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计川：默认选项，为啥就默认了？

默认选项，为啥就默认了？

“请给我三个不脱欧的理由”！据2016年6月22日英国报纸《太阳报》和《每日快报》头版报道称，已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在一场私人宴会上对来宾说：“给我讲出三个好理由，为什么英国应是欧盟的一部分。”简单一点，女王的问题可以更直接的表述为：“请给我三个不脱欧的理由”。

常言道：“说着无心，听者有意”。针对女王这一表态，外界普遍的理解是：女王是支持“脱欧”的。尽管白金汉宫发表声明，否认女王持“脱欧”立场。声明说：“在政治相关问题上，女王将根据政府的建议行事。公投一事应该由英国民众决定。”也就是说，按照白金汉宫的说法，女王在“脱欧”问题上保持中立立场。

单从字面意思上看，貌似女王并没有直接给出其对“脱欧”的态度，女王只是问了一个问题：“请给我三个不脱欧的理由”。然而，假设一开始女王是这样问的：“给我讲出三个好理由，为什么英国要脱离欧盟”，或者说，“请给我三个脱欧的理由”。民众会作何理解呢？前者，“请给我三个不脱欧的理由”，民众的理解是这样的“奥，原来女王‘默认’的是支持脱欧”；同样的，对于后者，“请给我三个脱欧的理由”，民众理解女王“默认”的是不脱欧。

对，关键就是“默认选项”的不同，“默认选项”可能会揭示一个人的偏好并进而影响其决策或他人决策。

人们每时每刻都面临许多选择，人们忙于应付这些复杂的选项及选项的组合，往往陷入选择恐惧。特别是当人们面对复杂而困难的选择，或对选项不具有充分信息时，如果存在一个默认选项（Default Option），将大大提高人们决策的便利性。此时，如果认为某项措施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就可以把它设置为默认选项从而对决策结果施加有效的引导。

笔者曾经遇到这一样个真实的例子：一个单位要全体投票决定是否加入一个互助医疗保险，每个人每月自动缴费20元，如果出现小病小灾，可获得不超过1000元的保险补偿。当然单位能否加入这一互助医疗保险的前提是，当且仅当超过80%的人同意才能整体加入。接下来，需要单位所有人投票表决。

工会主席（年龄较大）希望这项提案能够通过，但是担心很多人不支持这项提案（事实上她更担心大家不关心、不在乎这项提案）。因此，她跑来争取我的意见。她的诉求和担心很简单，按照正常投票逻辑，如果她问：同意加入的请举手，那么大概率很少有人举手，不举手，不是反对，可能更多的是不想表达（出头）。因此，我的建议也简单，那就是在介绍完这个互助保险后，直接这样问：不同意加入的请举手（默认的是同意）？

结果如何，想必大家都猜到了！没有一个人不同意，提案顺利通过。可能有人会说，这是不是一种忽悠？当然不是！事实上，不但询问不同意的请举手，而且还问了弃权的请举手。也就是说，这个规则允许大家充分表达自己的偏好，只是通过应用“默认选项”，给那些不愿表达或羞于表达的人一种“沉默”的权力（只是假定沉默意味着同意）。既简单高效，又不失透明公正，何乐而不为！

当然，默认选项的应用绝不仅限于上述“雕虫小技”。

在重大公共政策领域，一个重要的实践是美国的国民储蓄政策，即401（k）养老保险计划。美国自从经济大萧条时代（1932-1933年）之后，国民储蓄率于2005年第一次跌破零线。各类家庭和个人的贷款无节制造成了借款率持续增长，而其储蓄率维持在较低水平。美国政府的401（k）养老保险计划意在鼓励美国居民增加储蓄，本质是一种存款工具，每次从员工的薪水中扣除，但自推行以来收效甚微，很多美国人并不买账。根据一般的规定，想要加入退休金计划，员工必须填写一大堆繁杂的表格，选择储蓄率并决定这些钱的投资方式。

Thaler 对上述情况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为什么不将加入退休金计划设为默认选项，然后告知如果不选择退出，就将以默认的储蓄率、默认的投资方式加入退休金计划呢? 这种自动登记的方法使美国摆脱了这一困境，通过自动登记系统方便人们进入计划并克服阻碍参与的惰性。

对此，一个有意思的实践是“明天储蓄更多”（Save More Tomorrow，SMT） 计划，该计划要求人们承诺在每次加薪时自动提高缴存金额，通过将工资增长与缴存金额挂钩有效避免人们看到自己手中的钱变少，且不会将多缴存的金额看作自己的损失。一家公司首先试行“自动加入”的方法，然后将两组员工的情况进行比较，一组是1998年加入退休金计划的员工，另一组是实施自动加入方法之后聘用的新员工。结果是，在采用自动加入的方法之前，只有49%的员工加入了退休金计划：而采用了自动加入的方法之后，这一数值变为86%。由此可知，默认选项大大提高了加入退休金计划的员工数。 

与之类似，这种通过设置默认选项的助推方式也用在了器官捐献领域，并大大提高了器官捐献率。对于器官捐献，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选择加入（Opt In）”的策略，捐献者必须采取主动的措施，比如填写表格，才能将自己的名字添加到注册表上。然而，有些欧洲国家，如西班牙则采取的是“选择退出（Opt Out）”策略，即“推定同意” （Presumed Consent）。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明确选择退出，就推定为同意捐献器官。有研究表明，默认选项在促进器官 捐献方面十分有效，在采用“选择退出”策略的国家，几乎没有人选择退出，而采用“选择加入”策略的国家，往往只有不到一半的人选择加入。 

更进一步，默认选项的应用也不仅限于重大政策的制定，在商业（市场营销）领域也应该大有作为。例如，在新泽西州，默认的汽车保险是便宜的保险（基础险），有研究表明：新泽西州80%的人愿意购买便宜的保险，只有20%的人选择购买贵的保险（需要另行填表）。然而，同样的汽车保险，在宾夕法尼亚州，默认的汽车保险是贵的保险（全险），研究表明在这一地区会有75%的人选择购买贵的保险，25%的人选择购买便宜的保险（基础险）。这再一次表明，有时候当我们仅仅是通过机制设计，让个体选择的成本稍微下降，带来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长期以来，制定公共政策遵循的一个主要原则是物质激励，包括正向（奖励）激励和负向（惩罚）激励。然而，这种公共政策往往存在三个非常大的弊端：一是制度执行成本巨大，不管是执行主体承担的成本还是所导致的社会成本；二是容易引起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 三是当这种激励措施消失或撤销后，社会群体自动退回到原来的状态。究其主要原因，关键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没有考虑或较少考虑个体的自主选择，政策立足于设计者而非参与者。那么如何设计一种满足参与个体激励相容的策略，且当政策的推力消失后，人们能够保持政策惯性，按照政策所希望的方向持续行为。

例如，现实中，为了鼓励大家购买新能源汽车，世界各国都采取购买补贴的政策。但从成本、行业发展以及效率角度看，这种补贴政策是不是最优，一致存在争论。一次偶然的机会，与相关政策制定者交流这个问题，笔者提出了自己的一点建议：如果我们把购车补贴的资金用于新建或购买停车场（或停车位），这种停车场（位）仅供新能源车使用（技术上非常容易实现），那会如何呢？

众所周知，市区停车难、停车贵一直是大家吐槽的城市难题。特别是周末或者一些特殊场所，比如政府附近、商场附近、游乐场所附近，一“位”难求是常态。如果预留车位，实现新能源车在这些地方容易停车，那么新能源车变成一种事实上的“特权车”，当其他车（不管什么价位）找不到停车位，而新能源车可以随时随地的找到停车位，那么公众对这个所谓的“特权”会赋予什么样的价值呢？毋庸置疑，那些经常市内活动的人，当他考虑买车（包括第二辆车）的时候，新能源车大概率会是其目标选择，此时价格和续航问题可能不再是消费者考虑的关键因素。

尽管笔者并未仔细去计算相关成本，但从投资拉动和效率两方面进行整体分析，这种方案应该会优于直接购车补贴。更关键的是，相较于财政补贴而言，停车位方案的“后遗症”更小。

究其本质，这一政策设计的关键在于找到了对象的“痛点”，并在“痛点”上下功夫，能用较低成本的推动个体的行为惯性，不但满足激励相容，也允许个体进行自我选择，此即文献中谈到的“助推（Nudge）”。助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对政策改进效果也越来越受到政策制定者的青睐。

“Nudge”原本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的是：“用胳膊肘等身体部位轻推或轻戳，以提醒或引起别人的注意”。Thaler和Sunstein将“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以微小的成本，显著地推动公共政策有效实施的行为”定义为助推。他们指出：这一方式在维护人们选择自由的同时，致力于引导人们走向他们自认为正确的方向，其根本目标在于使人们以最低的代价按照自己的意愿走下去。正如Thaler指出的：“我们希望大多数人过上舒适的生活，但还是将选择权留给他们本人，我们只是致力于让他们少犯自己也认为是错误的错误”。

2015年世界银行年度发展报告对过去二十年各个国家的政策实验进行了总结，提出：基于人的行为决策的实验而制定的发展政策，有助于政府和公民社会更有效地实现发展目标。对人类行为更充分和准确的理解，可以有效地降低政策的失败率，特别是在提高生产率、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和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当然，在使用助推工具的同时，也需要时刻对恶意助推及恶意助推者保持警惕。要防止居心不良的公司运用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谋取私利。Thaler在“Misbehaving: The Making of Behavioral Economics”一书中结语部分提到：“每次别人让我在《助推》上签名时，我总会加上一句话‘请把助推手段用在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