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中国现代制钟工业在烟台发端，到今天中国钟表行业在世界占有的重要地位，中国钟表百年历程坎坷，成就非凡。一百年前，在北方商埠烟台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机械制钟工厂——宝时造钟厂，从而改写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发明计时仪器的国家却被洋钟霸占市场的历史。
1937年英国人编著的《烟台通志（1935-1936）》中记述：“作为中国钟表的先驱，德顺兴有一个传奇的经历。德兴顺造钟厂今天在烟台工业界的崇高地位，完全归功于天生聪慧和眼光长远的企业创始人——李东山”。可以说，烟台是中国钟表工业的发祥地，开创中国钟表工业的创始人是李东山。
从普通商人到钟表创始人
李东山于1873年出生，名树桐，字东山，山东威海人。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童年时生活艰难，从未入塾读书，少年时从事小商小贩。长大后为开阔眼界，独自一人来到烟台，身上仅有两百铜钱，怎样谋生却又找不着门路，这时他的一位堂兄在恒兴德丝行当店员，就推荐他到该门店当了一名小伙计。
李东山非常聪明，思维敏捷机警，善于逢迎，不久他就拜大东家孙文山为干爹。但是恒兴德的行规严格，对店员特别是刚入行的小伙计管束太严，他忍受不了这种管束，就辞职从事小贩生意，在贩卖的市利中，逐渐积攒了一些本钱，就在烟台市北大街东首开了一家茶水炉，同时他还兼干海关叫行的生意，如果缺钱时，就和孙文山借贷。
事又凑巧，他在买进海关罚没的走私货物时，意外地发了一笔大财，但是对这件事，李东山从来不谈，讳莫如深。在旁观者看来李东山是突然富有起来，不知其中奥妙，这时他就积攒了很多钱，用现在的话就是掘到了第一桶金。有了原始资本以后就想做大买卖。
1892年，李东山创办德顺兴五金行，资本为墨币300元，由于善于经营，到1904年，资本积累到墨币3万元。德顺兴五金行主要经营小五金和百货商品，这个五金行也成为李东山创办其他企业的基础和根基。后期他买卖越做越大，于1911年先后在烟台开办了玻璃厂、制伞厂。
后来又在威海开办了威新花炮厂、同庆顺镶锡店等企业，这些企业在当时的胶东都是首创。德顺兴五金行经销日本生产的马球牌座钟及其零配件，非常畅销。
李东山善于经营，而且非常聪明。他发现当时整个中国还没有造钟工业，这件事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就决定以德顺兴五金行为基础，筹集资金创办造钟工厂。
此时德兴顺五金行有个叫唐志成的人经常来购买钟表零件，唐志成掌握了修理钟表技术，并且自己开办了一家修理店，由于业务往来两人产生了一定的交情。
李东山与唐志成商谈筹办造钟厂，两人一拍即合，共同商定由李东山任经理，唐志成任厂长兼技师，于1915年创办了宝时造钟厂，这是我国第一个机械钟表工厂，烟台也由此成为中国近代钟表工业发祥地。
宝时造钟厂在创业初期异常艰难，开业之初仅有工人二十人，大小压力设备十五台，西马力电滚一台，车床一台，完全是手工操作。由于技术上不过关，李东山数次远赴日本大阪马球钟表厂学习技术，并在日本购置机械设备运回国内用于生产。
唐志成则在国内日夜专研，拆卸日本生产的马球牌座钟，模仿试制。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和反复调试，1918年，宝时造钟厂生产出第一批“宝”字牌机械摆钟，不过这批摆钟的零件还是从烟台德商盎斯洋行购置的日货。
直到1920年，才能自制钟表零配件，年产量约1000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为了减少纳税，同年李东山将宝时造钟厂更名为德兴顺造钟厂。
爱国之心与经营之道
今天我们可以在烟台钟表博物馆看到九十多年前生产的第一代“宝”字牌摆钟。
同时还可以看到一台产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宝”字钟钟壳背面，贴着一张大约32开大小的证书，顶端为商标图形居中“请用国货”四字分列两旁，下方是这样一篇文字：
“本厂经理李东山报实业救国挽回利权之素志，以时钟一项漏卮极鉅，乃潜心研究历尽艰苦始告成功于民国四年创设制钟工厂，于朝阳街之东巷，专制新式座钟挂钟，准走八日，时辰确切，机件装潢，无不精美绝伦。
出品自供献社会以来将及二十载，蒙爱国诸公极力提倡，行销普遍全国及南洋等处，为中国制造时钟之先导者，首开国产时钟之纪元。
迭向京省各市展览会布展，得到若许之奖章奖凭，其评语有完全国货、北洋造钟第一家等语，敝厂感激之余奋勉有加，对于制品精益求精，以期抵尽舶来。对于定价取乎低廉，以答爱护国货者之热诚……”
在产品上公开表明制造者的政治态度，宣传爱国思想，古今中外实属罕见。李东山此举不乏善于利用天时地利来发展事业的用心，也来自一个正直善良中国人的爱国心。
这段文字可以使我们看到，李东山善于将爱国之心与经营之道巧妙结合的精明之处。李东山在经营管理上也可谓是煞费苦心，在用人上坚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如果能恪尽职守，重用不疑，在工资之外再另加份子钱。
对新入厂的徒工也有严格规定，学徒期长达5年至10年，徒期之长，立约之严，实属苛刻，但是每到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加发三四块大洋作为奖励。
另外李东山还从利润中提取60%的分红，工人入厂较久、工作表现好的可以“吃份子”，因此工人对他倍加感激。工人的伙食也较好，逢年过节经理都会邀请工人会餐，对工人实行周日休假制度，这些都是李东山的管理之道。
在生产中他强调节约原材料，杜绝残次品，严把质量关，因此效益非常可观，一只钟大约能达到25%的利润，这在当时已经属于比较高的利润了。由于李东山管理得当，员工凝聚力高，因此企业效益直线上升，成为民族工业企业的佼佼者。
德兴顺生产的座钟主要竞争对手是日本的马球牌座钟，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李东山将座钟的价格降低25%，并且买一架钟赠送一条毛巾。
此时正值全国掀起抵制日货的运动，德兴顺造钟厂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迅速发展起来，其产品份额在市场上遥遥领先，“宝”字牌摆钟畅销全国，在1928年达到鼎盛时代，当年获利十余万元。
到1931年德兴顺发展到500多人，年产座钟55000多只。为扩大在国内的市场，德兴顺在上海、天津等地开设货庄，负责当地及周边地区的销售。由于产品质量好，知名度高，“宝”字牌摆钟一度远销到南洋群岛等地。
1934年，李东山有了资本积累后，在烟台市有名的商业街——朝阳街兴建了新的厂房用于扩大生产，目前厂房旧址仍保存完好，作为文物完整地保护下来。李东山虽然文化水平低，但非常重视装饰门面，1935年以五百大洋聘请书法家华世奎题写“德兴顺”镌刻在大门的门楣石匾上。
华世奎(1863～1941)，字启臣，号璧臣，天津“八大家”之一。清内阁阁丞曾任八旗官学教习，是清朝赏加二品顶带的大臣，可谓官高爵显。近代，天津最著名的书法家当推华世奎、严修、孟广慧、赵元礼。其中，华世奎位列榜首。
其书法走笔取颜字之骨，气魄雄伟，骨力开张，功力甚厚。手书的“天津劝业场”五字巨匾，字大1米，苍劲雄伟，可谓其代表作。一字100块大洋，这几乎是当时天津最贵的字了。
李东山与华世奎
当年，烟台的富商大贾大多是文人雅士，有的本身就是秀才，有着很深的书法造诣。
李东山除了独资的德顺兴五金行、德顺兴造钟厂、瑞兴伞庄、同志玻璃厂、花炮厂、威海同庆顺镶锡店、新中国电影院等产业外，还在东亚毛纺厂、威海火柴厂，烟台啤酒厂、烟台发电厂、巨兴银号、德顺兴鱼行、锦章照像馆、上海时民造钟厂等厂行有大量投资，在天津、上海、青岛等市还设有德顺兴钟表办事处。
李东山当年也算是富甲一方了，然而，其日常生活十分简约，唯一的业余嗜好就是作画，尤其喜欢泼墨画“墨菊”。
在烟台被誉为烟台近代史“活辞典”的文化名人翟辛灵对李东山有过这样的评价：“李东山先生擅画墨菊，亦颇有致。李氏是烟台北极星牌钟表厂前身德顺兴创始人。一个实业家亦好美术，实属难得，而且热心参加艺术团体，尤使人钦佩。”
翟辛灵先生所说的热心参加艺术团体是指烟台著名的“春晓画社”。画社三位创始人之一的张经艺，曾任过烟台市文化馆馆长、烟台市博物馆馆长。
当年，李东山是画社的会员亦是热心的资助者。李东山出身平微，不愿同政界打交到，烟台商会为其安排了委员的席位，他也婉言谢绝。日军侵入烟台后，要与其合资建厂，也被拒之门外，日军由此怀恨在心，作为花炮厂东家的李东山，曾暗中支持其继子李殿章为八路军胶东牙山兵工厂提供硝磺。
日伪政权见李东山不肯顺从，便以李殿章资助八路抗日为罪名，将其抓进日本宪兵队羁押数月。李东山为救儿子最终答应与日本人合办商行，委蛇敷衍忍受敲诈。受此打击，李东山无心再经营企业，加上钟厂屡遭日伪政权巧取豪夺而大伤元气，使他心灰意冷，渐退出工厂经营管理。1946年10月，李东山在烟台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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