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鲁迅博物馆
2023年10月15日，《透过文学看京城——用越南语讲述北京别样史地风物》项目组成员Vĩnh Giai, Ngữ Giai和cô Gia在告别了精致温馨的丹柿小院后，又来到北京鲁迅博物馆研学。
沿阜成门内北街直行，穿过熙熙攘攘的林荫道，到了宫门口二条，眼前便豁然开朗。博物馆大门内，鸟语花香，草木葱郁，欣欣向荣。池中，游鱼在叶间往来翕忽；池上，鲁迅雕像矗立，惟妙惟肖，颇具“横眉冷对千夫指”之态。雕像之后，是“鲁迅生平陈列馆”。馆内展览内容丰富，以时间为序，根据鲁迅踏足过的城市分区，不仅陈列着许多鲁迅先生经手的书籍、杂志和报刊，还陈列着大量生平照片和书信等遗物，其间穿插装饰着鲁迅先生的一些名言警句。
鲁迅博物馆是新中国第一个建立的“人物传记性博物馆”。然而，位于“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胡同19号”的偌大的博物馆并不全曾是鲁迅先生的房产。
《鲁迅日记》记载：“三十日晴。午后杨仲和、李慎斋来，同至阜成门内三条胡同看屋，因买定第廿一号门牌旧屋六间，议价八百，当点装修并丈量讫，付定泉十元。”
《书信·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致李秉中》写道：“我的住址是‘西四，宫门口，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你信面上的地址并不大错，只是门牌多了五号罢了。即使我已出京，信寄这里也可以，因为家眷在此，可以转寄的。”
往前走，再左拐，眼前这座灰砖白墙的“西四区西三条胡同21号院”，才是鲁迅故居的真正所在地。牌匾上黄褐色的“鲁迅故居”四字，是1949年故居对外开放时，毛主席亲自批示，由郭沫若先生所题的。
门上，小而破旧的门牌大有玄机。“西四”，因附近原有的一组四座木制牌楼而得名，方位与“东四”相对。“西三条”，沿用了因明代此地“朝天宫”道观而起的“一条”“二条”“三条”等胡同名，是“宫门口三条胡同西段”的简称。
如今，虽然“西三条21号”被从三条胡同里剥离出来，藏匿于鲁迅博物馆的围墙之中，失去了其居住的实用功能和环境鉴赏的完整性，但这件承载岁月积淀的“艺术品”也因此得到了保护，成为了鲁迅故居中保存最完好的一所，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瞻仰，使远离皇城的宫门口门庭若市。
北京是鲁迅成年后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可谓是鲁迅的“第二故乡”。鲁迅在北京居住了14年，在这座城市留下了很多难忘的记忆，与这座城有着深厚的感情。前7年他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租房；之后全家搬进了八道湾胡同11号；后来与兄弟产生矛盾，带着太太和母亲搬了出去，暂住在砖塔胡同61号；再后来就买下了这座三开间的小四合院，度过了在北京的最后两年。
这个整洁淡雅的小院由鲁迅亲自设计改建，南北房各三间，东西房各一间。
南房是鲁迅的会客室兼藏书室，里边有一个小客房，用于接待来访的朋友。当年还是鲁迅的学生的许广平在受到学校迫害时，就在这间屋子居住过。
东厢房原为女工住处，现在被辟为了展室。
北屋东西两房间分别是鲁迅的母亲和太太朱安的住室，中间一间为餐厅。北屋当中一间向北凸出一小间，面积仅8平方米，是先生的卧室兼书房，房间内的陈设均维持原样，十分简朴。北京民间形象地称这种凸出于屋后的建筑为“老虎尾巴”。
小小的“老虎尾巴”，给鲁迅孤独的灵魂编织了一个寄寓之所。鲁迅正是在这间屋子里写作、翻译、发表了230多篇文章，完成了他的《华盖集》《野草》等文集和《彷徨》《坟》《朝花夕拾》中的部分文章。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据说，以此开篇的《秋夜》是鲁迅乔迁新居后，在“老虎尾巴”创作的第一篇作品。我们也在后院看到了一株硕果累累的枣树。然而，调查过后，我们才知道，墙外原有的那两株枣树早已枯死——如今我们再也看不到鲁迅当年坐在藤椅上看到的那两株枣树了。不过，我们大可以凭着自己的想象，站在鲁迅的窗前，透过“小粉红花”和“落叶”的梦，去看看那两株传奇的枣树。
除了《秋夜》的枣树，在“老虎尾巴”还藏着许多鲁迅作品中提到的重要物件。比如在“老虎尾巴”里的东墙上，挂着一张三寸的小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黑瘦”“八字须，戴着眼镜”的先生——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的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鲁迅非常尊敬和怀念这位先生，在《藤野先生》中这样写道：“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博物馆中还进行着其它展览。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只得在“鲁迅与史沫特莱的革命友谊展”展馆走马观花。
1928年底，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上海，此后结识鲁迅，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她曾这样评价鲁迅：“鲁迅的去世，在我心上就不仅是一种个人的忧伤，而且是一个民族的不幸，他不曾漫无目的地虚度一生，也不曾蝇营狗苟，追名逐利。在所有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他对知识青年影响最大最深。他体现着普通人的善良，而夺去他生命的疾病则是为悲伤和斗争所促成。他从不把死亡放在心上。”
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始，鲁迅热衷于倡导新兴版画运动，而在众多的外国版画家和繁多的版画作品中，鲁迅最为钟情、最为推崇的是德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及其作品。鲁迅正是通过给史沫特莱写信，求购珂勒惠支原拓版画，成为把珂勒惠支版画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人。这位文学巨匠培养和成就了一批年轻的版画艺术家，对现代版画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国新兴版画之父”。
从故居出来，沿着狭长的胡同一路向东，我们准备步行前往白塔寺。家家户户的院墙上趴着一朵朵黄花和紫花，藤蔓交织着跃出墙外，枝叶垂在行人的头顶。
很久以前，学生们拜访鲁迅后，也曾走在这样的胡同里。许多年后，他们都还记得从鲁迅家出来，漫步在长长的胡同里慢慢回过神来的幸福的奇特的感觉。
鲁迅先生十分关心青年的成长，曾在“西三条21号”满腔热忱地接待了大批来访青年。据说，当时的“老虎尾巴”常常是挤得满满当当的。鲁迅和学生们笑语喧哗，谈思想，论时事。他还经常准备一些花生米、点心招待这些年轻人，书架上至今还保留着当年鲁迅用过的花生桶和点心盒。
从鲁迅家门口就可看见白塔寺。白塔寺始建于元代，寺内的白塔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藏式佛塔。清代中后期，僧人们将配殿和空地出租，举办庙会。民国时期，白塔寺庙会非常兴旺。因为鲁迅就住在白塔寺附近，所以他经常和一些小友，特别是他的学生，来逛白塔寺庙会。《鲁迅日记》中就有记载，“晚因观白塔寺集，遂往西三条宅一视。”
今天，虽然我们既吃不到鲁迅先生准备的花生和点心，又不能和鲁迅先生一起夜游白塔寺，但是我们却可以尝试新的打卡方式，带着文创雪糕和《新青年》杂志“连连看”，围坐在白塔寺药店一边喝咖啡一边谈思想、论时事，仰望蓝天白云，感到心旷神怡。
1949年故居开放之际，臧克家曾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写下著名的诗歌《有的人》：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
岁月骛过，山陵浸远。百年后的北京，已是沧海桑田。当年以笔为武器的战士，应是如愿地眺望着无恙山河、寻常烟火；而生机勃勃的城市，仍在孕育着她深爱的莘莘学子。
文案 | 陈永佳
排版 | 陈永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