列学院讲过一次课，这是董慧第一次见到他。

董慧，祖籍中山县小榄镇，1918年出生于香港。她的父亲董仲维是香港“道亨银行”的董事长。

1937年，抗战的号角吹响了，董慧舍弃了优裕的生活条件，千里迢迢只身来到延安。进入抗大马列学院学习。

1939年5月，潘汉年从延安到达香港，以华南情报分局负责人身份，指导敌后的情报工作。

1939年7月，董慧抗大毕业后被派遣为港沪交通员。

利用其父开设“道亨银行上海分号”的便利条件，为地下工作提供情报经费服务。

董慧与潘汉年组建的华南情报局，接上了组织关系，成为潘汉年的一位得力助手。

在未来的革命征途中，这位比潘汉年小12岁的姑娘与他共患难，赴风雨。

董慧对这位久经革命考验，在党内外都颇负盛名的革命家，怀着十分崇拜甚至是爱慕的心情。

董慧是很有教养的女子，名门千金，却朴实无华，政治上单纯而稳重，更可贵的是她对革命事业的热忱。

潘汉年和董慧自延安结识后，经过几年的工作交往，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终于萌发了爱恋之情。

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爱情，也是唯一的一次！

董慧与潘汉年

1941年，征得党组织同意，潘汉年与董慧在党内公开了恋人身份。

两个人的命运牢牢地凝结在一起，任何横逆、打击也无法分开了！

凭着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董慧和潘汉年一样，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中，默默地战斗在龙潭虎穴。真挚的爱激励着他们取得一个又一个艰难的胜利。

夫妻易结，知音难觅。在共同革命和相爱了7年之后，1945年8月，他们在香港举行了结婚典礼。

父亲给了董慧五万元做嫁妆，她如数上交党组织。她和潘汉年却没有单独的居所，住在姐姐家。

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重要职务。董慧被分配在上海市委社会部担任处长。

董慧刚刚三十出头，风华正茂，又是市长夫人，令许多同龄女性都很羡慕 。

但董慧严于律己，从不以“白区工作英雄”和“首长夫人”自居。

她工作勤勤恳恳，待人真诚，乐于帮助同志。

那些因战争代而未找到伴侣的单身同志， 董慧为他们觅知音，寻对象 ，使一对对青年男女结成美满姻缘 。

因此 ， 她同丈夫一样 ， 也同样得到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

潘汉年和董慧作为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在过去的岁月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然而，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功勋又变成了他们的“滔天罪行”。

晴天一声霹雳！

1955年4月3日晚8时，潘汶年在北京饭店301号房间被捕。

逮捕场面有点戏剧性。

当时正在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晚饭后，潘汉年下榻于北京饭店。

晚上8时，有电话进来 说一楼客厅里有人找他。

他穿着拖鞋匆匆下楼，等在那里的罗瑞卿和几名便衣向他宣布了逮捕审查的决定。

潘汉年提出回房间取些衣物，回答是“不必了”。

潘汉年（右一）

一刻钟后，来到北京功德林监狱， 一切都早已安排妥当。

15平方米的单人监房，一张沙发床，一整套全新的被褥床单，地上铺着深色的地毯。

有一张用来读书写字的小书桌，一把软面坐椅，墙边有抽水马桶、洗脸池，还有暖气设备。

管教科长很和气地说：“你以后就住在这里了。墙上贴有注意事项，希望你遵守。”

潘汉年只默然地摇摇头。从接到电话下楼到进入这间单人牢房，前后不过半小时。

只有他一人留在房间里时，困惑、痛苦、不安一齐袭来，心脏狂跳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

董慧得知这一惊人消息后，“耳朵里一直嗡嗡地轰响，脑里混沌一片，眼前是一团灰蒙。”

事隔10多天，5月19日，董慧被逮捕,能成立的理由大概只有一条：她是潘汉年的战友和妻子。

有人找她谈话:“只要你和潘汉年脱离关系……就可以回香港与家人团聚。”

董慧轻轻地摇了摇头：“我不能让汉年一人在此受罪，我与他誓不仳离。”

董慧也被押入北京安定门外的功德林监狱。

1960年3月，他们一同转押到北京秦城监狱。

1955年到1963年，8年多时间，夫妻近在咫尺，却被绝对地隔离。

3000个日日夜夜，焦虑的牵挂，深切的怀念，相互之间生死皆不知……。

1963年1月到1967年5月，他们被允许共同生活在北京大兴县团河劳改农场。

1967年到1975年，他们又一次被投进北京秦城监狱。这一关又是分离的8年。

1975年5月27日，潘汉年走出秦城监狱，由专人陪同下，从北京乘火车，于29日到达长沙。

董慧已于5月26日来到这里。

“老潘！”一个久违了的、但又非常熟悉、非常亲切的声音传来。

他疾步走了过去，禁不住泪如泉涌。

“脚，怎么啦？”他问。

董慧只是用一双泪眼看住了他，什么也不说。

凭着那一只残腿，便可知道她吃了多大的苦。

过去的苦，不提。能够再次重逢，两位老人已经是十分的知足了。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两辆沾满尘土的卡车和吉普车开进湘赣边界井冈山下的茶陵洣江茶场。

坐在卡车上行李、箱子、书籍之间的两位老人，男同志已年近70，身材较高，肩已有点斜，背也佝偻了。

他眼中的光点很强烈，始终带着一种凝视深思的神采。

他的嘴角紧抿，使得双唇只余一条线，无数的沉痛及道理无法倾诉，才只好保持沉默。

女同志也近60岁了，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白发垂耳，形容略显凄清而颇矜持。

洣江茶场，一间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就是潘汉年、董慧夫妇度过最后岁月的住屋。

此屋原为男、女职工洗澡房，有25平方米大小，内隔两间。一间为卧室 房内有张木床，床前有桌有椅，墙角的木箱上堆满了一些书籍。

一间为灶间，屋外有自来水，邻近是职工食堂。还发给他相当宽裕的生活费。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安排潘汉年夫妇的生活，可以说突破了一些框框的。

所以，当茶场的干部征求他们的意见时，潘汉年连声说：“可以，可以。”

潘汉年早在1967年重被收监关押时，已患有肝功能不好的毛病，一直没有治疗，现在越来越严重。

他在洣江茶场的劳动，就是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有一天，木工房的人正在干活，潘汉年慢慢走进去。他左手挎着一个竹篮，指指地上的刨花，低声问：“我要用来烧火做饭，能装吗？”

木工班长拿过潘汉年的篮子，装满了刨花后说：“老潘，以后你每天来吧，我们给你留着。”又对别人说：“省得咱打扫了。”

有一次，木工间没有小木块了，只剩下一些大块头。潘汉年将大块头往篮子里装时，篮子倾倒了。

恰巧，同在茶场劳动改造的钟叔河在一旁看到，赶紧走近去帮助潘汉年扶住篮子。

潘汉年对他说道：“谢谢！”声音很小，但是清晰、凝重，完全不像在劳改队里听惯了的声音。

“潘老！”当两个人同时弯着腰侍弄篮子时，钟叔河轻轻地喊了他一声。

潘汉年没有回答，他只是把脸孔正对着钟叔河，注视了片刻。

他那清瘦的脸上仍然略带矜持、严肃，但是也含有几分疑惑。

“我读过你的作品。”钟叔河急急忙忙地、低声地向他吐出一串不连贯的字句。

潘汉年脸上的疑惑消失了，恢复了安详，用同样轻轻的声音说了一句：“相信人民。”

潘汉年夫妇住房

同在茶场“劳改”过的阳江，回忆道：1976年春节的前一天，我看到潘汉年拄着手杖，从礼堂前面的小马路走向场部商场。

他是一位消瘦的老人，身穿着破旧的藏青色毛料衣服，手提篾织的圆篮。

他站在人群后面， 让其他顾客一个一个挤到前面买东西。一位女教师看到他，让他上前去买了味精、酱油、糖、花生之类的东西。他含笑点头致谢。

走出门，他又向一个农村妇女买了一些鸡蛋，走回场部职工宿舍区。

这时有人在后面使劲地喊：“老潘，你买鸡蛋还没有找钱哩！”

他回转身来，彬彬有礼地接过找回的钱，低声道了谢。随后，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拐角的苦楝子树后面了。

潘汉年夫妇住房内景

1976年10月，黑夜终于开始破晓。潘汉年和董慧心中顿时升起一线昭雪的希望。

等待了三四个月不见动静，潘汉年病倒了。

1977年的3月24日，报得省委批准，他被送进长沙的湖南医学院附属二医院。

在上救护车时潘汉年大声地对董慧说：“我一定要回来的，你放心！”

潘汉年住进了干部病房，14病室110床。经潘汉年本人同意，使用了他三四十年代的曾用名“肖淑安”。

进医院时，他的病已很重，不断喊肝痛，经扫描确诊为“多肿肝”。并伴有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症状，高烧不退。

4月6日，病情加重，烦躁不安，进食即吐，全身浮肿，眼睛睁不开，还念念不忘他的爱人董慧，担心她没有人照顾。

4月14日下午，医院通知家属去看病人最后一面。见面后两人情绪很激动，两人均在哭。

董慧看到丈夫的样子没有变，一个多月没有吃东西，脸色还是红红白白很正常，没有衰老的样子。可是医生告诉她，说已尽了一切办法……。

潘汉年的手无力地握着董慧的手不放，一小时，两小时……董慧哽咽着对丈夫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病会好的。”

当晚19点55分，潘汉年那双原本非常粗壮有力的手松开了他心爱的阿慧……。

曾经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红色特工，就像一枚树叶悄然凋落。

4月17日，潘汉年的遗体在长沙火化，装在一个瓦坛里。

10天后，董慧亲手将丈夫的骨灰埋在了长沙市南郊的金盆岭墓地西侧半山腰上，立下了一块，只有她自己能读懂的墓碑。

潘汉年逝世后，董慧重又归来，又回到了米江茶场。

她经常在梦中惊起，高呼：“老潘复活了！老潘复活了！”

不久，她弟弟董锡全和任湖南省人民代表的妹妹来探望她，他们在长沙一个宾馆中见了面，住了几天。

董锡全还向大姐提出，要接她到香港疗养，并继承遗产，但董慧拒绝了。

董慧说：“我虽没有党籍，但要以党员条件要求自己，问题解决了，我还可以工作，香港我不去了，我对过去走的路，并不后悔……。”

1979 年春节过后，董慧的血压急剧上升，2月24日，这位香港大银行家的小姐，一个受尽了磨难的孤苦伶仃的老妇人，因脑溢血抢救无效，以60岁的年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华夏古国这片土地上，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不会被遗忘的！

历史的时针，总归会调整到准确的刻度上。

1982年8月，潘汉年的冤案得以平反。1983年4月15日，潘汉年的骨灰从瓦坛子中取出，移入骨灰盒，与董慧的骨灰一起被送到北京， 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历史证明：潘汉年和董慧都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中共优秀党员，他们的一片丹心，终于可以写入青史，令人长久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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