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作为一代京剧艺术大师,曾创作并演出多部经典之作,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与自身扎实的基本功、不懈的艺术追求,以及高超的艺术审美、深厚的文化素养乃至超卓的思想识见都密不可分。梅兰芳是一位思想者,“思想”是其创作出世纪艺术典范和取得非凡成就的根本原因。不能理解“思想者”梅兰芳,就无法完全理解梅兰芳的艺术及其表演艺术体系。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作为“思想者”的梅兰芳:其一,梅兰芳的艺术思想不仅体现于表演中,更贯穿于其戏曲创作的全过程;其二,文化自觉是梅兰芳之时代担当的思想理性升华;其三,“移步不换形”是梅兰芳戏曲改革思想的重要表达;其四,《舞台生活四十年》作为口述史,是一部有着明确、系统的戏曲发展和革新思想的艺术实践总结之作。
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梅兰芳曾被冠以“一代伶王”“四大名旦”等称号,欧阳予倩更是赞其为“美的化身”。这种美,既是梅兰芳的形态美,更指其艺术美,兼及其心灵和思想之美。在将一切美好称谓赋予梅兰芳的同时,大多数人潜意识里有一个盲区,就是很少将“思想”与“文化”纳入对梅兰芳的认识和评价中。梅兰芳艺术成就的取得,与其扎实的基本功、不懈的艺术追求,以及高超的艺术审美、深厚的文化素养乃至超卓的思想识见密不可分。梅兰芳是有思想的,是一位思想者——“思想”是梅兰芳之为梅兰芳,并创作出世纪艺术典范和取得非凡成就的根本原因。所谓“思想”,并不是一般的观念、知识,它活跃而富于创造力。若看不到梅兰芳的“思想”与“文化”,对梅兰芳及其艺术的认识评价就很难充分,就会局限于“艺术”甚至“戏曲”,梅兰芳表演艺术思想和表演艺术体系建构便难以实现。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去理解作为“思想者”的梅兰芳。一、梅兰芳的艺术思想不仅体现于表演中,更贯穿其戏曲创作全过程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体现为重视传统和传承。于戏曲而言,这种“连续性”便体现在师父对徒弟的口传心授上。旧时的戏曲演员文化水平不高,这种“传”和“授”,很多时候都只是简单、机械地模仿和复制,徒弟并不能深刻理解剧作和人物的思想、情感,这在当时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随着京剧走向繁荣,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演员需要不断提高技艺,不仅要在技术层面上有所提高,还需要对戏曲艺术进行整体把握,包括对人物的准确理解和精心塑造。适者生存,唯有做到全面整体地把握戏曲艺术,戏曲演员方能在舞台上站住脚,乃至成为名角。梅兰芳艺术思想的确立,主要体现在他的表演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他有自己的主体意识,不以他人意志为转移,也不完全取决于上座与否的考量。比如京剧《宇宙锋》是梅兰芳从开蒙老师那里学会的,“上座的成绩,可总不能如理想的圆满”,但梅兰芳“却并不因为叫座成绩不够理想,就对它心灰意懒,放弃了不唱”,他不言放弃,“还是继续研究”。何以如此呢?因为在他看来,“两千年前的封建时代,要真有这样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女子,岂不是一个大大的奇迹吗?”为此,梅兰芳下了很大功夫去揣摩塑造赵艳容这一人物形象,“我承认在我一生所唱的戏里边,《宇宙锋》是我功夫下得最深的一出”。他曾说:“身段和唱念,都比较好讲一点。唯有表情是最难说的。”“表情”难说,当然也最难演。为什么表情在这出戏里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梅兰芳分析说:你想想看,我们在台上扮演剧中人,已经是假装的。这个剧中人又在戏里假装一个疯子。我们要处处顾到她是假疯,不是真疯。那就全靠在她的神情上来表现了。同时给她出主意的,偏偏又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丫环,也要靠表情来跟她会意的。所以从赵女装疯以后,同时要做出三种表情:(一)对哑奴是接受她的暗示的真面目;(二)对赵高是装疯的假面具;(三)自己是在沉吟思索当中,透露出进退两难的神气。这都是要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变化出来的。这种地方是需要演员自己设身处地来体会了。首先要忘记了自己是个演员,再跟剧中人融化成一体,才能够做得深刻而细致。
因为身段和唱念都属于“技”的层面,而“表情”则是人物内心和思想的外化,如果演员对人物心理琢磨不深、不透,那么这种“表情”就难以把握,而能否把握则取决于演员的修养和悟性。梅兰芳认为,演员在台上的表情有两种性质,第一种是要“描摹出剧中人心里的喜怒哀乐”,这种比较容易做到;而他对赵艳容这一人物形象的把握,特别是对人物内心情感的把握,则属于第二种——“形容出剧中人内心里面含着的许多复杂而矛盾又是不可告人的心情”。他也由此在戏曲史上塑造了一位心思细腻又矛盾复杂的女性形象。纵观梅兰芳对《宇宙锋》的创作过程,便是一个不断认识自我、挑战自我、彰显主体意识和实现其戏曲理想的探索过程。
京剧《宇宙锋》,梅兰芳饰演赵艳容。
戏曲旦脚的手式丰富,因其形似兰花而总名“兰花指”,手舞艺术是梅兰芳表演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梅兰芳访苏演出取得极大成功,在当时举办的全苏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讨论会上,梅耶荷德对梅兰芳表演艺术特别是其手部的表演大加赞赏:“可以坦率地说,看过他(指梅兰芳)的演出后,再到我们的剧院去走一趟,你们就会说:难道不能把所有的人的手都砍掉吗?因为它们完全是无用的。既然我们看到的这些手只是徒然地从袖口露出来而已,既不能表现什么,也不能表达什么,或者表达某种不应该说出来的意思,那么,我们还不如把这些手砍掉算了。”齐如山曾专门论述过梅兰芳的“旦脚手式”,他与梅兰芳对五十三式兰花指的每一式都配图加以说明,如“持细物式”,雅称“吐蕊”,并注明“《汾河湾》柳迎春持金印时,即用此式”;又如“气指式”,雅称“雨润”,注明“《武家坡》王宝钏骂‘狠心的强盗’时即用之”。这五十三式兰花指的手式应该是舞台演出中程式化的表演,然经梅兰芳等人的归纳、提炼、概括和命名,这些手式得以固定化,从而具有了推广和传承的价值。
梅兰芳示范的“旦脚手式”。
在一部戏从题材创意构思到二度创作的导演、表演、音乐、舞美整个流程中,梅兰芳都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甚至是发起者和决定者,若仅以“演员”“名角”视之便会失之偏颇——梅兰芳将其“艺术思想”贯穿于戏曲创作的全过程,这远不是“演员”“名角”所能够含纳的,而这也正成为梅兰芳作为“思想者”的重要标志。所谓“梅派戏”,并不仅指由梅兰芳主演,而是意味着这是一出由梅兰芳全程参与创作、倾力打造并主演的戏。梅兰芳在其50年的舞台生涯中,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追求和目标,但无论对传统戏、新编古装戏抑或时装新戏,每一次选择都是梅兰芳自主意志的体现。以时装新戏为例,时装戏在当时是非常新潮和时尚的,1913年梅兰芳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受海派文化影响,对时装新戏“就有了一点新的理解。觉得我们唱的老戏,都是取材于古代的史实。虽然有些戏的内容是有教育意义的,观众看了,也能多少起一点作用。可是,如果直接采取现代的时事,编成新剧,看的人岂不更亲切有味?收效或许比老戏更大。这一种新思潮,在我的脑子里转了半年。慢慢的戏馆方面也知道我有这个企图,就在那年的七月里,翊文社的管事,带了几个本子来跟我商量,要排一出时装新戏。这里面有一出《孽海波澜》,是根据北京本地的实事新闻编写的”。于是,他的创作团队开启了时装新戏的创作阶段。通常来说,剧目选材和剧本创作都是文人剧作家的事,而梅兰芳则走在了编剧之前,这让人对彼时梅兰芳团队的创作情形刮目相看,更对梅兰芳的敢为时代之先刮目相看。
梅兰芳编演的时装新戏《一缕麻》。
其实,除一度创作之外,在二度创作的诸多环节,梅兰芳也都“躬践排场”,全程参与,举凡结构人物、唱腔唱段、身段安排、服装扮相、舞台布景、整体调度,多以其审美来进行判断和选择,也就是说,梅兰芳将自身的艺术“思想”贯穿于戏曲创作诸环节中。王安祈在谈及梅兰芳的主体意识在梅派艺术中的体现时说:“对于戏的创作,梅兰芳稳居主导地位,无论题材选择、唱段分布、唱腔设计、身段安排、服装扮相甚至整体舞台调度,都由梅兰芳全盘掌握,负责编写剧本的梅党文人,也都以发挥梅兰芳表演特长为基本前提,因此整出戏所展现的是标准梅氏风格。即使在1949年以后戏曲改革导演制确立,梅兰芳在创作群(编、导、演)中之主体性仍无丝毫消减。”这便是梅兰芳之于“梅派戏”的关键性所在。梅派戏被打上鲜明的梅氏标签,也正体现出梅兰芳艺术思想的超凡之处。
梅兰芳成名之时,正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时期,旧文化受到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傅斯年等人的猛烈抨击。胡适持文学进化观,他的文学进化观念包含四层涵义:第一层涵义关于文学的进化,胡适认为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第二层涵义是,每一类文学不是三年两载就可以发达完备的,“须是从极低微的起原,慢慢的,渐渐的,进化到完全发达的地位”;第三层涵义是,一种文学的进化,每经过一个时代,往往带着前一个时代留下的许多无用的纪念品,“这种纪念品在早先的幼稚时代本来是很有用的,后来渐渐的可以用不着他们了,但是因为人类守旧的惰性,故仍旧保存这些过去时代的纪念品。在社会学上,这种纪念品叫做‘遗形物’”;第四层涵义是,一种文学有时进化到一个地位,便停住不进步了,“直到他与别种文学相接触,有了比较,无形之中受了影响,或是有意的吸收人的长处,方才再继续有进步”。在胡适看来,这四层涵义“每一层含有一个重要的教训”,以戏剧而论,“主张恢复昆曲的人与崇拜皮黄的人,同是缺乏文学进化的观念”。中国戏剧一千年来力求脱离乐曲一方面的种种束缚,但因守旧性太大,未能完全达到自由与自然的地位。中国戏剧的将来,全靠有人能知道文学进化的趋势,能用人力鼓吹,帮助中国戏剧早日脱离一切阻碍进化的恶习惯,使他渐渐自然,渐渐达到完全发达的地位。
……
不料中国戏剧家发明这种虚写法之后六七百年,戏台上依旧是打斤斗,爬杠子,舞刀耍枪的卖弄武把子,这都是“遗形物”的怪现状,这种“遗形物”不扫除干净,中国戏剧永远没有完全革新的希望。不料现在的剧评家不懂得文学进化的道理;不知道这种过时的“遗形物”很可阻碍戏剧的进化;又不知道这些东西于戏剧的本身全不相关,不过是历史经过的一种遗迹;居然竟有人把这些“遗形物”——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马鞭子,跑龙套,等等——当作中国戏剧的精华!这真是缺乏文学进化观念的大害了。
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人的观点更为极端,甚至认为保存和倡导旧戏“即必须保存野蛮人之品物,断不肯进化为文明人而已”。新文化运动的“戏剧改良”是基于思想观念的一种革命,其实质是要以所谓“进化的”西洋写实戏剧代替“遗形物”的戏曲。之所以会聚焦于昆曲和皮黄,皆因韩世昌在北京的昆曲演出“复兴”举动,引起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不快,他们认为中国戏剧的进步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等说法,“这真是梦话。中国的旧戏,请问在文学上的价值,能值几个铜子?”而彼时正是皮黄京剧风靡一时、梅兰芳声名鹊起之际,梅兰芳自然也就成为旧文化的代表和新文化运动矛头所指的主要对象。作为旧戏代言人的张厚载无所畏惧,捍卫戏曲的价值,提出中国旧戏“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可以完全保存。社会急进派必定要如何如何的改良,多是不可能,除非竭力提倡纯粹新戏,和旧戏来抵抗。但是纯粹的新戏,如今很不发达。拿现在的社会情形看来,恐怕旧戏的精神,终究是不能破坏或消灭的了”。这是一场世纪论战,旧戏显然处于被动的状态。作为旧戏的代表人物,梅兰芳一方面顺应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积极探索旧戏改革,创作了一系列时装新戏和古装新戏,并对京剧表演和舞台美术进行了多方面的改良;另一方面,他始终坚守戏曲舞台并保持戏曲的本质特征,也正是他的这种坚守与坚持,将京剧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思想也在发生改变,他们不再那么激进,开始较为客观地看待戏曲和评价戏曲的价值。1924年,周作人看待戏曲的态度已发生明显变化,“四五年前我很反对旧剧,以为应该禁止,近来仔细想过,知道这种理想未能与事实一致,才想到改良旧剧的办法,(其实便是这个能否见诸事实,也还是疑问)。去年夏天我遇见日本的辻听花先生,他在中国二十余年,精通旧剧,我说起这个问题,问他的意见,他的答语也是如此”。胡适则从最初认为旧戏是“遗形物”,到后来与梅兰芳越走越近,至1930年梅兰芳访美时,他已称昆曲和皮黄将“历史上的遗形物都以完美的艺术形式给保留并贯彻了下来”,而梅兰芳依旧是“旧戏”的梅兰芳、京剧的梅兰芳。如果梅兰芳没有自己的思想主张,没有文化担当,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遭到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汹涌猛烈的抨击时,他还能坚守,还会坚持走下去,并取得那样辉煌的成就吗?旧时代的艺人社会地位低下,生存十分困苦,梅兰芳幼年生活颇为不易,这令他对同业者的艰辛能够感同身受,加之深受祖父梅巧玲慷慨好义的影响,秉承良好的家风,梅兰芳不仅刻苦好学,而且待人友善,常怀感恩之心,努力去尽自己的社会责任。时代激荡下,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梅兰芳的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升。他高尚的人格和爱国情怀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得到彰显,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使他甘愿放弃热爱的舞台,甚至愿意牺牲生命。梅兰芳的“蓄须明志”成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顽强不屈的精神写照。梅兰芳蓄须照。
梅兰芳的高尚人格和爱国情怀有其形成的根源和过程。他7岁时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看到过侵略者烧杀抢掠的罪行。梅兰芳之子梅绍武曾回忆说:“父亲童年时亲眼目睹八国联军践踏祖国大地的血腥暴行,亲身体会到国破家亡的痛楚,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从此深深地埋下了对侵略者无比仇恨的种子,爱国主义精神在他的心中不断滋长起来。”1919年,梅兰芳怀着“主要并不是从经济观点着眼的,这仅仅是我企图传播中国古典艺术的第一炮”的愿望,首次出国赴日演出,赢得了日本民众如潮的好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扶持溥仪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之前,曾多次派人找梅兰芳,请他于伪满洲国成立之日去演戏,都被梅兰芳拒绝了。邀请者对梅兰芳说,你们梅家三辈都受过清朝的恩典,“天子亲呼胖巧玲”众所周知,如今成立新政府,你们自然应该前去庆祝,且这与你演一次堂会戏没什么分别,有何不可呢?梅兰芳回答道:“清朝已经让位,溥仪先生不过一个中国国民,倘他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庆寿演戏,我当然可以参加。如今他在敌人手下,另成立一国,是与我们的国家,立于敌对的地位,乃我国之仇,我怎么能够给仇人去演戏呢?”来者又说,那么从前的恩惠就不算了?梅兰芳回答:“若严格地说,清宫找戏界唱戏,一次给一次钱,也就是买卖性质,就说当差,像中堂尚书等或可说受过恩,当小差使的人多了,都算受恩吗?我们还不及当小差使的人,何所谓恩惠呢?”该人无言,事遂作罢。日本人此举虽名为请,实则软硬兼施,而梅兰芳是非分明、柔中带刚、不卑不亢,在关乎气节大义时寸步不让,他的思想境界于此可见一斑。舞台上梅兰芳多扮演柔媚秀丽的女性角色,现实中的他亦温文尔雅、与人为善、中和有度,但在关乎原则大事时却能异常清醒且态度鲜明。这是梅兰芳异于常人之处,由此,抗战时期梅兰芳的息演隐居也就不难理解了。值得指出的是,梅兰芳1919年、1924年两次赴日演出,都深受日本各界的欢迎和好评,梅兰芳在日本人民心目中是美的象征、美的使者。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改变了两国的关系,也彻底改变了梅兰芳对日本的态度。日本侵略者虽没有把刺刀直接架到梅兰芳脖子上,但他们深知梅兰芳的巨大影响力,因此无论在上海还是香港,他们都做了各种尝试,可以说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诛心”比刺刀架到脖子上更有杀伤力和毁灭性,而梅兰芳经受住了这种“诛心”之举的考验。齐如山曾回忆:日军初到上海,他(梅兰芳)尚可安居,后来日本势力伸展到租界之中,他看情形不好,才想迁往香港。未迁之前,有人同他说,日本对你向来非常友好,何必迁居呢?日本人说过,所有到日本去的中国人,日本社会呼他们的姓名,永远用和音(即日本音),从前只有对李鸿章,则有一部分人呼为中国音,此次梅兰芳到日本,则全国日本人,都呼为中国音。所以梅到美国去的时候,美国报纸中说梅兰芳是六万万人欢迎的名角,意思就是除中国人外,还有日本人一万万以上(两件事情,倒确是有的),有这种情形,你可以不走。梅说:日本人对我自是很好,但对于我们的国,则太可恨了,有什么理由,不管国家,只管自己呢?所以他决定躲到了香港。
日本人民对梅兰芳及其艺术有着同国人一般的喜爱,这也是梅兰芳所珍视的,而当日本侵华之际,梅兰芳则保持着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清醒认知,“日本人对我自是很好,但对于我们的国,则太可恨了,有什么理由,不管国家,只管自己呢?”作为一位艺术家,梅兰芳是非分明,他朴素的爱国思想在民族矛盾和冲突中得到升华和充分体现,为中华民族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可以说,是动荡的时代、艰难的梨园生活和良好的家风熏陶,共同铸就了梅兰芳如梅似兰的高洁人格。令中国京剧乃至中国戏曲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且影响至今的艺术家是梅兰芳。他的访日、访美、访苏演出,每次都会引起轰动,让所访国的观众了解和欣赏到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戏剧,让国际戏剧界看到别样的戏剧艺术,梅兰芳的出访演出,得到多国戏剧界大家的关注和好评,为中国戏曲争得了荣誉。需要指出的是,梅兰芳赴日、赴美、赴苏演出,正处于中国经历近代屈辱、社会急剧动荡和变革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时期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西学东渐思潮下,许多激进者对传统文化进行猛烈批判,人们旧有的思想、信仰、道德、观念都发生了动摇和改变,社会思想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因此,梅兰芳的每次出国演出,所引起的关注和巨大反响都远远超出戏曲界和艺术界,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和公共文化事件。梅兰芳每次出国演出,并非仅以经济为目的(虽然演出收入是那个年代包括梅兰芳在内的所有戏曲艺人赖以生存的唯一方式),也没有受到国家委派或资助,有时还需要承担巨大的经济风险,他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所做的是作为一位中国艺术家的文化自觉行为。在那个年代,如梅兰芳这样不以稻粱计,而以社会文化为重者,可谓先行者,他是有着文化自觉和世界眼光的人,正如他在1930年1月16日赴美前的宴会致辞中所说:兰芳此去,或者能使西方的人们,认识我们中国戏剧的真相。在两国文化上,似亦不无裨益。世界人们的眼光,已渐渐集中到太平洋,艺术又何尝不如此呢?……假使兰芳这一次去,用艺术上的接触,得使两国民族上增进些许感情,也就是兰芳报答国家社会以及诸公的一点微忱。
梅兰芳赴美演出时受到民众夹道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又完成了由一位杰出的、爱国的“伶界大王”向有理想、有信仰和高度文化自信的人民艺术家的历史性过渡。这种转变和升华,与时代发展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梅兰芳的视野格局、思想和世界观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他找到了更为明确的方向——艺术为人民服务。因此,梅兰芳在人生的最后十余年,不辞劳苦地奔赴大江南北,来往于城市乡村、厂矿部队进行演出,这是明确了艺术真谛和自我价值后对社会所做的回馈与报答,而他每到一地所引发的民众“狂欢”和热情,也正体现出艺术与观众最本原的交流与融汇。
梅兰芳在福建与战士们联欢,战士操琴,梅兰芳清唱。
梅兰芳的艺术思想与其艺术实践紧密相连,他的创作和表演实践是其艺术思想的展示和外化。20世纪一二十年代,梅兰芳的表演实践十分活跃,在社会风潮与观众需求的共同推动下,他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推出新剧目的效率非常高,每一次推出新剧目,都成为戏曲界乃至全社会瞩目的焦点,从中也可以看出彼时梅兰芳思想的活跃。四五十年代,梅兰芳复登舞台,再次焕发出蓬勃的艺术生命力,特别是在50年代,他始终坚守在舞台演出一线。同时,面对时代变革和社会转型,梅兰芳开始更多地思考戏曲改革的方向,并尝试对自己的艺术经验进行总结。1951年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后,梅兰芳肩负起戏曲改革的重任。这一阶段,梅兰芳艺术思想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他的戏曲改革观念。1949年6月28日,《光明日报》记者在北京采访梅兰芳,谈及平剧(京剧)改革问题:梅先生认为平剧的改革,在思想方面是必要的,但是过去的技术和苦工,确有其艺术价值。但他始终认为平剧是能改革得更能适应群众的需要。问题是戏剧工作者应当团结,产生从历史教训上,反映现实而为群众需要的剧本。但这真是件相当艰巨的工作,必须要审慎的逐步进行。同时更需要大量的人力来从事这工作。因为梅先生觉得平剧中,尤其是“唱”,终是要受到“韵”和“辙”的限制,改革和发展上都感到相当束缚。
在1949年7月7日的《新民晚报》上,梅兰芳表示他一向致力于京剧改革,除在场面、音乐方面尝试改革之外,对剧本、剧情也时常进行修改:平剧是一宗古典的艺术,它有它的传统,国外对它的评价都很高,改起来要慎重,要改得天衣无缝,使观众不大感觉到它的刀痕,那才是上品。既然是古装,恐怕演现代剧情有些勉强,不如演历史剧来反射现实。
平剧的思想改革是一件事,它的技术和苦工是另一件事,后者仍应作原则性的保留。至于平剧中的武工以及踩跷等等,是否仍应苦修得那么严格,这是我多年来煞费苦思的一件事。北平是平剧发源地,今后应该好好研究平剧改革的实际问题,免得衰落。
关于京剧改革问题,梅兰芳进行了思考和调研,他认为改起来要慎重,要改得天衣无缝、不着痕迹,而对演“现代剧情”则持保守意见。这也是他在1949年7月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前对京剧改革的认知。在第一次文代会的发言中,梅兰芳谈及戏剧内容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不过这种工作相当艰巨,一方面要改革内容,配合当前为人民服务的任务,一方面又要保存技术的精华,不致失传”。1949年10月2日,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成立,梅兰芳出席并任委员。随后梅兰芳在天津接受记者张颂甲的采访,张颂甲于11月3日在《进步日报》上发表了《“移步”而不“换形”——梅兰芳谈旧剧改革》一文。文中谈及旧艺人改造和旧剧改革问题时,梅兰芳说:自然,旧剧改革又岂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不过在今天戏剧怎样让它来为人民服务,却又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我想京剧的思想改革和技术改革最好不必混为一谈,后者在原则上应该让它保留下来,而前者也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慎重的考虑,再行修改,才不会发生错误。因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有它几千年的传统,因此我们修改起来也就更得慎重,改要改得天衣无缝,让大家看不出一点痕迹来,不然的话,就一定会生硬、勉强,这样,它所得到的效果也就变小了。俗语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
该文发表后,梅兰芳的观点备受关注,遂有1949年11月27日在天津召开的旧剧改革座谈会,会上梅兰芳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剧本)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譬如唱腔、身段和内心感情的一致,内心感情和人物性格的一致,人物性格和阶级关系的一致,这样才能准确地表现出戏剧的主题思想。我所讲的‘一致’是合理的意思,并不是说一种内容只许一种形式,一种手法来表现。这是我最近学习的一个进步。”关于这次座谈会及其背景,可参考张颂甲、王恺增《向旧剧改革前途迈进——记梅兰芳离津前夕津市戏曲工作者协会邀集的旧剧座谈会》、马少波《戏曲改革漫记之一·关于所谓梅兰芳提出“移步而不换形”的真相》。关于戏曲改革问题,梅兰芳与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阿英、马彦祥、马少波、阿甲等人曾有多次讨论,1950年初他谈及“最近的理解”时说:推动戏改工作,必须要胆大心细,集思广益,如果畏首畏尾,顾虑太多,就足以影响进行;同时要细心检讨自己的工作,有无错误,遇到疑难,尤须虚心领教,反复请益,这样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写剧者与旧艺人,更应该密切合作,破除成见,以事业为重,放弃个人主义。但初步要求不宜过高,因为旧剧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我们的改革运动,当在萌芽时期,必须脚踏实地,有计划有步骤的来推动这种改革运动,以收实事求是之效。我想戏改运动,应该是“曲线进行”,而不是“一直上升”,我们的工作,一定要做到不矜不躁,稳步前进,方始能够达到毛主席所说的“推陈出新”。
大家要认清楚,戏剧改革运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是相当艰苦的,所以我一再的说过,要胆大心细,脚踏实地,不矜不躁,稳步前进。
虽然不见了“移步不换形”或“移步换形”等表达,但梅兰芳的戏曲改革思想还是一以贯之的——既要胆大心细又要脚踏实地、稳步前进。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现代戏创作过程中,梅兰芳仍强调对传统的继承和吸收。“移步不换形”是梅兰芳戏曲思想的重要表达,这一观点也得到后来许多学者的认可,甚至有学者认为“梅先生的表演艺术在中国戏曲领域中确有代表性,用他的名义来概括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特征,尤其是体现作为中国戏曲中代表剧种的昆曲京剧的特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即以‘移步而不换形’这一命题而论,它不仅是一个观点,而且是整个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核心。它概括性极强,而且有普遍典型意义”。确然,“移步不换形”具有很强的概括性,笔者认为将其理解为梅兰芳戏曲发展观,可能比表述为“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核心”更为准确。对于“移步不换形”,当时有许多人认为它与刚刚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的讲话精神不一致。第一次文代会报告指出:“凡是在群众中有基础的旧文艺,都应当重视它的改造,这种改造,首先和主要的是内容的改造,但是伴随这种内容的改造而来的,对于形式也必须有适当的与逐步的改造,然后才能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与统一。”旧剧改革是第一次文代会讨论的主要内容,周扬认为改造旧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斗争,我们对于旧剧采取了从思想到形式逐步加以改革的方针。一方面,我们反对将旧剧看成单纯娱乐的工具,盲目地无批判地鼓吹旧剧,或者对旧剧的技术盲目崇拜,在‘掌握技术’的口号下,实际拒绝对旧剧的改革;另一方面,也不主张对旧剧采取行政手段加以取缔,因为群众喜欢看剧,是一个思想问题,而凡是关涉群众思想的问题是决不能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所能解决的,同时也应看到,群众觉悟提高了,旧剧的市场自然而然地就会缩小。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其实,梅兰芳关于旧剧改革的初衷与上述报告并不相悖,只是可能“不换形”这个词在当时看来太扎眼了。还有一种解读是从“形式和内容不可孤立”入手的,如华粹深提出“如果只注意内容,而忽略了形式,也是不对的”。马少波更明确地指出:“哪里会有思想内容移步而形式和技术会没有变化呢?何况梅先生是过来人,他的艺术发展,不正是体现了移步而换形吗?朋友们由于不愿像梅兰芳这样多年来抱着强烈的生存愿望,在民族虚无主义和国粹主义互相攻击的夹缝中,从事艺术革新的实践,并取得巨大成就的艺术家,无端地说些糊涂话,被推到国粹主义的漩涡中去,表示不平和关切;同时也为他在京剧界具有代表性的声望,由于不妥的提法会造成对戏曲改革政策的不良影响感到不安。”马少波当时分管梅兰芳所在的京剧研究院的工作,经请示后具体负责处理此事。这意味着马少波的认识和态度甚为重要。另据马少波所藏一封马彦祥致梅兰芳而未寄出或刊发的信,马彦祥在信中谈及“世间岂有‘移步而不换形’之理”:且不必远溯一部中国戏曲史从优孟的滑稽戏到宋大曲、元杂剧,明清传奇,以至清中叶勃兴的京剧,每移一步必换一形。就以京剧旦角而论,从余紫云、陈德霖、王瑶卿到梅先生,其间又曾有过多少形式上的变化?您首创所谓“古装戏”发明许多“古舞”;您废跷而提倡大脚片;您把场面摆在幕侧;京胡之外加二胡托腔等等,连我这样的十足外行都可以看出许多换形之处,您在接受采访时也说:“我无论在场面、音乐、剧情各方面都在随时修改”,何以到了别人就万万改不得呢?这就难怪有的青年疑心说,梅先生把京剧当成了您自己,想从您自己起固定起来,永远化起来,生怕人家造反了。
可以看出,这种对“移步不换形”之“形”的解读及批评,已与梅兰芳之初旨相去甚远,确实是一个误会、一种误读。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读,一方面是因为梅兰芳此前仅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观点,并没有进行系统的阐发,因此该观点显得有点单薄;另一方面,梅兰芳所言之“形”,除了艺术形式、技术之意外,更有戏曲特征之意。亦如吴小如所说,“所谓‘形’,则指我国民族戏曲艺术的传统特色,包括它的传统表现手段”。马彦祥等人所理解的“您首创所谓‘古装戏’发明许多‘古舞’;您废跷而提倡大脚片;您把场面摆在幕侧;京胡之外加二胡托腔等等”之“形”,并不是梅兰芳所说的“形”。《汉语大词典》对“移步换形”的解释为:“移动脚步,情景也随之变换。形容景色变化多端。”并以清代戴名世《雁荡记》为例,“大抵雁荡诸峰,巧通造化,移步换形”。这里的“形”不是形式,而是整体的景色风光,正与梅兰芳所谓“移步不换形”之“形”所指相类。从戏曲改革的时代背景出发,“移步不换形”之“形”既包括形式、技术等狭义所指,而其主旨则是广义的,指向了戏曲艺术的整体特征,如此理解才能真正读懂戏曲改革大视野中梅兰芳的思考。将“移步不换形”视为梅兰芳提出的重要新观点,不应该简单地停留在“内容与形式”之争的悖论中。梅兰芳“移步不换形”之“形”,是建立于京剧改革发展背景下对京剧本质特征的维护,不能说没有保守意识——当然事实证明这种“保守”有其必要性,也不能说没有先见之明。这是梅兰芳的艺术直觉,也是梅兰芳的超越之处,更是今天的学者们乐道“移步不换形”之原因。“移步不换形”是对梅兰芳戏曲改革发展理论的凝练概括,虽非其思想理论的全部,但它不仅成为梅兰芳在20世纪50年代戏曲改革实践的理论遵循,而且对今天的戏曲发展依然有着重要影响。
四、《舞台生活四十年》是一部实践色彩浓郁的表演理论著作
对于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人们多以艺术家之“回忆录”“谈艺录”视之。写“谈艺录”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艺术家的通行做法,在那个缺乏声影技术的年代,这无疑是一种较好的传播、保留和传承艺术技艺的方式。其实,细读《舞台生活四十年》不仅可以了解梅兰芳的身世、表演艺术,而且可以从中看出梅兰芳之为一代艺术大师的艺术修养、理论思考及其表演艺术的体系性。
梅兰芳的艺术,表演、身段等是其“形”,思想观念和革新精神为其“神”。他的艺术、他的剧目、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在他的创作中是一个整体,具有统一性,其中流贯着他的思想和审美,欧阳予倩称梅兰芳为“美的创造者”,而“美”正是戏曲表演的崇高原则。对“美”的追求,也是梅兰芳最为重视的,“中国的古典歌舞剧,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有其美学的基础的。忽略了这一点,就会失去了艺术上的光彩,不论剧中人是真疯或者假疯,在舞台上的一切动作,都要顾到姿态上的美”。他以《宇宙锋》中赵艳容“三笑”之后的身段为例,“有一个身段,是双手把赵高胡子捧住,用兰花式的指法,假做抽出几根胡须,一面向外还有表情。这个身段和表情,虽说是带一点滑稽意味,可是一定要做得轻松,过于强调了,就会损害到美的条件”。梅兰芳对京剧表演“姿态美”“美的条件”的认识和追求,已上升到对中国“美学的基础的”自觉追求,“我向来觉得这(辨别精、粗、美、恶)是一个艺术家一生艺术道路的重要关键”。对此,张庚曾分析道:梅先生在表演中所给与观众的美感享受,因为是与剧情、与人物密切结合的,所以他虽然运用了高度的技巧,却仍是平易近人。……其所以这些人物都能给人以美感,就是在于他恰如其分地按人物的身分、年龄、性格而加以美化,一点不做作,一点不勉强,使存在在生活中的性格上、思想上、感情上、体态上那些零星没有系统的美经过了艺术的集中、突出,而大大鲜明起来,成了一个统一的美的形象的原故。
以美为原则,具有艺术完整性和统一性的眼光,这也是梅兰芳的非凡之处。《宇宙锋》是梅兰芳“功夫下得最深的一出”,这出戏在徽、汉、梆子、皮黄等不同戏班都有演出,“早年皮簧班里只唱《赵高修本》和《金殿装疯》的两场,完全是一出唱工戏。身段、表情都简单而呆板,没有什么变化,场子也相当冷静,所以观众对它并不十分重视”。梅兰芳改演的全本《宇宙锋》对老版全本特别是《修本》《金殿》两场进行了全面修改,塑造出赵艳容这一在京剧舞台上熠熠生辉的女性形象,《舞台生活四十年》对此有详细记述。将梅兰芳的改编演出本与其他版本作比较,就可以看出其改编用心之处。对此,黄裳《试论梅兰芳〈宇宙锋〉》一文曾有详细比较,兹不赘述。梅兰芳改编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对人物心理刻画得丰富细腻,也不仅仅在于将剧本改编得充满戏剧张力,更为重要的是,其中体现出一种系统性、整体性的戏剧观的发展——充分借助各种艺术手段来揭示人物所具有的本质意义和独特价值。《舞台生活四十年》不是一部纯理论著作,但它是一部以明确、系统的戏曲发展和革新思想为指导的艺术实践总结之作。梅兰芳的戏曲理论和主张,来自舞台实践和革新,也来自他自身的文化、理论修为和所具有的宏阔的世界戏剧眼光。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具有浓郁的实践色彩,但对其进行理论总结和提升的工作通常由文人、学者和理论家完成。梅兰芳的意义,正在于他既是戏曲表演实践者,也是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理论的构建者。实践与理论在梅兰芳身上得到融会贯通,这从《舞台生活四十年》中亦可管窥。梅兰芳在艺术上追求的“美”,既是形式美、姿态美,但又不仅仅停留在扮相、姿态等外在因素上,而是一种外在形式与人物内在精神、思想相契合的整体中和之美。如前文所述,他对赵艳容这一人物表情“两种性质”的琢磨、理解,即体现了他对人物内在心理、精神上“难言之隐”的重视。梅兰芳曾说:“我对于舞台上的艺术,一向是采取平衡发展的方式,不主张强调出某一部分的特点来的。这是我几十年来一贯的作风。”“采取平衡发展的方式”是梅兰芳一贯的作风,也是他的理论主张,他以此来要求自己,也以此为准则看待和评价戏曲表演。如他在评价谭鑫培、杨小楼的戏曲表演时曾说:我心目中的谭鑫培、杨小楼这二位大师,是对我影响最深最大的,虽然我是旦行,他们是生行,可是我从他们二位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最重要。他们二位所演的戏,我感觉很难指出哪一点最好,因为他们从来是演某一出戏就给人以完整的、精彩的一出戏,一个完整的、感染力极强的人物形象。
……
在我的心目中谭鑫培、杨小楼的艺术境界,我自己没有适当的话来说,我借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里面的话,我觉得更恰当些。他说:“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谭、杨二位的戏确实到了这个份,我认为谭、杨的表演显示着中国戏曲表演体系,谭鑫培、杨小楼的名字就代表着中国戏曲。
这里,梅兰芳谈到的“中国戏曲表演体系”,是他基于对中国戏曲宏观和整体的把握而形成的思考与认识。在梅兰芳看来,谭鑫培和杨小楼戏曲表演的精彩不在某一个点上,而在于其整体性,梅兰芳用了两个“完整”来表述:“完整的、精彩的一出戏”“完整的、感染力极强的人物形象”。梅兰芳的“完整”理论,追求的是艺术完整,不是表演的一招一式,不是唱念,不是身段,但又是包含了唱念和身段的艺术整体。这种“完整”理论的提出,与新中国成立后戏曲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当然,新中国成立后的戏曲发展与改革有着更为广阔的背景和现实意义,是社会文化整体发展的组成部分,改革的方向是张庚所论述的注重舞台体制的整体性,是田汉所归纳的“统一的、完整的综合艺术的整体”,是夏衍在戏曲革新中所强调的“加强舞台艺术的整体性”。可见,“完整”“整体”是关键词,追求完整是戏曲发展和革新的一个方向,也成为当代戏曲发展的主旋律。梅兰芳作为一位表演艺术家,从实践出发,形成与学者、理论家非常契合的观点,已殊为难得,且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所阐述的“完整”更加可感,更为生动和具体。自古书、画同理,其实书画与戏曲亦同理。梅兰芳二十多岁时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说自己在鉴赏朋友收藏的古今书画过程中“感觉到色彩的调和,布局的完密,对于戏曲艺术有声息相通的地方;因为中国戏剧在服装、道具、化装、表演上综合起来可以说是一幅活动的彩墨画”。1915年,梅兰芳开始跟随王梦白学画,此后又认识了陈师曾、金拱北、姚茫父、汪蔼士、陈半丁、齐白石等著名画家,随着画技日增,他一度痴迷绘画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绘画与戏曲相通,梅兰芳借助绘画原理对戏曲表演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舞台生活四十年》中,便有章节专谈“绘画和舞台艺术”:(绘画艺术)这种大和小、简和繁的对称,与戏曲舞台上讲究对称的表现手法也是有相通之处的。画是静止的,戏是活动的;画有章法、布局,戏有部位、结构;画家对山水人物、翎毛花卉的观察,在一张平面的白纸上展才能;演员则是在戏剧的规定情境里,在那有空间的舞台上立体地显本领。艺术形式虽不同,但都有一个布局、构图的问题。中国画里那种虚与实、简与繁、疏与密的关系,和戏曲舞台的构图是有密切联系的,这是我们民族的对美的一种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正因为这样,我们从事戏曲工作的人,钻研绘画,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变换气质,从画中去吸取养料,运用到戏曲舞台艺术中去。
1943年,梅兰芳在上海寓所作画。
对于梅兰芳而言,绘画不只是一门技艺,更是他认识戏曲的一个重要参照,使他的艺术思想、艺术观念能够在多种艺术形式中自由徜徉,进而达到融会贯通。他对戏曲表演和表演理论的认识常常借助绘画理论来表述和转达。在梅兰芳编演的戏曲剧目诸如《生死恨》《天女散花》《白蛇传》《嫦娥奔月》《黛玉葬花》中,他对场景道具、人物扮相及服饰色彩、样式的设计,都得益于他熟稔绘画。特别是在实地考察云冈、龙门、敦煌等石窟的千年绘画雕刻之后,梅兰芳深受启发,将石窟壁画元素运用到戏曲创作中。但他也十分注意师其意而不能舍己长,不生搬硬套,“戏曲与绘画各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时必须考虑如何加工,才能收到实际的艺术效果”。他设计的古装头(旦角发髻)就是成功的例子。梅兰芳爱好广泛,对新生事物尤其是当时先进的电影艺术极为喜欢,“我看电影,受到电影表演艺术的影响,从而丰富了我的舞台艺术”。但如同对绘画艺术一样,他在借鉴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电影与戏曲的分野,“电影与戏曲都是综合性的艺术,但它们的表现手法,在写实与写意的程度上有差异”。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梅兰芳对戏曲特性进行梳理和阐述时的另一个参照系就是电影,如梅兰芳认为《长坂坡》第二场有很多精彩的处理手法,体现了中国戏曲的“高妙”,“使得同一时间在两个不同地点所发生的关系密切的人和事,用最经济最清楚的手法表达出来了。如果在电影里也许用两个镜头,但在舞台上则不能不称赞传统表现手法之妙”;还有这一场结尾时的舞台调度,“运用了中国戏曲出场入场多种多样的手法”,针对有些看似不合理的地方,如八个曹将被赵云等四人架住时就那么服服帖帖地让两位夫人从容地走了,梅兰芳认为“这正是戏曲艺术最合理的表现手法。……戏曲传统中有许多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不能简单地理解”。由《舞台生活四十年》联想到18世纪德国莱辛的《汉堡剧评》,其实二者并不相同,《汉堡剧评》的作者莱辛是一位理论家,而梅兰芳则主要是一位艺术家。但它们也有颇多共同之处——所论述的对象都是当时本国的戏剧作品。汉堡民族剧院建于1767年,莱辛担任艺术顾问,他针对该院的52场演出撰写了104篇评论,并于1769年结集出版《汉堡剧评》。莱辛反对法国新古典主义,努力建设德国民族戏剧和市民戏剧,《汉堡剧评》“是作者对汉堡民族剧院的实践进行批评和理论探讨的成果,是对德国资产阶级民族戏剧发展的科学原则最早、最成功的描述,在欧洲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莱辛以汉堡民族剧院诸多演出剧目为基础进行评论一样,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对自己从艺40年所表演的剧目也进行了细致、生动、具体的描述。《舞台生活四十年》不仅仅是一位表演艺术家对艺术实践的还原和场景再现,更是梅兰芳对自己的艺术追求、思想和观念的表达,是其艺术理论和表演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这部著作的成功之处在于详细记录和阐释了梅兰芳的表演实践,而它被忽视的原因也恰恰在于一些人只看到了梅兰芳作为一代艺术大家的表演成就,未能深入挖掘其“回忆”中所蕴含的理论资源。中国戏曲理论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实践与理论紧扣,理论是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提升,理论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会被束之高阁。当然,对于《舞台生活四十年》,在看到其中所体现出的恪守传统、尊重传统、发展传统的同时,更应看到一种时代感和文化使命感,书中所表现的梅兰芳及其艺术是传统和时尚、美和善的有机统一。席勒研究了《汉堡剧评》后,在给歌德的信中感叹:“毫无疑问,在他那个时代的所有德国人当中,莱辛对于艺术的论述,是最清楚、最尖锐、同时也是最灵活的、最本质的东西,他看得也最准确。”将席勒对莱辛的评价用于梅兰芳和《舞台生活四十年》,亦殊非不可。综之,梅兰芳不仅是20世纪伟大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也是那个时代极富思想和文化担当的前贤,他创造了京剧舞台的辉煌,以其文化自觉给处于动荡不安时代的人们带来美好和期望,更以一种超越的眼光和胸襟将中国京剧艺术带向世界。他将思想书写在时代和社会的文化精神领域中,书写在风云际会的中国现实大地上,从精神上抚慰和激励了不同阶层的民众,恐怕很少有艺人如梅兰芳般在那个时代的文化艺术领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他是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也是思想深刻的戏剧理论家,正如田汉所评价的,“梅兰芳同志不只是一位卓越的表演艺术家,他也是一位戏剧理论家,他对于建立中国戏剧学派有很高的兴趣”,“他实际是中国戏剧学派的代表人”。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及相关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8ZD0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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