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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安：1954年出生，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教授。曾任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美国波士顿大学、日本冈山大学、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等院校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比较文学、现代城市文化、青年文化、现代电影。著作有《重建总体性》《王莽》《那朵盛开的藏波罗花》《爱情课》《经典小说细读》《阅读、游历和爱情》《大白鲸》等， 并参与主编 “与西方思想大师对话” 丛书。
现代的年轻人，对于生命的意义常常产生一种“虚无感”，很多人很难进入一段爱情或者是亲密关系。梁永安在《阅读、游历和爱情》里说过：如果你自己是荒芜的，去抓住那一瞬时只能抓住一地鸡毛。全球化背景下，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未来，要敢于把自己抛向未知，跨出自己的文化边界，去真正认识自己的爱情。我们不怕将自己投入到无穷尽的π里去，如今，计算机已经把π计算到31.4万亿位上了，而很多人还活在3.14里，在3.14中没有自由，只有常规。日本电影《黄昏的清兵卫》展现的是另一番情景，最美好的爱情在一瞬间突破了心里的高墙，抓住了生死关头的决定性瞬间。影片里的清兵卫这个男人只有50石的武士年俸，他娶了一个来自100多石收入家庭的妻子。妻子嫁过来后经常抱怨生活不好，后来染病辞世。这给清兵卫留下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所以当青梅竹马的朋江提出要嫁给他时，他毫不迟疑地拒绝了，因为朋江家里更富，有1000多石的年收入。她爱他，但是他不敢爱她，觉得自己太卑微了。后来他被藩主派去杀一个武艺高强的流浪武士，九死一生之际，清兵卫豁然明白自己此生多么爱朋江！他故意叫他的跟147班把朋江请来给他打理决斗的行装。就在那一刻，他向她表白了，说：其实我心里一直放不下的就是你。朋江十分震惊，她说：我哥哥向你提亲你拒绝，所以我已经答应嫁给另外一个武士了。清兵卫此刻万念俱灰，抱着必死 之心去决斗，没想到背水一战的信念反而给了他超常的力量，他把对方杀死了。回到家中，他惊讶地发现朋江还在，两个人终于走到一起。这一切来自清兵卫向朋江表白的那一刻，朋江也抓住了那一瞬，在清兵卫家中孤注一掷地等待。她知道他十有八九回不来，但她就是要等着他。在看到他活着回来的那一瞬，两个人注定要在一起了。所以生死、危险、千钧一发之际，都是把握爱情最好的时机。把爱情仅仅定义为花好月圆，定义在花前月下，仿佛很美，但当下才最美。《午夜巴黎》中有一些“过去很美好”的设定，但其实我们的当下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中国青年的关键任务就是抓住当下最重要的一瞬，那一瞬在当下发生，同时来自你既往的成长积淀。我们要培养自己抓住最有价值的那一瞬的能力。如果你自己是荒芜的，去抓住那一瞬时只能抓住一地鸡毛。这种能力基于你的人文成长，内心深处存有一种渴望、一种追求。然后当那一瞬到来的时候，你才能真正认识它，你才能理解它的价值。我特别喜欢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诗歌《我的目光清澈》，里面谈到了一个本质性的东西，他说：“爱就是永恒的纯真，而唯一的纯真，就是不思考……”爱，不思考。我们想得太多就失去生活，抓住那一瞬，我们才有永恒。 年轻时其实是人最有冲劲但也最软弱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没什么资源，面对整个世界的广大未知领域，感到特别无助，但另一方面，他也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可能性，可以做各种事，事情做得多了，积累了经验，也就有了见识和见解。年轻人要看到自己最大的资本，是时间站在他这边，可以看到时代在大变化，空白不断地展开，里面还有很多的可能性，而不是在现实空间里找个固定位置，因为可能性是展开的，可以预知性地学一些东西。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思考世界再往前走会出现什么可能，要多看一点儿书，查一些资料，给自己一个超前性的定位。不要自己还是春天，却忙得像秋天，想要结果。现在的年轻人首要考虑如何开出自己的花来，哪怕是一朵小蓓蕾，足矣。社会角色，在西方经济学里，一部分人是企业家，一部分人是管理者，这两部分人是有很大差异的。企业家是去创新，去实践，管理者是把一切形成的东西充分合理化、效率化，去除那些自我矛盾、消耗的部分。大航海时代，像哥伦布属于企业家类型，喜欢去闯，而中国以前的培养模式，其实是朝管理者的方向培养，而不是朝企业家的方向去培养的。农民不需要去闯，只需种地多下力气，按老套路，所以历来没有面向未知，没有创造奇迹。中国的14亿人中，如果1亿人有企业家精神，那就不得了。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攒出1亿人去搞创新，要么没那么大的基数，要么没那么高的经济发展程度，只有中国有初步的基础，所以我们国家观念一定要转过来，不能固定在现有的框架里。人类如果发生大变革，这个大变革可能就是中国人带来的。中国的14亿人，现在人均GDP1万多美元，预计2028年，最迟2035年可以达到2万美元，接着再过三五年，可以达到3万美元，那个时候一大批人会有不一样的活法，因为可模仿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中国人口基数大，从概率论上说，冒出的新创的东西必然大大增加。这一代年轻人绝不能只看眼前的这点东西，一定要定位自己，要往前看，这辈子我到底要过成什么样？其实每个年轻人身上都藏着太多好的东西，但是这些好东西现在还没变成自己好的意识。我们对资源的需求大，比如在这个阶段，好大学数量有限，能上好大学的人只占高考总人数的4%。处在这样一个贫富差距大，阶层固化的发展时期，人怎么发展出自己的力量来？社会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很多方面是不均衡的。如果社会要获得高度发展，人一定要有相应的专业性，因为现代社会是专业社会，专业一方面是要有系统的知识，另一方面要对现在的年轻人要有一个观念，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快，如果不从固有观念中摆脱出来，就会越坠越深，人生没有那么轻松，要对自己有承担重任的要求。所以走在街上，再艰难也给别人一个微笑，输送一点儿温暖。一点儿温暖送出去，人会收获更大的温暖。这个世界真正的恶人，是自己处在焦虑中，也给他人输出焦虑。好多人觉得人生这么固化、这么艰难，我凭什么要去关心别人，哪有那个余力？越是这样，人越会渐渐沦落到偏黑暗的心境里，这对自我是一种消耗。我们几十年来，最失败的是社会感情，这是必然的。为什么巴尔扎克写那么多的金钱至上？因为那个时代的转换，是从传统社会的温情脉脉转到每个人要建立自己的利益主体上，跟别人必然是一种竞争、挤压的关系，谁控制更多的钱，谁就有力量。巴尔扎克分析，钱能让瘸子跑起来，能让瞎子的眼睛大放光芒，什么奇迹都能出现。这是资本主义的“恶”，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出“恶”对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推动作用。恶也是推动力，对金钱的渴望，推动资本去不断改善自己的生产，提高效率。资本主义的“恶”无形中对于生产力有巨大的提升。19世纪后期，很多作家开始批评工业化，批判金钱。现在是第四次工业革命阶段，在此之前，先是蒸汽机，后来电气化，再进入电子化，一波又一波，有的痛苦是属于蒸汽机时代的痛苦，原始积累的痛苦。但是不能把痛苦变成恶，因为结论的痛苦很容易变成恨，变成恶。要把抱怨、排斥、敌对变成一种善，有内核的善，比如企业发展中对高级劳动有强烈的需求，但是你目前只能承担低级劳动，能力还不够，这时候就容易产生焦虑。但这个任务是要自身去提升、转化，如果门是开着的，你没去努力，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现在很多出现的问题都是故步自封产生的。从人的成长来说，首先要认识世界，打开世界，进行游历，有一个精神漫游的阶段，这期间你对世界各种各样的认识，会超出你的想象。年轻人要有一种既在其内又在其外的状态，做一个旅行者。西方人看世界，带着他们自己的角度和站位。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方人认为这些东西传入西方后，融合了他们的创造，就是他们自己的东西了。他们想要重新定义世界，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西方人认为现代世界的形成和发展，其实是他们推动的。中国青年所面临的文化难题，就是要建立与聚焦自己看世界的眼光，在常识上打破上述西方视角的叙事。西方启蒙主义时代有一本特别重要的书—美国作家托马斯·潘恩所写的《常识》，常识究竟是什么？所谓常识不是油盐酱醋茶，而是关于我们这个世界，关于我们整个人类走过的不同节点。时至今日，我们可能仍处在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是世界工厂，我们有坚实的能量基础。从全球化的视角看去，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定位，并用一种独特的眼光和视野来认识这个世界，这就需要建立常识，建立对自我的认识。但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被重视起来，我们还没有形成特别好的精神框架。《孟子·离娄下》有一句话，“盈科而后进”。“科”指小坑小洼，水流经过，总要把这些坑都填满，才能继续往前走，这是自然之道。这个填满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停顿、反思、沉淀的过程。年轻人在认识自我及世界时，应该是每走过一段路，就给这个“科”“盈”一下水，把它灌满，沉淀之后，水变得清澈一些，再继续往前走。 这是当下每个人应当追求的理想状态。然而年轻人的实际状态是，他们带着茫然与懵懂往前跑，不断地衍生新的欲望，缺乏连贯的认知。年轻人都是带着“坎”前进，行进中也遗留了大量空白。空白是如何产生的呢？就是社会发展太快，这个阶段的问题还没解决，人就带着巨大的内在精神挫折或者内在的混沌拼命赶往下一个阶段了。且这个过程并非一次性的，而是不停地带着“坎”前往盲区。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对生命的追索应该像医学上的胃镜检查一样，有曲曲折折探进去的连续的过程，但我们今天的生活都是碎片化的，这种碎片化很容易造成记忆流失，哪怕是连续的过程，记忆也是破碎的。 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就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需要对生活有细节化的感受。一个对生活没有细节感受的人，他的自我认知必然是很单薄的，如同蜻蜓点水般，很容易与世界擦肩而过，很难有深度的自我冷暖的体验。当然，这是时代造成的—工业的大力发展、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快速流动、绩优主义的考核等，对人精神根系的要求并不是需要其茁壮成长，而是只要能快速聚合，形成科层制的合理化、效率化，就可以了。在现在的时代节点上，当生存竞争的效应达到了一定程度，人所得到的快乐感、收获感会越来越少，这就是所谓的“边际递减效应”。所以，当下的人们更容易对人生、对个人活法产生怀疑：这是我想要的人生吗？人们会停下来思考：我的生命是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才能令自己快乐？在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中，推销员想用量的标准来替代自己的价值标准，他想做全国最好的推销员，这种幻想给了他一种充满英雄气概的斗志。然而他的两个儿子特别不争气，小儿子偷改学习成绩，后来又养成了小偷小摸的坏习惯；大儿子更是让人灰心丧气。但是他总觉得他们不一样，他被虚幻构建的未来欺骗着。最后，推销员悲哀地发现自己这一生可能都活在一个巨大的幻觉和骗局里，于是他选择了自杀，跑到外面故意被车撞死，只是为了给身陷困境的家人带来一笔价格不菲的赔偿费。人生的问题、自我的问题确实值得思考。但这有点像西西弗斯的神话，很难解。我们前面有太多的坑要填满，这种迫切性的存在，推动着我们去进行新的实践，去践行新的活法。传统农业社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简单而明确的思维方式，在今天需要升级了。今天这个时代，需要年轻人有一点儿“悲剧感”，这个悲剧不是“死亡”意义上的悲剧，而是生活中难免的“未实现”，实现不了没有关系，关键是你有没有经历过“努力去实现”的这个过程。这个世界有很多人为无法主导、决定的事情，即便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但实际上达成的也可能是另外的结果。所以不要用已经实现的东西来定义自我、质疑生活，因为世界充满了不受人控制的“荒诞性”。本文摘选自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梁永安著
《她们何以不同：52个生活之问》
《阅读、游历和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