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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世涛 | 受访
要理解薛暮桥的思想和行动，需要理解他所从属的群体和机构，如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或者新四军，或者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而要理解他所从属的群体和机构，又需要了解更大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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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以一批无锡籍经济学家为骨干成立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简称“农研会”），开始了对中国社会的深度观察。农研会虽然到1951年春就正式解散了，前后仅存在了约17年，但它的核心成员如陈翰笙、吴觉农、孙晓村、薛暮桥、王寅生、冯和法、徐雪寒、孙冶方、陈洪进、张锡昌、骆耕漠、千家驹、罗琼、钱俊瑞、马宾等人的生活还另有来龙去脉。他们大多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又在新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发挥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方面，他们的思考和行动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经济史叙事中，农研会及核心成员的活动犹如一条草蛇灰线，伏延千里，时隐时现。2022年5月，范世涛和薛小和出版的《薛暮桥年谱（1904-1952）》（以下简称《年谱》），通过广泛搜集薛暮桥生前各个时期公开发表的著述，未刊印的手稿、个人日记、决策文件、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银行和地方档案馆收藏的档案，以及同时代人的记述，以薛暮桥的活动为线索，突破宏大历史叙事的雾霭，把农研会及重要成员的活动系统、清晰、连续地呈现了出来。
就《年谱》写作背后的故事、薛暮桥及农研会的重要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年谱》的作者之一范世涛博士，接受了我的专访。张健康：《薛暮桥年谱：1904-1952》近800页，内容十分丰富。书后的《跋》谈到，这本书的缘起是给《薛暮桥回忆录》补充脚注。你们怎么想到给薛暮桥的回忆录写注释？范世涛：说来话长，这可以追溯到结识薛小和老师，随后一块编《薛暮桥文集》。我在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参加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文件研究和起草。为此写过一份背景研究报告《信息化、结构转变和发展政策》，2005年在吴敬琏老师主编的《比较》杂志发表出来。薛小和老师从《比较》杂志注意到这篇文章，跟吴老师要了我的电话，约我做一篇专访。她当时主持《经济日报》一个著名专栏。我愉快地答应下来，其实还不知道她是薛老的女儿。当然我的一位老领导很快就告诉我她是谁了。专访在《经济日报》发表后不久，薛暮桥去世了。薛小和老师开始征集纪念文章，也向我约过稿。可那个时候写不出来，最后只好交白卷。纪念文集出版后，薛老师又开始编《薛暮桥文集》。我比较熟悉北京的旧书市场，她就叫我参加文集编辑工作，负责民国时期。文集编纂工作持续了5年，当然和薛老师的交流就比较多了。20卷本《薛暮桥文集》2011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这套书并没有署编者名字，其实薛小和老师是主要编者，我次于薛小和老师，算第二编者。
编纂大型文集非常艰苦，持续时间又很长，所以这套文集出版后薛老师就“躺平”了。她需要调整一段时间。我奉吴敬琏老师之命，在他指导下开始编《吴敬琏文集》。这套《吴敬琏文集》2013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开完新书发布会，我也空闲下来了。
正是这个时候，薛小和老师计划重印《薛暮桥回忆录》。在编文集的时候我们发现里面有些地方不准确，薛老自己也表示这本书“虽然对我国经济工作方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我精力有限，写得不是很全面，未必像同志们所评价的那样深刻。”所以薛小和老师决定用脚注的形式补充订正，这件事情交给我做。我大概用半年时间形成一份约3万字的编辑脚注稿。在写脚注的时候，文献查核范围比编文集的时候扩大了，结果问题越来越多，而回忆录没有涉及的事情是无从加注的。2014年年初，我们干脆把编辑《薛暮桥文集》时写的工作笔记与脚注草稿合并到年谱体例下，很快形成一份约8万字的草稿。这就是《薛暮桥年谱》最初的草稿。接下来就是往下写的事情了。张健康：你们为什么不采用更容易被普通读者接受的传记体，而采用学院化的年谱体例呢？
范世涛：因为无知。早知道写年谱这么艰苦，可能就什么也不干了。等到明白年谱体例怎么回事，已经投入太多时间，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我和薛小和老师都缺乏史学训练，大大低估了年谱编纂的难度。我想东抄西抄就行了。所以最初计划是半年左右完成。一旦工作展开，当然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困难。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薛暮桥本人作品和经历的复杂性。薛暮桥一生著述宏富，但并不一定使用“薛暮桥”的名义发表。寻找、识别和确立薛暮桥的著述本身是繁杂艰难的工作。比如你怎么知道他写过什么文件？或者署名“中共山东分局“或“中共中央”的文件哪份出于薛暮桥之手？不仅作品难于查找和识别，薛暮桥著述之外的活动同样复杂。1952年前薛暮桥学习、工作和关系密切的组织机构三十多个。弄清楚这些机构的人际关系和权力结构，才能确定薛暮桥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然后简要记录下来。二是年谱体例要求应有尽有。经济学家传记可以根据已经整理好的材料写作，不容易找或我们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可以略过不提或一笔带过。但年谱体例不允许这样处理。我们需要约束和减少自己的主观判断，挖掘和利用全部与薛暮桥直接间接相关的记录和口述资料。三是年谱体例要求以日作为基本记录单元。而研究与回忆文献八成以上达不到这样的时间精度要求，时间的模糊混乱可以说无处不在。即便回忆作品提到具体日期，多半也并不可靠，需要用更为原始的权威文献复核。比如，陈翰笙多次谈及的回国时间是1951年1月31日。《薛暮桥年谱：1904-1952》也是这样记的。直到书已经出版了，我们才发现这个时间是错的，陈翰笙的回国时间不会晚于1951年1月21日。还比如，我们根据回忆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结束时间记为1951年2月。但我们最近找到《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结束宣言》，才知道农研会正式结束的时间是8月底。要知道我们处理农研会文献已经十多年，仍然出现这样的错误，可见精确到日而又可靠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结果，我们由浪漫主义的“闪电战”计划变成了现实主义的“持久战”，预定半年的工作，执行结果是9年才完成年谱的三分之一。当然，不同阶段书稿的写作难度也不一样。这是一个倒“U”型过程：开始容易，越写越难，到后期又容易起来。因为开头可以使用很多现成材料，但接着会遇到大量非常棘手的问题，每个问题都需要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解决。等到工作后期，我们对文献、人物和机构都相当熟悉了，即使是新问题，也因为已经有处理经验，加上确立的时间已经比较稠密，这时解决问题就比较快了。如果看到新的记录，即使没有时间，溜一眼也能大致判断时间范围，通过互补信息确立准确时间也就比较容易，所以写作进度就又快起来。现在《薛暮桥年谱（1952-1976）》和《薛暮桥年谱（1977-2004）》已经完成初稿，预计再有一两年就定稿了。张健康：看完《薛暮桥年谱：1904-1952》，我有一个突出印象：《年谱》不仅仅是薛暮桥一个人的编年史，而且是一群中国左翼经济学家的编年史，还是一部左翼经济学家视角的经济史。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范世涛：谢谢您读完这本书，做这样的评论。《青岛日报》发表过一篇书评，标题是“一个人的经济史”。您的看法和这篇书评倒是类似。我们写年谱时，的确希望以薛暮桥为线索，牵出一群人，折射动荡不安的“中国长世纪”。这样处理是逐渐明确起来的。要理解薛暮桥的思想和行动，需要理解他所从属的群体和机构，如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或者新四军，或者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而要理解他所从属的群体和机构，又需要了解更大的时代背景。这样就从薛暮桥个人，过渡到理解现代中国转型了。薛暮桥有两位老师：一位是烈士张秋人，张教给他在困厄的时候也珍惜光阴；另外一位是陈翰笙，陈将他带入经济研究领域，并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日常工作主持人和《中国农村》创刊主编。这样一种经历和背景使薛暮桥与革命者、左翼经济学家建立了广泛而又密切的联系。书里报告了这种联系。这可能是您觉得这本书是左翼经济学家群体编年史的原因。薛暮桥在1943年前一直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1943年后担任财经工作领导职务。所以他的作品里有丰富的经验实践内容。这可能是您觉得这本书也是左翼经济学家视角的经济史的原因。张健康：你能不能谈谈薛暮桥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方法？范世涛：薛暮桥和他的同事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指出过，马克思是在制度范式（system paradigm）下写作的社会科学家。薛暮桥这一代人关心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也只有综合社会科学框架才能应付这种复杂程度很高的问题。所以在年谱里可以看到薛暮桥大量作品与国际局势、战争动员有关。这大大超出了狭窄的经济学细分领域，带有社会科学特征。当然，薛暮桥本人长期聚焦中国经济问题，这一点表现还不那么明显。如果看陈翰笙的著作，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薛暮桥开始经济研究生涯始于1932年初。他经同学王寅生、张锡昌、钱俊瑞介绍，到陈翰笙领导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工作。社会学组成员（包括薛暮桥在内）的研究方法都深受陈翰笙影响。陈翰笙早年在美国和欧洲学习欧洲近世史。回国后在北大史学系教授欧美通史、欧美史学史等课程。期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共产国际地下工作，并与在北京任教的苏联经济史学家彼得·格里涅维奇相识，一起用西文版本研读《资本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翰笙流亡莫斯科，结识匈牙利经济学家马季亚尔。他不赞同马季亚尔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认为现实中国并不是《资本论》所刻画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他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地调查的研究方式弄清中国社会结构，这是陈翰笙农村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薛暮桥、钱俊瑞等人与同行开展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源头。陈翰笙在调查中国农村经济时引入了比较经济史概念，如将中国地主分为纯粹地主（也称出租地主）和经营地主，纯粹地主概念源于英国租佃地主，经营地主的参照系则是德国容克地主。陈翰笙还根据农户简单在生产必要的条件定义中农，在中农标准之上是富农，标准之下是贫农。这样建立了本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使用的农户分类框架。薛暮桥明确说自己“受业于陈翰笙”，陈翰笙指引他走上经济研究的道路，研究方法、概念运用和职业生涯均受到陈翰笙的强烈影响。实际上不仅薛暮桥，王寅生、张锡昌、钱俊瑞、陈洪进、冯和法等人都受到陈翰笙影响。所以他们的作品相互诠释、又相辅相成，这就拓宽了《薛暮桥年谱》的文献来源。陈翰笙对薛暮桥的另外一个影响突出表现在重视调查研究方面。陈翰笙主持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最重要的特色是实地调查与案头研究相结合，用他的话说“一面从事农村实地调查，一面细读马列主义文献”。陈翰笙自己进行过著名的江苏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河北保定农村经济调查、东北难民流亡调查、广东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调查、华北烟草种植区域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调查、西双版纳和西康农村经济调查、印度农业区域调查。他的社会史理论有着扎实的实地经验调查配合。薛暮桥参加过陈翰笙主持的江苏无锡、河北保定以及广东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整理工作，自己也独立进行或主持苏北农村经济调查（1932）、广西农村经济调查（1933-1934）、皖南农村经济调查（1938-1940），在山东根据地担任中共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委员会主任（1943-1945）。1962年陈云到家乡上海青浦县调查，薛暮桥是这次调查的方案设计者和报告主要起草者。1978年他带领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联合调查组进行安徽和江苏调查，1980年春进行上海经济体制调查。追根溯源，薛暮桥对调查研究的有效运用可以追溯到跟随陈翰笙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经历。薛暮桥对陈翰笙担任主席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还有一项贡献：他为陈翰笙的研究团队开创了一种非虚构写作类型。1932年4月底薛暮桥作为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办公费支薪的编外工作人员被裁减。但他并没有离开研究所，而是在陈翰笙指导下回家乡礼社镇调查，完成一篇陈翰笙题名的报告《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这份报告这篇文章建立了薛暮桥称为“农村通讯”的非虚构写作形式。这种文体更为生动，调查方法也更为灵活简便，陈洪进和薛暮桥主持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期间，将“农村通讯”引入包括《东方杂志》《新中华》《申报》《益世报》在内的主流报刊，薛暮桥也身体力行，写过很多此类作品。比如谈粤桂的“自梳女”和“不落家”，现在读还很有趣，是难得的生动历史记录。张健康：1952年之前薛暮桥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实践主要表现为哪几个方面呢？范世涛：几句话很难说清楚。粗略地说，可以列举下面几件事：一是参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帮助半封建半殖民地论发展为羽翼丰满地社会经济理论。这场论战当年在日本、苏联和美国引起关注，现在仍是革命史、党史、经济史和社会科学史经常讨论的主题。论战结束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应新知书店邀请，编选出版了一本《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1935）。薛暮桥是这本书的实际编者。当然，现在研究这场论战不能局限于这本书，至少要追溯到1928年陈翰笙与匈牙利经济学家马季亚尔（Lajos Madyar）在莫斯科的争论。比《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更晚一些，薛暮桥其实也多次讨论和回顾这场论战中的问题。二是在新四军主持军政训练，并撰写出版《经济学》（1939）一书。这使本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出来，便于大规模制度化传授。这本书实际上也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译本出版前通行最广的政治经济学教本。这本书现在看已经过时了，但因为简易而又影响广泛，仍然值得深入研究。三是采用良币驱逐劣币的原则开展对敌货币战，创造山东货币奇迹（1943-1946），并在解放战争时期有效抑制了解放区通胀速度，为赢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发挥重要作用。他还帮助这种本土特色的货币主义成为新中国强有力的政策传统。在晚年回忆录里薛暮桥明确写道，“我认为美国货币主义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说‘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方针是有道理的，这不但适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而且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方针实际上我们在40年代解放区就已付诸实践并取得很大成效。”四是设计统一货币的战略原则和推进步骤，这份建议催生华北解放区。薛暮桥在周恩来、董必武直接领导下，协调不同解放区财政政策，在此基础上实现人民币统一发行。这一过程多少类似欧元的诞生过程。《薛暮桥年谱：1904-1952》1948年1月条发掘和引用了薛暮桥两份手稿，这两份手稿现存中国人民银行旧址纪念馆。手稿没有署名，但是薛暮桥的笔迹，实际上是统一货币的基本文件。五是执笔确立统一财经战略的主要文件，并全程参与政策实施。中共中央统一财经工作从1947年就开始了。薛暮桥率华东代表团出席华北财经会议并执笔起草《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议》。这份决议由中共中央下发，是确立统一财经战略的第一份中央文件，也是薛暮桥参与中共中央财经政策制定的开端。另外一份文件是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的总结报告，这份报告也是薛暮桥执笔，并由中共中央下发。在战争条件下统一财经工作快速推进，1950年春最终完成。薛暮桥从1947年到1950年参与始终。这种角色甚至延续到改革开放时期，他创立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仍然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下属机构，薛暮桥经常参加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六是主持《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和《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起草工作。《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在1951年发挥公司法的作用。《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是1952年成立全国工商联的主要历史文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组成部分。经济观察报：你们写《薛暮桥年谱》时除了纯学术的考虑，还有别的、更有现实针对性的考虑吗？范世涛：我们当然希望有人，特别是希望新世纪出生的一代人，关心和探究我们所生活社会的来龙去脉。薛暮桥参与推动的中国转型并没有完成，这个事业需要后来者继续下去。一是以知识服务社会。学院训练对深入理解现实经济一般来说是必要的。但国内经济学家同行的志业已经明显退步，习惯以论文和工分论英雄，为了发表甚至不惜抛出各种不利经济改善的言论。这就背离了经济学的精神。严肃认真地对待经济和经济学，是需要向前辈学习的。二是思想开放。薛暮桥是新中国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参与者和执行者，但1978年后成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力推动者，不仅从理论上探索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途径，而且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和实施。他始终在马克思主义概念框架下工作，但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能够密切合作。这种跨越国界、跨越理论范式的思想开放性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三是注重理论与实地调查相结合。实地调查是薛暮桥入手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现在的经济学训练通常从模型训练和因果关系识别入手，即使写了很好论文的经济学家往往也缺乏现实经济常识。在这种情况下，多走多看、多做调查研究或许有助于弥补抽象模型训练的不足。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本书能为新一代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研究者提供丰富的线索和文献来源。这可以缩短毕业论文或科研项目的研究时间。张健康：最后请你用几句话对本书的特色做一个简要的总结。范世涛：《薛暮桥年谱：1904-1952》是薛暮桥年谱三部曲的第一部。这本书以日为基本单元，记录了薛暮桥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群体活动，也记录了从抗日根据地财经到新中国财经的过程。希望这本书对思想史、革命史和经济史研究提供帮助，也希望对更为宏大的中国经济大转型研究提供帮助。（范世涛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张健康为资深媒体人、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