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是中共成功进行革命动员的一把利器。然而，一旦上级形成误判，激烈土改造成的扩大化亦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事实证明，土改演化成土改加整党后，在一些地区导致了基层政权的“塌台”。

李新

李新先生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老前辈。建国之初他已做到西南局秘书长这样的部级高官，但很快就自愿去人民大学从事教育工作，后又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翻读《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感觉就像是一个耿直而有趣的老人将那些刚刚逝去的往事向你娓娓道来，就像从“一二•九运动”开始参加革命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是从学潮、抗日、革命的潮流中一路走来；不一样的则是他以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记录了许多不为人知不为人道的史事。下面的叙述就是其中一例。

1947年，时任河北永年县委书记的李新，在参加完延安的全国土地会议后返回永年视察农村工作。刚到一个村子，一位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就赶来哭哭啼啼哀求他：救救孩子，孩子烧了几天，没有医生，没有药！李新听罢皱着眉头向另外一个农民模样的村干部问道：医生呢？药铺呢？村干部无奈地回答：上次土改复查，说我们这里不彻底，于是大伙把药铺中的东西分了，连药都分了。没了药，医生只好走了！李新着急地追问：那能不能让村干部们把医生和药都找回来呢？对方低下头说道：整党中村干部都躺倒不干了，我尽力而为吧！

五四指示

为何土改整党竟然搞到“药铺平分，干部躺倒”的局面呢？此事还要从1946年的“五四指示”说起。抗战胜利后，各根据地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农民搞减租减息、清算、反汉奸和反黑地。随着群众运动的节节升温，他们最终冲破了减租减息的政策藩篱，开始分抢地主们的土地。因此，一道难题摆在了各根据地领导人面前：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冷冻群众运动坚持减租减息政策呢，还是打破政策界限发动群众继续高歌猛进？

1946年4月中旬，中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首先向中央报告了华中的情况：淮安县石塘区数千农民集体进城，拘押地主回乡，清算剥削账。中央负责这一工作的刘少奇立即表示：目前的算账运动可以针对大地主、恶霸及汉奸化了的地主，但不要普及到中小地主和富农。听罢指示，邓子恢赶紧电令华中各地要冷静，“不能引起地主阶级恐慌”。可听了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薄一波和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的汇报之后，刘少奇意外地发现，原来冀晋鲁豫、山东等地竟然和华中根据地一样，农民普遍开始夺取地主的土地了！政治上极为敏感的刘少奇，与中央其他领导人商量之后，随即改变了前此的观点，认为：我党不能不拥护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行动。这下可弄得邓子恢手忙脚乱了，刚刚电令群众冷静的他又急忙发电报：华中群众目前要大胆放手，不能束手束脚。

不过土地问题毕竟“兹事体大”，中共中央领导人还是为此在1946年5月4日开会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这次会议的结论后来被称为“五四指示”。此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康生、林伯渠、徐特立等人。当大家得知各根据地农民纷纷夺取地主土地的情况后，他们头脑中大革命失败时的痛苦记忆马上就被唤醒了。在他们看来，当年大革命失败，就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压制了工农运动，特别是压制了湖南农民运动。于是毛泽东等人都表示一定要支持农民。刘少奇也赞同上述看法，但他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心：我们现在虽然在各地与国民党发生冲突，但最终还是希望和平，可一旦允许农民夺取土地，可能会影响国共关系与国际关系，甚至会导致内战啊！这确实是个两难问题，因此讨论的结果就是既要表示完全支持农民夺得土地，又对这种行动加上一些必要的限制。为了照顾当时的国共关系，大家还决定“五四指示”暂时不要公开宣传(杨奎松：《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295页、298页)。在这样的指示下，很快东北等地就开始允许农民用清算的名义向一切地主阶级取得土地了。

然而形势比人强。5月下旬，由于四平战役失利，毛泽东决定在山东地区回击国民党。6月1日，中共中央第一次作出了“全国内战不可避免”的判断。大战一触即发，可中共中央对运用激烈的土改方法却又犹豫起来。毕竟这时毛泽东还是希望以战促和，基本思想是想和而非想战。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五四指示”中一些鼓励农民激烈行动的提法似乎不甚妥当。加之当时许多地方的土改发生了过火现象，且中间派人士怨声载道，于是他开始尝试在各解放区采取赎买的方式来进行土地改革，这意味着土地改革放缓了步伐。

对于实行和平赎买土地的政策，各解放区的领导人多表示怀疑。冀晋鲁豫中央局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他们表示，“抗战胜利后各地农民通过减租减息、清算等方式已经基本把土地平均分配了，何须再用和平赎买的方式呢？”为探究竟，中共中央便派康生等人到陇东试点区去实际蹲点考察。1946年12月25日，康生进驻庆阳县高原区六乡王家原村，他发现新堡区干部的办法是下去把地主叫来，然后询问地主：“现在有一个条例要征购你们的土地，你们的意见如何？”更有甚者，环县一个地主土地十一顷，其中三顷是通过典当得来的，三顷是通过高利贷债务得来的。当地干部把这六顷土地分别退还给原来的所有者，结果使得一户地主变作了三户地主。康生对此大为不满，他认为和平赎买政策是一个由上而下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而事情要搞好，就必须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用他的话说就是“成为群众运动，用群众斗争的力量，去取得土地”。可是康生发现，即使采取这样的办法，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农民缺少土地。经过当地农民的提醒，他才知道，县政府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还占着三百六十亩好地，于是便要求县政府拿出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这下可苦了县政府，他们埋怨道：这些土地分给农民，全县的教育经费从哪里来呢？除了四处奔波、忙于寻找剩余的土地之外，康生还很关注土地改革对于改造党政群各个组织的作用。他向一位村干部询问党员党组织情况如何，村干部回答：“党员啊，我去年已经负担了一个，今年无论如何不能再负担了！”发展党员居然像交纳公粮一样成了农民负担，康生自然非常疑惑。村干部接着解释道：“当党员要耽误生产时间去开会，还要做工作，又没有报酬，谁都不愿意当啊！”还抱怨说：“村干部不富裕的家庭当不起啊，上面派干部下来我们招待不起啊！”康生听罢心生一计道：“那就这样，让富农当村长，花他们的钱；让贫农当副村长，替大家做事情！”(《康生同志关于群众的报告》，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编号：572-1-170-3，第21-22页)

这次调查尚未结束，1947年3月胡宗南的军队占领延安。中共中央决定一分为二，以毛泽东为首的部分人员继续留在陕甘宁根据地，以刘少奇为首的一部分中央领导人退往晋西北等安全地区。这时因战局吃紧，毛泽东忙于全国范围内的军事指挥，无暇顾及土改，便由刘少奇负责这项工作。很快刘少奇到达晋西北地区，经过一路走访并听取汇报，他发现晋绥地区实行“五四指示”后很多贫苦农民依然衣食无着；而冀晋鲁豫一些地区突破“五四指示”的框架，采取了更激烈的土改行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赤贫问题，还大大提高了农作物产量。这些情况大大刺激了刘少奇，与此同时，他从当时晋绥分局领导人的汇报中得知，晋绥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由上而下都问题多多。熟读联共布党史纲要的刘少奇马上将其归因为党内不纯，并提出土改不彻底是因为干部自上而下阻挠所致，必须整党。(《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65-68页)

1947年4月，刘少奇由晋绥地区来到晋察冀，随即在这里派驻工作团进行试点调查，获取了土改整党的经验。紧接着，1947年7月至9月，他在河北省西柏坡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这个会议决定实行更加激进的土改政策——土地平分政策。除此之外，会议还大张旗鼓地决定由上而下进行整党，实际整顿的重点就是村干部。当时各地是派驻工作队进村组织贫农团来进行土改整党工作的。

此后各地的土改整党更趋激进，中国农民的“创造力”也得到惊人的展示。在冀晋鲁豫地区，农民发明了对付地主的“望蒋杆”。所谓“望蒋杆”，就是在场子中央竖一根十几米高的杆子，把绑着胳膊的被斗者滑上杆顶，下边的人问：“看没看见老蒋？”上边的人喊：“没看见——”下边的人就喊：“娘的，没看见就再升一回。”说着把绳子一松，杆上的人就“砰”地摔了下来。接着又把人拉上去，又问：“这回看没看见老蒋？”上边的人不敢回答没看见了，只好说：“看见了——”下边的人就喊：“还真盼着老蒋来哩！你下来迎他去吧！” 说着又一松绳子，上边的人又摔了下来。早在1946年夏天李新刚到永年县任县委书记时，就曾遭遇类似事件。当时永年县群众召开处决曾任日本宪兵大队大队长宋品忍的斗争大会。一大娘因儿女双双被宋所害，故对宋仇恨甚大。大会刚一开始，她便走上前去掏出一把刀，将宋的右耳齐齐切下。李新看到这里觉得不妥，去电话请示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要求枪决宋品忍，不必施行肉刑。他刚刚得到薄一波的肯定答复，回到会场发现，宋品忍早已被挫骨扬灰。全国土改会议之后这种情况更趋普遍，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共对地主采用的统战政策称为“一打一拉”，本意是打击地主后还要团结他们，现在经由农民们予以创造性地理解为：对地主先施一顿棍棒，名之曰“打”，再放到田地里套上牲畜拖拽，名之曰“拉”(李耀宇：《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216页)。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土地被分掉了，商铺和药铺也被分掉了，很多村干部也都躺倒不干了。

幸运的是，由于陕北领导人习仲勋等人的报告，土改整党的种种过火情形，很快为毛泽东获知。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改弦更张。1948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的工作指示》，决定纠正土改整党前此的种种错误。从此各地土改整党的过火现象开始慢慢得到遏制。土改落潮不久，韩丁在《翻身》一书中讲到过一个例子：1948年2月，山西潞城县张庄土改整党之初县委召开会议，会议遵循上级指示，认定当时村干部绝大多数都为地富反革命分子或不纯洁分子窃据。随后遵循这一指示的工作队，刚进村工作不久就遭遇一起“奇袭”事件。工作队中年龄最小的张全，一天在天黑以后返回区公所，忽然有人从背后窜出来，将他撂倒，掐住他的脖子。幸好被人听见，凶手便匆匆逃离了。这下整个工作队愤怒了，虽然缺乏确凿的证据，还是认定平日作风不好的村干部是此案的罪魁祸首，因此将他们押送给派出所。然而不久上级对村干部看法的指示发生改变，县委的态度也随之一变，严厉批评工作队在这一案件上犯了过左的错误，命令他们立刻释放这些村干部。这一转向让工作队纷纷抱怨：前面让整顿村干部的是你们，现在整顿了说我们错误的还是你们！历史的反复和顿挫于此可见一斑。

中共通过土改，在给予农民利益的同时，又可从土改运动中招募积极分子建立基层政权，进而牢牢地渗透并控制这些区域。但需要注意，土改亦是一把双刃剑。一旦上级形成误判，激烈土改造成的扩大化亦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事实证明，土改演化成土改加整党后，在一些地区导致了基层政权的“塌台”。主流叙事对此往往漠然视之，李新回忆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展示了历史事件与主流叙事相悖的一面。除了土改整党之外，《李新回忆录》还讲述了诸如抗战前夕地方学生运动、抗战时期的反扫荡和北方局整风事件、建国后人民大学“三反”与反右运动以及五六十年代编写近代史的情况，为现代史和国史研究提供了一份宝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