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建才:经济学里的“阿塞莫格鲁现象”

文摘   2024-10-17 20:02   河北  




皮建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6期(总第38辑)。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已经结束了,中国获得了51枚金牌21枚银牌28枚铜牌的好成绩,力压群雄,排名第一。中国代表团的进步何其“快”也!要说“快”,奥运会里的很多项目其实比的就是“快”,不要说跟“跑步”有关的那些项目,也不要说跟“游泳”有关的那些项目,就是“三大球”实际上比的也是谁在给定时间内的进球(或得分)速度更“快”!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比的也是“快”,比如过去在高楼建设上的闻名全国的“深圳速度”,再比如现在在经济发展上闻名世界的“中国速度”[1]。但是在学术研究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比如历史学科)很多时候似乎比的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慢”,为的是“厚积薄发”,因为“腹中空空”的人写不出有份量的文章。当然,一个学者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在写作上有一个爆发的过程,否则就会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在“在沉默中死亡”。我们再来看一看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皇冠上的明珠”的经济学吧,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好像自始至终都是在比“快”,国内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大都要尽快发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论文才能毕业,国外的“job market”上的明星经济学博士毕业生也都是尽快发表了一定数量的高质量论文。



我们想要回答的是经济学里的“快手”到底是怎样炼成的。[2]每一个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都希望自己写的论文又快又好,这是一个关系到工作效率的问题。我们还是以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著名经济学教授达龙·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为例进行说明,因为有一个说明的对象可以避免我们进行无的放失的泛泛而谈。最近这些年,阿塞莫格鲁在世界顶级经济学期刊上发论文就像在BBS上“灌水”一样轻松自如,在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功。说得不好听一点,很多经济学家一辈子发表的高质量论文的数量可能还比上阿塞莫格鲁教授在一年之内发表的论文的数量。套用赵本山式的幽默来说就是,同样是人,差别咋就这么大呢?!我想阿塞莫格鲁的“快”可能会成为经济学里面的一个著名现象,我们姑且叫它“阿塞莫格鲁现象”吧。阿塞莫格鲁博士是有很强的代表性的,[3]他并没有像梯若尔(Tirole)和拉丰(Laffont)那样取得数学博士学位之后又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即使是“骑着数学的快马在经济学的沙场上征跑”也并不是因为自己具有数学上的先天优势。


根据个案进行总结时,总是会出现不同见解,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进行交流和探讨。下面四点是我总结的阿塞莫格鲁为什么能够成为经济学里的“快手”的答案,虽然这个答案在其他人看来或许不能成其为答案,但是在我看来这个答案却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的整体。


第一,经济学的基本功要特别扎实。阿塞莫格鲁的硕士博士都是就读于大名鼎鼎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在此期间他曾经两次获得罗伯特·麦肯齐奖(Robert McKenzie Prize)。从他的简历上看[4],他在博士在读期间的发表记录并不怎么突出,几乎没有怎么发表,通过JSTOREBSCO这两个重要的过刊和现刊数据库进行搜索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博士毕业后的前四年里,他的发表记录也不是特别优秀,一般维持在平均每年12篇,只能说是成绩尚可。这就说明,他在读硕士博士期间并没有急着写作和发表大量的论文,并没有为了发表论文而进行“急功近利”的拔苗助长。大家都知道,一个人的时间总是有限的,他没有把过多的时间配置到论文的写作和发表上,那么他一定把更多的时间配置到了经济学基本功的训练上。这就告诫我们要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完成不同的任务,在该打基本功的时候一定要打好基本功,决不能在自身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时候就急于求成一心想着进行学术上的“赶超”,否则只能是“欲速则不达”。


第二,能够转换研究领域,并且能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进行深度挖掘。阿塞莫格鲁最早的研究领域是劳动经济学,后来他把研究领域转向了发展经济学、增长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这种转变的过程也是他的发表记录逐渐变好的过程。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如果没有这种转变,他的发表记录不会有这么优秀。但是,仅仅是能够进行转变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够在新进入的领域进行深度挖掘。我认为,转变能力和挖掘能力可能跟两个方面有关,一个方面就是先前的基本功打的比较好,手里拿的工具比较先进;另一个方面就是自己的领悟能力和经济学直觉比较好,脑子里装的想象力比较丰富。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往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研究的深度和研究的广度之间进行权衡。更形象地说,广度说的是“不要在一棵数上吊死”,深度说的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没有研究的深度是不行的,但是如何才能在别人已经研究的很深的地方进行更深度的研究是有学问的。由于研究的广度不够大,有些人“不幸”地进入了前辈已经“做得很死”的领域,很难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突破;由于研究的广度足够大,有些人“幸运”地进入了前辈没有“做得很死”的领域,很容易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突破。“不幸”和“幸运”的差别或许更多地体现在转变能力和挖掘能力上。转变能力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研究广度,挖掘能力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研究深度,把研究广度和研究深度结合好的人才能成为幸运的人。


第三,善于寻找和自己知识互补的学者进行合作研究。虽然阿塞莫格鲁独立完成的论文有不少,但是更多的论文是跟别人合作完成的。我在《经济学里的“学术英雄”》一文[5]中已经对合作写作论文为什么成为大势所趋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关键的一点就是,当前的国际论文发表体制需要论文写作者既要有好的思想,又要有能力把好的思想模型化,二者缺一不可。阿塞莫格鲁是人不是神,不可能什么都懂,所以跟别人合作就会产生很大的合作剩余。在阿塞莫格鲁懂思想(比如,故事的因果机制)的地方,他的合作者可以帮他完成数学模型。在阿塞莫格鲁会数学模型的地方,他的合作者会帮助他把故事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样一来,阿塞莫格鲁就能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陆铭教授所说的那样“笨并快乐着”[6],当然,“笨”是应该打上一个引号的。我们可以举几个他在不同研究领域的合作者的例子。在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中,他跟Robert Shimer有比较多的合作。在增长理论领域的研究中,他跟Fabrizio Zilibotti有比较多的合作。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中,他跟Simon JohnsonJames Robinson有比较多的合作。当然,他的合作者中也不乏像Philippe AghionElhanan HelpmanMike Golosov这样的大牌经济学家,这些大牌经济学家对他的能力是认可的。这就告诫我们,随着经济学的分工和发展,合作能力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如何找到自己在写论文时的“最佳合作伙伴”也是需要学问的。


第四,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充沛的体力。高手过招,在智力相同的情况下,比的就是体力。我这样说,很多人可能不是很理解。学术研究是脑力劳动,既然是脑力劳动,应该拼的是智力,为什么把体力放在那么重要的位置呢?这其实很好回答,一个人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是有自选择效应的,他觉得自己做某件事情能行他才会去做这件事情,否则,他就不会去做。正如中国谚语所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样的话,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智力上往往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有差别的地方就是体力,就是在不损害自身健康状况下的持续工作的能力。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候选人郭凯曾经在他的经济学博客里开玩笑说过,阿塞莫格鲁简直就是一个“牲口”,要不然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就不会怀疑他一定有一个秘密的双胞胎兄弟。郭凯的这个玩笑并不是对阿塞莫格鲁不尊重,而是想寻找一个词来表达某种东西在经济学里面的重要性。谁都无法否认,阿塞莫格鲁的高产跟他的充沛体力是分不开的。这就告诫我们,保持健康的体魄对进行经济学研究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必须擅长“长跑”而不是仅仅擅长“短跑”,否则我们就会被别人落下。


“阿塞莫格鲁现象”会为经济学的研究者提供重要的经验。我把这些经验总结为以上四点,这四点中不管把哪一点单独拿出来都不会有什么新奇之处,可以说只具备这四个优势中任何一个优势都不会使你成为经济学里的“快手”。但是,关键的是阿塞莫格鲁是“四项全能”,我认为这就是他能够成为经济学的“快手”的真正原因。我分析“阿塞莫格鲁现象”并不是急着想让每个人都能成为“阿塞莫格鲁”,我只是想告诉大家阿塞莫格鲁到底“做对了什么”。我们大家应该在我们自身的诸多约束下,找到制约我们的最短的那块“板”,补足当前的短处,提高未来的研究效率。只要能从今天开始不遗余力地“退而结网”,总有一天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临渊捕鱼”。


注:

[1] 实际上,北京奥运会正好向世人展示了“中国速度”,我想世界上其他国家肯定会为中国的成功感到吃惊。当然,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也会让别的国家思考“中国模式”是不是可以复制。

[2] 本文刚开始的时候本来想把题目起为“经济学的‘快手’”,但是后来觉得还是把题目起为“经济学里的‘阿塞莫格鲁现象’”更加合适一些。

[3] 微观经济学里分析厂商的时候,往往分析的是代表性厂商。我想,阿塞莫格鲁教授正是一个我们进行分析时的代表性教授,因为他只是从千千万万个经济学博士中杀出的一匹“黑马”,并不具有什么特殊的“背景”(比如数学博士的背景)。

[4] 大家可以从阿塞莫格鲁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主页http://econ-www.mit.edu/faculty/acemoglu/index.htm上下载到他的简历。

[5] 参见我发表在《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4辑(总第三十六辑)的文章《经济学里的“学术英雄”》。

[6] 参见陆铭发表在《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2辑(总第三十四辑)的文章《笨,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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