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治乱循环，近一百年来的历史灾难，揭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依靠存量的思想和文化资源，很难建立最低的共同底线。
要实现社会的转型，走向真正的现代文明，必须摒弃认知上的盲目自大，以及潜意识里要改天换地的致命自负，而应回到全人类普世性的大传统，寻找新的思想资源。
幸运的是，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沿着周有光先生说的“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要从世界看中国”，改造自己的思维和认知，并艰难地启蒙身边的人。
那么，究竟如何从世界看中国呢？
第一道坎：抛弃认知上的虚骄自大
理性看待传统文化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
著名学者任剑涛指出：区分文明和野蛮，比区分古代和近代、区分中西方重要得多。
事实上，以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科学等为基本内核的现代文明，并不是欧美的专利，而是全人类数千年积累、选择与融合的成果。
在历史上，西方国家同中国一样经历过战争和饥荒，欧洲人也曾被教皇或皇帝长期奴役，但是，从1215年《大宪章》签署开始，以及随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西方开始走向现代文明道路，并领先世界数百年。
身处东方文化圈的日本，从19世纪晚期开始，也渐渐走上了现代文明道路，并在二战后享受了半个世纪的长治久安。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大量吸收了西方文明的因子：
从明治维新开始打开国门，日本起初追求“富国强兵”，却轻视了思想和制度，从而走向歧途，给本国和世界，尤其是中国带来了灾难；二战战败后，对军国主义思想进行清算，实现了比较彻底的社会转型。
第二道坎：尊重私人选择的权利
尤其是自由的商业竞争和宗教信仰
中国历来有耻于谈钱、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以“钱财如粪土”、“无商不奸”等说法对资本和商人极尽妖魔化。
但是从人类文明史来看，人类以往的教训告诉我们：民众的各种自由权利，必须以“相互承认私有财产”为前提；人与人的互助和契约精神，恰恰是在自由选择、优胜劣汰的市场博弈中才逐步成熟的。
往更深的层次说，人类是观念的动物，一个国家的人要实现长治久安，必须以契约解决权力的合法性，“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保障个人的私权利。
人与人建立契约需要有共同的底线。如果没有“高于人”的信仰约束人的内心，没有市场经济的养成，一群人即便无数次达到“暴力平衡”，也很难建立起共同的底线，甚至连日常生活中的信任都很难“虚构”出来——在权力至上、宗法桎梏的传统中国，这种困境尤其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