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建国之争,李光耀是如何战胜左派的?

文摘   2024-12-20 00:00   江苏  

01

李光耀打算用来消灭左派的武器,就是一直没有被废除的内部安全委员会,通过内部安全委员会,他可以不经审判、定罪就直接逮捕关押任何人。

但他要想动用这套紧急程序来大规模逮捕左派,也必须得有一个明面上说得过去的理由,否则难以向公众交代,而左派一直在合法的议会斗争的框架内行事,所以李光耀始终找不到理由,他一直等啊等,终于在1962年底等来了一个绝妙的借口——那是来自文莱的一声枪响。

1962年12月8日,文莱人民党发动了武装起义,旨在摆脱腐朽的文莱、苏丹和英国殖民者,为文莱迎来一个崭新的独立。

文莱和新加坡地理位置相近,也都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因此两地的左翼力量有所联系、互相同情。

在起义前不久,文莱人民党领导人阿扎哈里就和林清祥在新加坡见过面;在起义爆发后,左派也公开表达了对起义的支持,从反殖民主义的角度来讲,支持文莱武装起义当然是没问题的,但左派在公开表达这种支持时却没有考虑到自身的安危,他们给了李光耀和英国人一个绝妙的借口来镇压自己。

当时在新加坡,要想被认为是合法政党,一个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不能追求武装斗争,左派自己的确没有进行武装斗争,但他们公开发声,支持了别人的武装斗争,这就有了大做文章的空间,而且文莱这次起义还得到了印尼方面的援助,在当时的马来亚,印尼是最被憎恨的“境外势力”,印尼统治者苏加诺是亲共的,所以英国殖民者、新加坡政府和马来亚政府都讨厌印尼,苏加诺又提出了“大印尼计划”,表现出了一定的扩张倾向,和马来人在地缘关系上相冲突,所以马来人也不喜欢印尼;印尼还排华,对华人有许多系统性的歧视,所以华人也不喜欢印尼。

在马来亚,只有左派、马共是对印尼比较有好感的,因为当时在印尼,共产党可以合法活动,地位还不低,许多马共领导人就流亡去了印尼。

左派习惯从阶级而不是从民族的角度来考虑,因此,他们对印尼抱有较强的认同感,但这也让他们给别人落下了口实和把柄,之前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合并的讨论中,林清祥就因为公开提出了新加坡不应该和马来亚合并,而应该和印尼合并而遭到了李光耀的猛烈抨击,现在他们又发声支持印尼援助的武装起义,这就让他们再次陷入了不利的境地。

其实左派当时可以先观望一下文莱起义的情况再表态;或者不发表公开的声明;或者不与对方领导人直接见面,但左派把这些事情全都做了一遍,苦心等待的李光耀没有放过这次机会,他欣喜若狂地称“这是天赐的良机”。

英国人在马来群岛拥有着绝对的武力,他们只用了短短五天就彻底镇压了文莱起义,左派的支持没能起到多大作用,反倒还把自己搭了进去。

英国人搞定了文莱之后,就把目光转向了支持文莱起义的新加坡左派,李光耀趁机在内部安全委员会中说服英国人对左派进行大规模逮捕,他列出了一份169人的名单,名单上的许多人曾和李光耀一起为了新加坡的独立而奋斗。而现在,李光耀决定是时候解决这些老朋友了。


02

1963年2月2日凌晨,当人们都还深深沉浸在睡梦中时,“冷藏行动”开始了。

“冷藏行动”,顾名思义,就是要将那些在政治舞台上煊赫一时的人物给冷藏起来,通过长时间的关押,让他们被遗忘,被掩盖,再也无法发挥出影响力。

逮捕小组先在距离新加坡30英里的马来亚柔佛州境内集结,再跨过柔佛海峡进入新加坡,他们打着手电筒喊着名字,挨家挨户的将目标人物从家中带走,最终冷藏行动逮捕了130人,其中包括林清祥、方水双等政界人士31人,工会领袖40人,教育界人士18人,文化界人士11人等等,对于逮捕他们,李光耀政府给出的理由是:

“采取行动,不是因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援助外国干涉主义的行为,存在着颠覆和暴力的危险。”

李光耀给左派扣上的罪名是——“与外国集团勾结,加速武装暴动。”

他还把自己的责任摘了个一干二净,他声称:

“如果没有外部因素,新加坡政府绝不会考虑采取如此全面的行动。”

他的确让人们想到了许多外部因素,比如文莱的武装起义,印尼和马来亚的冲突,李光耀的宣传成功了。

除了被捕人士的亲朋,大部分民众都以为这是一次正常的逮捕,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反对,左派除了示威,也无法做出像样的对策,因为有能力的核心领导人像林清祥、方水双等人已经全部被捕了,林清祥的继任者水平远不如他,社阵不断衰落,最终消亡、并入了其他政党。

李光耀的心腹大患、人民行动党左派,至此终于被彻底铲除。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撼动李光耀的权力了。

但李光耀还面临着一个古往今来所有胜利者都会遇到的问题,他要不要杀掉这些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呢?

吴王夫差曾有机会杀掉越王勾践,但他没有,最后被越王反杀,三千越甲可吞吴;斯大林在第一次击败托洛茨基的时候,就有机会杀掉托洛茨基,但他只是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国,结果托洛茨基跑到了墨西哥,成立了第四国际,写下了许多文章,给斯大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等到最后,冰镐敲碎托洛茨基的脑袋时,情况已经无可挽回,30万人出席了托洛茨基的葬礼,全世界的左翼运动也为之分裂。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政治是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游戏,它无数次提醒人们要心狠手辣,要斩草除根。

李光耀是最纠结的政治动物,但他的选择是不杀,所有“冷藏行动”被逮捕的人,李光耀一个都没杀,相比于动不动就在西冰库搞出人命的朴正熙来说;相比于喜欢从直升机上扔人的皮诺切特来说;相比于在临死前都还不忘枪决政治犯的佛朗哥来说,李光耀在威权统治者中可以说是最温和的那一类了,他甚至还在冷藏行动前专门给林清祥写了一封信,他告诉自己这位曾经的朋友,逮捕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现在林清祥想离开新加坡,那自己会帮他逃往印尼,或者任何他想去的国家,李光耀告诉林清祥,你与其他人不同,你从未在你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目标方面欺骗我。

李光耀还把这封信公开发表在了报纸上,以表明自己不会撒谎,林清祥如果想的话,真的可以远走高飞,他当时有一个女朋友,他大可以选择和自己的爱人在一个别的国家开始全新的生活,拥抱一个无限可能的未来。

但是林清祥没有。因为这就意味着抛下他的理想,抛下他所有被捕的同志,如果林清祥是这种贪生怕死的人的话,那他当年最开始的时候,就不会走上革命道路了。

林清祥拒绝了李光耀的提议,如同一个殉道者那样静静地等待上门的警察。

在所有五颜六色的未来中,林清祥选择了最灰暗的那一个,他并不是心如死灰,他只是无法忘却自己理想中的那一抹鲜红。

“未经审判长期被扣是种非常残酷的刑罚,不准阅读任何未获批准的读物,不准与他人交谈来往,不准有电视或有长短波设备的收音机,起身入睡一切有规定,别说关你一年半载,一个月就好了,然后你告诉我感觉如何?由于是政治犯,你又不须工作,你除了在那小天地踱方步以外,剩下的是时间,无数的时间,在那种情况下你才真正会体会出什么叫度日如年,而当你望着那座牢狱石墙内外,有那么多事你想做,你可以做而你又不准做,你才真正会懂得什么叫挫折感。我想这种刑罚比起日本人那种白刃进红刃出或一颗子弹快速解决掉更残暴,因为,这是慢性的、经年累月的、逐步摧残人性的做法,政治扣留是无限期的,直到你在人格上自我摧残,满足政治敌手时才有所谓获释的机会。”

——《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林清祥

林清祥写下的这番话,是新加坡牢狱生活的真实写照,这还是英国人的监狱,而李光耀的监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拘留条件进行过调查的大卫·马绍尔表示,李光耀政府的拘留条件,比过去英国殖民政府或任何前新加坡政府实施的条件都更加恶劣,英国殖民者曾关押了林清祥三年,都没有让他产生一丝退缩,但李光耀关押他的六年,却将他折磨的不行,在狱中,林清祥患上了高血压,他的精神极度沮丧,还出现了幻觉,最后被确诊为抑郁症。他绝望到上吊自杀,想要以死来获得解脱,却被狱警强行救下,只好继续在监狱中受着折磨。

到了第六个年头,林清祥终于服软了,曾经那个血气方刚、满怀理想的年轻人终究还是被李光耀的监牢磨掉了心性。他在1969年7月21日给李光耀写了封信,希望能和李光耀见一面,两天后,李光耀见到的林清祥已经是一个“理想破灭的人”,他在给同志的信中承认,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完全失去了信心”,他告诉李光耀,自己决心告别政坛,到英国去生活,李光耀就此确定,自己真的战胜了林清祥,他对自己再也不是一个威胁了。

于是,李光耀真的把林清祥给放了,让他和女朋友一起,到英国去生活。李光耀还祝他未来一切顺利。

到了英国后,林清祥一直在打零工,虽然不问政事,但也不改自己的工人阶级本色。

到1984年,林清祥甚至又回到了新加坡,他在李光耀的统治下过着平静的生活,他有妻子、有孩子,他们家住在一个单层联排别墅中,还有一辆丰田车,他常常去附近的咖啡店,一边喝早茶一边听当地人讨论新闻,他当年的那些政坛朋友、工会老同事也会来拜访他,他们经常坐在一起聊天,每年过新年的时候,林清祥还会给李光耀写一封贺卡,李光耀也会回他。

林清祥亲眼见证了新加坡在李光耀的统治下飞速发展,他对比表示:

“我承认也高兴新加坡取得了一定成就。”

但同时他也质问道:

“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去取得这些?”

他提醒大家,新加坡还有许多问题,“我们不能自卑,也千万别自大”。

除了林清祥,其他左派的结局也不算太差,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出狱后,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律师,方水双被关了四年后也放了出来。

2009年,他和李光耀在一本新书发布会上见了面,两人当时都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他们面露笑容、双手握在了一起,曾经的恩怨彷佛已是过眼云烟。

还有马共在新加坡的全权代表方壮壁,他常年流亡国外,从没有被李光耀抓到过,1995年,方壮壁主动和李光耀在中国见了一面,两人在镜头前握手、留念。

方壮壁感谢了李光耀允许他的儿子返回新加坡,并给他的儿子找了一份工作。对于曾在政治斗争中斗得你死我活的两派人来说,这几乎是一个童话般的结局了。

当林清祥去世时,已经成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还为林清祥写下了一份悼词,在悼词中,李光耀追忆了自己和林清祥亦敌亦友的一生,他依旧否认了林清祥的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但对林清祥的积极作用也不吝啬赞美之词,他说:

“林清祥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闽南话演讲者,他年轻、迷人、魅力非凡,我们联手摆脱了英国殖民主义,我们的分歧是深深刻在意识形态上的,但绝不是个人的,事实上,我们个人相处得很好,我喜欢并且尊重他简朴的生活方式、他的奉公无私,他既不贪图经济利益、也不追求政治荣耀,而是全心献身于自己的奋斗目标,由于他们设立了极高的奉献标准,我们这些受英语教育的人民行动党领导人也不得不设立同样高的标准,他们无情而坚决,我们只有变得和他们一样坚决,才有资格追求我们自己的政治目标。”

2017年2月5日,方水双逝世。

此时距离他和林清祥、李光耀一起成立人民行动党的那天,已经过去了整整63年。在方水双之前,李绍祖、方壮壁、李光耀都已相继离世,方水双成了他们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的最后一位亲历者,现在他也走了,一个时代的帷幕终于落下。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当年还是一个小孩的李显龙,如今也变成了一个花甲之岁的老人。他代替他已故的父亲为方水双写下了一份悼词,他说:

“没有经历过这些事迹的新加坡人很难理解那个时代的壮志情怀,那是对社会持截然不同愿景的两组人之间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双方阵营都有全心付出、严守纪律、深怀勇气之人,这并非是一场正邪之争,如李光耀先生所说,正是因为人民行动党有林清祥、方水双这样的反对者,他和同僚们才学到了为一个理想献出一生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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