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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96 期〓
引文：本文是从网上公众号“新三届”看到的，原标题为《血色记忆：1966年夏天的革命风暴》，是作者徐晓女士以亲历者的身份，在时过境迁五十多年后，于近期写成的关于那个特殊岁月的文章，里面内容都是作者亲眼看到的和亲身经历的，感谢徐晓女士给我们提供这些难能可贵的历史记忆。但由于此文标注的是原创，平台无法直接转载，但又不忍心错过，于是编者利用较长时间，在不改变原文内容的基础上作了较小删减和改动，如果徐女士看到后，希望能谅解，谢谢。当然，如果认为平台改编了此文，属于侵权的话也可以留言说明，平台马上删除。
关于原文作者徐晓女士，咱们也稍作介绍，她本名徐小伶，1965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1969年春成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五连知青；1974年转插山西并很快考入话剧团成为专业演员；1978年秋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艺编辑专业学习；毕业后，在央媒任职。2001年春出国学习工作，回国后专事家务与写作。曾在中信等多家出版社出版著作。近年来，倾心研究癌症，著书《抗癌：第一时间的抉择》《抗癌：防治复发》《抗癌：生命至上》，并公益地帮助癌症患者，被称为“智慧抗癌的倡导者”。
接下来咱们就跟着徐晓女士的记忆，看看50多年前，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她所在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园里以及她们家的左邻右舍到底遭遇了啥样的“狂风暴雨”？由于文章较长，为了不影响广大读者朋友的时间，咱们不妨分成三篇刊发。
01
1966年的夏天，13岁的徐晓是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级三班的学生。在校期间，她一来由于学习压力大而疲惫，二来在两次集体活动时晕倒、生病，曾被老师送去医院，这样她就给大家留下了体弱多病的印象，再加上她说话不多，在班里，她就成为五十名同学中最不起眼的那个学生。
那年六月的一天，就在马上要进入学年考试时，学校组织班级同学到月坛公园劳动，劳动时间才一两个小时，午饭前就回校了。可一进学校的大门，她就感觉到了校园里的气氛有点不对劲儿。
传达室校工往日脸上的笑容没有了，遇到的老师也是低头匆匆而过，甚至听到一个高年级学生悄悄说：“快去看吧，有人给校领导贴大字报了！”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北京师大女附中）
果然，进到校园里面，她看到宿舍楼墙上从东到西贴满了大字报，标题特别刺眼——校领导要把我们带向何方！内容都是列举校领导的种种不是。署名是学校当初最红的三个学生党员，她们是刘进、宋彬彬和马德秀。
关于大字报里说的事情徐晓尽管不清楚，也不理解，可心里还是有丝丝的颤栗。当她走回教室，看到讲台前站着语文老师谭雪莲，给人的感觉好像谭老师很想跟大家说点儿什么似的。谭老师在学生中的威信很高，平时学生们喜欢围在她周围，有说有笑，那天却没有一个同学靠近她，都是站得远远地虎着脸注视着她。当时谭老师那个尴尬，徐晓至今记忆深刻。
那一刻，徐晓似乎突然明白，那张大字报，其实已经把学生和老师划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
也就是从那天起，学生不上课了，考试也没人提了，学生的任务就是向“反动的修正主义教学路线”开火。
于是，学校变成乱糟糟一片。
一天，在主教学楼的楼前，几个高年级的学生站在台子上，她们说女附中培养的都是修正主义的苗子，而不是工农兵，不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然后一个人大喊：“杨某，你站上来！”下面也有人跟着喊：“杨某，你站上去！”于是，一个剪着短发、戴着眼镜、身背大书包的学生很不情愿地站了上去。
“大家看看，就是她，直到现在，还背着她的大书包！就是她，虽然仅是高一，但已经自学完高中所有的文科课程，她说过，她的理想就是当作家，当文学家。同学们想一想，这不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是什么？”台上的杨同学尴尬地低着头，没有反驳一句。
杨同学被羞辱一番之后，就被喝令下来了。接着主持者继续喊：“某某，你站上来！”
某某也是一个高中生，据说她妈妈是北京市委的领导人。某某同学无奈地站了上去。“就是她，一个典型的修正主义苗子！她也是抱着成名成家的思想，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就是她，一个高二的学生，已经完成了大学三年级的英语课程！她说，她的理想就是要当一名外交家！某某，你说，你是不是教育黑线下的修正主义苗子？”台子上的主持人厉声地训斥着这位文气十足的同学。
台下的徐晓，心里五味杂陈。她一边暗自佩服这两位学姐的学习能力，一边担心她们现在的处境，同时她也在想，本来是一个班里朝夕相处的同学呀，怎么运动一来，就都翻脸不认人了？
那些日子，先是中央派的“工作组”来了，团中央的副书记胡启立来了，可没过多久，工作组又被撤了，说他们压制了学生运动。那时，热衷造反的学生又分成了两派——保工作组派和反工作组派。紧接着，又出了什么多数派和少数派。斗争形势是越来越紧，学生中的大辩论也开始了，辩论者之间有时是旗鼓相当的唇枪舌剑，有时又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围攻。
那时还有一种现象，同学们会不约而同地往天安门跑，有些人甚至会整天在天安门广场上晃荡。
一天，徐晓和几个同学坐在天安门对面公安部大门口的马路牙子上犯愣。有个同学说：“听说，主席说了，今后，学生就是学工、学农和学军。”徐晓一听，不用上学，不用考试，心里也是一阵暗自高兴。
就在大家最茫然的时候，有人组织同学们看了一场电影《革命舞蹈史诗——东方红》。影片中，一群红军战士在经历过一次次战斗的失败，撤离井冈山根据地后，他们仰望夜空，唱出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那情景，实实在在地感动了她们。电影结束后，大家默默地走回学校，走进教室，坐在课桌上，搭着肩，拉着手，饱含热泪，不约而同地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好像她们自己就是那群战士，茫然无助中期盼着领袖，而领袖也正热切地盼望着她们去拯救。
也就是那短短的几天，一群十三四岁的文弱女学生一下子幻化成一帮要捍卫领袖的勇猛斗士！
“我他妈的就觉得他妈的好听，以后我他妈的说话就他妈的带上他妈的！怎么着吧！”这是班里的一个叫“毛栗子”的干部子弟甩着她那两条黄毛小辫，撇着大嘴说的话。对此，不管同学们如何想，但也无人敢说出来，因为社会上的大气候已经变了。
那时，街上已经有人拉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横幅，血统论一下把同学分成了两个阵营：出身好的红五类一拨和出身一般以及出身有问题的一拨儿。当时，在教室里这两拨人泾渭分明，出身好的，坐在教室当中的课桌上，脚登着凳子，高谈阔论；出身一般的溜边坐在椅子上沉默。而徐晓也属于“革干”出身，是属于前一个阵营的，但她心地柔软，不骂人，但也不遭白眼，但她和班里部队大院出来的同学相比，还是感觉底气弱了些。
教室外，一帮出身红五类的学生已经改了装束：有的已经换上了父母的旧军衣，腰间扎起了武装带；头发嘛，尽可能地剪短，再扎成小歪辫，也叫“造反辫”；更有甚者高挽起裤腿儿，鞋也不穿了，打着赤脚走在校园里，一副井冈山上赤卫队员的样子！
一些老师已经被揪了出来，说他们是反动学术权威，脖子上被挂上了大牌子。有一个瘦高的男老师胸前的牌子上写着：“反动右派”，可他一直在高喊着：“我早就被摘帽了！我被摘帽儿了啊！”可谁理会他的叫喊呢？
有一天，一帮人从食堂抬出了十几张大方桌，摆在了操场的正前方，她们把餐桌摞起来——第一层十几张，第二层七八张……垒得很高。她们说这是“斗鬼台”！这是要斗谁呢？
原来最大的“鬼”就是她们师大女附中的第一把手——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除了卞仲耘之外，台下还站着一排即将被拉上去的“牛鬼蛇神”，其中就有副校长和教导主任，她俩是女附中最引以为傲的特级教师……
前来围观的同学都不是以班级为单位组织来的，而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儿，一拨拨地簇拥在台下。
徐晓清晰地记得台子上女学生们的动作和身影，她们挽着裤腿、打着赤脚，手里紧握着木棒，对被批斗者揪头发，按脑袋。同时，还有人带领着同学们高喊口号“毛主席万岁”，而在台下的副校长胡志涛也要跟着喊，她身边的学生马上按下她的头，意思是她没有资格喊。可她硬是要昂起头，挺起胸，举起拳头，继续跟着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那段时间她们的学校一片混乱，一天不如一天。
一天，徐晓她们正在教室里闲坐，就听有人在喊：“快出来，快出来，有人要讲话了！”她们一年级六个班的学生纷纷走出教室，来到教学楼前的空场上，看到高中的学生党员刘进和宋彬彬已经站在了教学楼前的台阶上。
“同学们，同学们，大家听我讲几句。”先开口的是学生党员宋彬彬。
“这些天来，学校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大家一定觉得不是十分地理解。在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都去看看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刊登在《毛选》的第一卷，是《毛选》的第一篇文章。我希望大家去读一读其中的论述。毛泽东同志说，‘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还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毛泽东同志举例说，有人说农会的人涌进土豪劣绅的家中，到小姐和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滚一滚，是过分，说捉人戴高帽子游街是过分，还说，这是矫枉过正。但是毛泽东同志说，‘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这是土豪劣绅逼出来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同志们，我们要革命，就要矫枉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面对宋同学的慷慨陈词和激情。徐晓从心底由衷地佩服她的口才和认识！正是宋的演讲，化开了徐晓心中多日来的不解——原来，这一切都是对的，主席早有论述！
卞仲耘与胡志涛
紧接着，大约是8月初的一天，她们的校长卞仲耘躺在了学校宿舍楼一层的入口处，听说是她在挨批斗时，熬不过，倒下了，被一些老师抬到宿舍的阴凉处。面对校长的处境，那么多的学生，没有一人俯身去看看她的情况，都是紧贴着墙，绕过她，匆匆而去。第二天，徐晓听说，卞校长死了，她是被自己的学生打死的！
卞仲耘校长遗体，旁边是她的两个女儿
十来天后，徐晓又听母亲说，北京女三中的校长也被学生打死了，她丈夫想不通不想活了，女儿也疯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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