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火气、骨气和运气

文摘 2024-11-18 11:04 贵州

转自: 石门白话佬

皖人中常有性直脾气大者，安庆、桐城一带尤甚。陈独秀的祖父如此，陈独秀更是如此，粗喉亮嗓，动辄拍桌子、掼茶杯。在党内，陈独秀俨然一家长，故同志皆在背后呼其“老头子”，以示对其以势压人之不满。

同时，安徽又多饱学之士，以博闻、国学功底深厚著称。陈独秀祖父如此，父亲、嗣父如此，陈独秀更是如此。

陈独秀学识渊博，才气横溢，懂日语、英语、法语等语言，工宋词，擅隶书，对旧学很有根底，新学造诣亦深。他才思敏捷，立马成文，长于笔战，演说稍逊。他虽多年漂泊他乡，浓重的安庆口音却一直未改。

陈独秀就是这么一位火气与才气并蓄，因而注定命途多舛之人。他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旗帜、先锋，又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在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连任总书记。因其顽固的个性和惊世骇俗的见解，有时甚至是奇谈怪论，于是也有人称他为“怪杰”。

陈独秀的一生就像过山车一样，从顶峰到谷底，其中充满了怪异与矛盾：他是晚清秀才，却厌恶八股文，鄙视科举制度；他数度留学日本，逐次学过法律、政治、文学，却未经毕业；他在日本留学，尊崇的却是法国文化，后又以俄为师。

他性格鲜明，喜怒于色，绝不屈从，被好友称为“终身反对派”。他是中共的创始人与早期领袖，却被中共开除；

不久，他又转向托派，成了中共的反对派，后来又以中共首领身份被国民党当局拘捕。他的北大朋友认为他曾是自由主义者，而中共方面却说他不懂马列主义。

他以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3岁时父亲即殁）创造了一个个辉煌，最终又带着“世无朋友实凄凉”的感觉离开了人世。

自幼性格倔强，有时却优柔寡断，自认受母亲影响

陈独秀从小勤学好读，禀赋聪慧。1896年，他17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中第，获秀才第一名。

陈独秀自幼就有着倔强的性格，与他的祖父有几分相像。陈独秀幼年丧父，祖父陈章旭担当起对他启蒙教育的职责。这位晚清候补知县性格孤僻古怪，周围邻里的孩子都怕他，背后叫他“白胡爹爹”。

陈独秀在他那没写完的《实庵自传》中说：“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五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我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是母亲对我并不像祖父那样悲观，总是用好言劝我，说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我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我揩眼泪，一面责备我道：‘你这个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地哭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

陈独秀的个性是刚烈与温情的矛盾统一。刚烈，使他见义勇为，疾恶如仇；温情，使他优柔寡断，以致姑息养奸。

他在《实庵自传》中说：“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性格的遗传，也有影响罢。”

这一段自我剖析的话，既真实又中肯，恰如其分地表达了陈独秀的一贯作风及其原因。但总的来说，直率、暴躁、固执是陈独秀的主要个性，这种个性既使他受益，也使他受害。

1909年底，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当教员。一天，他在同窗好友刘季平家中见到一幅新挂上去的字，是一首五言古诗，落款为“沈尹默”。陈独秀就说：“这诗写得很好，字却不怎么样，流畅有余，深厚不足。”

因沈尹默也在学校任教，陈独秀翌日便去拜访。一见面，他就直言不讳：“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季平那里见到你写的诗，诗写得很好，但字则其俗在骨。”

沈尹默听了，心里很不舒服。素不相识的人，相见便把自己贬一通，太不像话了吧！但沈尹默细细一想，自己的字也确实平常，连忙对陈独秀热情招呼。

陈独秀的尖锐批评，让在书海里迷茫多年的沈尹默从此发愤，最后成为一代书法大家。陈独秀的直率由此可见一斑。

几块钱难倒一时豪杰，却不肯拿家里的一文钱

因为性格倔强，陈独秀一生都没有逃脱艰难困厄。命运好像在故意考验他，他便笑称：“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他的一生一直保持着书生气节和风骨。

20世纪初，他到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寄宿在中长街科学图书社楼上的一间破旧的楼房，一天两顿稀粥，工作极为艰苦，除了撰稿、编辑外，还要做分发、卷封、付邮等琐碎小事。

为砥砺自己的意志，他在楼下客厅挂着一副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他乐此不疲，并引以为傲，以至20年后还回忆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命感情所驱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来到上海，走上中共领导岗位。当时，脱产的党务工作者，每月只有三四十元的生活费，他一家的开销，自然是入不敷出。他虽然每天都给党刊写文章，可那是没有稿酬的。

于是，他只得来亚东图书馆，预支《独秀文存》的版税。每当他来亚东时，经理汪孟邹先和他闲聊，然后便主动开口说：“拿一点钱吧！”这时，他点点头，拿走一元或二元，再略坐片刻，便走了。

亚东图书馆的职员多是安徽人，对他的家境十分了解，陈走后，总要私下议论：“他家里有钱哩！但是，他不管怎样，再也不要用家里一个钱。他真是一个硬汉子。”

陈独秀的嗣父陈昔凡实为其四叔，人称“昔凡公”，是个画家，为陈家第一个中过举人之人，后做官，为知县，因治河有功升至辽阳知州，因无子，陈独秀五岁时就过继给他。他1913年去世，曾置下庞大的家产。陈独秀完全可以继承，但陈独秀却对其嗤之以鼻，从不愿谈起，更不愿沾嗣父的钱财。

被开除出党，与其强硬甚至偏激的个性不无关系

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携手建立中国共产党，并于1920年上半年在上海成立中共发起组，陈独秀任书记。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陈独秀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出席大会，但大会仍然推举他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

此后至1927年7月，他曾任中共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从中共创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七年间风云激荡，革命斗争既激烈又复杂。中共中央所制定和实施的方针政策，各项革命工作的进行，以及对形形色色的新老敌人的斗争，其中的功过是非，成败得失，莫不与身为中央领袖的陈独秀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他担任中共早期领袖期间，他与共产国际陆续派来的代表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易、罗明纳兹等共过事，对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钦差大臣”他没有一个看上眼的，尤其反感他们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所以，这些人都向共产国际告过他的状，这也为他早早下台，以至被开除出党，埋下了伏笔。

中共一大后，当年9月，陈独秀在广东辞职后与包惠僧乘船回沪，在船舷上陈独秀对包惠僧谈起共产国际：“我们没有必要靠它，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以后工作展开了再找第三国际联系。”

包惠僧说：“陈先生，马林说过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

陈独秀听后十分反感，说道：“他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

回到上海后，陈独秀就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刚一上任，陈独秀就从李达那里得知马林不尊重中国同志、态度傲慢、擅自处理一些问题的情况。还听说马林曾公开表示“一年以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20余万（元），而成绩如此，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

陈独秀当即与马林发生冲突，驳斥说：“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为何诬赖别人！”

与此同时，陈独秀也责问张国焘：“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了薪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

他还多次在党的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必要事事都要依靠第三国际，听马林的。马林以共产国际自居，他马林就是共产国际？他要我们听他的，牵着我们鼻子走。否则，不听他的，就是不听共产国际。”

关系闹僵，马林也是有责任的。当他接到共产国际指示，在中国、朝鲜、日本选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时，不征求中共中央同意，事前也未同陈独秀商量，擅自派遣担任其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赴日工作，并要张太雷不告诉党内其他同志。

陈独秀对此事极为不满，认为马林简直是胡作非为，藐视中共中央。他表示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

他被劝才与马林在上海见面时，马林就用带有命令的口吻说：“陈独秀同志，你如果是真的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共产国际的。”

陈独秀一听，猛地站起来对马林说：“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中共的工作，也无须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

马林一听气得无言以对，双方第一次会面就不欢而散。

张太雷奔走于马林和陈独秀之间，试图说服陈独秀。一天，张太雷借用马林的话劝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

陈独秀不听则罢，一听就发起火来：“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有多大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共产国际这顶大帽子。”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几乎承担了全部责任。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将他拒之会外。他被边缘化了，只得与黄文容、汪原放等乘船去上海。

一路上，他脸色铁青，嘴角紧闭，很少说话，难得开口。说的也是反反复复一句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到了上海，黄文容问他：“仲甫同志，鲍罗廷和中央屡屡让你去苏联学习，你为什么拒绝呢？”

他回答说：“你懂什么？莫斯科让我去学什么啊？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懂得还是外国人懂得？你以为中国问题还要请教外国人，难道外国问题也请教中国人，中国人能懂吗？”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正式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他的心情非常沉重，表现得十分消极，整天躲在上海的小屋里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和音韵学问题。

1929年四五月间，陈独秀从归国留学生托派分子手中见到了一批托派文件。他惊喜地发现，他的许多主张，原来与远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识的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谋而合。他似觉找到了精神寄托，渐渐地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

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以后，身边很快形成了一个意气相投的群体，并在党内加紧进行反对中央的分裂活动。

1929年8月5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1.5万字的长信，猛烈抨击八七会议和六大以来的路线，并要求在全党公开讨论，企图以托派路线代替六大路线。中共中央多次对陈独秀等人的派别活动提出了警告。

8月28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出他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陈独秀不听，宣称“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此时的陈独秀已听不进任何劝告。

正如陈独秀的老朋友汪孟邹所说，他是个“无法无天”的人。他在给中央的信中甚至胆大到要求“公布列宁遗嘱”，而列宁遗嘱最核心的内容是：“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

斯大林此时正稳稳当当地坐在国际共运领袖的位置上，可陈独秀根本不顾忌这些。

客观地说，陈独秀独特的个性使他缺乏政治家的灵活性，尤其厌恶玩弄权术。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外露的。像他这样性格的人并不适宜政治家的角色，但历史却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的重要岗位。

他气质刚强，目光锐利，富有革命开拓精神，凡是他认为看准了的政治方向，就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而当他一旦走入歧途之后，他那刚强的个性便一变而为刚愎自用，是很难回头的。

鲁迅是有傲骨的人，他也认为陈独秀非常固执己见：“每当辩论的时候，他会声色俱厉地坚持他个人的主张，倘然有人坚决反对他，他竟会站起身来拂袖而去。”

同时鲁迅又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陈独秀待人处事的方式。

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陈独秀党籍。

被捕后仍坚称自己是共产党人，让辩护人尴尬

陈独秀被共产党开除以后，被托派选为总书记，专心做起了托派工作。开始，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上，“九一八”事变后，他调整策略，把斗争的重点转向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的托派中央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一网打尽。

陈独秀因有前三次被捕的经历，对被捕早已等闲视之。当他被押到租界巡捕房看守所，看到先行被捕的彭述之、宋逢春等人时，还开玩笑说：“嗨，原以为就我一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

在被押往南京的京沪列车上，他竟然“酣睡达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车到南京时还未醒来。

到了南京，何应钦在会客室传讯他，竟要起他的字画。陈独秀挥毫题赠：“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何应钦欣然接受。

传讯毕，军政部的青年军人团团围住他，向他索要墨宝。一时间，大家都忘了他是囚犯，而他自己似乎也忘了其处境，诗兴大发，一一应允，挥毫题赠，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直到墨汁写尽，方才解围。

次年4月，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指控他有“危害民国”的“叛国罪”。

消息传出后，蔡元培、胡适等纷纷向陈独秀推荐辩护律师，章士钊自告奋勇义务担任他的律师，他最终接受了章士钊。

章是陈独秀早年的诤友，两人曾合作办过《国民日日报》和《甲寅》杂志，那时两人朝夕相处，志同道合。后来，由于章士钊当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两人便分道扬镳。这次陈独秀被捕，二人不计前嫌，再次站到了一起。

审判长胡善称等人上庭后，开始审理。

胡善称问：“是否尚有抗辩？”

陈独秀大声说：“有抗辩。”

这时，大厅里一片安静，只听陈独秀说道：“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两次叛国？”

旁听席上传出阵阵哄笑。

陈独秀最后说：“检察官之控告，根本不能成立，应请法庭宣判无罪。”

陈独秀抗辩后，章士钊起身为陈独秀辩护：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冲突，“而且是一对好朋友”，陈曾与国民党“合作”，担任过广东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在《汪陈宣言》中苦口劝阻“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陈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他极力把陈独秀描绘成国民党的功臣、三民主义的信徒，真可谓煞费苦心。

可陈独秀对章士钊的辩护毫不领情，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辩护不是他的光荣，而是他的耻辱。他一贯认为托派与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托派是为了“拯救共产党免于堕落”。他不愿自己被人看成是国民党一条道上的人。

因此，在章士钊辩护后，他立即发表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这使章士钊连连苦笑，一时尴尬难言。

这个“本人文件”就是陈独秀自己写的《辩诉状》。在文中，陈独秀称“国民党才是‘危害民国者’”，国民党政府是“误国政府”，这样的政府不如早日下台。同时，他始终不承认自己已经偏离了共产党，背弃了自己所信仰的主义，说到底，自己是个党内反对派，即他的诗中所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满怀信心地前去劝降，可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谈话中，徐恩曾惊异地发现，陈独秀“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但仍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自命”。

国民党终以所谓叛国罪判处他13年徒刑。陈独秀不服判决，当场起立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6月30日，国民党最高法院终审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

陈独秀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烈武事后对陈的儿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

博学多艺，会为一字争得面红耳赤

陈独秀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之初，对被捕、审讯、判决坚决不服，进行抗争，心烦意乱，只读点书，无心写作。

经过一年多的思索和准备，他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朋友们的建议，拟定了一个庞大的著述计划，豪言“拟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并“制造中国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

他紧紧围绕着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目的、有计划地博览群书。在狱中，他每月要花费100元，除药费26元外，就是买书。《独秀文存》印了32000册，版税很快花光。他全靠友人接济，章士钊接济最多，但他仍很穷困。

有一次，狱卒为他买了三个铜板的辣酱，他竟瞪着眼睛埋怨：“买一个铜子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他是个爱书胜过性命的人，宁肯中止服药也要买书，许多老朋友也不断给他送书。

陈独秀勤奋读书，潜心著述，这一时期成为他一生中学术成果最丰硕的时期。由于1937年提前出狱，他的写作计划没有全部完成。在狱中，很多人慕他名气大，字写得好，纷纷向他求字，他写了不少。平时他潜心研究文字学。

当时，江苏南通有位程老先生，是位酷爱训诂、音韵学的文字学家。1937年初，他在《东方杂志》上看到陈独秀写的《荀子韵表及考释》，３月又在该刊上看到连载的《实庵字说》，于是不辞劳苦，亲赴南京监狱，探望这位“知音”。陈独秀也非常高兴。一回生，二回熟，谈了几次，两人所见略同。于是互相交换著作、文稿，然后，两人推心置腹，侃侃而谈。

起初，双方都心平气和，各抒己见。突然，两人为了一个“父”字的解释，激烈争论起来，闹得面红耳赤，互斥浅薄。两人都高声大叫，拍桌对骂，几乎动武。

陈独秀说：“‘父’字明明是画着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人家行事。”

而那位程老先生说：“‘父’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

陈独秀说他不通，程老先生也说他浅薄，两人谁也不服谁。同狱室的濮德治好不容易把他俩劝开，说：“学术讨论应该心平气和，不应发火。”

又随口诌出几句打油诗：一曰执杖一曰火，二翁不该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通，究竟谁人是浅薄。若非有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板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

程老先生听了这首打油诗，笑了；陈独秀则嬉骂道：“你这小鬼是浅薄，我要敲你的脑壳。”濮德治笑着说：“我岂止浅薄，对于你们这一行，我简直无知。”

陈独秀博学多艺，对历史、哲学、文学、文字音韵学等都有精深造诣、独到见解，还通晓日语、英语、法语，懂得德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

根据濮德治回忆，陈独秀对当时许多翻译的书颇有意见。有一次，他对濮德治说：“现在许多翻译的书，实在不敢领教，读它如读天书，浪费我的时间，简直不知道讲些什么，如胡秋原这小子，从日文中译出这样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在三层楼上展开’，这是什么话？我当然不懂，我想也没有人懂。我要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一定要在三层楼上展开呢？难道二层楼上不能展开吗？我找到原本查对一下，原来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分三个阶段’。日文中的三阶段，就写三阶段，而三层楼则写三阶。若说胡秋原眼误，未看到这个‘段’字，那是不能原谅的。译出书来，起码要自己看看，懂不懂，通不通，连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居然印出书来，真是狂妄无知，害死人呀！”

他“不迁就任何人”的态度，使其陷入彻底的孤立

性格决定命运。陈独秀的这种脾气，在他的前半生适应了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尽管受尽苦难，却仍然是胜利者；而后半生，他的脾气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与他参与创建、当了五届领导人的那个党也渐行渐远，他再也不是时代的宠儿，这倒应了他自己最后时刻常说的一个“抛”字，他的命运再也没有好过。

1937年8月出狱的当天，蒋介石派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处长丁默邨去狱中接陈独秀。丁当年从事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加入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叛变当了国民党中统特务。丁默邨接陈独秀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去住。

陈独秀说：“不妥，我出狱后，必招来社会舆论，不如还我原来面目，做一个平民好。”丁默邨不好勉强，只得让陈独秀住到他的学生傅斯年家去了。

此后，蒋又命他的亲信，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来见陈独秀。朱说：“中正很关心你，我向他建议，由你再组织一个共产党，参加国防参议会，给你们10万元和5个名额。”并表示可以请陈出任劳动部部长。

陈独秀听完后笑着说：“以前我主张开国民大会，主张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从独立的共产党出发，现在叫我再成立一个共产党，在别人缝隙中过日子，那完全成了装点门面，有什么意思。”朱家骅见陈独秀态度很硬，就不好再往下说了。

蒋介石见自己的亲信不行，又要一直很关心陈独秀的老朋友胡适出马。胡适见陈独秀两鬓添了不少白发，明显衰老了，但态度谦和，与以前判若两人。

胡适问陈独秀出狱后有何打算，陈独秀说：“这一把老骨头，真不知还（能）干什么事呢？”

胡适说：“我觉得仲甫可以进国防参议会，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中正、兆铭都有此意，我现在也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仲甫若进来，我们又可以轰轰烈烈在一起干了。”

陈独秀摇了摇头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陈独秀出狱时，曾想去延安，他托人转告中共驻南京的代表，说明自己已脱离托派组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拥护，并表示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工作。

他的态度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欢迎，毛泽东甚至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

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也是如此主张。于是，中共中央就向陈独秀提出了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

（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在“三项条件实现后，方能考虑其他关系问题”。

但是，陈独秀却始终不肯登报声明自己的态度，还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

林伯渠、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对陈独秀的回归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后，他们仿效莫斯科攻击托洛茨基的办法，攻击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陈独秀误以为是中共中央的声音，气愤不已，准备“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致使关系彻底破裂。

王明失势以后，周恩来曾多次托人请陈独秀到延安去，他都委婉地拒绝了。

他对劝他的好友朱蕴山说：“中共中央里没有我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

上海的托派组织知道陈独秀出狱后，数次邀请他回沪主事，重整旗鼓，却被他严词拒绝。

生活穷困潦倒，却坚守自己的信条

出狱一个月后，国民政府搬迁武汉，陈独秀亦随之住到武昌一老友家中。怎料武昌公安局局长蔡孟坚常来“光顾”，假以嘘寒问暖实则盘查诘问，陈独秀非常厌烦和憎恶，遂迁汉口德润里暂住。

由于战局恶化，国民政府又从武汉迁到重庆，陈独秀又来到“陪都”，寄住在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后又改住到上石板街的川原公司主任黄氏家中。

不断的迁徙、漂泊，使携带着家室、拖着病躯的陈独秀几乎喘不过气来。山城的酷暑高温，日本飞机的频繁空袭，以及特务不断骚扰，更使陈独秀难以安宁。

在客居江津的友人邓仲纯一再邀请和催促下，陈独秀只好抱着“住住看”的心情，与妻子再一次踏上了旅途。

1939年5月，陈独秀抵达四川江津。此时的他不仅身心疲惫，而且贫病交迫。还是在南京蹲大狱时，他就静下心，作音韵学和文字学的研究。他的这方面专长，在知识圈内人人皆知。所以，国立编译馆即时约请他编著文字学专著，并预支5000元稿费，这成了他重要的经济支撑。

不久，高血压引起的脑疼痛，使他不能握笔写作，以文赚酬的谋生手段，受到严重影响，只好靠亲友的接济。

一向孤傲、清高的他，此时的心情是感动而复杂的，也是极不情愿的。再贫困，他也要坚守原则：“素无知交者”的钱不收，共产党叛徒的钱不收，政治立场不合者的钱不收，国民党著名官僚的钱不收，“无功不受禄”。

一位叫“晋先生”的人，与陈独秀素无交往，却先后资助陈2200元。

1942年4月5日，陈独秀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觉惭惑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

朱家骅赠送的一张5000元支票，被陈独秀拒绝。朱家骅又托张国焘转交，陈独秀再次拒收。

中共叛徒任卓宣（即叶青）汇给陈独秀的200元也被他当即退回，并愤然道：“这些人的钱不能收，我宁愿穷死、饿死！”

朱家骅又托张国焘寄去，陈原物寄回。张再托郑学稼寄赠，陈不仅照退不误，并致函郑学稼：“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张国焘接信和汇票后悻悻地说：“仲甫先生总是如此。”

罗家伦、傅斯年曾是陈独秀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官，他们的钱他也没收，弄得二人很尴尬。

两人临走时，陈独秀对他们说：“你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

抗日战争期间，中央银行国库局曾以蒋介石的名义，汇给陈独秀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可是，过了一个星期，“仍不见江津省银行办事处寄回陈仲甫（即陈独秀）的收据”。

国库局还派员前来督查，催促尽早将钱交与陈独秀。江津办事处负责人又亲自去见陈独秀，陈独秀还是坚决拒收。

厄运中之幸运，最后的妻子陪他走完了最后的历程

如同政治生涯的坎坷曲折一样，陈独秀的情感世界也是缠绵起伏，让人捉摸不透。

陈独秀一生有过四次婚恋，他的一生似与“四”有缘：四次被捕，育有四子二女。1897年冬，陈独秀18岁时与高晓岚结婚。高晓岚长陈独秀三岁，为安庆统领高登科之女，因高与陈的嗣父陈昔凡熟悉，又门当户对，才有这门亲事。

高晓岚因自幼受继母虐待，虽是将门之女却目不识丁。她恪守妇道，足不出户，思想保守。两个人越来越没有了共同语言，夫妻关系日趋恶化。

说来也巧，比高晓岚小10岁的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是个新派女性，爱好文学，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学习，对姐夫陈独秀从崇拜到爱慕。

1911年，陈独秀在杭州与高君曼结为伉俪。这引起了全家的反对。嗣父陈昔凡认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比陈独秀干革命还难以容忍，骂他败坏门风，扬言今后不许他俩踏进陈家的大门。高家也认为两姐妹同嫁一人为礼教所不容。

离经叛道的二人凭着坚决“自由恋爱”的倔劲儿，不顾家庭的反对和舆论的指摘，陈独秀干脆带上高君曼私奔，从此形影不离。到1912年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时，他与高君曼住在安庆城宣家花园内，同高晓岚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

高君曼跟着陈独秀走南闯北，颠沛流离，初时尚能忍受，时间一长，总断不得埋怨争吵。1921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建共产党，无法顾家，家中三次被抄，陈也被捕过，高君曼已经无法忍受这种日子，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日渐淡漠。

据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后来说：“他们夫妇常吵，吵得厉害的时候，老要叫大叔（即汪孟邹）去调停。有一次大叔对我们说：‘仲翁脾气真不好，暴躁、性急。君曼总是哭号。其实，陈仲翁是黄茅火性，发起来，不可收拾，过一下，又好了，没事了。君曼也很强，不肯让。’”

陈独秀与高君曼之所以经常争吵，除了性格和生活琐事外，也因高君曼还听到了许多有关陈独秀在外面寻花问柳的传言。同时，陈独秀的执拗和对家庭的不关心终使二人渐行渐远。

1925年，高君曼彻底心灰意冷，带着孩子离开上海，到南京去住，那里有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购置的10间草房和几十亩地。

1930年，在三个子女惨死（陈延年、陈乔年被国民党杀害，陈玉莹得知消息后悲伤而死）后，高君曼一病不起，悲怆离世。

大约在1925年，也就是陈独秀与高君曼感情破裂之时，陈独秀去医院看病时认识了一个叫施芝英的护士（一说医生）。当时施芝英20多岁，正当妙龄，这引起了40多岁的陈独秀的注意。

二人超越年龄的界限，相互吸引，并秘密同居。但这段躲躲藏藏的恋情时间不长，可能是迫于党内的压力（党内同志都以为陈独秀失踪了），大约一年后便中止了。施也嫁于他人。

陈独秀被撤职后，心灰意冷地回到上海，隐姓埋名，在永里租界居住下来。在陈独秀的楼下住着一位叫潘兰珍的年轻姑娘。两人因同住一栋楼，不时会打个照面，时间一长，两人竟在眉宇间产生吸引，生出爱情。

潘兰珍，江苏南通人，1908年生于贫苦农家，较陈独秀小29岁。1931年前后，陈独秀与潘兰珍结为夫妻。二人婚后仅凭潘兰珍在烟草公司做工的微薄薪水度日，陈独秀一直未将自己的真实身份说出。

陈独秀被捕时，潘兰珍因和陈发生小争执已在一个月前回娘家去了。当她从报上得知自己的丈夫原来就是政府通缉已久、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总书记时，十分震惊。

陈独秀被捕后，为了不牵连潘兰珍，提议与她断绝关系，但潘却不畏艰险，立即收拾行装，赶赴南京。她到南京后租了一间小屋，就近照料陈独秀。

晚年的陈独秀贫病交迫，她不但不嫌弃，而且一直陪伴着他，料理他的生活。这是陈独秀晚年不幸中的唯一幸事。

陈独秀人生的最后四年光景，是他最为苦闷、孤独、痛苦、绝望的四年。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逝世。5月29日，《江津日报》上刊登了陈独秀的死讯，其中写道：“陈先生死得不松活，在床上拖了10多天才落气。”

陈独秀临终时嘱咐潘兰珍：“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潘分得了陈独秀的一部分稿费，另嫁他人，后丈夫也病故。1945年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上海，在浦东一所小学做炊事员，与18岁的女儿凤仙相依为命。1949年10月30日，在孤寂与病痛的折磨中，潘兰珍病故，年仅4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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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木辉语文视界

语文教学与研究。目前主要方向：语用规范、教材规范、课改理论、高考攻略、高考测评、高考语文题型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