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四届人大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党中央正在准备四届人大的文件。九一三当晚22时40分,秘书突然进来请正在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接电话。周恩来压低声音问:一定要我去?秘书点点头。本来福建厅有电话,但电话没有加密,周恩来明白事情紧急,站起身,做了一个表示歉意的手势,走出门,讨论停了下来。
电话是张耀祠(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打来的,说张宏(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从北戴河打来电话:林彪的女儿林豆豆来部队报告,叶群和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20时已调来了专机。
周恩来让张耀祠告诉张宏,派人密切注意动向,及时报告,不要鲁莽行动。又问张耀祠在什么地方(实际上是问毛泽东在什么地方,因为张耀祠专门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张耀祠说他在中南海游泳池。
接完张耀祠的电话,周恩来首先与吴法宪、李作鹏通了电话,证实山海关确实有一架专机后,他决定约上汪东兴,一起去毛泽东那里。因为林豆豆报告说林立果要轰炸中南海,所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完情况后,建议毛泽东立即转移到人民大会堂118号厅(这是毛泽东召开会议、会见外宾和休息的老地方)。
据张耀祠回忆,256号三叉戟飞机还没有起飞时,毛泽东就到了人民大会堂118厅。周恩来回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后,宣布今天的会议结束,政治局的同志留下,其他人员请回(实际上是把总参谋长黄永胜控制在身边)。周恩来查问三叉戟飞机后,吴法宪主动向周恩来提出到西郊机场看一下,周恩来同意了。
空军指挥所是白云(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值班,他看问题重大,打电话把梁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从天安门游行排练现场叫了回来。这时,王辉球(空军政委)、邝任农(空军副司令员)、薛少卿(空军副司令员)等相继来到指挥所。大家都表情严肃,也有些不知所措。
13日零时刚过,周恩来把李德生叫到电话间,说林彪要乘飞机逃跑,要他立即赶到空军指挥所,24小时不要离开。同时,周恩来派杨德中(中央警卫团政委)去“陪”已经到西郊机场去的吴法宪。
零时40分,在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8分钟后,空军指挥所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中央决定,派总政主任李德生同志立即到空军指挥所,代替总理全权指挥。其时,李德生已经是北京军区司令员了……
据白云回忆:当时我叫参谋长梁璞来,一起分析一下情况,要不要打下来?当时也不知道飞机上都有谁?也没办法查。我们全蒙在鼓里,只有李德生心中有数,但他不说,请示总理也不让拦截。过了一个多小时,技侦八团报告,听到蒙古人通话,温都尔汗有一架大型飞机失火掉下来了,这是最早得到的飞机爆炸的消息。技侦八团因此被记功。李德生问,有没有可能失火掉下来?我说不可能,可能撞山。李德生说,给大使馆打电话,到现场看看。
尚登峨(空军航行局局长)与被三叉戟飞机丢下的第一副驾驶陈联柄通过电话。陈联柄和没上飞机的机组人员也不知道飞机上都有谁。康庭梓(第二副驾驶)在三叉戟飞机起飞后,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反复问姜作寿(八三四一部队的大队长),飞机上都有谁?姜作寿不说。
山海关机场的警卫和叶群的司机小穆都看见林彪上了飞机,但警卫不知道是林彪,说是一个“秃老头”,一个“胖女人”。现在看,只有八三四一部队在北戴河的领导张宏和姜作寿以及林豆豆、张清霖和林办的工作人员知道林彪上了飞机。北京这边,也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及张耀祠、汪东兴等极少数人知道。9月14日,空军领导才从李德生嘴里得知林彪在飞机上。
据尚登峨回忆:我被叫到指挥所时三叉戟飞机已经起飞了。9月12日下午,胡萍(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交代,林彪飞机要到山海关,林彪要动一动,阶级斗争很复杂,还要派一些飞机,你要掌握一下。
23时多,我处理完西郊机场申请去广州的航线,刚回到家,值班的领航参谋傅本理打电话问,司令员来电话,问山海关的飞机是什么飞机?谁飞的?我打电话请示胡萍,胡萍说你别管了。
既然不让我管,我就睡觉了。突然,电话铃响:山海关的飞机强行起飞。就潘景寅(专机师副政委)一个人。再重复一遍!
这时三叉戟飞机起飞还不到5分钟,我吓了一大跳,赶快起床。平时到指挥所要10分钟,这次我五六分钟就跑到了,马上给山海关方面打电话。副驾驶陈联柄沮丧地说,潘景寅一个人把飞机飞走了。什么?一个人?我们机组有5个人没上去。你慢点说,飞机上还有什么人?除了潘景寅,还有3个机械师。
不可能?我不相信,反复问了好几遍。我是飞行员出身,吃飞行这碗饭20多年,军用运输机必须两个飞行员,只有一名飞行员就飞上天,还从来没有先例。我吓坏了,这是林彪的专机呀,怎么一个人就飞了?
机组都有谁?你现在身边还有谁?陈联柄说,潘景寅把机械师叫起来加油,等调度室老李叫我们起床时,飞机已经滑出,没来得及加油,也没有到调度室办手续,就起飞了。
这时,参谋长梁璞上来了,我让陈联柄直接向他报告。梁璞叫我下去向李德生报告。李德生仔细询问了潘景寅的情况,什么时候入伍?什么时候入党?“文革”以来的表现怎样……有些我能回答,有些我也答不了,我就问西郊机场。我一边回答李德生的问题,一边死死地盯着标图。虽然还搞不清楚往哪里飞,但越看越不对劲,脑子里热乎乎的,像烧开了一锅水。问号很多,当然不敢说。我嘀咕最大的是潘景寅怎么一个人就飞了?飞机上还有谁?根本没想到林彪在上边,一点也没想到。
原来申请的航线是广州、重庆、东北,现在既不是广州,也不是重庆,怎么往蒙古方向飞?那一段国境线上除赤峰有个机场,再没有可降落之地呀!我忽然想到,周宇驰前几天要过航图,经副参谋长王飞同意,我给了他,并按照他的要求用红笔划出山海关到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哎哟,是不是劫机?一股不祥的预感顿时弥漫全身,我马上向参谋长梁璞报告。梁璞让我再画出一张同样的航图,交给李德生。
据朱秉秀回忆:那时指挥所里很有意思,你注意观察,副参谋长白云代理梁璞在指挥所,没事人一样,特别轻松;梁璞来得晚一些,也“趾高气扬”,大声说话。王飞来得更晚,跟在李德生后面进的指挥所。看样子他心里有鬼,话都说不出来,手直哆嗦。我虽然不知道三叉戟飞机上有谁,心里还是有点数,当然不敢往林彪身上想。9月14日下午,总理叫李德生去人民大会堂开会。21时,李德生回来,笑着对大家宣布,这是件大好事,飞机爆炸了,但空军指挥所的一般工作人员依然不知道三叉戟飞机上都有谁。9月28日,李德生正式传达时才知道。
空军参谋长梁璞望着雷达荧光屏上的三叉戟飞机,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李德生问,有什么特点?梁璞说:第一,三叉戟飞机没在航线上,就像火车没在轨道上,飞的不是国际航线,国际航线要向华北,通过二连浩特;第二,方向朝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飞行高度只有3000米,耗油量比高空增加许多,但这也正是躲开夜航歼击机的有效办法。
梁璞不知道飞机上都有什么人,焦急地问怎么办?他建议打下来。梁璞和吴法宪通了几次话,并多次请示李德生,是否对三叉戟飞机采取什么措施?歼灭师有值班飞机,如果将其击落还来得及,再拖延下去,附近机场的战斗机就追不上了。事不宜迟,李德生打电话请示周恩来,要不要派飞机拦截?周恩来说,在你之前,吴法宪也请示过。
9月13日1时12分,256号三叉戟飞机飞过赤峰附近,吴法宪打电话给周恩来,说飞机的方向不对头,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向河北,进入内蒙古,要不要拦截?并提出了拦截方案(后来,吴法宪解释,我说的拦截,不是打下来的意思,而是要截回来),周恩来说不忙不忙,这要请示主席。
据朱秉秀回忆:空军指挥所一直很紧张,打不打?做备降准备,有好多事要做。刚有点闲,直升飞机又上去了,又开始紧张。这回坚决命令打,直升飞机速度低,打也困难。
据张耀祠回忆:256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后,周恩来总理到主席住所作了简要汇报,问怎么办?打不打?还在射程之内。主席说,这架飞机不能打,不能拦截。据汪东兴回忆:当时是吴法宪打来电话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我报告了主席和总理。要拦截下来,可不得了,会在全国造成不好的影响。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拦截专机,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把这架专机放过去,这是毛主席的意见。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去吧。周恩来向吴法宪传达了毛泽东不要阻拦的指示。
周恩来问吴法宪,飞机到什么地方了?吴法宪回答,离中蒙边境还有100多公里,高度3000米……其它雷达都是短程,只有傅英豪研制的541雷达能跟踪出去,所以雷达掌握不连续。出境后,目标的高度下降,判断三叉戟飞机想找地方迫降。据梁璞回忆:出境前,三叉戟飞机在边境上空绕了一圈。
这有些让人想不通,到了国境,要逃还不快逃,为什么还要绕上一圈?张耀祠说,当时没想到摔在温都尔汗,猜测是飞行员不想飞过去,也可能是油不够了。凌晨1时55分,256号三叉戟飞机终于从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飞入蒙古境内,并逐渐降低高度。
三叉戟飞机在雷达光屏上消失后,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代表他发布一系列调动军队的命令,直接控制全国的局势。周恩来指定叶剑英处理善后问题及战备事项,并让他转移到玉泉山9号楼待命,叶剑英连夜向秘书交代,准备军用地图和卡车,马上搬家。
周恩来说,如果林彪不摔下来,可能要到苏联发表广播讲话,所以空气很紧张。另外,还要严格保密,那时街上还有祝林彪身体健康的大标语。周恩来不让清理。
据军委总机人员回忆,那段时间,周恩来要电话比以往都多,也特别急,大多是亲自讲话。9月12日晚,短短几小时,他要了20多个电话,声音都沙哑了。13日凌晨1时,军委一号台值班话务员刘淑英按周恩来的要求,几分钟内把休息和没有休息的各大军区司令员都叫到保密机前,交代说不要离开,总理随时要和你们讲话。
9月13日凌晨至下午,周恩来亲自向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通话,从现在起,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各地空军一律听从大军区司令员的指挥,关闭全国所有的机场,避免再有飞机外逃,或有人调动飞机来北京危害中央。总之,要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说,他刚入睡不久,电话就急促地响起来,是总理的声音。你是曾思玉同志吗?报告总理,我是曾思玉。庐山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你听清楚了吗?报告总理,我听清楚了。你们立即进入指挥所,紧急备战,你们少数同志知道就行了,封闭所有机场,你听懂了吗?我听懂了,坚决照办。
曾思玉马上通知刘丰(武汉军区政委)、李化民(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和唐皎(武汉军区管作战的副参谋长)。十多分钟后,曾思玉到达指挥所,通知萧前(武汉军区空军政委)关闭所有的机场,实行禁空,把拖拉机、汽车停在所有机场的跑道上。
张国华(成都军区政委)接到周恩来同样的电话,他弄不清是谁跑了,又不敢核实,猜是吴法宪。打电话问曾思玉。曾思玉说,不是那个“胖子”(吴法宪),是那个“瘦子”(林彪)。张国华大吃一惊。
周恩来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布置完任务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叶剑英共同拟定了向全军发出紧急战备的指示:9月13日4时至5时,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研究部署应付各种情况的措施。
上午9时,周恩来吃过饭,约军委和总参作战部的同志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作战部参谋铺开地图,周恩来和大家共同分析由于林彪外逃可能发生的情况,重点是应付国外势力的入侵,并研究部署各种应变措施,调整部队部署。
9月13日22时15分,空军司令部送来报告:18时04分,蒙古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2时30分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起火坠落,因此,从18时起进入一级戒备。周恩来立刻将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并就紧急战备部署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附上空军司令部的报告。
周恩来在信中说,现呈上政治局与总参共同拟定的紧急战备指示,参加者有春桥、文元、永胜、法宪、登奎(德生去空司指挥)及张才千、阎仲川、王新亭、彭绍辉、陈继德五位副总长和我,请主席审批。附上两张情报,值得一阅。也许三叉戟飞机逃出去真烧死了,也许是敌人迷惑我们。今(13日)凌晨6时30分迫降的直五飞机,被坏人打死一,自杀二,活着二,文件材料甚多。
卫士劝周恩来休息一下,他答应了,坐在北小厅的沙发上闭上了眼睛。10多分钟后,周恩来叫卫士进去,说睡不着,继续翻阅文件,不时接到各方面的电话,但却一直没有林彪专机的消息。9月14日11时,连续工作了40多个小时的周恩来在卫士的一再劝说下,才服了安眠药,很快睡着了。
9月14日午夜,周恩来开始分批向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和军队系统的主要领导通报林彪外逃事件,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事件的经过。嘱咐各单位的领导要把握住本单位,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周围,制定防范措施,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
“九•一三”事件时,空军有两架飞机外逃,一架三叉戟飞机,一架直升飞机,党中央对这两架飞机的处理截然相反。对于9月13日3时多起飞的直升飞机,毛泽东果断命令打。而为什么对256号三叉戟飞机“大撒手”呢?为什么不用歼击机使三叉戟飞机迫降,怎么也不能让它“畅通无阻”地飞到国外去呀?
据当时在空军指挥所的目击者回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已经下令让附近机场的航空兵部队和导弹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准备随时击落256号三叉戟飞机,但始终没有下打的命令。吴德曾问过周恩来,怎么不打下来?周恩来说,不能打,打下来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虽然吴法宪和梁璞都提出来拦截,但真正落实到打,怎么打?吴法宪说拦截是一种政治表态,专机叛逃,空军司令员的责任非同小可。如果上边说打,我先组织力量,打得了打不了再说。
据朱秉秀回忆:
吴法宪弄不懂,对付直升飞机我们有手段,打三叉戟飞机,从技术角度看当时没有手段,我们作战参谋没有提出来打。真正落实打,技术上不好解决。当时夜航大队的飞机都是歼五、歼六,没有装备空空导弹。配有空空导弹的飞机不在引导范围。而且歼击机起飞不那么简单,要有准备的时间。三叉戟飞机的速度并不比歼击机慢,拦截也不大可能。地空导弹可以守株待兔,但那时中国的地空导弹主要是打台湾的美制U-2高空侦察机,都是2万米的高度。而三叉戟飞机高度太低,无线电跟踪不到,导弹无法制导。看样子,林立果一伙事先仔细研究过航线,考虑过如何躲过地空导弹和空中歼击机的打击。三叉戟飞机自己建立的那条航线,沿途基本上没有机场,也没有地空导弹部队,又是茫茫黑夜,根本不可能拦截到。
有人怀疑是不是我们在边境打下来的?甚至越境打下来的?吴德说,我们没有打,飞机出境后,我们的雷达很快丢了目标。飞机进到蒙古纵深,边界都看不见了,肯定不是我们打的。
据吴德回忆,9月13日凌晨2时多,我被电话惊醒了,总理叫我到人民大会堂。我到人民大会堂时,总理正在给各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
总理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向蒙古方向去了。有的不明白,总理就着急,你们还不懂吗?我立刻就明白了。总理打完电话,对我说林彪外逃了。雷达跟踪到蒙古境内200多公里后,飞机不见了。我说,怎么不打下来?总理说,打下来就说不清楚了,北京军区要紧急备战,另外有一架直升飞机从沙河机场起飞了。方向也是蒙古,准备迫降它,你们要把北京市郊区、各县民兵紧急动员起来,监视飞机的降落地点,要让卫戍区派部队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防止再有飞机外逃。我提出,战备问题只跟我一个人谈不行,是否让北京军区和卫戍区的负责人来一起谈。总理同意,我马上通知陈先瑞(北京军区政委)和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吴忠的秘书接到通知,周总理要紧急召集北京市和北京卫戍区主要负责人开会,不到10分钟,刚从梦中惊醒的吴忠就坐车到了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说:“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严重事件,国内外会有什么反应?会出现什么样后果,现在还无法预料,毛主席已经作好了应付最坏情况发生的准备。现在我宣布,毛主席、党中央决定,首都立即进人紧急战备状态,指定吴德、吴忠负责,对林彪外逃事件要严格保密,你们要对毛主席、党中央负责,绝对保证毛主席、党中央和首都的安全,卫戍区要派部队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要严格保密,没有中央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和降落,防止再有飞机外逃。
周恩来最后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从现在起,你们只对我负责,向我直接报告,在发生突然情况时,可以临时处置,先斩后奏。”
当时强调保密,下边不知道情况,执行任务时老有人问,很不好办。最后经周恩来同意,召开卫戍区师以上干部会议,空军司令部也在空军大院召集师以上干部会议,捅破了窗户纸,与会者都大吃一惊,林彪是副统帅啊,怎么说跑就跑了呢?
林彪之死,一方面使毛泽东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身体状况急剧变差;另一方面国家第二次失去了原定的接班人。
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副统帅深夜出逃进而机毁人亡,怎么向党内党外交待?又如何面对国际观瞻?
这些都成为避无可避亟需解决的问题,但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为被打倒的元勋们平反复出奠定了法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