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A决策:四大ATTR药物命运如何?批准还是拒绝?| 第一现场

学术   2024-12-24 05:00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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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A在审评罕见病药物时,由于患者需求迫切且临床上可用的药物少,通常更注重临床获益,获批标准在某些情况下更有弹性;

• 临床终点的选择应基于科学严谨的依据,硬性终点(如死亡率、心血管住院率)具有明确的临床意义和统计学显著性,是FDA高度认可的;

• FDA对药物的生产过程和质控有严格要求,特别是对于如siRNA这种生产技术要求高、杂质成分复杂、产品稳定性差的药物。


近年来,美国FDA批准的数个罕见病新药引起了行业和媒体关注。美国FDA前资深临床审评员、海森生物医药首席医学官肖申博士分析,这主要是因为与常见病药物相比,罕见病药物的试验设计更灵活特殊。由于临床上可用的药物少,患者需求迫切,因此FDA在审评这类药物时,通常更注重临床获益,在某些情况下获批标准更有弹性。除此之外,在药品开发和评审过程中也有政策的鼓励和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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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中,前FDA定量药理部部长、上海瑞宁康生物创始人及CEO王亚宁博士对心脏疾病遗传性淀粉样变心肌病(ATTR)保持了高度关注。ATTR-CM是一种罕见且严重的心肌病变,其发病率全球约为十万分之四。最近多款针对ATTR-CM的新药相继涌现。其中,TTR(转甲状腺素蛋白)稳定剂tafamidis、acoramidis和TTR沉默剂patisiran及vutrisiran的FDA审评过程尤为引人注目。


TTR稳定剂与沉默剂的机制解析


在研发客临床年会暨ChinaTrail16大会上,王亚宁总结了两种不同机制、4个药物的临床试验和FDA审评过程。此次讨论还邀请了前FDA生物统计审评部门负责人、诺思格首席科学官陈刚博士,肖申和前FDA驻华办公室助理主任、前CDE首席科学家、君实生物工业事务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质量官王刚博士参与(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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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宁首先介绍了TTR稳定剂与TTR沉默剂的区别。“这有助于我们直观地理解这两类药物如何发挥作用。”他说,TTR是一个由4个单体组成的四聚体,负责转运甲状腺素等生理功能。当TTR四聚体不稳定时,会解离成单体并形成有害的淀粉样原纤维,导致淀粉样变性疾病。科学家基于特定基因突变(如T119突变)能增强TTR四聚体稳定性的发现,设计出TTR稳定剂。这类药物通过嵌入TTR结合甲状腺素的位置,增强四聚体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延长TTR在体内的存在时间,减少下游有害淀粉样沉积的产生,以达到改善临床终点的作用。


与此不同,TTR沉默剂则采用siRNA技术,从源头的基因水平上阻断TTR蛋白合成,有效减少单体产生,同时阻断正常TTR蛋白的合成。

“尽管TTR稳定剂和TTR沉默剂的作用机制相反,但最终目标都是降低有害淀粉样沉积。这两种药物各有优缺点,企业开发的方向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他说。


tafamidis:仅凭一项试验获批


tafamidis是辉瑞研发的一款TTR稳定剂,于2019年获批上市。作为唯一获批用于治疗ATTR-CM的药物。在一项临床试验中,tafamidis的主要终点是复合终点,涵盖了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相关住院率。研究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组相比,接受tafamidis 80毫克治疗的患者在复合疗效终点上的获益达到临床和统计意义(p=0.0006),其中全因死亡率降低(HR=0.7,p=0.026),心血管相关住院率也有所下降(p<0.0001)。接受tafamidis治疗的患者心血管相关住院率为52.3%,安慰剂组为60.5%。


王亚宁认为,FDA之所以仅凭一项试验就批准了tafamidis,是因为它关注到死亡率,还降低了心血管住院率,且p值远低于FDA要求的0.01(如果只靠一项关键性临床试验支持批准)。此外,所有次要终点均达到预期,且在亚组分析中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因此,他认为,FDA基于这一数据,批准药物是恰当的,并向业界传递了明确信号:设计良好而且疗效显著的一个III期试验数据足以支持上市。

“这为后续药物研发树立了标杆,即通过试验证明药物在关键指标(硬终点,更有临床意义的终点)上的疗效,获批几率会大一些。”王亚宁总结道。


acoramidis:稳定剂领域新星


acoramidis是由BridgeBio Pharma研发的一款TTR小分子稳定剂。11月23日,FDA批准了Acoramidis获批用于治疗ATTR-CM,该药也是首个在药物标签上标注可几乎完全稳定TTR蛋白的获批产品。使用acoramidis以后,30个月时复合ACM和复发性CVH事件减少42%,CVH事件累积频率降低50%。该药的临床试验采用了新的临床终点,并在研究过程中进行多次调整。与辉瑞的药物不同,acoramidis的试验终点更多样,不仅关注死亡率和住院率,还涵盖了6分钟步行距离(Six minutes walk)和NT-proBNP(末端脑钠肽前体)水平等多个指标。

主要分析采用了分层Finkelstein-Schoenfeld(FS)方法,从最初两步FS分析(即任何原因导致的死亡和心血管相关住院)更改为三步分析(任何原因导致的死亡、心血管相关住院和6分钟步行距离),随后又变为四步分析(任何原因导致的死亡、心血管相关住院、6分钟步行距离和NT-proBNP水平)。

结果显示,acoramidis在降低全因死亡率、心血管住院率等方面优于安慰剂组(FS检验统计量:5.015;P<0.0001),并得出获胜比为1.8(95%置信区间:1.4至2.2)。此外,该药物还改善了患者NT-proBNP水平和6分钟步行距离等次要终点指标。

王亚宁认为,评估药物疗效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尽管acoramidis在单独生存分析指标上未达到p<0.05,但是点估计值依然显示acoramidis将全因死亡风险降低23%,而且该药疗效总体表现以及在其他临床终点(心血管住院率降低50%)上都明显获益且达到非常强的统计学意义,FDA仍批准其上市申请。“FDA综合考虑药物的疗效、安全性及临床意义等多个方面,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patisiran:沉默剂领域的挫折与教训


Alnylam公司开发的patisiran在ATTR-PN(神经类适应症)已获FDA批准,其通过显著抑制TTR蛋白合成,使TTR水平降低近80%,预期有效减少了淀粉样沉积,从而改善患者症状。然而,当patisiran尝试申请ATTR-CM时,却遭遇了FDA的拒绝。王亚宁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其3期临床试验仅持续12个月,且主要评估指标未能直接展示对死亡率或心血管住院率的显著影响。

王亚宁说,尽管APOLLO-B试验显示patisiran在六分钟步行和生活质量问卷分数上有所改善,但FDA强调,对于心脏适应症,必须展示药物能降低死亡率或心血管住院率,或显著改善与这些终点相关的生活质量。


下图显示为期12个月的试验,其中在前6个月,两条疗效曲线几乎重叠。在6分钟走路测试中,试验组相较于安慰剂组的改进在12个月时仅为14.7米,而基线时患者已能行走364米,“这样的改进幅度在临床实践中并不明显。”王亚宁说。


此外,FDA参考了辉瑞30个月的试验数据,发现在12个月时,辉瑞的药物在六分钟步行和生活质量问卷分数上明显优于patisiran。基于这些对比,FDA认为,尽管patisiran有统计学意义,但市场已有更优药物,虽然专家评审团以多数票支持该产品,但FDA最终未采纳专家意见。


“patisiran在ATTR-PN取得了成功,于2018年获得了FDA的批准。然而,当patisiran尝试申请ATTR-CM适应症时,却遭遇了挫败。尽管其在3期试验中达到了显著的统计学意义,但FDA认为其临床获益并不充分,尤其是相对于已经上市的tafamidis,因此拒绝了其上市申请。这反映了FDA对药物临床获益的严格要求。虽然美国法律不要求后上市的药物一定要优于已经上市的药物,但如果FDA认为后来的药物疗效明显比已经上市的药物差,FDA有权拒绝这样的药物上市。”王亚宁总结道。


vutrisiran:沉默剂的新希望


vutrisiran是Alnylam公司开发的另一款针对ATTR-CM的siRNA疗法。该药展现了创新性的研究设计,对于其他罕见病药物研发具有借鉴意义。临床试验设计采用了跨试验的patisiran的安慰剂数据作为参照,以评估vutrisiran的疗效。此外,vutrisiran的给药频率较低(每3个月一次),且对目标蛋白的降低程度与patisiran相当。这使得vutrisiran具有独特的优势。



Alnylam在为ATTR-CM适应症向FDA申请时,做出了两次调整。首次是在中期分析,公司考虑到中期分析会消耗统计显著性水平,因此决定取消这一分析,将统计显著性保留至试验结束时使用。第二次调整发生在试验结束时,公司决定将试验从30个月延长至33个月,以收集更全面的数据。王亚宁认为,这一决策虽然对股价造成了影响,但长期来看,有助于提升药物审批的成功率。这一调整得到了FDA的接受。

在试验结果公布后,复合疗效终点和全因死亡率都达到了有统计学显著意义的优效。Alnylam已经提交了申请,FDA已经于11月25日接受申请开始审评,预计将于2025年3月23日做出审评结论。


FDA的临床逻辑与试验设计要点


肖申在FDA期间负责心肾代谢疾病创新药物的评审,上述这4个药都属于他以前负责审评的部们,因此一直受到他的关注。

“我们不仅要了解这4个药是否获批,更重要是探讨FDA审评背后,如何确定这些药物相关的安全、有效性的依据。”肖申说,“我们要明确,什么条件下应批准一个药物,什么条件下应拒绝批准,如何全面评估药物的风险与获益。这才是讨论这几个案例的目的。”

在设计临床试验方案时,肖申认为,有几个核心要素要考量:首先是临床终点选定,其次是受试者群体的界定(即纳入与排除标准),第三是药物剂量及治疗周期的确定,第四是安全性评估。此外,规范的临床运营对确保数据质量同样重要。

具体而言,临床终点的选择要基于科学严谨的依据,如首个药物tafamidis获批案例中,FDA依据心血管原因导致的死亡率这一硬性终点指标,该指标具有明确的临床意义和统计学显著性。在选择替代终点时,应确保能够反映患者生活质量的显著改善,如第二个药物acoramidis中提到的6分钟步行测试,需明确展示对患者功能的影响。

关于药物拒批的原因,除了终点指标选择不够“硬”或缺乏充分依据外,随访时间的充足性也是关键。例如,相较于12个月的随访,36个月的长期随访能提供更丰富、可靠的数据支持,特别是对慢性疾病患者,长期跟踪能揭示更深远的治疗效果。

此外,受试者纳入标准对于试验成功率同样重要。这要求研究者理解疾病特征、药物作用机制及潜在疗效差异,制定出既科学的纳入标准。


罕见病药物试验统计学指导思路


陈刚认为,在罕见病药物试验设计中,统计方法扮演重要角色。针对罕见心血管疾病的试验设计,可从几个维度分析:第一是临床终点,可分为三类。首先是硬性终点(Hard Endpoints),这直接关联到患者的重大健康事件,如死亡或因心血管疾病(如心衰)导致住院。这类终点因其反映患者的健康获益,故而受到监管机构的高度认可。

第二是生活质量终点(Quality of Life Endpoints),聚焦于患者的生命质量,例如通过评估心衰患者的日常活动能力,六分钟步行等,来衡量治疗对患者生活状态的改善。这类终点同样被监管机构接受,但这类终点疗效结果需具备明确的临床意义。

第三是生物标志物及生化指标终点(Biomarker-Driven Endpoints):这类终点涉及生物标志物或生化指标的变化,通常用于2期或3期试验中,作为药物疗效的间接证据。然而,这类终点的使用需谨慎,通常要与其他终点相结合。

陈刚进一步从统计学角度深入剖析了这三类临床终点的特性,特别是对于第一类终点——时间至事件(Time-to-Event)终点进行了阐述。

首先,时间至事件终点,如生存率,同时考虑了时间(即事件发生前的时间长度)和终点(如死亡或住院)两个要素。其统计方法着重于比较两条生存曲线(如治疗组与对照组)的整体差异。

其次,在统计方法分类上,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整体比较法,关注两条曲线在时间轴上的总体差异;二是权重比较法,比如关注曲线中间部分(即事件发生率较高的时间段)的差异;或者针对某些药物疗效延迟显现的情况,可能需要在更长时间段内观察曲线分离,即关注曲线后面部分的差异,所谓的“喇叭口”现象。

第三,陈刚还介绍了在心血管领域试验中用到的Win Ratio方法。针对时间至事件终点中同时包含多个不同重要性终点(如死亡和住院)的情况,统计学家Pocock 在2012年首次提到了用Win-ratio的方法来分析心血管复合事件,并推荐在有合理预设的匹配策略时,采用匹配法来进行相关分析。同时,他也指出,在没有合理的匹配策略时,采用非匹配的方法来进行相关计算,结果依然是无偏的,而且这种方法更加保守,相较匹配的方法会使Win ratio 更趋近1,且计算95% CI 和p 值更复杂。

对于注册临床试验,FDA出台了相应指南强调注册试验疗效证据的充分性。2019年,FDA发布了Demonstrating Substantial Evidence of Effectiveness Based on One Adequate and Well-Controlled Clinical Investigation and Confirmatory Evidence。该指南指出,对单一研究而言,为证明药物有效性,其p值需达到显著性水平(通常小于0.001);若有多项研究支持,则p值要求可适当放宽至0.05。这一标准体现了FDA对药物有效性证据严格的审查态度。

陈刚说,近年来,在罕见病药物的临床试验中,生命质量(Quality of Life)的评估可以被解释并且可以使用不同评估方法。然而,无论是FDA还是CDE要求药物疗效仅改善生活质量不够,这种改善必须显著且具有实际临床意义。同时监管经常会要求一些临床获益指标作为co-primary 或者次要终点并给出合理统计假设。这一标准无疑给企业带来了压力,每增加一个评估终点,所需样本量要相应增加,但真正挑战在于如何确保这些指标同时具有统计学意义及临床意义。


siRNA的审查要求及vutrisiran插曲


王刚介绍了FDA对小分子和小核酸药物,特别是后者生产过程的现场核查要求。他指出,这四款药物包含了小分子和小核酸药物,两者在成分和生产工艺和生产体系非常不同。

化学药物和siRNA虽然都经化学合成,但后者因其核苷酸链短,合成方式更特殊,需要特定的酶和精确的双链比例,并要用脂质体包裹,生产技术要求更高。它的杂质成分复杂,有溶剂和化学杂质等,包裹过程容易出现空壳及颗粒问题,纯化难度大,产品稳定性差。此外,两者均为注射剂,王刚强调,FDA对注射器本身的审查比口服制剂更严格,尤其对于无菌、微生物及内毒素控制。相比于小分子和抗体,中国公司在siRNA生产及质控方面经验较少。

此外,王刚还提到,vutrisiran在审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小插曲。当药物即将获得FDA批准时,由于外包装说明书和生产工厂的变更,审批被FDA延期了三个月以充分调查其变更过程中的生产工艺、生产体系是否稳定。“在美国,递交检查材料时必须包含完整的材料。”

最后,王亚宁总结说,通过对tafamidis、acoramidis、patisiran及vutrisiran的剖析,可以得出以下启示:在设计临床试验时,应仔细与监管部门和研究者讨论临床终点的设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CDE在审批过程中也可能面临类似的情况。他说,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药物审批都是一个严格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全面考虑药物的疗效、安全性和临床意义。



编辑 | 姚嘉
yao.jia@PharmaDJ.com 

总第22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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