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会议期间，有人看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经到彭德怀那里去串门，这本来是同志间的正常交往，可就是有人把它当作问题煞有介事地反映给毛泽东，大概是表白自己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吧。

毛泽东就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其实，张闻天、周小舟根本与军事无关；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是总参谋长，他们交往密切是很正常的。

当时给彭德怀戴了几顶帽子，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总路线、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动”，“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纲领”。彭德怀是“漏网的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是“里通外国”“与苏修反华相呼应”。

彭德怀从维护大局出发，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承认“客观上起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作用”，“造成严重后果”，但始终不承认“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里通外国”。

黄克诚是7月17日才到庐山的。19日，黄在小组会上发言，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彭德怀的观点差不多。

于是有人批评他，他蒙了。当晚，他跑来找我，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前一段会议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些话我还是要说。23日，毛泽东讲话后，黄克诚同许多人一样，思想不通。

当晚，周小舟、周惠、李锐一起到黄的住处，议论毛泽东的讲话。周小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还说：“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劝他们，有意见应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不要随便议论。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就成了他们背后进行反党活动的证据。

黄克诚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

他在基本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以后，着重讲了缺点、缺点的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他肯定彭德怀的《意见书》，说：“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是肯定了成绩的。

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他强调“现在的问题是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的问题的一面。”

他指出：“总结经验时，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

张闻天的发言材料翔实、观点鲜明，论述有理有据，讲后反应很大。后来把张闻天的这篇讲话说成是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全面系统地发挥”。

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

我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他，就会有人说我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去了。

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加上他过去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面前说话不太拘谨。在庐山，开始他比较活跃。

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

周恩来听到议论，问我这是从哪里传出的话。我告诉周恩来，听说是周小舟讲的。周恩来就让我转告周小舟，不要再传这个话了。

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发以后，周小舟在小组会上表示赞同。23日毛泽东讲了话，周小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

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

（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

（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

（三）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

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

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

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评“三面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会使人泄气，担心“左”派队伍守不住阵地，有人就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要求毛泽东出来讲话。

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进行反击。

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事先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刘少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乔木谈话，表示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在小范围内批判，总的部署还应继续纠“左”，《记录》要争取发出去，让下面继续纠“左”。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意见，胡乔木说这已经不可能了。

周恩来担心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彭德怀。

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彭德怀的《意见书》谈自己的看法，言辞比较缓和，还没有讲完，就被打断，指责他“隔靴搔痒”，弄得朱德下不来台。

林彪调子最高，说彭德怀“这回是来招兵买马的”，“想当大英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又说这次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消除了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隐患和避免了经济上出现大马鞍形。林彪的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

邓小平、陈云因病留守北京，没有参加庐山会议。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会后，从中央到基层全面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党员和干部。

保护“秀才”过关

庐山会议期间，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由于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并私下对“三面红旗”有所质疑，被卷入到批判当中。

最初由彭真提议，几位中央常委也同意，最终保护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过关。杨尚昆在这期间为此做了一些具体工作，他给我们简略讲了讲这个情况。

在上庐山的路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对1958年以来的形势就有一番议论。

“秀才”们说话百无禁忌，尽管他们在思想上也不可能不受“左”的影响，但他们面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却不能不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

会议开始不久，“秀才”们开始接受起草庐山会议记录任务，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总结“大跃进”的教训，继续纠“左”问题上。

当时，田家英曾把他在四川调查中反映浮夸问题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参阅，引起四川省委负责人的不满；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发言时，还同四川省委的那位负责人发生了争吵。

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以后，“秀才”们都反映写得不错，同他们起草的《记录》基本观点相同。有的组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提出批评，田家英、吴冷西还作了解释。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后，风云突变，这对“秀才”们如晴天霹雳。有人批评田家英反映四川问题是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人批评吴冷西和彭德怀一个鼻孔出气，“犯了路线错误”。

使“秀才”们最担心的是他们在会下议论过的一些“私房话”，如果泄露出去，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秀才”们私下议论过的“私房话”还是传出去了。

田家英

当时，会议除集中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开火外，那些曾经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观点的人，也无不遭到严厉指责，批斗范围有进一步扩大之势。

彭真就来找我商量，提出要保护“秀才”。为此，彭真、薄一波和我专门找李锐谈话，要他到此为止，不要再扯宽了。我把这个意思向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汇报，他们也表示同意。

随后毛泽东分别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话，批评“秀才”们前一段表现不好，方向有些不对头；同时又要他们不要过分紧张，要夹着尾巴做人；还说过两天向会上打个招呼，下“停战令”，对“秀才”们挂“免战牌”。

我到“秀才”们的住地，告诉他们：主席已经要我向各组组长打了招呼，要他们集中精力开好八中全会，不要再提“秀才”们的事情，你们可以放心了。

8月11日，毛泽东在八中全会上作长篇讲话，对彭德怀等同志作了系统的批判，同时也讲了要“保护秀才”。

他说军事俱乐部那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他还说“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就正式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保护过了关。

但是，庐山会议后，中央根据庐山会议对“秀才”们的揭发材料，仍决定对他们立案审查。

10月，彭真两次找“秀才”们谈话，核对材料。几位“秀才”也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和申辩。

10月17日，毛泽东找四位“秀才”谈话，说你们在庐山的表现不好，但不属于敌对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是属于基本拥护总路线、但有错误观点或右倾思想的人。至此，事情宣告结束。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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