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勇 高洁 陈安阳：“行事尚贤”与经济起飞

“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

——《庄子·天道》

陈安阳（以下简称陈）：老师，考察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台湾、韩国、香港）经济起飞的过程，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它们实现经济起飞的时候，都没有当前的民主选举制度，基本都是在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人物主导下，推行了有效率的经济政策，比如出口导向的、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

赵世勇（以下简称赵）：你说的没错。二战之后，继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实现了经济起飞，成为战后经济成功的典范。虽然它们在经济成功之后推行了民主制度，但是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往往是强势的政治人物以及有效率的经济政策。比如，“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今天是一个人均GDP位居世界前十的发达国家，世界一流的金融中心，并且新加坡人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和自由。新加坡的经济起飞，有着深深的强人政治的烙印。半个世纪以来，李光耀（Lee Kuan Yew, 1923-2015）一直是新加坡的全能领袖，是争取独立的旗手，担任了25年的新加坡总理，此后又在内阁担任了21年的国务资政，而后又成为“内阁资政”。李光耀强势推行的也是开放的经济政策。

高洁（以下简称高）：中国的台湾也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到70年代形成了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长期保持年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到了80年代，台湾经济奇迹已经威名远扬。但是，这些都发生在“两蒋”专制独裁统治的时期，无民主可言。台湾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蒋经国（1910-1988）当政，而蒋经国是众所周知的大独裁者。直至今天，全台湾民望最高的政治人物还是当年显著改善民生的强势领导人蒋经国。

赵：再看韩国。韩国经济也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经过不到20年的时间，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9.5%，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这段时期的韩国，是在朴正熙（1917-1979）统治之下。朴正熙是韩国第3任（第5届至第9届）总统，他在1961年以政变方式上台，执政长达18年，于1979年遇刺身亡。朴正熙是韩国少壮派军人的代表，显然，军政府跟民主扯不上关系。

陈：我来说一下香港。香港在二战结束时还是一个贫困的小岛，当时香港的人均收入大约是英国的四分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到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时，香港的人均收入已经大致跟其宗主国英国相当，而这期间英国也有可观的经济增长。香港实现经济起飞的时期，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英国人统治香港的方式是女王派港督，英国人给香港的制度是自由和法治，而不是民主。香港经济成功的关键是自由市场经济，从郭伯伟到夏鼎基再到彭励治，历任香港财政司的施政原则是“积极不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香港社会一直宣称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和法治。

赵：你们总结得很好。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跟民主制度扯不上关系。复旦大学的张维为教授说，“迄今还没有发现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一人一票实现了现代化”。“四小龙”之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经济起飞，到今天改革开放四十年（1978-2018），GDP年均增长9.4%，取得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这样的成绩也不是在“一人一票”的前提下取得的。印度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是独立70多年来，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以来，乏善可陈。特别地，说印度的基础设施落后中国二三十年，绝不夸张。时至今日，中国和印度的人口规模已经非常接近，但是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印度的5倍左右。

高：我会想到菲律宾。菲律宾是民主国家，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人们的宗教信仰都改成了天主教，后来又成了美国的殖民地。很长时间以来，菲律宾被视为亚洲的“民主橱窗”，其政治体系和制度几乎完全照搬美国，也是三权分立，政教分离。菲律宾曾经是亚洲的希望，在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被公认是最有可能追上发达国家的亚洲国家，也难怪当时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水稻研究所在内的国际机构都选址在菲律宾。可是，这个国家却长期陷于政治动荡，今天的菲律宾不仅远远落后于亚洲“四小龙”，甚至也被另外几只亚洲“小虎”甩在后面。几百万离乡背井的菲佣竟成了整个国家的名片，菲佣的汇款也成了菲律宾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菲律宾机场甚至开辟了劳务输出人员的专门通道。大量的菲佣，流向了临近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香港的中环，每到周末的休息日，菲佣就在那里休息聚会，成为一景。

赵：是的。不光是亚洲国家，二战之后，很多的非洲和拉美国家纷纷独。他们学习美国的民主制度，甚至把美国的宪法“搬字过纸”。可是三分之二个世纪过去了，这些国家依然没有取得可观的经济成果，经济起飞仍是遥遥无期。由此可见，民主制度并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成功。关于民主决策机制与经济改革，张五常说，“我不是反对民主投票，但在改革的过程中，明智的君主式专政远胜民主投票是可以肯定的。……专政改革与民主改革这二者的选择，对于百废了近二百年的中国来说，我倒乐于走其险招，毫不犹豫地选取前者。这是因为特权利益可以被改革的经济收益所代替，而从改革制度这个角度来看，民主投票一向都乏善可陈”（张五常著《在论中国》）。

高：人们经常把自由、民主和法治放在一起，那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赵：自由和法治并不相悖。自由的边界是你的自由不妨碍他人的自由，这就需要法治来保障。法治的本意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自由和民主，不仅有区别，而且往往有冲突。在普选制度下，政客热情兜售的经济政策，包括价格管制、贸易保护、移民劳动资格限制、以罢工为后盾的集体议价、提供廉价住房、增加贫困补贴等，均在不同程度上侵害了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因此，一套成功的民主机制，不在于它如何能低成本地让成千上万的选民投出结果，而在于它如何能在事前严格限定投票和政府的行事范围，进而最好地保护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不管怎样的政治制度，它终究是一种手段，最终要落实到国家的治理水平。带来繁荣的是私产、自由和法治，而不是民主。就算你把民主作为目的之一，那么民主也必须建立在自由和法治的基础上，否则选票无非是给政客一件合法的外衣，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掠夺百姓几年。这个周期一结束，下一个同样的周期又开始了。不管这个外衣有多么的华丽，你都必须先解决吃饭、疾病、就业、治安等基本的民生问题，否则再高大上的制度也是奢谈。根据星云大师的说法，民主的目的本来是“选贤与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民主制度，感情选举、贿赂选举、黑函选举，不一而足。选举时的买票、送礼、招待旅游、餐饮聚会等，花招百出。为了赢得选票，几乎无所不用极其。如此，能否实现选贤与能的目的，实在值得怀疑。

陈：搬字过纸美国制度的亚非拉国家并没有实现经济起飞，这是否意味着民主这个制度对经济其实有杀伤力？

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因为民主政体意味着领导人要倾听选民的声音，这本身是正常的，也是对的；但要考虑选票，就不可避免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比如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民主党的奥巴马和希拉里竞相说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不好，目的就是为了迎合选民，并非是他们不知道自由贸易的好处。问题在于，自由贸易的好处被所有消费者分享，但是这种好处过于分散，没有消费者会组织起来说自由贸易的好处，而自由贸易所伤害的对象却相对集中。那些受到自由贸易打击的国内产业，会通过民主政体强烈地反对自由贸易。所以，民主政体下产生的政策就有可能利用反倾销等手段走回头路。此外，美国国会对贸易的态度是重商主义的。他们视出口为好事，因为创造了就业；视进口为坏事，因为工作机会转移到了国外。

高：但是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进口是好事，因为它使我们享受到了超越本国生产可能的产品，丰富了我们的选择；而出口不过是偿付我们进口的代价，我们必须卖给外国产品，才有能力支付我们的进口。

赵：问题在于，受惠于廉价进口产品的美国消费者非常分散，无法组织起来形成一支政治力量，而那些被进口替代的美国生产商则有组织、有秩序地对华盛顿施加影响。比如美国对糖的进口配额就属于这一类。假设每个家庭平均每年购买20美元的糖，谁也不愿意为糖的价格过高而组织起来，要求取消进口配额。而美国大约有7000万个家庭，14亿美元的产糖业聚集在屈指可数的几家制糖企业。只要他们拿出很小的一部分利润就可以雇用说客，在华盛顿发出很大的声音。美国的农业、纺织业、卡车业也是如此。民主制度倾向于给予小团体过大的政治权力，这些小团体有高度集中的利益。所以，民主制度很容易滑向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陈：19世纪法国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巴斯夏（F. Bastiat, 1801-1850）就阐述了这个道理：一个人做的事给他自己带来的好处是10，给他人带来的坏处是15，但是这个坏处是由30个人来分摊，每个人只需要承担0.5的坏处。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做这件事是一个损失。但是，结果是这样做未必遭到抵制。

赵：贸易保护主义就是这个道理，好处集中在一点，坏处却由所有人来承担。根据弗里德曼（M. Friedman, 1912-2006）的说法，民主制度过高看重明显的、直接的、即时的政策效果，而不是那些不明显的、不直接的、滞后的政策效果，这个过程使得政府往往通过牺牲大众利益来满足特殊利益集团。这是民主政体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例子。民主作为决策机制，未必产生最好的决策结果。

高：2016年台湾岛内民意汹涌，要建设“无核家园”，要“用爱发电”。到了2018年，九合一选举又通过了“反对禁核”以及“以核养绿”，整个180度大转向，可是核四厂的燃料棒已经被贱卖掉了!

赵：民主要尊重民意，可是民意本质上就是要“免费午餐”：好处都给我，坏处我不要承担。然而，经济学ABC告诉我们，天下没有免费午餐（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国家层面的决策，牵一发动全身，很多百年大计，根据瞬息万变的民意去进行决策，大有问题。《庄子·天道》中说，“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秩序也”。意思是说，宗庙崇尚血缘，朝廷崇尚高贵，乡里崇尚年长，办事崇尚贤能，这是永恒的大道所安排下的秩序。所以，重大事件的全民公决是一个可怕的做法，其本质是将非常专业复杂的事项，交给平均知识和专业能力很低的人来作决定，能有好结果吗？一个高瞻远瞩有智慧的人，他不太容易被大多数人所了解；一个高明的策略，不太容易争取到全部人的支持。这基本是必然的。一腔热情、一己私利就可以搞定一切的话，那还需要科学和专业干什么？

陈：有个英国教授说：“我教了一辈子经济法，我很清楚，要理解英国和欧盟之间错综复杂、浩如烟海的地缘、政治、经贸、法律关系，至少需要硕士水平。可这事居然要交给所谓全民公决——全民有几个人能数清楚欧盟有多少个国家？”果然，英国全民公决脱欧后，英国老百姓在Google上问的最多的问题是：What is EU?

赵：商鞅在变法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如果秦国是否实行变法要靠投票的话，恐怕永远都无法推行。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真正有利于国强民富的长远谋划，必定不会让大部分人立刻看到它的好处，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首肯。柏拉图曾经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你病了，你是召集民众投票为你治病呢？还是去找医术精湛的专业大夫？中国古人讲，“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可见治国和治病二者有相通之处，至少它们都是非常专业的事情。治病靠专业的良医，治国靠专业的良相，也就是庄子说的“行事尚贤”。赵武灵王开始推行胡服骑射的时候也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但是他清醒认识到“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有独知之虑者，任骜民之怨”（有高出世上功业的人，就要承受背弃习俗的牵累；有独特智谋的人，就要听任傲慢民众的埋怨），他知道“疑事无功，疑行无名”（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行动犹豫就不会成名），他明白“愚者暗成事，智者睹未形”（愚蠢的人等到事情成功了还不明白怎么回事，而聪明人在事情尚无迹象的时候就能看清楚因果），所以才决绝推行胡服骑射。中国文化讲究“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上治国理政主张的是“用贤”，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道理很简单，一贤胜过多数。

高：所以，二战之后的实践证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要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推行符合经济规律的、有效率的制度和政策，而不是把国家大计拱手让予全民公决。庄子说的“行事尚贤”，饱含智慧，应该可以给后进国家带来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