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文摘   2024-12-23 02:09   浙江  
1963年,列宁格勒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不但色情而且反苏联。同年年底,布罗茨基被捕,判处五年徒刑,并被建议接受精神检查以确定他是否患有某种形式的精神疾病。
次年二月和三月,布罗茨基被送进一家精神病院度过了大约三个星期。他们每天给他注射镇静剂,晚上用冷水把他叫醒,然后让他裹在潮湿冰冷的毯子里,坐在暖气片旁边烘干。这段时间过后,布罗茨基被诊断出患有一种叫做“缓慢型精神分裂症”的疾病,报告说他是一个根本不具任何价值的人。
把不喜欢的人送进精神病院,世界各国都曾出现。但系统性、开创性地把许多人送进精神病院,首推当年的苏联。

苏联统治者往往出于政治目的把观点和他们不一致的人看做精神病人,以满足当局日益增长的收押异己分子、维持稳定统治的需求。

一个制度无论多么“完美”,总会有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斯大林时期针对这些人的方式十分简单、粗暴,他们会找个罪名将这些人送到臭名昭著的古拉格劳改营。1940年代,斯大林领导下的克格勃就对“精神病疗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9年,贝利亚亲自把喀山精神病医院划归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喀山监狱管辖。从此苏联有了第一个监狱精神病院。

喀山监狱精神病院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苏联唯一的监狱精神病院,所以送到这里来的有苏联各地的“精神病人”兼犯人。在整个苏联时期被送进喀山监狱精神病院的人有数万人。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和“解冻”背景下出现的,然而,苏共却把不同声音当作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是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声音,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压制和打击持不同政见者。

赫鲁晓夫上台后,手段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么粗暴野蛮。但对于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赫鲁晓夫可就没那么客气了。他曾说过一句名言:“只有精神病人才怀疑苏联光明美好的前途。”

把“社会异己分子”送进精神病院,对于苏共当局来说,既可维护苏联法制的体面,也能体现人道主义。于是这种做法就从斯大林时代延续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

许多吹嘘苏联制度多么完美的人经常会说,苏联的街头看不到流浪者。

其实原因很简单:警察会把这些人集中送到市立精神病院值班室。流浪者洗个澡,暂时收入病房,医生想办法问明他从哪来、受了什么委屈。等攒够一批再统一送他们回老家。

到了老家医院,有亲戚找亲戚,没亲戚进当地精神病院。诊断证明根本不是问题,想要多少给你写多少。不肯住院的直接“绑来",用宽条粗帆布捆扎。

苏联不但将大批人送进精神病院,与之搭配的还有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

莫斯科有一个法医精神病学研究所,名义上是专门研究社会类精神问题,其实就是如何用精神病的病理把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人确诊为精神病。他们还给这种操作起了个高大上的名字:“精神疗法”。
这样,他们就可以把“病人”关押起来,实施各种“治疗”。他们还要说是为“病人的切身利益”,也是为了“全社会的共同利益”。

斯涅热夫斯基是苏联精神病学领域排名第一的医生和科学家,他创造或者说虚构了一种“缓慢型精神分裂症”,他和来自所谓“莫斯科精神病学学院”的同事声称,那些得了“缓慢型精神分裂症”病人的主要特征就是对现行体制不满或表示抗议。
从病理上说,是因为病人“无法把握现实而转向对体制的不满”。“悲观主义”或社会适应能力差也属于缓慢型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之一。

苏联医生安德烈·斯涅热夫斯基
而且,这是一种“渐进性的精神分裂症,病情会由重到轻,恶化的过程有快有慢,并且在极度恶化之前病人身上并没有预兆”。

也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症状,都可以被判定为精神病,一旦被认为是精神病,即使你没有症状,他们也可以说你是早期患者。

你或许以为到这里就完了,那可就真的小瞧莫斯科精神病学学院的研究了,斯涅热夫斯基还和他的同事加了其他症状,比如“幻觉”、“改良主义妄想”、“为真理而斗争的妄想”,对哲学、宗教和艺术表现出特殊兴趣的人也是症状之一。

这样的研究结果出来,可以说是指哪打哪了,任何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被精神病,只要他们愿意。

这套理论的带领下,全苏联有几百家医院参与到“精神疗法”的体系里。

到1960年代后期,苏联人民对当局的反抗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还出现了索尔仁尼琴和安德烈.萨哈罗夫种人,他们不仅有一套理论,还有超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这时候,“精神疗法”的任务就更加艰巨了。

当时的克格勃的负责人是安德罗波夫,他又提出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对“持不同政见者和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力量”发起复兴式的总攻。

1969年,安德罗波夫提出,要一次性全部清理掉反苏维埃的异见人士,因此他颁布了一条法令:“防止精神病人危险行为措施条令”。
这个法令授权所有的精神科医生,只要是有人符合某些在政治上描述的条件,就可以确诊为精神病患者,就可以把他们都关起来。

安德罗波夫当局还鼓励医生们主动去“寻找”得了精神病的政治犯,医生甚至还可以对某些精神病搞“钓鱼诊断”,也就是在医学上给政治犯们设一些“精神病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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