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是郊祀制度形成、确立与发展的重要阶段。本文聚焦于汉晋郊祀祭坛的形制，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深入讨论其细节和特点，从长时段的角度观察其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秦代至西汉元帝时期，天、地祭坛的形制和礼仪得到持续完善，郊祀制度的基本框架搭建起来了，但郊坛的地点不在都城近郊。第二阶段是西汉成帝至新莽时期，原来远在外地的天、地祭坛终于完成迁建长安城郊的过程，从而定型和命名为南、北郊。长安城南、北郊坛的形制比较繁复，都分为核心和外围两部分。第三阶段是东汉时期，天、地祭坛的成熟性表现在制度有增有减，突出了中心坛的地位和祭祀礼仪的标准化。第四阶段是魏晋时期，由于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不同，天、地祭坛经历了从曹魏郊丘分立到西晋郊丘合并的反复过程，仍回到东汉制度的基本框架。
汉晋时期是郊祀制度形成、确立与发展的重要阶段。从狭义上讲，郊祀制度就是国家祭祀天地的制度。先有郊天，后有祀地，至西汉末年二者组合成长安城外南、北郊，才标志着郊祀制度正式确立。从广义上讲，《汉书·郊祀志》在《史记·封禅书》的基础上，把都城城郭以外祭祀的各种神灵不论远近都纳入郊祀的范畴，除了天地之外，还包括名山大川、日月星辰、鬼神仙祖等。但是从西汉武帝所建立的太一祭天坛开始，就在不断吸收天地之外的群神，至东汉南、北郊集其大成，使狭义的天地祭坛也能反映广义的内涵。因此，郊祀制度的核心无疑是围绕天地祭坛展开的。对汉晋郊祀制度的研究，已多有系统性的论著。本文聚焦于汉晋郊祀祭坛的形制特点，从长时段的角度观察其演变过程。具体而言，汉晋郊祀祭坛的基本组合是分布在都城郊区的“南郊”“北郊”。“圜丘”“方丘”与之不对应时，才单独出现。另外还有祭祀五帝的五郊坛。明堂祭上帝也是郊祀的内容之一，但其在室内进行，与本文所讨论的祭坛为露天状态不同，故暂不涉及。“南郊”祭上帝在西周初期已经出现。《逸周书·作雒解》记载，洛邑建成后，“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圜丘”“方丘”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司乐》，按说也是出现于西周时期。其文曰：“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蔟为徵，沽洗为羽，靁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凡乐，函钟为宫，大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但西汉中期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引用这段话时，曰：“《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这时不见“圜丘”“方丘”字样，与“圜丘”相对应的位置写成“南郊”，与“方丘”相对应的位置空缺，并未代以“北郊”。西汉末年，王莽在讨论郊祀制度时，对这段话也有征引，曰：“《周官》天墬（同‘地’）之祀，乐有别有合。……其别乐曰：‘冬日至，于墬上之圜丘奏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乐八变，则墬祇皆出。’……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阳，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阴。”这时才出现了与前引《周礼》一致的文字。因此，有人认为“圜丘”仅在《周礼》中出现一次，且未见于其他先秦文献，进而怀疑今本《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所谓“圜丘”“方丘”字样乃王莽时所增。而且王莽所理解的“圜丘”就是南郊，“方丘”就是北郊，只不过一个名字讲的是形状，另一个名字讲的是方位。总的来看，“南郊”“北郊”和“圜丘”“方丘”都应是西汉末期才成组出现的，而且是一体异名的对应关系。两组名称的含义产生异化分离，则是东汉末年以后的事情。曹魏时，实施郊丘分立，“南郊”“北郊”之外，增修了“圜丘”“方丘”。至西晋，又恢复成只有“南郊”“北郊”。围绕着郊丘分合的不同选择，既反映了儒家对郊祀制度的不同理解，也显示了不同朝代君主各自的政治考量。西汉建立之初，在天地祭祀方面并未追随周礼，而是承袭秦制，也尚未吸收关东六国的因素。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秦国共设有六畤，分别为西畤祭白帝、鄜畤祭白帝、密畤祭青帝、吴阳上畤祭黄帝、吴阳下畤祭炎帝、畦畤祭白帝，其中雍城地区的秦畤共有四处，分别为鄜畤、密畤、上畤、下畤，被称为秦“雍四畤”。秦统一后，“唯雍四畤上帝为尊”，“雍四畤”成为国家最高级别的祭祀。汉高祖二年（前205）在雍城增“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形成汉“雍五畤”，所祭五色上帝俱全，但“有司进祠，上不亲往”。五帝中明确有黄帝、炎帝，白帝是少皞、青帝是太昊、黑帝是颛顼，是五人帝的性质。
目前，在陕西省凤翔县柳林镇发现的血池遗址（图1）属于秦汉雍畤遗存，其中有一座祭祀上帝的祭坛，位于雍山东侧山梁上的小山头之上，其北侧有一个更高的山头，后经历年平整，现为雍州山道观所在。整个坛体依托山势而建，北高南低，考古发掘简报将其结构描述为一坛、一壝、一场、三垓，实际上借用了古文献中先后出现的“坛场”“垓”“壝”三个概念。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诏曰：“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弥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祀坛场珪币。”颜师古注曰：“筑土为坛，除地为场。”汉武帝时，修甘泉太一祠坛，称“坛三垓”。从文意看，坛场、垓都是用来描述祭坛整体情况的，并不是局部结构名称，而且东汉时出现的词语“壝”所指为矮墙，简报用以称呼环状壕沟也是不妥的。我们暂不论及名称，而是从层级的角度看，雍山祭坛整体是一个五重圆坛，逐级形成阶梯状（图2）。处于中心的夯土圆台为第一重坛，该圆台通高5.2米、基座直径23.5米。紧接着围绕夯土圆台的环状壕沟日常是掩平的，与第一层平台（简报所称“场”）表面连成一体，构成第二重坛。环状壕沟直径31至43.7米，呈口大底小状，口宽5米、底宽4.1米、深1.5米；第一层平台宽11.8米。往下的第二、三、四层平台（简报所称“一垓”“二垓”“三垓”），分别为第三、四、五重坛，表面平整，依次降低，分别宽15.3米、12.6米、28米。坛上没有通道。壕沟实际是第一、二重坛的分界线，另四重坛之间落差较大，陡坎间隔明显，无需建造壝墙。![]()
图1 秦汉雍畤遗址分布图之凤翔血池遗址平面分布图（上）和侧视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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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秦汉雍畤祭坛形制图之祭坛遗址图（上）和剖面图（下）。
直到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皇帝才亲自去雍畤祭祀，“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然而雍畤地远，文帝去了一次后，就不太想再去，遂寻找替代方案，在长安城东北方向的霸渭之会处先后修建了渭阳五帝庙、长门五帝坛，以五帝庙在渭水之北、五帝坛在渭水之南。渭阳五帝庙是在赵人新垣平的建议下所建，“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长门五帝坛是文帝“出长门，若见五人于道北”，以为天意而建，“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坛，祠以五牢具”。五帝庙的祭仪参照雍五畤，所奉仍是五人帝，每位上帝各居一殿，不同于露天祭坛的形式。其祭祀形式，后来王莽追述曰：“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阳五帝庙，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亲郊拜。”按王莽的说法，渭阳五帝庙中，五帝并不是最高神，冬至、夏至祭祀时，其上分别有天地神泰一（太一）、地祇，还配祭高皇帝。这种做法相比祭坛，就十分超前了，仿佛西汉末年南、北郊坛才这么做。如此言不虚，那么汉武帝甘泉太一坛以五帝佐太一的布局就可溯及五帝庙。关于五帝坛形制，史书未有记载，但五帝坛所在的长门亭外道北之地正是霸水、渭水交会之处的平阔荒滩，大概率是平地起坛，采用雍畤的圆坛形制，且为单重坛，坛上只供祭五帝。汉文帝后元元年（前163），新垣平被诛夷，皇帝不再亲祭。“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汉景帝时，承袭文帝后期的做法，无有所兴。汉武帝即位后，没有恢复对渭阳五帝庙、长门五帝坛的亲祭，但重新转回雍畤，屡屡亲自郊雍。他还先后推出了新的祭坛形式——太一祠坛、后土祠坛，开始引入关东六国的文化因素，以楚、齐两地最为明显。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先是在长安东南郊建薄忌太一祠。
毫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后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於忌太一坛上，如其方。后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太一、泽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乾鱼；阴阳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坛旁。
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祠坛放薄忌太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貍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醊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已祠，胙余皆燎之。
“太一”不属于秦制，而来自楚人的神祇体系。《楚辞·九歌》明确出现了作为至上神的“东皇太一”。出土楚简也进一步证实“太一”是楚国神谱中的至尊之神，身兼神与星二名，而神名最显，得到了楚国上下的普遍信仰与崇拜。
从薄忌太一祠到甘泉太一祠，一个基本的内容就是在众神之上增加了一个最高天神“太一”，五人帝成为“太一”的佐神。太一坛的形制与雍畤祭坛并不相同，薄忌太一坛和甘泉太一坛的形制也不尽相同。薄忌太一坛体只有一重，平面应继承雍畤为圆形，设有八条登坛通道（鬼道）。其坛上最初只供奉太一神，后又两次增补祭祀对象。第一次将坛上增补为“三一”神：天一、地一、太一，坛下无神祇祭祀。第二次增补，则在坛下增祭黄帝、冥羊、马行、太一星（北极星）、泽山君地长、武夷君、阴阳使者等神祇。五帝虽被定性为太一佐神，但薄忌太一坛一开始是不祭祀他们的，到第二次增补时，才推出黄帝作为五帝的代表，且与其他诸神混杂在一起，未做等级区分。可见太一坛初建时并无定制，而是在不断摸索增益中。等到建设甘泉太一坛时，吸取了此前的经验，形制和内容设计上都有了很大改变，既参考了雍畤多层级的特点，也周全地考虑了神祇的选择及摆放。坛体呈“三垓”状，应是依山势而建，落差较大，如同三层阶梯。坛体整体结构为上圆下方，也设有八条登坛通道（鬼道），分为三重坛，各重坛之间因落差分明而没有设置壝墙。汉成帝时，丞相匡衡在描述甘泉太一坛时说道：“甘泉泰畤紫坛，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坛周环其下，又有群神之坛。”“八觚”是指方觚上的八个棱角，象征太一坛上的八条通道。这种方觚喇叭形圆口、细腰、方座，整体为上圆下方，也正好与甘泉太一坛的形制一致。三重坛的具体情况则是：第一重为紫坛，比照薄忌太一坛，当为圆台，祭“三一”神，装饰丰富，“紫坛有文章、采镂、黼黻之饰，及玉、女乐，石坛、仙人祠，瘗鸾路、骍驹、寓龙马”。第二重为五帝坛，环绕在太一坛下，为圆环状。把五帝从群神中单独分离出来摆在同一重坛上，且保持其完整性，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长门五帝坛的做法，而且通过与第一重坛的层位对比，进一步落实了五帝是太一佐神的理论。第三重为群神之坛，为底层的四方形，配祭群神和北斗，将薄忌太一坛的坛下之神移置坛上，并扩大了诸神的范围。新增的北斗星是为了替代薄忌太一坛的太一星。北斗围绕着太一星旋转，为太一神的帝车。设计者或感到在坛的最下层摆放太一星是不妥当的，遂用北斗替换，也理顺了各重坛神祇之间的等级高低关系。汉武帝在建设薄忌太一坛后，又打算逐渐建立相配套的后土坛，将天地祭坛打造成一个最高等级的组合，为后面南、北郊组合的出现作了铺垫。元鼎四年（前113），“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丘，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汾阴后土祠祭坛的形制为“泽中圜丘”，平面呈圆形，未如《周礼》所载的“泽中方丘”，这种圜丘状地坛的形制来自齐地。齐地八神之二曰地主，“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所谓“五坛”当非“五座坛”之意，而是“五重坛”。所以，汾阴后土祠是在一处低洼沼泽中修建了一座五重圆坛。经历了西汉早期对祭天坛（雍畤、长门五帝坛、太一坛）的持续发展，至汉武帝时期，又配以祭地坛（后土坛），国家祭祀中天、地祭坛的组合基本形成。武帝屡屡前往太一（泰一）、后土祭祀，逐渐形成“甘泉泰一、汾阴后土，三年亲郊祠”的常规。昭帝时，没有亲祭甘泉太一、汾阴后土。宣帝、元帝时，又恢复亲祭如常。天地祭坛的形制皆承袭武帝时期，没有明显变化。但天、地祭坛相隔甚远，又都远离京师，各自独立性强，尚未形成方位上的对应配合关系。
西汉建始元年（前32），在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首倡之下，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50人附议，汉成帝遂同意将甘泉太一祠、汾阴后土祠迁到长安。赞同迁移的诸大臣们相互佐证，提出了相应的理由，认为“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所飨，宜徙就正阳、大阴之处”，“天地以王者为主，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必于国郊”，“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合于古帝王”，“郊处各在圣王所都之南北”，“宜于长安定南、北郊，为万世基”。在讨论将甘泉太一祠、汾阴后土祠迁到长安后该设置在什么地方的过程中，二祠的名称逐渐被南、北郊替代。于是在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建始二年，“春正月，罢雍五畤。辛已，上始郊祀长安南郊”；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成帝永始元年（前16），因未有皇孙，皇太后诏“复甘泉、河东祠”；成帝绥和二年（前7），因皇帝未获福佑生子，皇太后又诏“复长安南北郊”；哀帝建平三年（前4），担心皇帝的病不愈，太皇太后诏“复甘泉、汾阴祠，竟复无福”。平帝元始五年（5），大司马王莽等上奏，认为“宜如建始时丞相衡等议，复长安南北郊如故”。他还参照所谓《周礼》的记载，其实加入了自己的诸多理解，而修订了祭礼，将天地祭祀分成合、别两种：《周官》天墬（同“地”）之祀，乐有别有合。其合乐曰：“以六律、六钟、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祀天神，祭墬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乐，奏六歌，而天墬神祇之物皆至。……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墬，其谊一也。天墬合精，夫妇判合。祭天南郊，则以墬配，一体之谊也。……此天墬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别乐曰：“冬日至，于墬上之圜丘奏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乐八变，则墬祇皆出。”天墬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阴阳之别于日冬夏至，其会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墬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阴阳有离合，《易》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阳；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阴。
由此可见，王莽认为圜丘就是南郊，方丘就是北郊。这样便把此前尚未固定的天、地祭坛的地点规范化，终于确立了南、北郊祀制度，为后世中国历代王朝所继承。（一）长安南郊坛
关于长安南郊坛形制，《后汉书·祭祀志》刘昭注所引《黄图》有详细的记载：上帝坛圆八觚，径五丈，高九尺。茅营去坛十步，竹宫径三百步，土营径五百步。神灵坛各于其方面三丈，去茅营二十步，广三十五步。合祀神灵以璧琮。用辟神道八通，广各三十步。竹宫内道广三丈，有阙，各九十一步。坛方三丈，拜位坛亦如之。为周道郊营之外，广九步。营北辰于南门之外，日、月、海东门之外，河北门之外，岱宗西门之外。为周道前望之外，广九步。列望道乃近前望道外，径六十二步。坛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为周道列望之外，径九步。卿望亚列望外，径四十步。坛广三丈，高二尺。为周道卿望之外，径九步。大夫望亚卿望道外，径二十步。坛广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为周道大夫望之外，径九步。士望亚大夫望道外，径十五步。坛广一丈，高一尺。为周道士望之外，径九步。庶望亚士望道外，径九步。坛广五尺，高五寸。为周道庶望之外，径九步。凡天宗上帝宫坛营，径三里，周九里。营三重，通八方。
这段记载中，有多处语句不通、令人费解的地方，恐存在简文脱漏、错乱、讹字等情形。从全文整体意思和末尾总结看，南郊坛是一个多重同心圆结构，由核心和外围两大部分构成。核心部分包括三重坛、三重营、八条登坛通道（神道）、四门，即所谓“营三重，通八方”。三重坛由内向外依次是上帝坛、神灵坛、拜位坛。三重营由内向外依次是茅营、竹营（误为宫字）、土营，分别是由茅草、竹子、夯土所建造的三道围墙。外围部分则由六周道、六重营构成。与甘泉太一坛相比，南郊坛的核心部分保留了三重坛、八条登坛通道的形制，增设了三重营和四门，各重坛全为圆形，最外重坛不再使用方形。南郊坛建于平地，不依托山坡地形，大大改变了景观面貌，一系列新增设施都与此相关。三重坛不再呈阶梯状，除中心坛高九尺，向外的两坛都在平地上，没有了陡坎作为分界线，就只能修建营墙，而且平地空间充足，方便扩展，也就有了南郊坛外围部分的全新设计。
至于南郊坛的具体细节，试调整《后汉书·祭祀志》中部分文字的位置后，略做解释如下：
（1）上帝坛圆八觚，径五丈，高九尺。茅营去坛十步，竹营径三百步，土营径五百步。
第一重坛是上帝坛，为全坛的圆心，平面呈圆形。王莽说：“今称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不再称最高天神为“太一”神，整个坛的坛名也由“太一坛（泰一兆）”改为“泰畤”。“圆八觚”是指圆坛上设有神道八通，此八道如觚上之八棱。由上帝坛向外依次建茅营、竹营、土营三种材质的围墙，构成了南郊坛核心部分的主体框架。（2）神灵坛各于其方面三丈，去茅营二十步，广三十五步。合祀神灵以璧琮。用辟神道八通，广各三十步。拜位坛亦如之。
第二重坛是神灵坛，位于茅营之外，竹营之内。本为五帝坛，由于此时强调五帝的神灵性，而称神灵坛，实际就是五灵坛。王莽在建议兆五帝于长安四郊时，称五帝分别为中央帝黄灵、东方帝太昊青灵、南方炎帝赤灵、西方帝少皞白灵、北方帝颛顼黑灵。五人帝由此变化为五灵帝。坛上所设八条神道与上帝坛是对接的，但宽度大增。第三重坛是拜位坛，位于竹营、土营之间，形制如同神灵坛。（3）竹营内道广三丈，有阙，各九十一步。北辰于南门之外，日、月、海东门之外，河北门之外，岱宗西门之外。
各营墙上，只有竹营设有门阙，应当是南郊坛的四个主门所在。其他营墙上，应有四个方向上的对应通道。南门外北辰，东门外日、月、海，北门外黄河，西门外岱宗诸神，都属于拜位坛上群神的范畴，但位置单列。“北辰”是指北极星，也就是“太一”星。此时，“太一”神改名“皇天上帝”，“太一”星的名字自然也改了。（4）为周道郊营之外，广九步。坛方三丈。营为周道前望之外，广九步。列望道乃近前望道外，径六十二步。坛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为周道列望之外，径九步。卿望亚列望外，径四十步。坛广三丈，高二尺。为周道卿望之外，径九步。大夫望亚卿望道外，径二十步。坛广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为周道大夫望之外，径九步。士望亚大夫望道外，径十五步。坛广一丈，高一尺。为周道士望之外，径九步。庶望亚士望道外，径九步。坛广五尺，高五寸。为周道庶望之外，径九步。
郊营应指土营。土营为南郊坛核心部分的最外一道墙，故以“郊”形容之。土营外又有六周道、六重营，相间而设。紧邻土营外的周道，称为前望道，然后依次向外又有列望道、卿望道、大夫望道、士望道、庶望道。这六圈周道的宽度各不相同，内部各设有不同尺寸的方坛。现存文字只有前望道缺坛，应与前文的“坛方三丈”合为一处，但仍缺坛高的数据。每圈周道的外侧均设一圈营墙，共计六重，厚度相同，皆为九步。因此，现存文字“营北辰”中的“营”与“北辰”不搭，宜移至“为周道前望之外”前。（二）长安北郊坛
关于长安北郊坛形制，上引《黄图》也有详细记载：
后土坛方五丈六尺。茅营去坛十步外，土营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坛去茅营，如上帝五神去营步数，神道四通，广各十步。宫内道广各二丈，有阙。为周道后土宫外，径九步。营岱宗西门之外，河北门之外，海东门之外，径各六十步。坛方二丈，高二尺。为周道前望之外，径六步。列望亚前望道外，径三十六步。坛广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为周道列望之外，径六步。卿望亚列望道外，径三十五步。坛广一丈，高一尺。为周道卿望之外，径六步。大夫望亚卿望道外，径十九步。坛广八尺，高八寸。为周道大夫望之外，径六步。士望亚大夫望道外，径十二步。坛广六尺，高六寸。为周道士望之外，径六步。凡地宗后土宫坛营，方二里，周八里。营再重，道四通。
北郊坛的正式名称为“广畤”，所祭地祇称皇地后祇。全坛平面呈内方外圆结构，由核心和外围两大部分构成。核心部分为方形，包括二重坛、二重营，四条登坛通道（神道），应有四门（文中提及三门，未提南门），即所谓“营再重，道四通”。二重坛由内向外依次是后土坛、五零坛。后土坛上祭地祇。五零坛实际就是五灵坛，其性质与南郊坛的神灵坛相同，当祭五灵帝。二重营由内向外依次是茅营、土营。茅营以内是后土坛，茅营、土营之间是五零坛。外围部分则由五周道、五重营构成，相间而设，呈同心圆状。五周道由内向外依次是前望道、列望道、卿望道、大夫望道、士望道。每圈周道的宽度各不相同，内部各设有不同尺寸的方坛。每圈周道的外侧均设一圈营墙，共计五重，厚度相同，皆为六步。与平面为圆形的汾阴后土坛相比，北郊坛核心部分的形制完全改变了。本段文字的错乱较少，应将“宫内道广各二丈，有阙。为周道后土宫外，径九步。营岱宗西门之外，河北门之外，海东门之外，径各六十步。坛方二丈，高二尺。为周道前望之外，径六步”，调整为“宫内道广各二丈，有阙。岱宗西门之外，河北门之外，海东门之外，径各六十步。为周道后土宫外，径九步。坛方二丈，高二尺。营为周道前望之外，径六步”。可知北郊坛亦可称为“后土宫”，在外宫墙（土营）上应开有四门。紧贴东、西、北三门外，分别祭祀海神、岱宗神、河神。再向外就是外围部分最里面的一圈周道，称为前望道。（三）长安五郊坛
王莽还按《周礼·春官·小宗伯》的记载，在长安近郊修建五郊兆（坛），五帝各有一坛，设立在相应方位。《汉书·郊祀志》曰：
谨案《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兆天墬之别神：中央帝黄灵后土畤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墬兆；东方帝太昊青灵勾芒畤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于东郊兆；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畤及荧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灵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兆；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畤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于北郊兆。
王莽这一做法把天、地神以下的各界诸神以五方帝为核心分为五部，强化了诸神—五帝—天（地）这样一个从低到高的神界秩序。这里的五帝是进一步神灵化的五帝，即黄灵黄帝、青灵太昊、赤灵炎帝、白灵少皞、黑灵颛顼，与南、北郊坛是一致的。长安五郊坛的五帝各自设畤，史书未载其祭坛的形制。从五帝所领皆为天界诸神看，其地位无疑被定性为天界上神，则其祭坛当采用祭天坛的圆形形制。另外，五帝所领诸天神都单独设庙、宫，不挤在五帝畤中，则五帝祭坛应为一重坛。各坛上只有对应的五帝之一，没有群神。王莽篡位后，更加重视神灵祭祀，“遂崇鬼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这种氛围之下，他所主导建立的长安郊坛自然沿用到新莽时期不会变化。
东汉光武帝刘秀建都洛阳城后，采元始中故事，亦在都城郊区设南郊、北郊、五郊坛。郊坛形制和祭祀礼仪得到进一步增删完善，达到成熟状态。（一）洛阳南郊坛
建武二年（26），光武帝参照鄗坛及元始中长安南郊坛，在都城洛阳城南七里处修建了洛阳南郊坛。关于其情况，《后汉书·祭祀志》曰：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洛）阳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为壝，重营皆紫，以像紫宫；有四通道以为门。日月在中营内南道，日在东，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别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中营四门，门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营四门，门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营内乡。中营四门，门封神四，外营四门，门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营即壝也。封，封土筑也。背中营神，五星也，及中官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属也。背外营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农、风伯、雨师、四海、四渎、名山、大川之属也。
洛阳南郊坛遗址至今尚未被发现，推测应在都城正门平城门以南七里之内的地方，即明堂遗址南面、今东大郊村和西大郊村以南的相公庄附近。与长安南郊坛相比，洛阳南郊坛不再设外围的多重周道、营墙，只保留核心部分。其平面呈多重同心圆状，按文献所载貌似为二重坛、一重壝、二重营、八陛、四门，相比西汉减少了一重坛、一重营，其实不然。长安南郊坛除了一重中心坛之外，还将内、中营之间和中、外营之间的区域称作坛，是为三重坛。而洛阳南郊坛将中心坛增为二重，不再将内、中营之间和中、外营之间的平地称作坛，但仍摆列诸神进行祭祀，所以洛阳南郊坛名为二重坛，实为四重坛。在营墙的设置上，也仍保持三重营，只是最靠内的一重营建成矮墙，改名为“壝”，所以三重营可称为内壝、中营、外营。八条登坛通道，汉武帝时名为“鬼道”，汉成帝时称为“神道”，此时则定名为“陛”。
中心坛为内外二重，内坛上祭天、地之神，即皇天上帝、后土神祇2位神；外坛上则祭五帝5位神。内坛上八陛，每陛旁各祭58位神，合计464位神；外坛上五帝旁各有72位神，合计360位神。中心坛总计祭神831位。在南郊坛上合祭天地，西汉时只在皇帝正月亲祭时才这么做。东汉建武二年把天、地都放在南郊坛祭祀，是因为当时尚未设立北郊坛。五帝名称恢复，去掉了神灵之名，不再称五灵。内壝与中营之间的区域，包括三组神：其一是单独指定的位置，共3位神。日、月在中营内南道两侧，日在东，月在西；北斗在中营内北道之西。这种做法在长安南郊坛已经开始。其二是门神，中营四门，每门4位神，合计16位神。其三是所谓“背中营”内向者，包括五星、中官宿、五官神、五岳等，分布在中营四门附近，每门各有54位神，合计216位神。这个区域内总计有235位神。中营与外营之间的区域，包括两组神：其一是门神，外营四门，每门4位神，合计16位神。其二是所谓“背外营”内向者，有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农、风伯、雨师、四海、四渎、名山、大川等，分布在外营四门附近，每门各有108位神，合计432位神。这个区域内总计有448位神。可以说，洛阳南郊坛对天地、五帝及群神的祭祀，无论是数量的庞大性，还是摆位的多样性，都是空前的。祭神总数达到1514位，群神摆位尤其重视陛、道、门这些必经位置，使祭祀者在通行过程中，随时可祭神拜神。建武十二年（36）陇蜀平后，洛阳南郊坛的祭祀礼仪进一步完备。“乃增广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坛上，西面北上。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用犊一头，白帝、黑帝共用犊一头，凡用犊六头。日、月、北斗共用牛一头，四营群神共用牛四头，凡用牛五头。凡乐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及《云翘》《育命》舞。中营四门，门用席十八枚，外营四门，门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无陛郭醊。既送神，燎俎实于坛南巳地。”此时，坛的形制没有变化，变化之处有二：一是以祖先配天地，将汉高祖配食到中心坛的内坛（中坛）上，位于东侧，面朝西。二是充实了祭祀礼仪，增加了用犊、用牛、乐舞、用席、燎俎实等新规定。（二）洛阳北郊坛
北郊坛比南郊坛晚修了30年。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56），“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关于其情况，《后汉书·祭祀志》曰：北郊在雒（洛）阳城北四里，为方坛四陛。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别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坛上，地理群神从食，皆在坛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岳在未，四岳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营内。海在东；四渎：河西，济北，淮东，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营内。四陛醊及中外营门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犊各一头，五岳共牛一头，海、四渎共牛一头，群神共二头。奏乐亦如南郊。既送神，瘗俎实于坛北。
文中“三十三年”，即建武中元二年（57）。前一年洛阳北郊坛建成，本年正月正式启用，“别祀地祇”。自此，南郊坛上当不再一律天地合祀，而可能恢复到西汉末年天地合祀、别祀各有时间、地点的做法。洛阳北郊坛也像南郊坛一样，废除了长安北郊坛那样的外围设施，只保留核心部分。核心部分为同心方形，按文献所载貌似为一重坛、二重营，四陛，当为四门，比西汉减少了坛数。实际上因为东汉改变了西汉计算坛数的标准，不再把中心坛下的平地称为坛，即便这些平地上仍摆列诸神进行祭祀。如按照西汉的标准，洛阳北郊坛实是三重坛。营墙数量也可能是三重营，既然有“中营”之说，则不仅有“外营”，也应如南郊坛那样有“内壝”。
按西汉标准，洛阳北郊坛三重坛分别为：第一重是中心的单层方坛，其上祭祀地祇，配食高皇后（薄太后）。第二重是内壝至中营之间，祭祀五岳。五岳摆放方位和五帝相同，是与洛阳南郊坛的五帝位相对应的。第三重是中营至外营之间，祭祀海、四渎和其他山川，各有其方位。另外，与南郊坛一样，北郊坛在四陛旁设有神位，在中营四门、外营四门均设有门神。祭祀礼仪方面，用犊、用牛、奏乐、瘗俎实皆可与南郊坛相应，唯缺舞蹈、用席。经勘探，洛阳北郊坛遗址位于东汉洛阳城北面3至4里的隆起之地，即平乐镇上屯村东北一带，周围有夯土围墙，平面为长方形，东西约350米，南北约500米，内有夯土建筑基址。（三）洛阳五郊坛
永平二年（59），汉明帝建五郊坛，“始迎气于五郊”。《后汉书·祭祀志》曰：“迎时气，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礼谶》及《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阳四方。中兆在未，坛皆三尺，阶无等。”五郊坛平面为圆形，三尺作为其直径显然是不够的，应该指其高度。台阶无等级差别，则为一重坛，与长安五郊坛一致。
东汉末年，郑玄遍注诸经，以《周礼》为经，统辖三礼，使三礼学成为统一的整体，并成为汉末魏初的官方经学。至曹魏中期，王肃遍注群经，也形成一套新的经学体系，与郑玄经学展开论战。在司马氏的支持下，王肃的经书注释多立于西晋学官，从而压倒郑学。“郑王之争”对魏晋王朝如何选择郊祀制度的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周礼》只言“圜丘”而不及“郊”，《礼记》只言“郊”而未具“圜丘”。在郑玄之前，人们基本上认为“圜丘”“南郊”是一回事，司马迁、王莽均是如此。但是郑玄在统合三礼的过程中，为弥合《周礼》和《礼记》记载的不同，而形成丘、郊不同的看法，提出“此禘，谓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昊天上帝”或“皇天上帝”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名词，是一个五帝之上的上帝，但郑玄把“皇天”释作北辰耀魄宝，把“上帝”释作太微五帝，把这个名词腰斩了。郑玄把一个神分成两组神，就可以自圆其说解释“圜丘”与“南郊”是不相同的了。郑玄以五帝属天，故称五帝为“五天帝”，与“昊天”一起合为“六天”。由此郑玄还结合纬书引出了“感生帝”的概念，太微五帝就是五方感生帝。《礼记·大传》郑玄注曰：“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苍则灵威仰，赤则赤熛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盖特尊焉。”此外，郑玄还创造性地在五天帝与五人帝之间建立连接，于是五人帝成为五天帝的配食者。郑注《周礼·小宗伯》云：“五帝，苍曰灵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纪，颛顼食焉。黄帝亦于南郊。”王肃反对郑玄的看法，认为郊丘同一，异名同实。他分析说：“知郊则圆（圜）丘，圆丘则郊，所在言之则谓之郊，所祭言之则谓之圆丘。于郊筑泰坛象圆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于泰坛’，则圆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礼》云：‘冬至祭天于圆丘’。知圆丘与郊是一也。”“郊则圜丘，圜丘则郊，犹王城之内与京师，异名而同处。”王肃完全反对郑玄关于禘、郊的解释，认为郊就是于圜丘祭天之礼，而禘则是宗庙祭祀。“按《尔雅》云：‘禘，大祭也’，‘绎，又祭也’，皆祭宗庙之名。则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圆（圜）丘及郊也。”王肃还否定郑玄的“六天说”，认为五帝为五人帝，皆为黄帝之子孙，而非上天之五天帝，唯昊天上帝能称天。“五帝皆黄帝之子孙，各改号代变，而以五行为次焉。何大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郑玄云：‘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又天惟一而已，何得有六？……五帝可得称天佐，不得称上天。”曹魏景初元年（237），明帝将洛阳南的委粟山营造成圜丘（圆丘），随后进行了祭祀，说明曹魏的郊祀制度当订立于此时。其设计思想采纳了郑玄的学说，实施郊、丘分立，既有南、北郊，又有圜丘（圆丘）、方丘。这是郊祀制度成熟后所发生的一次重大的结构性变革。《宋书·礼志》记载相关情况曰：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圆丘。诏曰：“盖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彰神明；尊祀世统，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则禘郊祖宗之制备也。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神祇兆位，多不经见，并以兴废无常，一彼一此，四百余年，废无禘礼。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圆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圆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圆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
魏明帝确立的这套制度中，圜丘（圆丘）、方丘的祭礼是优先于南郊（天郊）、北郊（地郊）的，即所谓“禘重于郊”。圜丘祭祀中，引入了秦汉郊祀不用的“禘”礼，引入始祖配天。曹魏圜丘、方丘、南郊、北郊的具体形制，史书均未记载。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对万安山主峰北麓当地称为“禹宿谷堆”的独立小山包踏查，基本认定其与记载的委粟山圜丘有关。“禹宿谷堆”形为自然尖锥状，平面略呈圆形，直径约570米，海拔300至371米，形如粟堆。方丘的位置和特征不详。南、北郊应继续沿用东汉的建筑设施，“是时二汉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损益可知也”。
曹魏正始十年（249）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全面掌控了朝政。王肃作为司马懿的亲家，提出“并圜丘方泽于南北郊”的建议，“宣帝所用王肃议也”。但史书也同时记载，“自正始以后，终魏世，不复郊祀”。可能王肃的建议曾被司马懿短暂采用过，但引起信奉“郑学”者与王肃一派的激烈争辩。郑学的政治后台是魏帝，“郑王之争”实际是曹氏与司马氏之争的一个表象。因时机未到，司马氏尚不愿与魏帝提前关系破裂，况且郊祀也需要魏帝的出面和配合，就没有强行推进王肃的建议，而采取了停止郊祀活动的折中做法，丘、郊皆不祭。西晋代魏后，晋武帝准备恢复郊祀，有关部门提出暂时按魏礼进行，也就是全按郑玄之说，丘、郊分立祭祀，但晋武帝并不满意。泰始二年（266）正月，诏曰：“有司前奏郊祀权用魏礼。朕不虑改作之难，今便为永制。众议纷互，遂不时定，不得以时供飨神祀，配以祖考，日夕叹企，贬食忘安。其便郊祀。”于是，大臣们很快又于当月提出了融合郑、王两说的补充建议，既采纳郑学的五帝为天神之说，又将五帝与昊天视作同一神而非“六天”，以便貌似王肃的“一天”说，但实质上是不同的，仍然偏向郑说，即所谓群臣又议：“五帝，即天也，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北郊又除先后配祀。”晋武帝同意了群臣对“五帝”的新解释，但在郊丘分合上并未让步，仍不同意郑说。又过了数月，到泰始二年十一月，有关部门终于提出合并郊丘，取消圜丘、方丘的建议，全面采用王肃的主张，才获得晋武帝的批准，并迅速地亲祭南郊。“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议奏：‘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圜丘方泽于南北郊，更修治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祠圆丘于南郊。自是后，圆丘方泽不别立至今矣。”在晋武帝的坚持下，经过群臣的三次奏议，才完成了西晋郊祀制度从郑玄说到王肃说的转变。南、北郊在这次变革中，重新恢复了原来的地位，得以修缮一新，形制大体如同东汉曹魏，主要改动之处是中心坛外坛上的五帝之位。由于群臣对“五帝”的新解释，南郊坛外坛上的五帝位被撤除，五郊坛的五精帝都改名为昊天上帝，则南郊坛、五帝坛所祭都是昊天上帝。泰始二年十一月郊丘合并后，在对南郊坛进行重修的过程中，有可能撤除了空置的外坛。至太康十年（289），又“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这时外坛已无，五帝只能摆在中心坛下、内壝之内可能原属外坛的平地之上。北魏后来继承了这种中心坛无外坛的做法，可作为印证。北魏道武帝迁都平城后，除了按照鲜卑习俗进行西郊祭天，还恢复了曹魏曾施行的郊丘分立制度，南郊、北郊、圜（圆）丘、方泽并立，试图将鲜卑文化与中原礼制文化融合在一起。关于平城南郊坛的形制，《魏书·礼志》曰：“（天兴）二年正月，帝亲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为坛通四陛，为壝埒三重。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坛内壝内，四帝各于其方，一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禄、司民在中壝内，各因其方。其余从食者合一千余神，餟在外壝内。”可知平城南郊坛为圆坛，中心坛之外有内、中、外三重壝墙，共四重同心圆结构。第一重为中心坛，仅一层，通有四陛，坛上祭祀天帝和配祀的神元帝。第二重为内壝之内，在中心坛下平地按方位摆放五精帝。第三重为内、中壝之间，祭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等神。第四重为中、外壝之间，祭祀从食者一千余神。可见，北魏平城南郊坛就是在模仿东汉魏晋洛阳城的南郊坛，有四重结构。不同之处是东汉曹魏的中心坛为内、外二重，西晋则撤除了原摆五帝位的外坛，使中心坛只为一重，五帝位恢复后，只能设于中心坛与内壝之间的平地上，而北魏学习了后者。通过对汉晋时郊祀祭坛形制的梳理，可以看到祭天坛平面以圆形为主，祭地坛平面以方形为主。这是为后人所熟知的形制，但在形成过程中，并非一开始就被确定下来，而是存在着波动，出现过其他形制。天、地祭坛的构成要素主要是重坛、陛道（鬼道）、营墙、门四种，有的还在外围设周道、营墙、方坛等。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壕，但限于资料不充分，尚不能确定壕是不是祭坛的必要元素之一。从形制要素的变化情况看（表1、表2），汉晋时期天、地祭坛的演变可分为四个阶段：表1 汉晋时期祭天坛的形制![]()
表2 汉晋时期祭地坛的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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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形成期，秦代至西汉元帝期。
天、地祭坛并非同步出现。祭天坛更具重要性，优先于祭地坛的发展。形制大致清楚的祭天坛，包括秦汉雍畤、薄忌太一坛、甘泉太一坛等，整坛的平面形状有圆形、上圆下方两种，重坛的层数有5、1、3三种，陛道的数量有0、8两种，形制尚未确定。普遍不设营墙和门。祭地坛后出现，汉武帝时才有了与甘泉太一坛相匹配的汾阴后土坛，为五重圆坛，似乎没有设陛道（鬼道）、营墙和门。这是一种没有被后世所继承的形制，属于创设阶段的一种试验。这一阶段的一开始，汉高祖对祭天并不是特别重视，虽然继承了秦代的雍畤祭天，增设了北畤，但由于路途遥远，并不亲祭。汉文帝提高了重视程度，要亲自祭天，但以长安近郊的渭阳五帝庙、长门五帝坛替代远途的雍畤。汉武帝不仅在近郊新设薄忌太一坛祭天，还不辞辛劳、屡屡跑到雍畤去祭天，最后发展出甘泉太一坛祭天、汾阴后土坛祭地的组合形式，重视程度是空前的。随着西汉几代皇帝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天、地祭坛的形制和礼仪得到持续完善，郊祀制度的基本框架搭建起来了，但地点不在都城近郊。相比前一阶段以皇帝意志为导向，这一阶段祭坛形制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是宰辅大臣，代表者先有匡衡，后有王莽。在他们的主张和设计之下，虽经反复，但终于完成了远在外地的天、地祭坛迁建长安城郊的过程，从而定型和命名为南、北郊。长安城南、北郊坛的形制比较繁复，都分为核心和外围两部分。南郊坛整体平面呈同心圆形，核心部分由3层重坛、8条陛道、3重营墙、每重营墙4门构成，外围部分由6圈周道、6重营墙、6座方坛构成。南郊坛重坛数定为3层，应是延续了甘泉太一坛的做法。北郊坛的形制与南郊坛是相对应、相匹配的，整体平面呈内方外圆形。核心部分为方形，由2层重坛、4条陛道、2重营墙、每重营墙4门构成；外围部分为同心圆形，由5圈周道、5重营墙、5座方坛构成。从相应的形制数据就可以看到，南郊坛比北郊坛更复杂、地位也更重要。按照王莽提出的祭祀方案，每年孟春正月上辛日，皇帝要亲临南郊合祀天地，以高帝、高后配；冬至日南郊祭天，夏至日北郊祭地，这两日因天、地分祭，皇帝则不亲祭。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在洛阳城郊首先兴建了南郊坛，30年后才修建了北郊坛。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北郊坛不存在，南郊坛承担着天、地合祭的重任。东汉对南郊坛的形制进行了改进，礼仪安排也更加细致，相比西汉南郊坛更为成熟了。南郊坛整体平面呈同心圆形，由4层重坛、8条陛道、3重营墙、每重营墙4门构成。北郊坛是在南郊坛制度完善后修建的，保持了对应的成熟度。其整体平面呈同心方形，由3层重坛、4条陛道、3重营墙、每重营墙4门构成。东汉天地祭坛的成熟性表现在制度有增有减，突出了中心坛的地位和祭祀礼仪的标准化。其一，减掉了祭坛的外围部分，使中心坛不再被过度地重重包围和遮挡，影响观瞻；将中心坛由西汉的一层增为两层，增加了高度，突出了中心坛的高大；将紧贴中心坛的高墙“营”降低为矮墙“壝”，可避免在近处遮挡中心坛下层的外坛。这一系列操作下来，中心坛成为全坛最显眼、最核心的位置，其重要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强调。其二，群神数量众多，但层级清晰，按天地—五帝—群神的等级高低顺序由内向外排列；群神的摆位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集中在陛、道、门这些必经位置的附近，大大方便了祭祀活动的流程安排。其三，祭祀礼仪标准化，用犊、用牛、乐舞、用席等都有明确的使用对象和相应数量。这一阶段的变革不是发生在南、北郊坛的内部形制上，而是在外部的整体结构上。汉末郑玄解经，对三礼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郊丘是不同的，于是曹魏明帝采纳其观点，在南郊、北郊之外，又增设圆丘（圜丘）、方丘（方泽），形成了新的天、地祭坛体系。这套体系中，圆丘、方丘的地位要高于南郊、北郊，南郊、北郊也改名为天郊、地郊。但司马氏支持王肃反驳郑说，所以这套制度的施行时间并不长，曹魏中后期就陷入了未废而停的状态。西晋建立后，在武帝的坚持下，最终归并圆丘、方泽于南、北郊，恢复到东汉时的体系。关于圆丘、方丘的形制，文献记载不详，考古也未发掘，因此难以展开讨论。南郊、北郊基本延续了东汉时的形制。小的变化发生在晋武帝泰始二年除五帝位、重修南郊坛之时，可能造成中心坛的外坛被撤。后来虽恢复了五帝位，但外坛没有重建。因此，西晋南郊坛在取消五帝位、撤除外坛时，一度变成3重结构，比东汉少了一重；恢复五帝位后，虽然没有外坛了，但从神灵摆位的层次看，可视作仍有4重结构。![]()
