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雷颐八十年代据称是“诗和远方”的年代，大学诗风尤盛。受时潮影响，我也喜欢诗歌。年青学子喜欢、甚至入迷的，是风靡一时的“朦胧诗”，也就是中国的“现代派”，有些许反叛，有些许时髦。“现代派”，当然还是西方的“原装”更正宗，原汁原味。所以，我更喜欢读这些“原装”。忘记是在哪本杂志还是哪本书，读到一首诗：“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虽只短短两行，却心灵一震。那时年轻，充满诗情诗心诗性，对诗有感觉。记住了，美国诗人庞德，译者杜运燮。没想到，这位庞德竟是现代派重要代表人物，更没想到，这首只有短短两行、创作于20世纪初的《在巴黎某地铁站》，竟是意象派（Imagism）的扛鼎之作。庞德说，一次在巴黎协约车站走出车厢，看到一个又一个、许许多多美丽的面孔，有妇女，有儿童，不断闪过，突然灵感袭来，诗兴大发，想表达一种强烈的情感，但一直找不到能够表达这种情感、思绪的文字，先后写了两首长诗，都不满意，全都销毁。整整一年，他都在寻找一种能够表达的文字，最后写出这只有这两行。就这两行，他终于找到自己当时一刹那思想和感情的复合体。毕竟自己是研究“历史”，与单纯喜欢庞德诗作的“中文”有所不同，喜欢他的诗，自然想了解他的生平、思想。吃了一个味道不错的鸡蛋，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这是钱锺书先生广被引用的名言。无奈历史的“职业病”就是想认识那只“母鸡”。此后，遇到有关庞德的中英文资料，总会留心一下。留心的结果大吃一惊。原来二战时他竟是个坚定、彻底的法西斯分子。他背叛祖国，一直在意大利为法西斯做了几百次英语广播，批判反法西斯的美、英、苏、中“同盟国”，对自己祖国美国的批判、攻击尤其激烈，希望瓦解反法西斯力量。一个如此优秀的诗人，如何走上这条道路的？《在巴黎某地铁站》1885年10月末，埃兹拉·卢米斯·庞德（Pound, Ezra Loomis）出生于美国爱达荷州一座小城。他的祖父经营一家木材公司，后又投资铁路，颇为成功，家庭生活富裕。他祖父同时关心公众事务，曾担任过威斯康星州的副州长，三度被选为国会议员。1889年，他的父亲到铸币局任职，在费城一家铸币厂当化验员，四岁的庞德就随家人迁往费城，他的青少年时代，就在费城度过。他父亲在铸币厂一直工作到1928年才退休，庞德打小就经常到铸币厂玩，喜欢看铸币过程。后来他有一篇文章，专门写到自己小时在铸币厂所见。副州长、国会议员的祖父，铸币厂的父亲，使他关心公共事务和政治，尤其是“钱币”，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后来他对金融、经济、货币政策乃至财富分配制度一直深感兴趣并且影响一生命运，与此大有关系。庞德的诗人天分和外貌，则得益于母亲的家庭遗传。他母亲祖上是欧洲贵族家庭，喜欢文学、艺术、音乐，尤其喜欢古典音乐。在她的影响下，家人都喜爱文艺，有些还会一些乐器，晚上全家经常在一起演奏乐曲。庞德从小就表现出对文字与音乐的敏感和天赋，始终认为诗歌是富有音乐性的词语的组合，诗歌离开了音乐、至少离开了想象中的音乐，就枯萎干瘪。11岁时，他就在报纸上发表一首小诗，12岁随母亲和姨祖母到欧洲旅行，大开眼界，对欧洲感兴趣。1901年还不满16岁，他就考上宾夕法尼亚大学。宾州大学是所研究型大学，美国八所常青藤盟校之一，学风严谨，硕学鸿儒多多。这时庞德已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当诗人：“进宾夕法尼亚大学时我才十五岁多，我就有独立判断能力，我想做个诗人。当然我是否能成为诗人由上帝来定，但至少我知道该做什么。”（蒋洪亮、郑燕红：《庞德学术史研究》）也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吧。当诗人最重要的条件是对语言敏感，所以他对语言有浓厚的兴趣。大学为他学习语言提供了优越条件，他学习了多种语言，熟练掌握了拉丁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对葡萄牙语和希腊语也较为熟悉。他勤奋好学，选修课程极多，但他选课不是为了学位，没有主次之分，只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不感兴趣的课程、哪怕是必修课，也常常不选不上。“我或多或少地学习了9种外国语言，阅读了东方作品的译文；我跟每一位教授争辩，只要他试图强迫我学习除此以外的什么东西，或者用‘学位的要求’来找我的麻烦；我还抵制了每一条妨碍我学习的校规。”（〔美〕兰德著，潘炳信译：《庞德》）他的态度终于引起教授众怒，只得转到纽约州北部的汉密尔顿学院。本科期间，除了语言，他还认真阅读了大量西方古典文学和哲学著作，并通过所有考试，1905年在汉密尔顿学院获得学士学位。从汉密尔顿学院毕业后，他又回到宾大当研究生，获得宾大硕士学位，紧接着就读博。但博士读得非常不顺，依然故我，重要的“文学批评”课只有他一人不及格，因此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此事他一直耿耿于怀，功成名就后，在影响甚大的《如何阅读》一文中，对大学的文学课和母校宾大，颇多讥讽挖苦，郁结胸中二十余年的怨气，一吐而出。他明言：“此书献给那些未上过学的人，或者给那些在大学正遭受与我们那代人遭受的同样的痛苦命运的人。”（《庞德学术史研究》）虽然没有得到博士学位，庞德仍被印第安纳州沃巴什学院聘请，讲授拉丁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但不到半年，他就被学校开除。原来在一个寒冷的隆冬夜晚，他路遇一位身无分文又无家可归的巡回演出女演员，出于同情，把她带回家中，让她睡卧室床上，他自己则打地铺。此时清教盛行，女房东发现后认为有违道德，遂向学校告发。迫于校方压力，庞德辞去教职。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是学者和诗人的转折点。当时文化中心在欧洲，美国文化远不如欧洲，庞德更是认为如此，于是在1908年带着一部未发表过的诗稿和父亲给的八十美元，远赴欧洲，追寻自己的诗人梦。此前五年，他在美国只发表过一首短诗，得到五美元稿费。埃兹拉·卢米斯·庞德（Pound, Ezra Loomis）他首先到西班牙，买了旅游指南，当起导游。刚有几文盘缠，他就决定到意大利，为了省钱，步行到威尼斯。正好一位颇有名气美国女钢琴家巡回演出来此，庞德帮助张罗安排，得到一些报酬。钱刚到手，他就自费印了一百本诗集《熄灭的细烛》。他寄了一些给伦敦的报纸杂志，并要父亲找人为诗集写评论。足见他不仅诗写得好，而且很会经营自己，并非那种不谙世事的诗人。这部诗集才华初显，引起英国文坛注意，反响不凡，他就在1908年8月到达英国伦敦。在伦敦举目无亲，也无人推荐，身上只有三英镑，看到伦敦工艺学院的招聘广告就前去应聘。招聘者对是否录用犹豫不决，他自信地说：“您会知道我是谁的。”（《庞德》）最后勉强在该校找了份教南欧拉丁系语言文学的临时教职。薪水菲薄，不过总算在伦敦呆住了。趁热打铁，庞德1908年底赶紧找到一家出版社，自己承担一百本的印刷费，“半自费”出版了第二本的诗集。庞德英俊潇洒，服饰新潮前卫，善于交际。他立即喜欢上英国下午茶，而且经常去最贵的茶室，结交文化名人。俱乐部是英国特色，通过各种关系，他很快参加了重要的文人俱乐部，开始只是倾听，后来渐渐发言。他的发言博学、尖锐，显示过人的判断力，引人注意。他在此认识了萧伯纳，虽然私下对萧氏言谈不以为然，足以说明他已迅速进入了英国顶级文化圈。很快，他就创办自己的“诗人俱乐部”，每周三晚上聚会。叶芝在英国诗界地位之高，无人出乎其上，庞德也敬佩叶芝，承认他是最伟大的诗人。经人介绍结识叶芝，他到伦敦的重要目的之一本就是认识叶芝，叶对他的才华极为欣赏，不久就能经常出入叶家。紧接着在1909年春就出版了第三本诗集《面具》，出版商开始还要他出一定的资金，庞德表示可以出自己财产的一半，然后底气十足地从口袋掏出一枚两先令硬币，说这就是自己的全部家当。《面具》甫一问世，立即震动了伦敦文学批评界，好评如潮，权威诗歌、文学评论刊物和重量级评论家交口称赞。短期内就大获成功，当然得益于他的才华横溢，大胆的艺术创新。他有深厚的古典训练、学养，尊重传统但并不崇拜传统，敢于突破传统。他认为一代一代不加批判地接受过时的金科玉律本身就含有危险性。“庞德的诗受过严格的古典训练逐步形成，艾略特一写就是现代派，庞德是经过多年奋斗才将自己从传统观念解放出来的‘现代派’。”（《庞德》）他的成功，还得益于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生产场域”（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布氏理论认为文学艺术作品是一种凭借集体信仰（collective belief）而存在的对象，这种集体信仰意识到、并认可了某个作品的地位，这个作品就“点石成金”。位于“文化生产场域”中的作家、艺术家、批评家、杂志刊物、出版商、收藏家、博物馆、中介商、策展人等等，掌握着这种“社会炼金术”（social alchemy）。庞德顿时文名鼎盛，许多顶级诗歌、文艺刊物，甚至还有政论刊物，纷纷向他约稿，有几家刊物还请他当特约编辑。庞德不断发表作品，同时利用影响大力推进意象主义和漩涡主义（Vorticism），极力提携新人。1914年，从未发表过作品的艾略特来到伦敦找他，请他指点诗稿《情歌》。庞德大加赞赏，寄给权威的《诗刊》。杂志社犹豫不决，提出还要修改。庞德毫不客气，反复给《诗刊》写信，提出艾诗不能改动一个字，否则自己将拒绝再给《诗刊》写稿。《诗刊》终于妥协，发表《情歌》，这是艾略特诗歌生涯开端。艾略特写《荒原》时家庭困难，庞德介绍一位富商资助，使艾不为生计发愁，专心创作。《荒原》有1000行，庞德逐字修改，砍到436行才得以发表。后来艾略特获诺贝尔文学奖，有人问他对初学写诗者有何忠告，他回答说阅读庞德的作品，别无他人。乔伊斯大名鼎鼎，庞德也功不可没。乔伊斯1908年发表小诗集《室内乐》，无任何人注意，庞德却看出其中价值，认定此人未来不可限量，征得乔同意，在诗歌选集《意象主义者》中选印了其中一些诗歌。庞德还写了许多文章，评论乔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大力提携。庞德评《都柏林人》的文章，是乔伊斯作品的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评论。他在自己有决定权的刊物上连载乔伊斯的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并且张罗翻译成法文出版，使乔的影响突破英语世界。读完《尤利西斯》手稿，庞德击节赞叹，马上联系发表。庞德还想方设法在美国一家杂志上连载，没想到因为“涉黄”，杂志连载到第十三章就被没收，编辑和助手因此被捕。《尤利西斯》1921年在美国和英国遭禁，直到1922年才由巴黎一家出版社出了单行本。1920年庞德到巴黎后，邀请乔伊斯来。他知道乔伊斯经济拮据，负责他吃住。庞德还向英国皇家文学基金会推荐资助乔伊斯，甚至专为他设立一项信用基金，医治他严重的眼疾和女儿长期精神病治疗，一切都是为了让乔伊斯专心创作。经他提携的还有弗罗斯特、劳伦斯、刘易斯等。1922年，年轻的海明威来到巴黎，专门请友人写介绍信拜访庞德，向他请教。海明威后来说，庞德告诫自已要惜字如金，不要依赖形容词。海氏后来谨守此训，所谓“海明威风格”，渊源于此。1954年海明威获诺贝尔文学奖时，表示授予庞德更加合适。此非谦词，确是肺腑之言。到伦敦不久，他结识了一位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思想、诗歌产生浓厚兴趣，翻译、研究、借鉴模仿，终生不渝。他甚至会在自己的诗作中夹杂汉字，他的翻译其实是一种再创作。他对屈原、李白格外推崇， 1915年翻译了《华夏集》，译有李白等人十九首古诗。他认为中国古诗的意象与自己提倡的“意象”有某种共通，他的翻译出色地保留了中国格律诗的美学特征，将中国古诗的神韵、意象之美纳入自己的诗学表达中。1924年，庞德来到意大利北部景色优美的港口城市拉帕洛定居下来。无人能想到，他的命运就此一步一步与法西斯捆绑起来。诗人是敏感的，庞德出身于富人之家，却不维护“既得得益”，极富正义感和同情心，对人间的贫富差别，尤其他生长的美国惊人的贫富差别分外敏感，甚至震惊。他一直关心社会问题，寻找解决方法。1912年他接触到费边社会主义，了解了经济学家C.H.道格拉斯（Douglas, Clifford Hugh）的思想。道格拉斯是社会信贷学说创始人，著有《经济的民主》《社会信贷》《新经济学与旧经济学》《民主的本质》等。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收入低，购买力不足，银行贷款虽可以暂时弥补购买力不足造成的资金短缺，使生产维持下去，银行贷款只是权宜之计，从长远来看，银行贷款的利息增加了生产费用，造成商品价格快速上扬，使劳动者的购买力更显不足，所以市场购买力的不足主要应归咎于金融体制。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应该控制银行和信贷，将工业利润分配给全社会消费者，通过利润分配来弥补社会购买力不足。现在银行赢利模式是一种窃取个人购买力的罪恶赢利，他的主张是信贷社会化，银行的信贷权交社区掌握，所得利润就可用于社会分红和调节物价。德国经济学家西尔维奥·格塞尔（Gesssll, Silvio）提出的“萎缩货币”理论也深得庞德赞赏。为了消除严重的贫富差距，格塞尔认为必须取消诸如利息和租金一类非劳动收入，建议发行一种每周贬值百分之一的货币。他形象地说，货币应像报纸一样会过时、像西红柿一样会腐烂、像铁一样会生锈、像乙醚一样会蒸发，这种“萎缩货币”就不可能被大量囤积，只能即时消费，也就不会生产过剩，也无法大量、长时间囤积持有，就不可能产生利息，更不可能有高利贷。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要建立一个庞大的证券持有公司，计算出国家的全部财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向全体公民公布国家确定每月要支付的红利。随着对价格、工资、利润的控制，随着消费者的需求与生产的平衡，国家红利便成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差额。这样才可以公平合理地分配社会信用；只有建立建立一套私人利润受控制的制度，私人企业才可以存在。1919年，他曾一度担任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部长。一战使庞德大为震惊，更加关心政治，反复强调艺术家必须关心经济学这类冷冰冰的学问。庞德把道格拉斯和格塞尔的理论视为诊治贫富分化社会痼疾的灵丹妙药，有不短的一段时间，把精力全部用在研读这些理论，有关货币和社会信贷制度的思想逐渐形成。道、格二位理论虽有种种不同，但都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资本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当然都竭力反对高利贷制度。庞德坚信正是少数人控制了资本、进而控制劳动力，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这极少数人就是犹太人。他的思想核心是反高利贷，一次次恶言诅咒犹太金融的典型罗思柴尔德家族，认为是他们造成了社会不公，引发战争。这位诗人居然跨界写了一系列以金融货币为主题的文章，其中一篇以自己小时候在美国铸币工厂所见所闻佐证自己的观点。货币的控制者把持的权力太大，掌握着人民的命运，他写作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民了解货币的罪恶实质。庞德终于找到了史诗《诗章》的中心主题：揭露、谴责、消灭高利贷。第45章全章严谴高利贷，他愤怒地写道：“自有高利贷便没有清晰的界限/没人能找到栖身之所/石刻匠与石头分离/纺织工与织机分离/自有高利贷/羊毛不再来市场/绵羊不带来收获/高利贷是瘟疫，高利贷/磨钝了婆少女手中的针/中止了纺纱者的灵巧。”“高利贷杀死子宫中的孩子”，“依高利贷之命/尸体上了宴席”（西蒙、水琴译：《涉过忘川：庞德诗选》）第48章也重申了这种反高利贷、反犹的观点。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震憾世界，庞德更认为这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就是罪恶，犹太金融资本就是万恶之源。居住在意大利的庞德，认为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和经济、政治观点和统治方法克服经济危机甚有成效，符合他的理想，深深佩服，开始开始大力赞扬、宣传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1933年1月末，墨索里尼会见了他，使他大为振奋。为了尽快实现自己的拯救世界的方案，他不仅持续不断地在自己的杂志、还在各种各样的杂志上发表政论文章，从大名鼎鼎的文学、思想、政治刊物到一些纯科学、技术性杂志。无论是主张法西斯主义的刊物，还是宣扬共产主义的刊物，甚至专为日本人、为黑人、为军人办的非常小众的刊物，他都投稿。这些刊物的政治观点、族群倾向他全都无所谓，互相敌对他也视而不见，全都是自己的喉舌和工具。从1933年起，他还陆续出版不少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书，如《经济学入门》、《杰斐逊与/或墨索里尼》、《社会信贷：一种冲击力》、《金钱是干什么的？》、《美国、罗斯福和目前战争的原因》，《金子和劳动》、《美国经济本质介绍》等。庞德的思想是庞杂的，又是清晰的。他把法西斯意大利、古代中国和建国初期的美国当作理想的国家典范，这三种国家建国的原则、理念成为他的思想来源和基础。对这些思想，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充分发挥诗人的想象力，任意取舍发挥。美国文化在约翰·亚当斯和杰斐逊时代是了不起的，1830年后开始衰微，南北战争期间被彻底毁灭，这一切都是由犹太银行家造成的。他认为这三种思想与道格拉斯和格塞尔的政治经济体制本质相同。他尤其推崇儒家，认为儒家的优点在于以集体为本位，强调强调个人应有社会责任感，个人首先应承担对集体的责任和秩序，为了社会整体秩序和团结，应当牺牲个人自由和利益，因此从根本上优于以个人为本位的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中国的代表是孔子，希腊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而“孔子超过亚里士多德的地方就在于具有极权主义本能，他的思想绝非事物表面的抠刮之物，而是由植根深处的意志生发伸展而成，枝干纵横，他的每一个段落都显示出伦理道德的分量之重。”（庞德：《文明指南》）庞德认为法西斯主义强调个人对国家、民族的绝对服从，与儒家与共通之处，甚至是不自觉地遵循中国儒学原则。他高度赞赏意大利法西斯实行的强迫大资本低头妥协、大资本不得不接受的以限制资本实现“阶级合作”的“法团制”，认为离孔子最近。对孔子、孟子的治国之道，他心悦诚服，推崇备至。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史诗级的巨篇《诗章》于1917-1959年分批发表，1923年写就的第8章就是献给孔子的。从那时起，孔子的名言和思想常出现在《诗章》中。他真心以为中国古代帝王都是按照四书五经治理国家，所以祥和平安，一旦违反儒家原则，就会改朝换代，重回以儒学治天下的轨道。所以他的《诗章》不厌其详地述说、宣扬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典范。《大学》是“治天下”的范本，他自然格外重视。1928年读到法文本就译成英文，40年代学了些汉语后又重译出版。他还陆续翻译了《中庸》、《论语》、《诗经》。1944年意大利游击队从他住宅中把他带走时，发现他只身一人仍在翻译孟子，被带走前匆忙中拿起桌上的《四书》和汉英字典。由此，亦可见他对中国古典的重视与热爱，他确实相信这是“为万世开太平”的金科玉律。附提一下，他对儒学功用的观点，与中国的“新文化”颇为相同，只是从价值层面正相反对，一要坚决维护，一要彻底打倒。庞德认为只要进行货币改革，就可以废除犹太人控制的高利贷制度，世界就能美好，而这样的改革应该由像墨索里尼或中国皇帝那样的仁慈明君来实行。他相信自己找到了、创建了唯一正确的救世之道，但现实中，只有墨氏的法西斯是唯一希望，将其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相比，甚至写信的时间都用“法西斯第某某年”表示。为了拯救世界和人类，他忙不迭给欧洲所有的国家的财政部长、大臣及其他政府官员写信，还给教皇、总统、法官们写信，后来还给罗斯福夫人、内阁中的部长们、参议院议长、著名银行家们写信，同时呼吁作家、诗人、学者利用自己的影响，打动政治家。他坚信只要有一位政治家被说服，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救世理想。1939年4月，就在战争前夜，他怀着“唤醒美国”的雄心回国，广泛活动政界要人、教授、牧师、银行家、国会议员，颂扬法西斯主义，盛赞扬墨索里尼，谴责“该死的犹太民族”，强调每个美国人都必须阅读有关美国弊病的专著和论文。庞德在美国的言行，引起广泛争议，几无人赞同，只得在当年夏末失望地回到意大利。二战爆发后，1940年初他开始用英语为罗马电台广播，以后每周两次，向美国、欧洲听众宣扬法西斯，抨击同盟国：“当然你们要听到我的论点，在犹太人控制下的美国电台广播迷宫中去寻找我每周两次的谈话要点，犹如大海捞针。”“现在，犹太人和这种罪恶把斯拉夫人、蒙古人、鞑靼人调集到一起，公开地反对德国、波兰和芬兰，并且秘密地反对美国一切体面的东西，反对整个美国传统。”（《庞德》）美国只有效法意大利，以宗教般狂热相信是邪恶的高利贷统治世界导致种种灾难，必须将其消灭，才能重新回到建国时的宪法精神。随着墨氏政权的倒台，他的播音在1943年停止，全部内容都是歌颂法西斯、宣传排犹、批判同盟国，认为战争是愚蠢的，但希特勒的战争是正义的。言辞越来越激烈，甚至时有谩骂，批评、指谪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甚至包括蒋介石。1943年，美国政府指控他犯有叛国罪。1944年，意大利游击队将他抓获，交与美军，被关在比萨俘虏营。1945年，他被押往华盛顿受审。海明威、艾略特、弗罗斯特、威廉斯等当年他提携的无名之辈，现在都是文坛巨星，想方设法营救他。1946年2月，审判官认定他精神失常，将他送到医院治疗，等精神病治愈之后，再对他进行审判。他本就文名鼎盛，更加众多文坛巨星一直为他进行种种努力，1958年4月18日，法院终于宣布取消对他的指控。1959年夏，他回到意大利拉帕洛，1972年11月1日清晨8点病逝。1963年，一位记者采访庞德，问他是否曾做过有愧的事。他回答说：“我本可以避免许多错误！我的目的是好的，但达到目的的方法弄错了。我就像举着一个反了面的望远镜往远处望。我真傻，认识到这一点，太晚了……”（《庞德学术史研究》）庞德或许没有想到，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后，他的“遗产”突被“发扬光大”。战后不久，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就一直颇为活跃，派别林立。2003年，罗马中国城附近的一座政府建筑被青年极右派占领，作为自己的总部，使“庞德之家”（CasaPound Italia）这个新的法西斯组织浮出水面，引人注目。“Casa”是意大利语的“家、房屋”，庞德在诗中反复强调应当居者有其居，一直谴责是邪恶的高利贷使穷人没有家、没有房屋，用的就是“Casa”。把Casa与庞德Pound联成一个词作为自己组织的命名，说明庞德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他们是庞德遗产的继承人。庞德之家（庞德之家的标志：乌龟。乌龟背着自己的家到处跑，无论在哪里，永远有家。）庞德之家自称为“第三个千年的法西斯主义者”，公开承认对墨索里尼的崇拜。它的创始人是一位名叫吉安卢卡·伊安诺（Gianluca Iannone）年轻的摇滚音乐人，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组织名为“扎塔泽罗阿尔法”（Zetazeroalfa）乐队，标榜“身份认同摇滚”，强调反移民。他们说自己不是新“法西斯主义”（neo-fascism）而是“后法西斯主义”（post-Fascism），是极右翼，但又吸取左翼音乐元素，所以又以“另类摇滚”自居。乐队歌曲的歌词，充分表明了庞德之家的意识形态，反剥削、反高利贷、反犹，批判、揭露社会的贫富不均。庞德之家最初是文化运动，以青年亚文化吸引青年人参加。大约从2012年起，发展成为极右翼社会运动，其成员开始参加全国性和地方性选举，选举中成绩不佳，却引人注目。它以意大利法西斯继承人自居，利用一些青年的怀旧感，同时它又采纳许多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全球化的极左派主张。他们与当年的庞德一样，高度赞赏意大利法西斯实行的以限制资本实现的“法团制”。对历史的叙事与再现，成为庞德之家建构合法性和认同重要思想的资源，庞德之家的对法西斯主义历史的利用，说明法西斯主义并非与现在隔绝的过去，在当代意大利政治图景中，仍是合法性重要遗产，仍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Maddalena Gretel Cammelli: “The legacy of fascism in the present:‘third millennium fascists’in Italy” ）“左”“右”向来是判断、理解政治运动、政治组织，甚至政治认同的符号，是现代“政治空间”中对政党、政治运动方位的基准性判断。与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榫接，自然是右，但庞德之家明确拒绝“右”或“左”的标签，而是从文化和思想上将二者混杂，名之为“杂交战略（strategy of hybridization）”。杂交和怀旧兼具，是它吸引青年、发展成员的成功之处。当下民粹主义的兴起，的确很难完全用传统的“左”“右”分类，庞德之家的策略，也改变了政党政治的图景。庞德之家引以自豪的是这种杂交战略使这个原本位居边缘的组织，不仅在派别林立的意大利右翼政治生态中牢牢站有一席之地，更使极右观念成为意大利公共辩论公众讨论、辩论的常规议题。意大利年轻一代长期难以忍受自己政治上的边缘化，庞德之家对此格外敏感，针对年轻一代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意象。传统法西斯政党体制那种把一套严格的党的纪律和僵硬的组织结构强塞进政治运动中，进而由严格的等级制形成了难以变动的政治精英层与底层，拒绝新的文化意象，结果窒息了政治行动的新形式。因此，庞德之家一开始就强调自己是一种新运动的文化表达和创造，反对并克服传统极右派的硬膜化，他们文化与组织行动并重，强调自己是站在政治和文化的交叉点上。在文化上，庞德之家以过去的文化为资源实现与政治的衔接，以“未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二者的文化和政治契合表明自己的承继性。未来主义是1909年诞生于意大利的现代文艺思潮之一，以尼采、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唯意志论、生命哲学为根据。未来主义者对现代战争大加颂扬，认为战争是艺术的最终极形式，反对、批判资本主义，一些人公开支持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庞德之家以未来主义表现方式的符号和法西斯主义行动哲学的“光荣”，将过去的文化与政治因素联结一体，创造自己的政治意象。在庞德之家的文化和政治意象建构中，波普文化尤为显著，甚至成为它的主要特征，其中摇滚乐起了关键作用。除了音乐，庞德之家还擅长利用各种图像、符号、标志，非常“后现代”地图案拼贴，刷贴在建筑物上，印在T恤上。他们还有标志性服饰，设计出成员间打招呼的动作、姿势，增加“我们”的凝聚力。种种简洁有力的图形、线条，不仅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而且很容易复制，迅速传播。他们推崇的领袖人物的名字或画像，也尽量刷写张贴。如墨索里尼、尼采、庞德、邓南遮等许多大名鼎鼎的法西斯分子。但出人意外的是，他们确实敢于打破常规，居然还有切·格瓦拉、查韦斯、马克思等左派人物的标签，将其整合、纳入自己的符号系统，为自己的意义服务。它的组织成员和同情者十分庞杂，这种不分左右文化杂交产生意象确能最大可能地包容不同成员的种种不同诉求，满足他们往往互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的各种意识形态和文化需求。其基本要素是过去艺术未来主义运动文化美学；怀念法西斯统治，特别是其社会和经济政策叙事；把自己“成功”的解释框架从“右翼的成功”，解释为“全社会的整体成功”；接受暴力并将其审美化。当然，在所有这些因素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意识形态还是意大利法西斯的历史。尽管庞德之家尽力现实左右符号的杂交化，公开拒绝传统的“左”“右”分类，但法西斯主义的确是它的意识形态和理念的基本参照点。“在意大利，这种文化和亚文化认同符码的迅速变化，非常典型地使后法西斯主义通过一种怀旧、乡愁与理想化的过去和对政治失败的记忆联结起来，从而有利于后法西斯主义价值和符号的重新语境化。”（Giorgia Bulli：“CasaPound Italis’cultural imaginary”）信息时代，庞德之家如虎添翼，传统媒体对极端言论多少还有些限制，而庞德之家的网站、论坛和自媒体一路走来无所顾忌，充满极端言论，对外取得爆炸性的宣传效果，极大地增强了它的社会影响力和动员力。互联网和自媒体又使庞德之家内部的组织结构平面化，决定决策迅速传递，快速行动。强调、注重“文化”是庞德之家与其他政治组织的重要区别。庞德之家巧妙地利用网络和自媒体输出自己的文化，使其深深嵌入政治实践中。庞德之家把平台作为自己的表演舞台，它的文化输出一直贯穿在其信息交流的最深处，增强了它的集体认同、情感凝结和道德样榜的推广促进。(Pietro Castelli Gattinara & Samuel Bouron: Extreme-right communication in Italy and France:political culture and media practices in CasaPound Italia and Les Identitaires)墨索里尼一贯强调“观念－行动”，不能仅有观念而无行动，庞德之家秉承此点，十分强调、注重行动。在它的团队文化中，蔑视、鄙视、鄙弃“日常生活”，将这种生活贬损为“平庸”，着意营造一种崇尚暴力的男子汉气概，甚至把互相抽打作为“成年礼”，迎合了青年人不甘日常生活平淡无奇、喜欢刺激、渴望轰轰烈烈的心理。庞德之家与未来主义和墨索里尼一样，把力量、活力、勇气、果敢、行动、暴力作为一种青年应有生活方式宣扬，强调“梦想”、“成就”和“意志”，意志的梦想与力量结合起来，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就”。他们提出“3E”斗争策略：Ethic（伦理）, Epic,（史诗）Esthetic（唯美）。“如果唯美与史诗是与未来主义相关联的文化意象的典型描述，那么伦理的概念就将过去的政治历史是光荣的这个元素，引入了它的文化意象建构中。”“这种文化意象的特征化形成的自我意象，旨在表明自己承继了先锋艺术和法西斯兴起时的反布尔乔亚精神。”（Giorgia Bulli：“CasaPound Italis’cultural imaginary”）他们有组织有纲领，注重草根政治，在基层建立组织机构，具有极强的动员力和基层草根的行动力，时时制造“事件”，发动、领导各种政治运动，却不愿意称自己为“政党”，而自称为“协会”，标榜反对即成的建制性政党，声称自己发动、组织的是社会运动，不是传统政党的政治运动。他们的行动与行为艺术颇有些相似，从传统的集会、示威到象征性的表演，如把假人吊在一座桥上,以谴责物价上涨、失业和移民压力, 将一处喷泉的水染成血红色，以抗议、纪念因债务压力而自杀的意大利人。类似行动，马上成为社会焦点，迅速引起国际媒体关注。庞德之家最引人关注的行动，还是将意大利传统法西斯进行当代调适，采取最不合常规的、典型的左翼运动实践，发动无房者占领空房运动（house-squatting）。他们一直批判全球化、批判新自由主义、批判当代金融体制、批判银行、批判欧盟、批判讨债催税机构，严厉批判现存社会经济体制的不公。体制不公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私有制的核心是“所有权”（ownership），无房者占领空房的意义就是向私有制的核心、基础“所有权”挑战。占领运动首先发动在华人移民区，占领空房，一些租客交不起房租，交不起按揭的购房者，也可与该组织联系，获得支持，和金融地产集团斗争。这是第一次向“所有权”的公开挑战，而这通常是极左派政党、组织和运动的主张。庞德之家在与左派斗争时，不仅把左派的文化符号纳入自己的符号系统，而且将左派、甚至极左派的政治诉求、内涵和斗争方法策略作为自己的武器，是它能在文化和政治斗争中进展迅速、在传统左派“红带”地区也能发展势力的重要因素。以居者有其屋、每个人都有居住权向“所有权”挑战，确实高明，极易引起社会共鸣，获得相当多的同情。为了强调居者有其屋，庞德之家的标志就是一个乌龟。乌龟背着自己的家到处跑，无论在哪里，永远有家。在“占领地”，他们用巨大的石头做成“CasaPound”（庞德之家），立在巨大建筑物的正面，表明他们是庞德精神的继承者。确实，它的十八点政治纲领的第一条几乎完全来自庞德，主张公众控制银行，甚至银行国有化，废除高利贷。庞德之家还提出具体议案，要求规定意大利公民在某城居住满五年后，就可成为房主，不必再交房租，更不必向银行抵押贷款，完全是庞德“社会信贷”解决住房问题的翻版。从庞德到庞德之家，一百多年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一直存在，用什么理论体系、解释框架、分析方法观察诊疗至关重要。倘“反举望远镜”观察“社会病”，必定方不对症，可能贻害更深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