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开国大典》因何一改再改?

文摘   2024-11-15 00:01   贵州  

转自:洞见史
 

来自:鸿渐风 




原题:一改再改的油画《开国大典》


油画《开国大典》曾经数次修改:第一次抹去高岗,第二次划掉刘少奇,第三次靳尚谊等人按照指示在临摹复制的《开国大典》上删去了林伯渠。每一次改动都能听见艺术在重压之下的喘息声,折射出一段变化的历史。

1951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中宣部、文化部的指示,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经过几个月的征集准备,画家们为这次展览拿出了近百件绘画作品,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体现共和国成立的气氛不够。于是,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批表现新中国的油画,其中就有巨幅油画《开国大典》。中央美院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董希文。

青年董希文

董希文生于浙江绍兴,曾在苏州艺专、杭州艺专等地学习过,后又到西南、西北地区学习创作。他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达3年之久,画作多次得到徐悲鸿等众多著名画家的好评。他擅长革命题材创作,人物画的本领是行内知名的。他几次为领袖、英雄画像,并参加过开国大典。由他执笔创作这幅作品,应该是找对了人。

董希文接到任务后,通过对开国大典的电影、摄影、图片资料的研究,认为资料里的领导人和广场上的群众不在一个图景中,不合乎自己的想法。在他的想象中,这幅画应该是新中国开国领导集体与广场群众同在一个画面的构图。他决定打破写实的限制,采用一种表现派和现实派相结合的大胆的艺术处理手法,按自己的理解去选择画面构图。

董希文先画了一张草图,并经常揣着这张画稿,征求美术界及文艺界人士的意见。草图上,董希文创造性的突破有两个:一个是除毛泽东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外,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里,而右边是广场群众,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有失平衡,但却能更好地突出节日气氛;另外一个是按正常规律,在毛泽东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大红柱子,但草图中被抽掉了,广场显得更为开阔。

为了慎重起见,董希文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在《开国大典》的创作过程中,董希文为了节省时间,他常在画室的椅子上过夜。由于房间太小,画幅上接房顶,下贴地板,作画时他得一会儿爬上房顶,一会儿躺在地上。

女儿董一沙说:“《开国大典》动笔以后,父亲常常是没日没夜地画。那时,他抽烟抽得很多,没半天工夫,烟灰缸就满满的了。在他画得入神的时候,喊他吃饭,都听不见,家里人都知道,这时候绝不能打扰他,只好先把饭留起来。”

1952年,董希文在北京西总布胡同一间普通的房间里,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就独立创作出了革命历史油画《开国大典》。他在谈到这幅画的创作时说:“在带有装饰性处理的这幅画里,尽力表现出富丽堂皇,把风和日丽的日子里的一个庄严而热烈的场面描绘出来。”

画面上,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中央,正在麦克风前庄严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背后站着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郭沫若等各界代表,他们胸前佩带着代表的红签,脸上呈现出聆听《公报》的激动心情。

《开国大典》在色彩的构思和运用上大胆地运用碧蓝、大红、金黄组成基调,用蓝、棕、绿调和。董希文谈到:“画天空,不论面积多大,最好一次涂好,为了将天空画得干净统一,或上下有意识的变化,天色最好用大碗预先调成上、中、下三层颜色,免得在调色板上拼拼凑凑调得很乱。而调上、中、下三层天色,又应先调上空色,中层色再加白粉或添点什么颜色就成下层天际色。《开国大典》的天空画得干净利落,明朗美丽之极。”

《开国大典》的成功,无疑首先在于题材的重大和思想的深刻。但要表现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性场面,如果画家没有深刻的感受,没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没有非表现不可的大决心和巨大的毅力,简直是不可能的。

《开国大典》作为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作为歌颂新中国成立的世纪杰作,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备受人们的关注。它问世后,《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人民美术出版社立即把它印成年画和各种美术图片大量发行,印数达100多万张,并收入当时的中小学课本。

《开国大典》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这幅画展出后,在艺术界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徐悲鸿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董希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应得一百分。”但他同时也以西洋油画的传统标准做了后半句评价:“也应扣掉五分,因为缺少一点油画特色。”

这里所说的“缺少一点油画特色”,是指这幅画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中国传统画的手法和风格。但这恰恰被很多画家认为正是《开国大典》的成功之处。如果按传统油画用光和设色的手法去创作,这幅画就不会有这种热烈的气氛。

作为一幅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主题的绘画作品,《开国大典》无疑是成功的,因为它形象地揭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的新世纪。但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画中人物的命运决定了此画的命运,同时又牵涉到画家的命运。随着运动风向的变化,《开国大典》这幅画被迫数次修改,这在绘画史上是少见的。作者董希文因这幅作品而声名鹊起、名扬全国,也因这幅作品而在文革中遭到打击迫害,饱受磨难。

董希文(中)给学生讲课


《开国大典》完成后才三年,就发生了“高饶事件”。作为国家副主席的高岗于1954年初被撤销职务,8月自杀身亡,此后又被开除出党。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求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将画面上的高岗形象抹掉。

董希文1954年第二版《开国大典》没有了高岗


《开国大典》中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因为高岗站在前排最边上,为了不使画面损坏,董希文在其它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的画像。

文革开始后,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革命博物馆通知董希文在画面上去掉刘少奇。

董希文1972年第三版《开国大典》删掉刘少奇,补全了在后排的董必武


这个修改工程就更难了,因为不是简单地去掉一个人,而且要另外补上一个人,还要牵动旁边的人。更为难的是,董希文此时已经得了癌症,手术后虽然情况尚好,但体力衰弱,实在难以负担这样繁重的精神和体力劳动。然而他仍然抱病奉命到博物馆亲自进行修改,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很遗憾,等到刘少奇得到平反昭雪之日,董希文已不幸逝世,他再也不能亲自在《开国大典》上恢复刘少奇的形象了。

文革后期,又有人想抹掉画面中的林伯渠,因为他在延安时曾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这时董希文已去世,就找到了靳尚谊,靳尚谊不忍修改原作,就重新复制了一幅,这是此画的第四稿。

靳尚谊

文革后,随着刘少奇的平反,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征得上级同意,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但董希文的原作因在文革中蒙受不实之词的连累,作了很大的改动,难以恢复原貌,董希文家属也不同意在原作上再改动。

阎振铎(左)、叶武林(右)


博物馆只好委托著名画家靳尚谊修改,当时靳尚谊忙于其他事情,便推荐了北京青年画家阎振铎、叶武林。他们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画上了刘少奇和高岗。


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里所见到的《开国大典》(复制品),而原作则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画库里。

按: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是胜利者任意玩弄的妓女……

邓木辉语文视界
语文教学与研究。目前主要方向:语用规范、教材规范、课改理论、高考攻略、高考测评、高考语文题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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