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方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艺属于“文化”，而“文化活动”是人类所独有的，人类可以生产出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各种“文化产品”。人之所以能够进行文化活动，是因为人具有较高的“智能”，在此意义上“文化活动”就是“智能活动”，其产物就是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智能产品”。

马克思“工艺学”考察的是“生产工具”，而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就是“机器”，当然马克思考察的主要是物质生产的“工具”及其现代化形式，如自动蒸汽机等，当今人工智能（AI）则是关乎精神文化生产的“工具”。对“文化”与“智能”的考察，可以有两种基本提问方式：一是问“是什么（What）”；二是问“如何（How）”，即文化、智能活动是如何进行的，采用什么样的生产工艺，运用哪些生产工具——这也正是“生产工艺学”的考察和提问方式。可见，人用以进行文化、智能活动的基本生产工具，就是人类的大脑神经元系统，以及由人创造的各类符号（尤其是语言文字符号）系统，而符号系统本身也是文化、智能生产活动的“产品”——合而论之，人的智能就是创造并使用智能生产工具及由此而生产出智能产品的“技能”。最直观地看，语言符号等传统智能生产工具不可能离开人“自动”运转并“自动”生产出“智能产品”，而现在的AI机器神经元网络作为一种新型智能生产工具却可以相对离开人而“自动”运转并“自动”生产出“智能产品”。如果说能够创作诗歌和美术作品的微软“小冰”所掌握的还只是“使用”语言符号等智能工具的“技能”，那么能自动设计、改进软件程序代码的AI，则展示出“创造”智能工具的“技能”。尽管夸大现有AI的“自动性”“通用性”“创造性”有故弄玄虚之嫌，但也不能忽视其划时代的意义，更何况AI仍处于高速发展、不断升级的进程中，现在不可能的，将来未必不可能。

从技术角度看，美国OpenAI的ChatGPT、中国百度的“文心一言”等开启了AI研发的大模型时代；从影响上看，ChatGPT注册用户已达16亿左右，表明AI应用的大众化时代已被开启。与之相关的科幻影视影响力更甚，其中，好莱坞科幻大片《蜘蛛侠》（Spider-Man）塑造的两个形象正好对应基因技术和AI技术，笔者认为这两大技术可以说是人类终极性的技术。为什么这么说？基因技术通过基因编码，可以改变人的身体结构；而AI技术则与人不同于动物的一种特性即“智能”密切相关。所以，这两种技术对人的影响可以说是最基础、最根本的，其他技术，诸如交通技术、通信技术等，从对人的直接影响来看，是无法与这两大技术相比拟的。AI又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概念即“数字技术”（或者说其技术基础是数字技术），数字技术最基本的生产工具是计算机，无数计算机又连接成互联网。数字技术具有三大特性：（1）虚拟化，比如赛博空间、元宇宙；（2）联合化，万维网联通万众、联通全球，而“物联网”又使万物与万众联通；（3）自动化， AI就是智能自动化的数字技术，新一代AI又被称为大数据驱动的AI，而大数据又来源于互联网，没有互联网就没有其突破性发展——“联合化”“自动化”将打造出人类终极性生产方式，即“物联网+人工智能”，其中又包括大数据、区块链、创客等。总之，应在生产方式划时代革命和当代技术体系中考察AI及其社会文化影响。

总体来看，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所形成的对AI及其社会文化影响的认知尚较为初级，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面：其一，大众层面。其中包括通过手机流传的与AI有关的各类信息，以及借助好莱坞科幻大片所传递的信息，应该注意到大部分由科技公司所传播的信息也往往是高度娱乐化的。其二，应用层面（商业层面）。围绕AI所进行的商业炒作，其目的其实是做广告，如马斯克、马云等都曾发表过一些有关AI的观点，这些论述往往包含大量夸大其词、似是而非的信息。其三，一般理论层面。在一般理论层面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的倾向，乐观主义/乌托邦主义与悲观主义/反乌托邦主义。我们想客观地认知AI的意义，就要超越这种二元对立，不能简单论其好坏，而要分析它好在何处、坏在何处；什么方面对人类有利，什么方面对人类不利。其四，社会学层面。有学者认为，AI革命将导致“资本时代”终结，也有学者以“后人类”来描述“人类时代”的终结。这种社会学层面的认知相对来说声音比较微弱，并且往往被淹没在娱乐化的信息洪流或者是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主义热闹的争吵中。

一般认为，AI研发有三种技术路径：一是行为主义路径。其产品是机器人，大众关于AI的想象和认知，主要来自智能机器人。二是符号主义路径。其产品是“专家系统”，这一概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就被提出，其发展瓶颈期即所谓“AI寒冬”。三是连接主义路径。这是近几年发展较快的路径，包括大数据驱动、机器学习等，其产品是人工神经网络或计算机神经网络。AI亦有三种类型：其一，ANI（Artif icial Narow Intelligence）弱或窄人工智能类型，整体来看，目前尚属于这种类型；其二，AGI（Artif 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强或通用人工智能类型，这也是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其三，ASI（Artif icial Super Intelligence）超级人工智能类型，目前尚处于争议较多的科幻阶段。但大众关注的焦点却被导向AI会否成为一种新物种，以及是否会与人类这种旧物种发生战争等问题，这种误导掩盖了真正的现实问题，成为意识形态“迷魂汤”。

人类现在面对的主要问题并非人类与新技术所打造出的新物种之间的冲突，而是人类内部人与人尤其是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社会冲突，而AI等新技术正在使这种冲突加剧，且从当下形势看这种冲突存在进一步激化乃至失控的可能。AI的广泛使用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可能造成脑力劳动者或白领工人的失业，欧美知识界针对此问题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的改良方案，这一方案已成为美国大选中的一个竞选口号，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它或许会成为全球社会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口号。在互联网上，围绕数字技术的斗争非常激烈：一位美国年轻人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致力于网络信息的开放、共享，反对美国政府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发动网络和社会运动，成功推翻了美国政府才通过不到一年的禁止网络盗版法案；他黑入麻省理工学院的学术期刊系统网，把相关信息公布到网上，他并未借此牟利，只是让大家免费共享，但仍被指控并有可能面临35年的监禁和100万美元的罚款，这导致他于2013年1月11日在纽约自杀，终年26岁。在他逝世一周年时，匿名黑客组织黑入麻省网站并在该网站贴出“Today we f ight back”（今天我们予以还击）的口号，以表明斗争不会停止。

从人类发展史来看，在数字技术尤其互联网出现之前，人类主要为了能源、土地而战，而在今天和未来，人类却在为互联网平台及其生产出的数据而斗争。互联网平台、虚拟空间或者现在正被热炒的元宇宙等，如同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争夺的土地一样，成为人类各种群体争夺、斗争的一个焦点。资本群体争夺、垄断、封闭平台是为了盈利，而亚伦等则是为了平台的开放、共享而战。从文化、文艺和技术的关系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往往只看到技术的负面影响，只看到技术如何与资本勾结进而操控人的一面。马克思认为，蒸汽、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等是“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当今互联网、AI等一系列新技术也是“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而与发动文化斗争、符号游击战的左翼人士相比，倡导并用技术推动共享、自由的亚伦等人则是“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当代资本集团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可以任由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左翼人士在大学讲堂上大放厥词，却以法律的名义“绞杀”了亚伦。亚伦不是第一个和唯一的战士，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也在推动自由软件运动中与比尔·盖茨等有过持续的斗争，并在维护软件自由共享上取得了较大战果。但受资本支配的全球媒体却使这类信息淹没在娱乐化的信息泡沫中，我们接收到的大多是所谓批判性的信息，即互联网等新技术如何导致年轻人沉沦等，关于激烈的争取互联网自由、共享的斗争，我们却知之甚少。

AI不是“人类时代”的终结者，而将是“资本时代”的终结者，“后人类”等表述往往只谈及人类和机器之间的关系。在新技术与资本方面，更为现实的斗争发生在垄断AI的大资本与被AI剥夺了工作机会的全球“无用阶级” 之间。

要理解AI对文艺的影响，需要回到漫长的文艺发展史中。现在各种文艺教材、学术文章很少会提文艺的“生产工具”，而从“生产工具”角度来理解人类文艺的发展史，会发现以前被忽视的一条脉络——尽管其并非唯一脉络。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拥有三种基本的智能生产工具：人脑神经元系统、文字符号系统、AI机器人工神经元网络。其中，人脑神经元系统是漫长的自然进化的产物；文字符号系统开启了人类文化史第一场划时代革命。现代自动印刷机开启了第二场划时代革命，其后出现的机器电子复制、数字复制技术总体来说只是这场革命的延续，处在文化的“机器再生产”阶段。当今AI机器神经元网络则正在通过开启第三场、也即终极性革命，来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机器生产”时代。

第一，人脑神经元系统作为人的智能生产工具，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而不是文化进化的产物，是自然进化中物与人的身心、手脑互动的历史性产物。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对此有详细讨论：在漫长的自然进化中，无机物变成有机物，然后出现单细胞、微生物，而后出现植物、动物直到猿，最后出现人类。恩格斯在整个自然发展和进化的历史进程中考察了影响人脑发展的各种因素：首先，直立行走对语言的产生、对手和脚的分工，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其次，摩擦生火对人的智能发展有一定作用，熟食使人体的素质得到提高，人的大脑也因此获得发展。最后，制造并使用工具的劳动在人类智能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现在的AI研究往往撇开人类智能漫长的自然进化进程，把“智能”看作神秘的存在，好像它突然在人身上出现，然后又突然转移到机器（计算机）当中。

第二，口头语言也是智能生产工具，可以说是人类文学的史前期。口语同样是在劳动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从中外文学史看，诸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的《诗经》和《周易》等，首先都不是文字文学或曰书面文学，而是口语文学，并且主要是诗歌。

第三，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化史的第一次飞跃和智能生产工具发展史上第一场划时代革命。文字在人的智能生产工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文字，口语是离不开身体的一种“生物性”智能工具，而文字则是一种“非生物性”生产工具。现在的AI机器同样也是一种“非生物性”生产工具，更接近于文字，而不是像现在AI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更接近人脑。若进一步细分的话，文字是文化或智能的“一级”生产工具，此外还有“二级”生产工具即书写、承载文字的物质：刀、笔、打字机、金石、纸等。在此意义上，现代自动印刷机等可以说也是一种“二级”生产工具。

第四，自动印刷机的发明与使用开启了人类文化生产工具的现代化时代，开启了文化的“机械复制”或机械化生产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对印刷机在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尤其是战胜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过充分的分析。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批评不太重视文艺的生产工具或者说工艺生产方式，往往只研究文艺作品的精神、内容、观念等。马克思研究了19世纪的能量自动化机器对物质生产的影响，他认为自动印刷机也是一种自动机器，它对文化活动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开启了文艺乃至文化的平等化、大众化趋势。

第五，广播、电影、电视等电子机器则开启了“电子资本主义”和文化的现代机器的“电子复制”时代，对此西方的文化研究学者虽已讨论了很多，但往往只从“传播”“消费”的角度展开讨论。文艺、文化或信息产品的生产工具和传播工具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也有一定的区别。在电子时代，照相机、录像机等设备是“生产”工具，但不是直接的传播工具，传播工具是拷贝、电信号及其相关机器载体等。

第六，计算机、互联网等数字机器则开启了“数字资本主义”和“数字复制”时代，细加区分的话，计算机主要是“生产”工具，而互联网则主要是“传播”工具。我们最终所要揭示的是AI在人类文艺、文化史和智能生产工具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因此从互联网和计算机发展两大阶段展开具体考察非常必要。首先看互联网：一是在web1.0阶段，普通网民只能浏览网页，无法把自己的文字、图片、音像等传到互联网上——这与广播、电视传播方式没有太大区别，大众还只是“消费者”；二是在web2.0阶段，普通大众可以把自己生产制作的各类文艺产品贴到互联网上传播，大众也成为文本“物质”部分的“生产者”。其次看计算机，计算机的发展大致也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在“非自动化”阶段，计算机与传统的处理文字、声音、图像等信息的电子机器没有太大区别，数字化技术带来的还只是便捷而已；二是智能“自动化”计算机即AI的出现，引发了人类文化又一场划时代革命。

如果引入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概念，在自动印刷机出现之前，人类运用文字等符号进行的文化生产，则主要是“非机器”的方式，而自动印刷机的出现使文化生产进入“机器”或机械化时代，从而开启了文化的现代机器的“机械复制”时代，其后又相继出现了现代机器的“电子复制”“数字复制”时代。但这些还只涉及“二级”智能生产工具的变革，主要作用于人的文化“复制”或“再生产”环节，总体上只能被称作文化的“机器再生产”时代。而现在的AI则直接作用于文化的“生产（Production）”环节，AI时代涉及的是人类文化的“一级”生产工具的变革，现代文化的“机器再生产”已转变为“机器生产”。从智能生产工具与人的关系看，文字符号等属于“一级”生产工具，但文字符号本身不会“自动”生产出产品，在运用文字符号等文化智能活动时，人的“主体”地位确定不疑。而AI能“自动”生产出文字等文化产品，似乎成为文化生产的“主体”，人的“主体”地位也变得可疑。这也正是AI所引发的文化终极革命的一种重要体现。西方已有的建立在以人为主体的“机器再生产”基础上的文化理论，已不足以充分解释这种“机器生产”新现象，基本范式亟待转型。笔者认为，要理解这场文化终极革命的意义，需要回到马克思机器生产工艺学批判。

马克思所说的“机器生产”是相对于传统的“手工生产”而言的。其实传统手工生产早已使用了机器或机械，但使用的是“非自动化”机器，因此准确地说，现代意义上的“机器生产”是“自动化机器生产”或“机器自动化生产”，这也是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研究的主要对象，其考察“能量自动化机器生产”，结果是人的“体力”被代替，物质生产“手工时代”被终结。当今AI则使人类进入“智能自动化机器生产”时代，产生的后果是人的“智力”也将被代替，引发文化精神生产方式的终极变革。

那么，我们该如何清晰描述由AI所开创的这个新时代呢？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第43卷索引中明确把körperliche Arbeit（体力劳动）与Handarbeit（手工劳动）、geistiger Arbeit（脑力劳动）与Kopfarbeit区分开——这里要详细探讨关于Kopfarbeit的翻译问题。Kopf是“头脑（head）”的意思，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却将Kopfarbeit与geistiger Arbeit都译作“脑力劳动”。从字面意思来看， geistiger与körperlicher强调的是劳动所使用的“力量”或“驱动力”，中文分别翻译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在字面上是吻合的；Handarbeit与Kopfarbeit所强调的则是劳动中所使用的“工具”即Hand与Kopf，把Handarbeit译作“手工劳动（以手为工具的劳动，work by hand，handwork）”是能传达德文的字面意思的；而把Kopfarbeit译作“脑力劳动”则与德文字面意思即“以脑（Kopf）为工具的劳动（work by head）”不吻合，若与“手工劳动”对应，译作“脑工劳动（head-work）”才更能传达德文的字面意思。由此我们就可以清晰地揭示：AI作为一种“智能自动化机器生产”方式，将终结人类精神生产的“‘脑工’时代”，正如“能量自动化机器生产”方式终结物质生产的“‘手工’时代”一样。

把不同于geistiger Arbeit（脑力劳动）的Kopfarbeit译作“脑工劳动”并引入中文语境，主要不是出于翻译学上的考究，而是以此来更清晰地描述当今AI时代的基本特征与AI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的独特性。前文已指出，作为智能生产工具，人脑神经元系统是“生物性”的，而AI作为机器（计算机）人工神经元网络则是“非生物性”的。历史地看，在“能量自动化机器生产”方式出现之前，物质生产的“手工性”或“生物性”不会被特别强调，而它一旦出现，传统物质生产不同于能量自动化“机器生产”的“手工性”或“生物性”就凸显出来，körperlicher Arbeit（体力劳动）与Handarbeit（手工劳动）在字面上都能显示这种“生物性”。从语言的日常使用习惯看，我们一般不会把机器“机械手”所干的活（physical work by machine）称作“手工劳动”，而只把“人的手”干的活称作“手工劳动”。同样，在“智能自动化机器生产”方式即AI出现之前，人的文化精神生产“生物性”也是不会被特别强调的，而AI一旦出现，人的传统文化精神生产不同于AI“机器生产”的“生物性”就凸显出来。控制论学者、AI专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将计算机称作“机械大脑”，就是说计算机是一种“非生物性”的智能生产工具，而人脑则是一种“生物性”的智能生产工具。从字面意思看，geistiger Arbeit（脑力劳动）无法传达精神劳动的“生物性”，而Kopfarbeit（脑工劳动）则可以传达这种“生物性”，即以人的生物性大脑（Kopf）为智能工具进行的劳动。同样，在语言的日常使用习惯上，计算机“机械大脑”干的活可称作智力劳动（intellectual work by machine），但不宜称作“脑工劳动”，而只能把人脑干的活称作“脑工劳动”。通常所谓人的活动中手与脑的协调，其实就是指“手工”与“脑工”的协调。

AI的出现使智能的“生物性”与“非生物性”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今智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引入“脑工”一词，有助于更清晰地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有助于更清晰地辨析AI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马克思对能量自动化机器生产的社会影响有一段重要经典论述：“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这样一来，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技术基础就消失了。因此，在自动工厂里，代替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专业工人的等级制度的，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等或均等的趋势。”这同样适用于分析现阶段作为“智能自动化机器生产”方式的AI及其社会文化影响。

首先，以上所引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主要指“物质生产”，能量自动化机器生产使得使用物质劳动工具的技巧，从人“身”上转移到“机器”上面；而对于今天的“精神生产”来说，智能自动化机器生产则使得使用精神劳动工具（文字符号等）的技巧，从人“身”即人“脑”上转移到“机器”即计算机。如此对AI生成机制的描述无疑是更清晰的。

其次，能量自动化机器使“人类劳动力”即物质生产力从生物性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而获得更充分的发展；当今AI机器则使人类精神生产力从生物性的“人脑”限制下“解放”出来而将获得更充分的发展，这是AI的划时代的革命意义之一。

最后，能量自动化机器打破传统专业工人的“等级”制度，所有的工人都成为“机器的助手”而呈现出彼此之间平等化、均等化的趋势。从物质生产领域看，该领域专业“等级”制度主要依靠使用物质劳动工具的技巧（可称之为“手工智能”）而建立，能量自动化机器打破了封建行会中手工技巧高超的人作为大师傅与其他人即徒弟之间形成的等级。从精神生产领域来看，该领域的等级制度主要依靠使用精神劳动工具（文字等符号）的技巧而建立，AI的出现打破了原来那种“专业-业余”等级划分，即具有使用文字符号这种劳动工具的高超技巧（可称之为“脑工”技巧或“脑工智能”）的人可以成为“专业”作家，其他人则只是“业余”写手，由此形成“专业-业余”这种精神生产的文化等级。而在AI自动化生产中，使用AI软件进行写作的人，都成了“机器的助手”，“专业”作家与“业余”写手之间的差距缩小。这同样引发了写作等文化生产的平等化、均等化趋势。

以上只是从“机器”角度来说的，而马克思生产工艺学的批判性体现在：不是就机器论机器，而是将关注点聚焦在“机器/资本”之“二重性”上。能量自动化机器可以代替人的体力，从而把社会物质生产力从劳动者的生物性“人身”限制中“解放”出来，同时也改变了手工劳动中的不平等状态，但造成主要出卖体力的蓝领工人的大量失业。AI自动化机器可以代替人的智力，从而把社会精神生产力从劳动者的生物性“人脑”限制中“解放”出来，同时也改变了脑工劳动中的不平等状态，但会造成主要出卖智力的白领工人的大量失业。上述情况只有在“资本”前提下才会出现，那么，消灭资本之后又会如何呢？自动机器对人的体力、智力的“代替”依然存在，“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这种“物”就是自动机器。《资本论》勾画出人的体力、智力发挥的两种领域：一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的“自由王国”；二是“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构成的“必然王国”。自动机器“替人从事的劳动”，即处在“必然王国”的“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也即不自由的劳动。而转移到“自由王国”中的劳动就成为以人的体力、智力发挥为“目的本身”的真正自由的劳动，这意味着人发挥体力、智力的劳动即手工劳动、脑工劳动将从“必然王国”中“解放”出来。

资本是私有制最成熟也是最后的形式，一般不会有人否认私有制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不平等，但鲜少有人注意到这种不平等其实集中体现为某种“自由”的“不平等”。私有制的一个伴生物是分工，并突出地体现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垄断生产资料的少数人不从事体力劳动因此有脑力发挥的自由，大多数人终生从事体力劳动却没有脑力发挥的自由。马克思并没有止步于抽象地批判这种自由上的不平等，而是揭示出在生产力不充分发达的状况下，这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不平等的分工恰恰是人类脑力、精神生产力发展的必要前提。当生产力充分发达时，这种不平等的分工就不再是必要前提了。现代自动化机器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能量自动化机器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并消除了物质劳动的不平等；当今AI自动机器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精神生产力，并将消除艺术等精神劳动或脑工劳动的不平等，同时也将促进物质生产力更快速发展，由此也将消灭作为私有制伴生物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进而消灭由分工造成的脑力发挥自由上的不平等——这正是AI文化革命意义的终极性体现。

马克思多次引用亚当·斯密的“哲学家和搬运夫之间的差别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要小得多”之语，斯密的原话是：

人的“天赋的才能和智慧”宽泛地说就是人的生物性智能，马克思和斯密都认为这种智能的差别主要是由分工、交易、教育等通常所说的“后天的”或“社会性”因素造成的，而不是由“先天的”或“生物性”因素造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生物性”智能的差别其实很小，“哲学家和搬运夫之间的差别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要小得多”，这是共产主义坚持人人平等、反对一切社会不平等最基本的人性基础。二者的区别在于：斯密认为分工与私有制将永远存在，马克思却认为这只是生产力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并将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必然被消除。哲学家、艺术家等文化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看上去的“巨大差别”，只是分工、教育等社会性因素造成的，现在AI自动机器正在并将进一步削弱或消弭这种差别，冲击由这种社会差别所形成的文化等级。哲学家、艺术家们基于维护文化等级的精英主义立场，会本能地抵触这种发展趋势——这是现在许多人文精英反对AI的原因之一。但是AI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精英主义及其所要维护的文化等级终将成为明日黄花。

AI的发明和使用所引发的文化终极革命表现在：社会文化生产力将从个人生物性的人身（人脑）限制下解放出来，机器可以自动生产出文化产品，个人可以作为“机器的助手”参与这种生产。由此，每个人的脑工劳动也就被从不平等中解放出来，这在人类文化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人类历史悠久的脑工劳动也将从“必然王国”中被“解放”出来——当然前提是消灭资本。从历史经验看，能量自动化机器代替人的体力和手工后，人不是不再支出体力了，而只是将体力支出转移到其他领域，比如会在业余体育活动中支出体力，这较之在物质劳动（比如机器流水线上的劳动等）中支出体力而言，在方式上相对更为自由；手工艺活动也并没有停止发展，但不同于封建行会中的那种手工劳动，在方式上也相对更为自由——自动机器对人的手工劳动的代替，恰恰意味着人的手工劳动从不自由中解放出来了。同样，AI自动化机器代替人的智力和脑工后，人也并非不再从事脑工劳动并由此支出智力，只是将智力支出转移到了其他领域——这并非乌托邦幻想，而是有着非常具体且现实的经验基础，比如职业艺术家的创造力或许更大，但雇佣劳动形式和赚钱这种外在目的却使其智力支出或脑工劳动在方式上相对不自由；业余创作者的创造性或许不强，但不受赚钱这种职业的外在目的支配，其业余活动中的智力支出或脑工劳动方式相对而言较为自由。AI的进一步发展，必将越来越减少艺术劳动等“职业”，这会打破“专业-业余”之间的文化等级，但是与此同时，职业艺术家也会摆脱自身艺术劳动的雇佣性，其艺术脑工劳动会从雇佣性的“必然王国”转移到“自由王国”而得到解放。手工、脑工劳动面前人人平等，体力、智力自由发挥人人所求——现代机器的能量、智能自动化革命已为此创造出物质条件。资本虽成为这种愿景充分实现的主要阻碍，但这种愿景代表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以资本垄断力量和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当今AI时代，重构马克思机器生产工艺学批判，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本文作者刘方喜

责任编辑：杨梦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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