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心甚悦之的文学驿站
“文化大革命”在文艺领域展开的大批判包括：
一是文艺界的各级领导及各文艺团体和刊物的负责人纷纷被打倒；全国文联、作家协会和其他文艺团体遭到解散；文艺刊物被迫停刊，全国只剩一个《解放军文艺》；文艺工作者有的被打倒，有的被下放，有的被关进监狱，失去了创作的自由，受尽人格的侮辱和精神的折磨，许多作家、艺术家被迫害致死，整个“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文艺部门的知名人物就有一百多人。
二是许多优秀的中外名著被列为禁书，许多文艺作品被打成“毒草”。十七年的《保卫延安》《刘志丹》《青春之歌》《小城春秋》《红旗谱》《三家巷》《苦菜花》《红岩》《红日》《三里湾》《山乡巨变》等著名小说，都被说成是“毒草”，遭到批判、禁锢，甚至焚毁。
三是将“双百”方针、调整政策影响下产生的文艺理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批判为“黑八论”。“文艺黑线专政论”是江青《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主旨，从理论到创作到文艺界领导乃至到整个文艺界队伍都被全盘否定。“文艺黑线”的罪名抹杀了建国后几乎所有的文艺工作者和文学作品，造成了“文革”十年的文化沙漠。
“文革”期间在文艺领域内进行大批判的同时，批判者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学理论和创作模式，主要是：“根本任务论”一一强调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主题先行论”一一认为创作应先确定主题思想，然后再根据主题思想确定人物和情节；“三突出原则”一一强调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这样，批判者在批判既有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同时，也旨在建立他们设想的无产阶级文艺的新模式。他们强调工农兵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作主体和表现主体，因此渗透着“文革”情绪的所谓群众文艺和工农兵作者得到大力扶持，工农兵作者被认为是思想立场坚定、最能突出政治和兴“无”灭“资”的力量。他们进行的理论批判和文艺创作往往也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或集体形式来完成，表面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实际上却不遵循艺术的创作规律，创作公式化、概念化、模式化、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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