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斌在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和战略目标的基础上，明确了“开放型经济新形态”的概念。讲座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全球开放经济的趋势和特点、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与成绩、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特点与经验。
全球开放经济的趋势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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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斌指出，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后，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战、俄乌战争等一系列事件导致全球化形势发生了逆转，但是全球开放经济仍然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和内在特征，表现为全球对外开放对象、开放措施与政策、全球开放路径选择以及与全球开放挂钩的议题等都发生了变化。
当前，全球化问题已远超浅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合作方式，贸易的主体早已发生变化，中间品贸易占整体贸易超过60%；全球化的形式不断丰富，开放的内容和规则更加丰富，矛盾也愈发复杂。开放对象和贸易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越来越多的服务变成了可贸易品，服务贸易的产生不仅彻底改变了贸易的形式，国际贸易政策的范围和涉及领域也愈发广泛，各国的政策措施、监管标准也在动态变化中。
在开放措施和政策的演变上，盛斌介绍了开放措施和政策的三个形态：边界措施、边界内措施与超边界措施。边界措施是在入境时海关能够把控的措施。国内政策国际化则被称为边界内措施，主要涉及国内规制与监管融合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的“制度型”开放，即属于边界内措施的改革。制度型开放是一种以规制、规则、标准开放为主的开放，相比于传统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制度性开放具有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国际上，制度型开放主要在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如CPTPP、DEPA、TTIP）中进行，参与国际谈判的各方先达到能够共同认可的最低标准，再逐层加码，提高要求，这也意味着很多国家不得不让渡自己传统的国内政策主权，依据全球标准对国内的体制进行改革。
在开放路径的演变方面，盛斌说明了目前的重心是区域、诸边和双边，未来则很可能是模式多轨道并存。在与全球开放挂钩议题的演变方面，盛斌指出了两个主要的变化：一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内容，会随着开放形式的变化，逐渐向复杂化方向发展；二是安全问题愈发突出，任何问题的研究与政策的制定都应该是兼顾发展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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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与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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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对外开放相关论述的比较，盛斌系统梳理了中国对外高水平开放不同领域的目标与成绩，并就其中的贸易领域、投资领域、国际经济关系领域等做了详细分析和阐述，认为中国要积极主动推动制度型开放，以开放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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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特点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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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斌认为，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分水岭，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开放模式也因此有所不同。第一代开放模式，即经济开发区和经济特区模式，以促进增长、促进就业为主要目的，积极招商引资。经济开发区和经济特区模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与当时良好的外部环境不无关系。第二代开放模式，即自贸区模式，其目的不再是为了增加收入，转而通过制度创新试图进一步提升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贸区模式针对高水平自由区的新规，目标更为高远，与经济开发区和经济特区模式已有了很大的区别。
在开放性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我国总结积累了许多创新理念和经验。这些经验可以被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互联互通”，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率先垂范实现了硬联通、软联通和新联通；二是“试点”方式，搞试点，以点带面，先行先试再扩大；三是“制度型开放”，这也是中国特色当代对外开放的一个核心目标；四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从流通领域畅通国内统一大市场、降低流通成本，统筹内外需，使国内的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在以往国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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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讲座，盛斌教授介绍了未来一个时期的战略和重点任务，主要有：促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开辟高水平开放新格局，尤其是“一带一路”；打造以自贸区、自贸港为代表的新水平开放高地；高标准的全球经贸治理，主要是对标、参与、引领新规则的制定。与此同时，就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而言，当前还面临着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与中国经济下行风险，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与去中国化，气候变化、双碳减排、碳税，贸易摩擦与贸易战等四个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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