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明辉：“我信仰马克思崇拜王亚南！”——追记我国著名理论经济学家、厦门大学胡培兆教授

笔者按：胡培兆生于1936年11月，浙江永康人，1956年至1960年在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学习，1984年11月至2003年9月任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1990年2月至1997年5月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院长。他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理事、教育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学部召集人、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江学者”聘任评审会评审专家、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学位委员会委员和厦门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主席等学术职务。

20世纪80年代，胡培兆创设性地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赞同，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他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破解难题，提出了“有效供给论”等著名经济学观点，为后来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发表文论400多篇，其中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7篇，出版著作十几部。

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胡培兆教授，因病不幸于2019年4月26日22时逝世，享年84岁。

1979年，43岁的胡培兆还是厦门大学的一个讲师。这时国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还很拘谨，可是他却大胆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啻在经济学界、思想界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胡培兆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从此在理论经济学研究领域屡屡提出创新理论，为经济学界、理论界、教育界所熟知，他的耿直为人更是为人们所敬佩。那么胡培兆教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还在上中学时，胡培兆就知道中国有两个名气很大的经济学家——北大校长马寅初和厦大校长王亚南，十分仰慕。1956年他如愿考取厦大政治经济学专业，成为王亚南校长麾下的弟子。

入学那天，胡培兆看到芙蓉二门口悬挂的横幅上“热烈欢迎未来经济学家入学”几个字，深受鼓舞。当时的校长王亚南亲自给胡培兆他们开课，讲授政治经济学专题、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批判等。王校长的课新鲜、生动、深刻，一些细节胡培兆至今还记忆犹新：“王校长说，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中，这个师傅补双鞋只要5角钱，我再有钱也不会叫那个要8角钱的师傅补。这与馈赠是两回事。”王校长的高深学问和科学精神，对他一生专注于一生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胡培兆的经济学家梦并不那么好实现。1960年毕业分配时，由于成绩优良，学校保送他到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可是到校不久，学校压缩研究生规模，他被调整为助教。后来又被调回家乡浙江金华一个镇中学教书。“本来，无论在哪里，在何岗位，都是为国家分忧解难。只是不能以所学专业为国效力，内心难免惆怅和遗憾，总期望能够归队。”他写信向王校长诉说苦衷。王校长复信开导他说，社会总是美好的，但不能保证每个人的工作都理想。只要把自己永远放在进步状态，有志于为社会为人民尽一份力量，迟早总是有着落的。“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学习，要有志气，有决心。不要太爱小面子，要经得起考验。”王校长的这句话，给在四顾茫茫极度孤寂中的胡培兆以极大的精神力量。于是他安下心来，做好了长期打算。他先是被安排教俄语，后来被安排教语文，他都认真干，成为教学骨干。他相信所学总会用上，所以不忘专业，业余惜时如金，利用所有寒暑假研读经济学著作，为《浙江日报》撰写经济专论。

十几年的蛰伏，胡培兆练就了在逆境上进的性格。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果然，1977年胡培兆被调回到母校厦大任教。回校后他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马克思与<资本论>》，就是在中学教书时写的初稿。

回到母校后，胡培兆在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同时负责编辑《中国经济问题》杂志。胡培兆牢记老师王亚南教导的“我们要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立志做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

胡培兆认为，经济研究的职责是面对现实研究和解决问题，从理论上为经济发展扫除障碍，增进人民福祉。凡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大问题，就算是爆炸性的，经济学家都不应回避，不能采取鸵鸟式的态度。所以他关注经济热点问题，大胆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破解难题。1979年他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观点现在虽然过时了，但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前有过重大的历史作用。

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是重大突破和转折，可实行伊始就出现市场疲软，需求不旺。他就作针对性研究，2004年出版42万言的专著《有效供给论》，指出假冒伪劣商品等无效供给抑制有效需求，是市场疲软的主要原因，从而为市场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外人看来，胡培兆个性很强。因为他认为正确的就一定坚持到底，真理面前绝不妥协。我国改革开放后大量引进外资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有人说资本家又回来了，剥削又开始了，让投资者有后顾之忧。

胡培兆想，与其让这些问题空白着尽人窃窃私语，不如公开用科学理论去阐明它。经过一番认真研究，他大胆提出，我们不能离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来看进步与腐朽，不能离开客观经济规律的运动趋势来判断是非。从良心和道义看，剥削是不能容忍的。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容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就必须容许一定范围内的适度剥削存在。他从1988年开始，先后撰写了《简论剥削》《再论剥削》等文章，从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的二重劳动价值理论综合分析，对剥削重新定义，提出资本、技术、土地等虽然不创造价值，但创造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即财富创造，是价值创造的前提，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分配是合理的，只要各得其所，就不是剥削。只有侵犯劳动权益的格外所得部分才是剥削收入。对剥削收入不仅不能欢迎，还要反对。他这些超前性的研究、创新性的见解，引发了一场掀然大波，有人说他是“为剥削张目”，有人说他这是搞“自由化”。但他不怕压力，坚持“走自己的路”。经过讨论，取得多数人共识。后来实践也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为了在所谓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论文，很多经济学人跟风去搞西方经济学。对此，胡培兆非常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本本化的老教条主义，人们很容易理解。但来自西化族的新教条主义，就不甚了解了。

什么叫“西化族”？胡培兆解释，“西化族”是指那些脱离中国实践盲目搬用当代西方经济学教条的那些人。经济学界时兴把当代西方经济学推崇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奉为金科玉律，照搬照讲，搬得多讲得多，就是大经济学家。评价体系也推颂这股风，以能沾上国际权威刊物（SSCI）发表的论文为最高水平，这是自造荒唐。当代西方经济学以发达的西方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确很先进，但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都适用？这就未必！对中国的社会科学来说，应有个自我标准：适用的就借鉴，不先进也先进；不适用的就搁着，再先进也没有现实意义。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应以中国经济为对象，凡提出的理论能解释中国经济问题、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给人民福祉的，就是优秀的理论，何求上SSCI（美国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而且这样的好文章是不可能上SSCI的，即使有的上了，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好文章。因为这样的评价体系并非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目标而设定。以SSCI为标准，只会助长西化族或西化团队为学术而学术的玩理论风和新教条风。所以，“我国要构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必须坚持以中国为主题，结合国情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做好自己的文章。”胡培兆说。

胡培兆是这样看待研究生和导师的：顾名思义，“研究生”就应该是研究中深造，“导师”应该是指导学生学习。所以导师主要不是要给研究生多少知识，而是启发他们的思维逻辑和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对学生的时间安排、论文写多少这些事儿，胡培兆不怎么管，甚至放松的很。他说，学问是精神产品，精神欢愉才会产生灵感，愁眉苦脸哪能有好成果。他闲时常和学生爬山、交谈、切磋。他从不给学生定论文数量，而是引导学生多读经济学原著，多读经典。这样学生反而更有灵感更有积极性写论文，有的学生毕业前就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翁君奕已经退休，他曾是胡培兆的博士生，对胡老师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印象深刻。他回忆，当年胡老师给他们授课时，探讨大于归纳，从不下定论，而是引导大家讨论。

对学生如何使用时间、发多少论文这些事上，胡培兆放手，但对学生品德和学术操守的要求却非常严格。翁君奕1994年入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翁君奕已经是经济学院的副教授，但胡老师并没有放松对他的要求。翁君奕把自己写的一篇小论文送老师审阅，取回来一看，发现上面用红笔一处一处认真修改过，连个别的字词、标点符号都作了标注。“胡老师身教重于言教，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使我们一生受益。”翁君奕说。他博士毕业后，胡老师还一直鞭策着他的研究和教学。

从1991年至今，胡培兆先后培养的博士研究生30多人，他们大多数人成长为经济学研究教学、经济建设等各行业的骨干。

几十年来，胡培兆在《求是》《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几十家报刊发表文论400多篇，出版著作《马克思与<资本论>》《<资本论>研究之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社会主义国有资本论》《经济学本质论》等十几部。由于成果显著，贡献突出，他由讲师直接被晋升教授，并被授予各种奖项和荣誉称号：1985年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年“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06年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全国师德标兵”荣誉称号、2018年厦门大学最高奖“南强杰出贡献奖”……他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个。

成果多了，名气大了，各种头衔也纷至沓来。对于各种虚衔，一切商业性名人录，包括世界“杰出”名人录，胡培兆一概拒绝。但如果确属党的事业需要，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理论经济学组）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理事、中组部“中央联系的高级专家”这样的“帽子”，他不会推辞并且切实履责履职。

针对学术上的不正之风和不良倾向，作为教育部社科委学风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胡培兆总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批判。他提出，根本解决抄袭剽窃等不良学风问题，要“两手抓”：一方面对涉案者要“零容忍”，严加处理；另一方面要不断改善学术环境，营造出使不良学风无立锥之地的“零空间”。

胡培兆忧心的是，一些学术刊物收取版面费的歪风，非常有害于学术研究。所以他主编的《中国经济问题》，坚决“不卖版面，以质量用稿”，并且不刊用两人以上署名的文章，以防止有人在别人文章上署名搭便车。他自己身体力行，自己的文章每一篇都亲自写，也从不在他人主笔的文章上署名搭便车。由于稿件标准严、质量高，该杂志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有贡献的经济学杂志之一。

胡培兆公开标榜“敬仰马克思，崇拜王亚南”“我不惮说我信仰马克思。”他很崇敬马克思的人品：马克思有世界名校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有显赫社会关系，要想在上层社会某个待遇优厚的职位，唾手可得。俾斯麦曾派人游说他为政府工作。但他毅然放弃个人得失，宁愿四处“流浪”，也要为饥寒交迫的广大劳动者抗争求解放。这样的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应该是被尊重的。

胡培兆坦言，他的工作动力，不仅源于他对学术超乎寻常的热情，还来自于他对著名经济学家、厦门大学已故老校长王亚南的敬佩和感恩。正是出于对马克思的敬仰和对王亚南老校长的崇拜，胡培兆可以做到一年四季365天，除出差，每天都在研究所里，心无旁骛投入教学、科研、编辑工作，就连大年初一也不例外。外出开会，一休会他即返。每年暑假国家组织有突出贡献专家（可携带家属）到景区参观疗养，他一概谢绝。

“只有像王亚南这样有崇高品质的人才能完全领会和践行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真谛”，“每天面对王校长铜像，我很惭愧。平心而论，我是为王校长而工作。”站在王亚南铜像前，胡培兆深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