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之后四天，1931年9月22日，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在上海向蒋介石请示：如果日方在上海扩大行动，我陆海军该如何行动？蒋介石答复：“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
10月6日，日本海军舰艇增援上海，蒋介石立即电告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俟其进攻，即行抵抗。” 1932年1月23日，上海市长吴铁城对记者明确表示：“中央政府早有命令，如果有人侵入内地领土，决采正当防卫。”
1932年初，国民党主政的汪精卫、主军的蒋介石统一认识：对日态度“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1月25日，汪精卫在励志社发表谈话，称无论如何困难，决以“不丧国土，不辱主权”为原则。同日，蒋介石表示：“决心与倭持久作战，非如此不足以杀其自大之野心。”两天后又说：“充实一切自卫力量，准备长期抵抗，以求最后之胜利。”
但是，如果发动全面抗战，中国肯定打不赢日本。当时中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四分五裂，贫弱不堪。需要先进行战争动员，征兵征粮，铸造武器。
可是根本无从动员，连兵役法都没来得及制定。粮草弹药，后勤补给，一无所有。南京政府能够调动的，仅仅长江中下游六个半省份的资源。中国士兵体质羸弱，装备落后，训练不足，被国际普遍轻视。蒋介石不敢对日宣战，因为一旦宣战，中国一切对外通道将遭日本封锁，援助断绝。蒋介石的“应战书”被迫以“庐山谈话”方式公布。
虽然“九一八”之后全国反日浪潮汹涌，大城市到处有人示威游行振臂高呼（多数振臂高呼的人自己并不上战场），强烈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抗战。但是，游行归游行，嚷嚷归嚷嚷，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司令蒋介石却调不动各地部队。国民政府出台《全国国防计划》，各地实力派表现冷漠，少有响应，地方军阀都不願意部队离开各自的地盘去拼消耗。
蒋介石非常明白，中日之间早晚必有一战，必须争取时间备战，整合全国各派系的力量。
01
确立“持久抗战”大战略
对待强敌，对策只能是“忍辱待时，巩固后方，埋头苦干”。
早在二十年代，中国军事思想家蒋百里先生就针对日本提出“长期抗战”的战略思想。1932年蒋介石、蒋百里、白崇禧、陈诚等开始讨论持久战的战略。从1933年1月开始，蒋介石的讲话和日记中频频出现“持久战”，到1936年10月，国民政府已确定抗战大战略的原则与战术：持久战、消耗战、诱敌深入。
蒋介石的认识很透彻。日本真正要想对付的，其实是美国和苏联，他们南进对付英美、北进对付苏俄。1923年日本修订的“国防方针”将美国列为第一敌国，第二是苏俄。日本即使战胜了中国也无意义，它无力占领中国广袤的领土，还是要回头去对付美国和苏联。蒋介石说：“倭寇之敌，实在美、俄；如其果与我国大规模作战，则其无的放矢，虽胜必败，吾唯有与之持久战斗耳！”所以，持久抗战，撑到世界大战爆发时，我国便不再孤军奋战。
蒋介石一直寄希望于国际干预，国际上与国民政府关系最密切的当属美、苏、英、德四国。蒋介石努力与英美保持友好关系，但是英美对日本侵华均采取不干涉政策，反应冷淡。
1933年6月，蒋介石分析中日苏三角关系和英美立场：“倭寇、赤俄、英美三者，倭寇仇我而惧我，赤俄恨我而伺我，英美则欲我为之利用以抵倭俄，但无土地之野心。”蒋介石的结论：“以大体论，英美可为与国，当以义结之；惟对仇敌，则但有自强而已。”战时中国的对外关系和最后结局，事实亦大体如此。
02
确定“诱敌自东向西仰攻”的作战线
大战略“持久战”确定之后，接着便是策略和战术问题。1935年国民政府军事领导开始讨论“作战线”。
如果同时在华北、华东两头作战，国军实在没这个能力。国军也没有重型装备，在大平原上，不能以将士们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日军的装甲车、大炮和重机枪。核心计划是“转换日军作战线”，避开平原地区，诱导日军将进攻从“南北向”转为“东西向”——诱敌沿长江自东向西，作仰攻态势，在江河湖渠、峡谷丘陵间，可以极大地减弱重型武器对国军的威胁。
到1936年，“诱敌自东向西沿长江仰攻”的思路更加清晰。10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最后决策是竭尽所能改变日军作战轴线，“诱敌自东而西仰攻”。这个战略决策经过了长达数年的思考和酝酿，是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领导的集体智慧。后来，蒋介石说“完成最后胜利一切战略上的布置”，就是指1936年10月在洛阳拟定的战略方针。
一年后主动发起淞沪会战，就是贯彻前一年洛阳会议的决议。淞沪会战三个月，中日双方都不断向上海增兵，最多时国军有75万人，日军则投入将近30万人（上海地区20万人，杭州湾地区10万人）。到年底南京战役结束，日本在江南的兵力已达30万，而同时期在华北的兵力仅剩10万。很明显，日军主力已由北向南集中于华东，作战线硬被中国转换成由东向西仰攻了。
一二八淞沪大战爆发时，日本人气焰万丈，认为三月可亡华，欧美方面也认为中国最多只能抵抗六个月。然后，日军以为拿下首都南京，国民政府一定会投降，没想到攻下南京，占领武汉，却仍旧无法结束战争。
日军对国民政府抗战初期战略的反应，几乎都在蒋介石的预期与掌握之中。日本不断派兵中国，调集华北兵力于淞沪、南京，整个态势的演变已开始往1936年军委会所设计的方向发展。淞沪、南京、台儿庄、武汉一路打下来，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付出极大代价，但日军却逐步陷入持久战的战略布局之中，愈陷愈深。
03
建立四川为抗战根据地
四川，丰饶富足，天府之国，但是自民国以来一直军阀混战，形成以刘湘为首，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田颂尧等军阀分据的局面。南京中央政府管不了四川，中央的政军势力也进不了四川。
为了在中国西部寻找一处抗战落脚点，1934年10至 12月，蒋介石风尘仆仆，跑遍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最后选定粮源兵源充足的四川。但四川军阀四分五裂，如何才能回归中央，纳入全国统一行政管理，令蒋介石头痛。终于——“借剿共以定西南”。
四川的共军当时主要有两支。其一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1932年12月从鄂豫皖突围，转移到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到1935年3月离开。另一支即中央红军，1934年秋，中央红军向西转移，1935年初经过四川，毛泽东当时的妻子贺子珍在川南古蔺县产下一个女儿，当即送给老乡，毛泽东没见上面，3个多月后病死（见《红军长征过古蔺》）。
蒋介石与身边一群人商量，借追剿红军的机会，将中央势力带入四川，“籍剿共以定西南”。这是极机密、极重要的战略规划，牵涉很广，只能做不能说，尤其不能让日本人察觉。
1934年8月23日，刘湘因“川中剿匪军事困难”，向蒋介石求援，一拍即合。中央支持刘湘统领四川军政，并补助川军饷款械弹，同意刘湘发行巨额公债以偿还历史积欠。刘湘则敞开四川大门，让中央势力进入四川。
1935年1月12日，蒋介石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团”进驻重庆，立即撤销四川“防制区”，大小军阀交出权力，各霸一方的局面基本结束。1935年2月10日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正式成立，刘湘任省主席（刘文辉任西康省主席），四川真正成为中华民国的一省，南京中央政府管辖权进入四川。
抗日持久战的战略布局，至关重要的“落脚点”总算落到实处。蒋介石说：“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18个省中的15个省，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控制之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还说：“将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日本）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三年也打不了中国，这就是日本将来的致命伤！”
04
抗战的三个指导原则
陆续开放的档案（包括蒋介石日记）证实：从淞沪到南京、徐州、武汉，各战役都环环相扣，是蒋介石大战略布局的一连串步骤。学者方德万最早看出其中奥秘，他在2003年指出：“这些战役其实是紧密相关的。”
当时，蒋介石最担心的是双方在华北决战。如果日军获胜，会由北向南迅速占领武汉，合围、夹击、打败中国军队，断绝尚留在南京的国民政府退路，隔绝整个中国东部与大后方的联系。中国最精华地区的人民，物产，物资，将全部落入敌手。
1936年10月洛阳军事会议，确定抗战三个指导原则：
1、持久战、消耗战，拖死日本；
2、在上海作战，诱日军由东向西仰攻；
3、以四川为最后根据地，把西南山地设为最后的国防线。
1937年7月29日天津沦陷，30日北平沦陷，日军积极部署华北决战。蒋介石却不在华北跟他们决战，“诱导”他们到吴淞口进行淞沪会战。果然，大批日军从天津登船运送到吴淞口，更多的日军从华北集结到上海。国民政府掌握战略主动，在长江口发起会战，沿着长江一步步撤退，日军便一步步跟来，装甲车大炮陷进水乡泽国山地丘陵，难于施展，日军陷入持久、消耗战略布局之中。
中日之战本来就实力悬殊，无论在哪里决战，国军都要面对日军的绝对优势。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战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战斗最惨烈、伤亡最重、意义最深远的一场战役，是中日两国秘而不宣的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这一战，破除了地方割据、统一了中央号令，真正把中华民族的心系在一起。
全面抗战，国军主动为之，至“八一三”才真正拉开大幕。而卢沟桥事变是个偶然的意外，双方都一触即缩。石原莞尔以参谋本部名义下达“临命第400号”指示：“防止事态扩大，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所以，将“七七”定为“全面抗战开始”的标志，值得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