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与方法：2024年度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由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胡斌教授策划，旨在启发交流、促进建立根植于中国本土、全球以及个性化的工作语境与近现代美术研究系统。
系列讲座的第2期，有幸邀请到中国美术学院连冕教授开展以《郑可：中国现代艺术与设计教育先驱》为题的讲座，由美研所王琳博士主持。
主讲人简介
连冕，中国香港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民艺博物馆馆长，中国民间信俗澳门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艺术、工艺与设计史及理论研究，侧重思想史、制度史、哲学史及礼经、礼制方向，兼顾古代艺术类罕传文献整理、中国近现代艺术史、当代艺术批评与设计理论引介等工作。
讲座内容节选
连冕：郑可先生在法国时的名字拼写，按照目前的记录，我所见到的是CHENG HO（此为留法时造币课程法国教授题赠给郑先生的一本著作上所书写的，目前保存在郑先生二女儿郑方女士处），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即对于广东籍人士，以及早期用威妥玛系统拼写出来的中文名词等，研究者需仔细考虑关键词选取、切进的路径，这也反映出对中国史地、方言及社会认知的深层次、高精准理解与掌握。此外，研究郑先生这么多年，一开始我就坚持一个规矩，就是家属手里的哪怕是任何一片纸都不能主动要求拿回家，最多拍照，还得经过向家属再三明确并得到允许。所以家属至今仍是很信任我的，这也是我们做研究的基本要求。
郑可于其个人工作室内（约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或在广东广州；郑方提供）
郑先生有很多学生，其中也有非常著名的，当然这还包括广州的，以及广州美术学院的高永坚老师、尹积昌老师。这些都是郑先生的贴身弟子，在1949年前后始终没有远离过郑先生。目前我在同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同时也是与福建师范大学的庄秋阳老师合作，正在推进第三本关于郑先生的书，就是20世纪40年代时，郑可工作室在广西一带关于石膏像制模教材的复原刊布。这是在近现代雕塑史和艺术教育上，全面确立郑先生的重大历史价值和应有地位。
目前人们事实上都不太清楚，郑先生也是中国近现代雕塑史中一位可以被称为先驱的人，这是特指在产业、商业方面的。郑先生早年在抗战时期所做的工作，就是呼应民族救亡和反抗战争而进行人像、纪念碑等的雕塑设计与制作。我也获得了一些非常罕见的照片，郑先生作为一位已经知名的雕塑家，与助手们一起在简陋条件下，现场操持石膏像翻模。还有郑先生留学回国后，应该是在广州的工作室拍摄的照片，这里面的作品很多都已经消失，但彼时核心雕塑家的工作和工作室记录，在近现代中国摄影史上也可谓难得且稀少。
连冕：我关心史料的收集，但必须说，更关心的是一种精细的人类学方法，而非一类粗糙的社会学方法。我和家属提过，郑先生的一片纸，哪怕是一根头发，我作为研究者是都希望能够保留并集成性地捐赠出去的。我在处理并重新构建郑先生的整个生平和史料系统过程中，尽管有通俗意义上的分类，但其间还是运用了立体、交叉的人类学式的呈现思路，所以显得比较特别。也就是在如此的框架内，我才可能将各类史料密密地组织起来。这是对于历史事实，对于作为曾经活生生的个体的高度尊重。
连冕纂述《中国现代设计先驱：郑可研究》封面（书影；山东美术出版社，2021年版）
不过，这也导致所要整编的材料极度庞杂，“竭泽而渔”的史学研究基础工作在其间也有充分展现，惟其根本是力图围绕研究对象一生的活动展开的。当然，这些都是历史的雪泥鸿爪，坚持的搜寻，最终的目标就是令历史不被遗忘。比如《郑可研究》中收录了历史课表等，在有条件调阅时作为研究者势必须要尽快全数掌握，经精细处理后呈现给学界。尤其是面对一位教育者的研究，没有这样的信息，就会造成巨大的历史缺憾。而这些内容还得考虑如何通过书籍编辑的形式，比如复杂的页面排版、字号的大小缩放等呈现出来。在近现代美术个人史，甚至是政治个案史的纂述中，如此制作都是比较不常见的，这很考验研究者和出版商、设计方的实力与耐性。又比如，在书中，我连所搜检到的火车购票报告都列了出来。常见文集的编撰，目录中往往就是把主干条文列出来即可，纵然里面还有些版块分类，但只是那样还能还原一个活生生的人吗？我的确总在这样不断地诘问自己。面对如此特别、重要的前辈先生，本就未见留存多少信息，在我们当代已看不出他生活时的艰难与欣喜，那么日后再如何深入，将是个巨大的问题，所以需要有人能奋力解决。这也是我想谈的最本质、不讨巧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于是在编辑完成《郑可文集》后，我又继续努力，在各方协作下，焚膏继晷地制作出《郑可研究》一厚册。
连冕纂述《中国现代设计先驱：郑可研究》内页（书影；山东美术出版社，2021年版）
此类方法的运用，某种层面也是“被迫”的。郑先生留下来的面上能简单看到的文字资料也就2万言左右，小的实物作品倒是有不少，但靠着这点内容，写写赞颂的诗歌或意气的散文可能都不太够用，何况要做一位传主的不偏不倚的个人史研究。早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杭间教授立意编辑这套“老先生丛书”，便是因为杭老师从史家的角度思考郑先生的历史定位和重大意义，只是完全无人措手，最后是我基于最朴素的乡情乡谊主动请缨参与编辑。
起初包括郑可先生家属、弟子们并不十分接受我的出现，因为在这之前发生了好几次稀里马虎、应付式地所谓研究、展示郑先生的活动，他们都颇为反感，这也说明我们做学术型展示的时候是有这样的毛病：只为噱头、只懂名头，不顾其余，一味冒进。所以在此状况下，我只能先收集外围材料，头尾花了3、4年，才意识到外围材料实际应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郑先生的立体拼图的重要环节来理解。于是，重新回望中国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编纂史书的优秀方法，我顿悟了，其间的确存在一种现代称为人类学式的方法，起码是所谓古典人类学式的。或者可以这么说，是整个人类优秀的古典史学研究启发了现代人类学等偏向于科学化记录的学科领域。我的核心专业是做礼制和元、明、清古代史研究，常年接触实录、会典、起居注册等看似非常呆板的材料，那里边甚至连子丑寅卯各时刻做了什么事儿都要逐一有目标地记下，有点所谓“《春秋》笔法”的意味，我就想为什么我们从事近现代研究的时候，不能这么恢复地来做做看呢？不这么做，尽管有鄙视封建帝王的革命意味，但更可能说明我们多少还是在轻视所关心的研究对象，觉得他们不如帝王，配不上花那样细致的手笔和心力来执行。而这，恐怕就是当前各界所持续批判的，急功近利的学术心态和学界场景了吧。
连冕：郑可先生有很长时间从事徽章制作，可以说是从其作为青年的1925年就开始了，最初应该是做孙中山先生的纪念徽章。从历史脉络上看，这形成了郑先生一生中一个特有意味的创作现象，即到了晚年，他仍然主要在做很小尺寸的雕塑，甚至是币章类的小浮雕。这在当年的国内艺术界也是罕见的，印证了郑先生在中国近现代雕塑史，或者就是在浮雕创作史上的确是一位关键人物，这些即便从专门史、个案史的角度，我们美术、雕塑、工艺界都没有明确且细致地关注过。
郑可《异国人物》（浮雕，约1938-1940年，新加坡；郑方提供）
郑可设计《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像章）》（紫铜镀金、25×18mm，1956年、北京；田田簃藏）
值得注意的是，小型浮雕徽章类雕刻，在我们国家曾经一度非常紧要，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广州也曾是这一类制作的核心产生地。更不要说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材料，就是我已经借着研究再次向学界公布，郑可先生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钢模的指定制作者，制作地应当指向中国香港地区，据家属回忆并推测，可能是在今天的青山道那一带。郑可这个名字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从中央文件中明确批阅过，并作为清晰批示，其原件保留在中央档案馆的一套中央档案中。所以说，每一种表面看似不可能的线索，多能在合适的时候折射出非常特殊的事件。
周恩来确认照办的《关于国徽公布、制造及颁发问题的报告》与毛泽东阅示同意的《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国徽公布、制造、使用办法等问题的报告》(1950年9月，北京；采自 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
郑可先生在1940年代的香港，还开办中国人的第一间自行车厂。是的，他当时便参与了多家工厂的创立与经营，其中一间叫做“香港工业美术工厂”，后来也被统一传为“金工厂”。
关于国徽钢模制造，或者说批量化生产的最初国徽钢模的制作者，到底是谁？制作地又在哪里？请注意，我指的不是木雕的那件，是有争议的。但，这个争议学人们不重视，甚至以为答案只有一个，似乎毫无疑义——不是郑可先生。但，我多次明确提出，我们还需要确认前述那套关键的中央文件的最终落实情况。以我个人一己之力，尚难推进，不过我可以再向各位报告一则值得我们重新思索的故事，即郑可先生在1950年曾到达过东北，这是有过历史记录的，而且远到黑龙江，还在参观地题签。他在东北等地，有没有参访过相关制造厂，并教过一些当地的技术人员如何制作徽章钢模等等？因为我们很清楚，也是大批前辈反复回忆过的，郑先生很喜欢教人、极热心，他做东西太快了，手快、眼快，令人惊讶。我不反对这里面可能有口述史的浮夸，但只要有接触，他就很可能教过相关制造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那么争议解决起点就应该在这里了。
郑可指导“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筑装饰美术系1964届毕业生贾延良（1959级）设计BK-651型北京市公共交通汽车（1963年，北京；郑方提供）
本推文仅展示部分讲座内容
潘行健：我所理解的现实主义丨有温度的美术史之二十六（中）
编辑：王琳
核稿：许珍 黄富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